大学语文作业 - 李杜对比

李白杜甫诗歌对比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欢探讨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思想上，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时候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风格上，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擅长的体裁上，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二、李白、杜甫诗歌语言上的比较分析

李白诗歌语言具有清新、豪放、自然明快而又精美高华的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5]杜甫更注意在锤字、炼句上下功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歌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凝练的，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与他天性开朗，喜欢明丽的色调，不喜欢灰暗色有一定的联系。他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喜欢，最感亲切的东西是月亮，如《月下独酌》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的形象在李白诗中反复出现。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李白并且很注意学习民歌的语言和当时的口语，如《长干行》显然是受了《孔雀东南飞》、《西洲曲》的影响。《江夏行》则带有南朝民歌“西曲”的情调。“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横江词》）“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在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妾簿命》）“一回一叫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宣城见杜鹃花》）都运用了生动的口语，而饶有民歌的风味。

杜甫的诗歌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义。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再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非“垂”不足以见平野之阔，非“涌”不足以之奔流。又如：“风急天高云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彭衙行》）“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这些句子无不苍老遒劲、凝练沉着，与李白的单调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

“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诗单纯到一句一意或两句一意，在杜甫的诗歌里很难找到的。

三、李白杜甫乐府诗之比较

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

诗体上，李白有五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白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

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都写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歌,堪称乐府大家。李白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拟古乐府，杜甫则更擅长创制新题乐府。在乐府诗里，李白擅长主观述怀，杜甫擅长客观写实。尚虚与尚

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同时也使得他们的乐府诗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和风格。

以李白的乐府诗《远别离》和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为例，分析他们在各自诗中表现出来的“虚”和“实”。

李白的《远别离》一诗，实际上是影射当时的时事，是确有所指的，即借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忧虑君主有“龙为鱼”之患，权奸小人有“鼠变虎”之虞，但诗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为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诗歌表面写虚，但却处处虚中有实，即“以虚写实”。

杜甫的《丽人行》一诗，也是写当时的时事，即讽刺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但他并没有像李白一样隐约其辞，而是对一个生活片段进行了严格的写实，几乎不用任何比兴手法。不论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还是写她们的饮食之精，都是客观冷静的白描，不动用任何手法拐弯抹角，而讥讽之意呈现无遗一。尽管用一句隐语“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含蓄地揭露杨国忠的丑恶行为，但丝毫不能左右全诗的写实情境。和李白的“以虚写实”不同，杜甫是“以实写实”。

李白诗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现实针对性较弱；杜甫诗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

李白的乐府诗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难去对应当时的历史现实，这和杜甫乐府诗“诗史”的面目截然不同。他的这些所谓的感事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怀的居多，写实的甚少。有时即便写实，

在旨意上也往往显得迷离惝恍。最典型的如《远别离》，借舜妃娥皇女皇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尧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苍梧之野”这样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来暗喻可能上演的篡位夺权之悲剧。这样，一场政治危局被诗化为一种迷离恍惚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又浸染了凝重的绵绵哀愁，使诗在情调上显得更为哀郁。有的反映时事的乐府诗，也写得隐隐约约，像《上留田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的《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同情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的拖船，万仞享凿磐石的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的手法来写蜀道的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乐府诗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别’。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的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李白的写虚与杜甫的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诗“飘逸”，杜诗“沉郁”；李诗“惝恍莫测”，杜诗“恳恻如见”。

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

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

李白秉承了中国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传统，并为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杜甫则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事实上，后世的许多现实主义文学流派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杜甫为老师，在现实主义这条道路上进行着更深更广的探索。正如韩愈在《调张籍》中所说：“李杜文章在，火焰万丈长。”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创造出更新更美的文章。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j80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