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天津事业单位考试—申论热点：法治与德治

2014天津事业单位考试—申论热点：法治与德治

2014天津事业单位考试—申论热点：法治与德治

事业单位考试：在谈“法治与德治”这个话题之前中公教育专家梁凯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以免大家存在疑惑记混淆。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价值;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人民主权。法制更偏重于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强调“以法治国”的制度、程序及其运行机制本身，它所关注的焦点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形式意义的法治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由此可见，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但另一方面，仅仅强调法律的形式化方面，还并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的法治)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法治是法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法治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以法治国，而法制则是规章制度层面的以法治国。

接下来我们再具体阐述“法治与德治”这个话题。法治即法的统治，是指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权威地位，并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即法的统治。它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并且关切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目标。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儒家提倡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德治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同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德与法”这个话题近两年一直广受人们关注。从最近的“常回家看看入法”，到“公交让座拟立法”，再到“救助人权益保护法规出台”，以及“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使我们对“德与法”这个话题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常回家看看入法

2013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新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人。禁止对老人实施家庭暴力。该法同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子女赡养老人是中国人的传统与责任，而“常回家看看”给老人以精神方面的关爱与照顾，更是无法逃避的道德义务，能将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人子女，孝敬父母本来就是义务和本分。无论我们多忙多累，无论有着多么崇高或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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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都不应该忘记在家守望的父母。子女“常回家看看”的入“法”更多体现的是政府对于大量“空巢家庭”所提出的一种指引与导向，无需为其欢呼，更无需用量化的眼光去挑剔。这一做法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又避免了老年人长期受到冷落，使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馨，实在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可贵之举。

要想通过“常回家看看”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政府需用“立法”和“教化”两个轮子推动青年人进入“孝顺”的轨道。除了严格监督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真正实现老有所乐。如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让子女能够回得了家;增加老年人社区活动中心;完善社会养老体系等。此外，在用法治制约的基础上，多注重对青年人孝道和孝心的教化，如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的开展和落实，使得“常回家看看”成为发自内心的自愿行为。

公交让座拟立法

邢台女子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并打人、西安女孩公交拒让座遭老汉殴打、老汉要求女孩让座被拒后坐对方身上 诸如此类的现象频频出现，近年来关于“让座”而引发的争议不断。

早前，郑州审议通过《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其中就拟规定，公交车乘客应主动让座位给老人、孕妇等，若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拒绝其继续乘车，并对拒不让座者罚款50元。

近日，《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炉，这是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规定：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尊老爱幼，在公交车上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和涵养。在公共汽车上给特殊群体让座，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关于“让座”而引发的争议不断。然而,通过立法来规范让座这一美德，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提倡居民文明出行，但是不论是罚款还是拒载，都是用法律管道德问题的体现,不仅有违契约，也难有操作性。

社会道德的养成，首先要靠自律，还需要借助社会舆论、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外力的引导与激励，立法应是末位的选择。因此，营造良好的“让座”氛围，关键还是在于德育，不仅需要提升市民的让座之德，还应该在公交车上宣传感恩之情。如北京市在“让座日”推出首批“文明乘车，快乐让座”公交示范线路，倡导文明乘车的氛围。维持社会的和谐有序，需要法律与道德这两个车轮协同合作，二者应当各司其职、相互促进，切不可让道德给法律“让座”成为常态。只有相信道德的力量，才能让点滴德育汇成江海。

救助人权益保护法规出台

四川达州市小孩扶起摔倒太婆反被讹诈;长沙鱼贩王培军扶起老太被反复索赔，最终无力赔偿服毒自杀;皋市司机扶老人被讹，后因大巴监控澄清事实;被扶汕头老人讹两名高三学

2014天津事业单位考试—申论热点：法治与德治

生 近些年来，“扶人者反被诬陷为撞人者”的事件比比皆是，使得“做好人怕有后顾之忧”的风气蔓延开来。

2013年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出台，该法规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旨在保护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将为好人好事行为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担责。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救助行为理应得到赞扬和支持。然而，由于缺少保护助人行为的专门法规，助人者反遭被救助者误解甚至讹诈的事情时有发生，南京“彭宇案”等有争议的判罚案例加剧了“好人自危”的现象，而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引发了全民关于道德滑坡的大讨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圳制定出台了《保护规定》。这一规定的制定和实施旨在鼓励和保障助人行为，阻止“见义不为”等冷漠行为的蔓延，防止“恩将仇报”的不当索赔，催生社会文明。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对被救助者诬告添加举证“门槛”，又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者的行为进行法律的惩罚，有利于进一步健全见义勇为和利他行为的保障机制，提供给人们更多向好、向善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保护规定》出台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助人的道德尴尬。除了法官判案的自身问题外，“诬陷好人”还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时部分老人在受伤后“诬陷”救助人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受其精神和生理状态影响，老年人在受到突然刺激后，容易发生遗忘，并产生出固执虚假记忆。此外，“证人保护”也是在规定出台后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尚无单独的证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因此，切实落实证人保护需要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并在制度层面加以完善。

公交让座拟立法

邢台女子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并打人、西安女孩公交拒让座遭老汉殴打、老汉要求女孩让座被拒后坐对方身上 诸如此类的现象频频出现，近年来关于“让座”而引发的争议不断。

早前，郑州审议通过《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其中就拟规定，公交车乘客应主动让座位给老人、孕妇等，若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拒绝其继续乘车，并对拒不让座者罚款50元。

近日，《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炉，这是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规定：拒绝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

尊老爱幼，在公交车上给老人、孩子、孕妇让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和涵养。在公共汽车上给特殊群体让座，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关于“让座”而引发的争议不断。然而,通过立法来规范让座这一美德，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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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倡居民文明出行，但是不论是罚款还是拒载，都是用法律管道德问题的体现,不仅有违契约，也难有操作性。

社会道德的养成，首先要靠自律，还需要借助社会舆论、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外力的引导与激励，立法应是末位的选择。因此，营造良好的“让座”氛围，关键还是在于德育，不仅需要提升市民的让座之德，还应该在公交车上宣传感恩之情。如北京市在“让座日”推出首批“文明乘车，快乐让座”公交示范线路，倡导文明乘车的氛围。维持社会的和谐有序，需要法律与道德这两个车轮协同合作，二者应当各司其职、相互促进，切不可让道德给法律“让座”成为常态。只有相信道德的力量，才能让点滴德育汇成江海。

救助人权益保护法规出台

四川达州市小孩扶起摔倒太婆反被讹诈;长沙鱼贩王培军扶起老太被反复索赔，最终无力赔偿服毒自杀;皋市司机扶老人被讹，后因大巴监控澄清事实;被扶汕头老人讹两名高三学生 近些年来，“扶人者反被诬陷为撞人者”的事件比比皆是，使得“做好人怕有后顾之忧”的风气蔓延开来。

2013年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出台，该法规是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门立法，旨在保护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弘扬社会正气，将为好人好事行为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救助人将担责。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救助行为理应得到赞扬和支持。然而，由于缺少保护助人行为的专门法规，助人者反遭被救助者误解甚至讹诈的事情时有发生，南京“彭宇案”等有争议的判罚案例加剧了“好人自危”的现象，而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引发了全民关于道德滑坡的大讨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深圳制定出台了《保护规定》。这一规定的制定和实施旨在鼓励和保障助人行为，阻止“见义不为”等冷漠行为的蔓延，防止“恩将仇报”的不当索赔，催生社会文明。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对被救助者诬告添加举证“门槛”，又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者的行为进行法律的惩罚，有利于进一步健全见义勇为和利他行为的保障机制，提供给人们更多向好、向善的信心和勇气。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保护规定》出台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助人的道德尴尬。除了法官判案的自身问题外，“诬陷好人”还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时部分老人在受伤后“诬陷”救助人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受其精神和生理状态影响，老年人在受到突然刺激后，容易发生遗忘，并产生出固执虚假记忆。此外，“证人保护”也是在规定出台后需迫切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尚无单独的证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因此，切实落实证人保护需要有关部门相互协调，并在制度层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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