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

“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双月刊

总第１４７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６．２００４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ｅｒｉａｌ№．１４７

论“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

杨云彦　秦尊文１２

（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６０；２．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化加深的进程中，在国际分工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部地区被逐步“边缘化”。随着“中部崛起”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推进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中部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武汉在中部地区发挥着龙头作用，在武汉城市经济圈中居于核心地位，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分析了中部地区边缘化的状况以及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边缘化；中部崛起；武汉；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２３０（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０３－０６

一、中部地区“边缘化”的现实

近年来，在全球化加深的进程中，在国际分工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部地区制造业出现比较明显的衰退，就业总量萎缩，生产要素外流，经济地位下降，内部经济联系和市场覆盖面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和就业压力突出，从多种因素看，中部地区已呈现明显的“问题区域（ｐｒｏｂｌ特征，有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面对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以及ｅｍｒｅｇｉｏｎ）”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这一全方位的迅速发展态势，中部地区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中部地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以武汉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曾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封闭发展的条件下，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的显现，其在地区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逐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地区发展战略上实行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沿海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超越了中部地区面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不断扩展，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这些地区正在以一种反梯度模式进行着其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杨云彦（１９６３—），男，湖北天门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导；

秦尊文（１９６１—），男，湖北荆门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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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再工业化”过程，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导致中部地区出现制造业衰退和就业萎缩的趋势，这是全球化效应在地区关系中的具体反映。

当然，中部地区的问题，并不简单就是全球化效应的结果。内需的不足，使得湖北面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机制、观念的僵化，妨碍了改革的动力和创新的想象力以及中部地区的发展。政策的“洼地效应”，也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导向机制和宏观环境。以武汉为例，近２０年来，它在全国城市的排位逐渐后移，经济实力由全国第４位到现在被远远地挤出前１０名，甚至落后沿海一些非省会、非特区城市。在１９８５年以前武汉市绝大部分经济指标都超过广州，但到２００２年武汉市ＧＤＰ、财政收入、居民储蓄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只相当于广州的１／２、１／３、１／３和１／２。

中心城市功能，主要是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聚集效应是区域经济学研究城市发展中功能演化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它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指与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相联系的内部和外部经济；二是指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向城市空间集聚和彼此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武汉作为中心城市首先要发挥集聚效应，使中心城市强大起来。

城市集聚功能主要是通过需求集聚效应、生产（供给）集聚效应和社会集聚效应来实现的。对武汉市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武汉市集聚效应在改革开放后，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１９９３年起开始下降，又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最高点，随后１９９７年下降，１９９８年上升一定幅度后，又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１年略有回升。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武汉市虽是中心城市，但随着计划单列城市取消以后，地位与权限的矛盾极大地制约了自身的发展及在长江流域经济中的作用。特别就目前来看，长江流域经济区政策倾斜不平衡，表现“两头热，中间冷”，下游地区有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的启动，上游设有重庆直辖市；而中游地区则缺乏有力度的相关政策。更重要的是武汉市城市中心功能不强，对周边地区的吸引有限。数据和模型都表明武汉市工业企业规模效应、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相互协作以及产业链的衔接与工业比较优势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１．武汉市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应有的提高。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沿江城市中，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而言，武汉市政府的财政能力不仅处于弱势，而且差距不断拉大。在多数城市的人均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武汉市的人均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却由１９８８年的７７９．３元降为１９９５年的５９０．５０元，年均下降３．９％，名次也由１９８８年的第８名降为１９９５年的第１４名。１９９９年，武汉市的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虽增加到８２２元，在１９个城市中的名次却下降到第１８名，是仅有的３个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的城市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排在第１５位，与排在前１０名的城市相差６～４１个百分点。

２．与ＧＤＰ的大幅度增长相伴随的是，武汉市的工业化水平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在这期间武汉市第一产业发展很快，而产业结构提升速度很慢，产业结构很不合理。１９９４年，武汉市非农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８８年的第９位下降到第１２位，为９６．３４％，分别比居前３位的北京、上海和南京低３个、２．５个和２个百分点。在５个沿江城市中，武汉仍居最后一位，比居第４位的重庆低１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多数城市的工业化水平都较１９９４年有所提高，而武汉的非农产值比重却进一步下降到９２．８０％，比１９９４年下降了３．５４个百分点，在１９个城市中的位次也降为第１８名。

二、武汉城市经济圈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

在国际上，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已觉得势单力薄，纷纷建立大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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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都市连绵带。武汉要在区域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打破单兵突进的思路，走与周边城市联合发展城市经济圈的道路。因为城市经济圈的整体发展使单个城市的发展更加完善，城市经济圈能够克服单个城市在资源、市场容量等方面的不足，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调整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增长。湖北省为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遏制边缘化趋势，近年全力推行武汉城市经济圈战略。武汉城市经济圈，在现阶段主要指武汉市和周边１００公里范围的８个城市（鄂州、黄石、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市）共同构成的华中城市圈。这９个城市面积占湖北省的３１．１％，２００３年人口占全省的５１．０５％，ＧＤＰ占５８．３８％，财政收入占５５．１１％，固定资产投资占５８．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６６％，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武汉城市经济圈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

１．“中部崛起”由地方战略逐渐上升到国家决策层次

早在１９８８年，在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就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近年来，有关中部发展的战略思路很多，特别是２００４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早日崛起”的目标，“中部崛起”重新成为各方关注的发展战略。从发展趋势来看，继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战略之后，“中部崛起”必将提升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战略。

中部欲崛起，必先城市崛起；城市欲崛起，武汉必率先崛起。武汉在中部地区发挥着龙头作用，在武汉城市经济圈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中部崛起”逐步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武汉及武汉城市经济圈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２．宏观经济背景将使中部地区特别是武汉的优势得到凸显

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在２０世纪末全国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在空间布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发展比较均衡，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缩小，城镇人口比重超过５０％，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广大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将进一步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促进中部早日崛起。毫无疑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我国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得到更大程度的调整，其中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必将实现有效的缩小。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以及增长方式的变化，将为中部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３．政策因素将最终让位于“看不见的手”

从经济增长方式看，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我国扩大出口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和困难，出口总体竞争力不强也制约着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将越来越小，“三驾马车”之一的外需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特别是有关人民币是否需要贬值的争论，以及我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都是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面临调整的重要信号。

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是内需不足。当前我国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决定消费的最关键因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由于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其需求能力持续旺盛。但是，作为拥有全国３５．１％人口的中部地区，由于人均ＧＤＰ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需求还很弱。为了提高整体需求水平，必须想方设法提高中西部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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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只有中部地区的内需扩大了，全国宏观经济形势才会产生质的改变。随着国家将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点由过去过分依赖出口转向扩大内需，这将使得居于内地中心的中部地区重新获得市场优势，因为相对于国际市场，中部地区是边缘区，而相对于国内市场则是中心区，作为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心城市武汉，其区位优势必会得到重新确认。宏观政策和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力最后必将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替代。

三、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

实现中部崛起，必须依托大武汉，建设城市经济圈。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无疑是提升武汉经济实力、实现湖北率先在“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快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的基本思路是：

１．立足根本，再造工业中心辉煌

建设武汉城市经济圈，武汉必须成为经济中心。经济中心指狭义上的工业中心，不仅是生产，而且是管理、控制与决策中心。世界各大中心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在工业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今制造业仍是其主要职能。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龙头城市建设要进一步扩大工业规模，并实现由基地型向中心型、龙头型的转变。这对加快沿江工业化进程，打破中部地区“边缘化”倾向显得更为迫切。中部地区由于农业，特别是工业对第三产业的支撑还不强，第三产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空间相对狭小，导致第三产业出现一些过度发展的特征。这类特征已经在中部城镇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主要是传统服务业如餐饮和居民服务等，其发展空间严重受制于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撑。

鉴于此，要求武汉在第二产业有更大的发展。制造业优势曾使“武汉制造”构成武汉历史的精华部分。但近２０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到位。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制造业从全球向中国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武汉的制造业优势再次引起海内外极大兴趣。因此，武汉市主要应加大行业整合力度，拉长产业链，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实施精品名牌战略，提升工业开放度，把武汉初步建成以五大产业基地（以通信设备和激光产品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以轿车制造为重点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钢材制造及新材料产业基地、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基地、环保产业基地）为支撑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全国性现代制造业基地，使武汉工业发展水平整体跨入全国先进城市行列。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特点是，与发达国家产业的高科技化、虚拟化相伴随的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世界经济逐步形成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集团为纽带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我国东部沿海城市通过适时引进外资，充分参与这种国际化分工，在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时期内受益颇多，也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拉大。然而，进入２１世纪后，不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部地区由于２０年的发展，产业结构迅速升级，其制造业也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实际意味着中国更多的地区将被纳入国际化分工体系。中西部一些投资条件优惠的地区将像上个世纪的东部地区一样，受惠于这种不断深化的国际化分工。作为中部地区经济、金融和科技中心的武汉在中西部具有较大的优势，而且武汉市政府及时提出把武汉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战略规划，这将促进武汉市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各种经济成份的齐头并进。事实上，武汉市一批产业规模和竞争能力居全国前列、经营国际化的大企业、大集团正在发展壮大，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也逐步显现竞争力。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食品饮料产业、造纸印刷包装产业、电器机械及器材产业、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等支柱产业正在成为“武汉新工业的旗帜”。可以预料，随着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竞争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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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化分工中迅速增强，武汉市将成为当之无愧的华中制造业中心，再创工业中心辉煌。

２．练好内功，理顺机制，打好基础，培育优势

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重要差距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不健全，体现在国际化不足、市场化不足、民营化不足。武汉在中部地区龙头地位的确立，最终要依靠自身练好内功，理顺机制，打好基础，培育优势。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外，还应进一步发展为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教中心和金融中心。

“中部崛起”战略不仅要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且要发展一大批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样发展科技教育就十分迫切。武汉高等教育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许多高新技术如光纤通讯、激光、生物工程、计算机软件等均居国内领先水平。今后主要是面向经济主战场，加速科技向经济的转化，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新体制。

资本和金融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使龙头城市对区域的影响不再单纯借助于庞大的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而趋向于依靠对资本的支配，形成对区域较强的参与和控制能力，从而起到地区经济枢纽的作用。武汉应进一步发展为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中心。

３．深化观念变革，加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培育民间经济主体

武汉国有企业改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具有武汉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被学界称为“武汉模式”。然而武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改革始终都受到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基本体制的掣肘。现有的“一级所有，分级管理”的体制使地方国有企业无法通过更为科学、合理、深入的产权改革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六大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突破，明确提出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管理体制。这实际是明确了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代表行使股东的各项权利，这使地方政府可以更自由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武汉市的国有企业改革将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市场竞争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民营经济是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扩大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城市经济的生力军，在武汉经济圈工业经济中将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坚持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向民营化改制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腾出空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发展混合型经济，壮大民营经济的份量。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使之在融资、信用担保、技术支持、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国企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要切实引导民营企业深化改革，引入现代管理理念，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武汉民营经济的壮大与腾飞。

市场战略还意味着培育市场主体。目前，内地和沿海的一个显著差距，就是市场化水平低。市场主体不发育，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效率，都无法保证。在弱市场条件下，强政府往往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事实上，越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意愿越强，这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着眼点，应该是加快培育民间经济主体，促进民间经济主体的成长壮大，逐步实现向“强市场、弱政府”的转变。

４．拆除门槛，统一政策，形成有机的市场整体

武汉是中部地区惟一的特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节点，它在中部地区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构建武汉经济圈的过程中，武汉要进一步提升作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增强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提升城市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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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资金流、人才流、物流和信息流聚集在一起，又通过这种功能把各种资源辐射到周边。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区域大市场，尤其是有效的技术、资本、产权、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是建设武汉经济圈的关键环节。

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契机，推进产权市场发育，以资本营运和大范围资产重组为基本手段，实施“大集团”战略，打破地区封锁，发展大集团，是提升城市经济圈竞争力、形成龙头企业的重要途径。巩固发展一批全国性、区域性大型工农产品批发市场，提升市场功能和档次，继续完善武汉全国性的粮食、棉花、油脂大型中心批发市场，扩大城市圈特色批发市场，在江汉平原城市地区加强粮、棉、油、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是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地区经济特色的基础。充分发挥武汉金融辐射和服务区域的功能，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是提升中心城市功能的突破口。发展技术市场，建设区域性的技术创新体系，可以不断提高武汉城市经济圈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发展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为突破口，加快人才培训和交流，可以优化整合城市圈人力资源，构筑人力资源共享平台。

在市场建设进程中，有形市场的建设固然重要，无形市场的建设更不可忽视。规范经济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拆除地方保护的门槛，放开市场准入限制，降低综合商务成本，形成统一大市场，是经济圈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基本要求。

四、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发展阶段

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中，也亟需中西部地区出现一个增长极。现有的三大增长极，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有潜力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城市群，一是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城市经济圈，一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经济圈，再者就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这三者各有特色和优势，但从区位、腹地以及综合优势来看，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圈略胜一筹。目前，“中部崛起”的话题正在成为中部省份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并且都把建设城市圈作为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分别在建设武汉城市圈、湘东北城市群、赣北城市群。随着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三者之间、加上周边其他省份的城市群，最终可望连成一个庞大城市群，在地理上就基本构成了长江中游经济区。武汉城市圈、湘东北城市群、赣北城市群目前基本上各自都属于“一小时经济圈”，三圈“鸡犬之声相闻”，完全可以融合为一个“三小时经济圈”，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都属于“三小时经济圈”。武汉与长沙、南昌之间都有高速公路通达，相互之间车程均在３小时以内。三省完全可以现在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昌九工业走廊为基础，相向发展，互为犄角，形成以武汉为核心，以长沙、南昌为支点的经济圈，这可称之为武汉城市经济圈的“大圈”。因为现阶段的武汉城市经济圈是湖北省内９个城市，即通常所说的“１＋８”，这只是一个“小圈”，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经济圈不能相提并论。只有通过三圈融合，进而扩大到整个中部地区，聚合与释放中部各省的能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部地区的实力，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也只有通过三圈融合，才能将长江中游地区建成２１世纪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经济的支撑点，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才有利于建设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之后又一个新的经济圈。

也只有作为“大圈”的武汉城市经济圈，才能实现“中部崛起”的宏伟目标，担当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重任，这也将是武汉城市经济圈建设的新阶段。而实现这一美好愿望是有现实基础的。现有资料表明，武汉经济协作区的规模、综合实力和经济成效，紧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成为我国第四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圈。依托武汉经济协作区，加快武汉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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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左右；从事文教卫生的占比很小，稳定在２％；从事邮电通讯业的占比最小，目前约占０．２％；从事其它行业的占比大幅下降。可见，湖北已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呈现的是多元化格局，且逐步趋向合理，但仍显不足。不足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发展滞后。湖北应加快发展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劳动力转移的行业结构。

　表４

行业

年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湖北省已转移农村劳动力行业分布表当年转移量在农村总劳力中的占比８．７４８．８４１０．４８农　业１．６４３．４９２．１１工　业３３．８８３８．３１４３．９４建筑业２０．７７２１．３７１３．９１交　通运输业３．５５２．８２４．２１邮　电通　讯０．２７０．１３０．２１商　饮９．２９８．３３７．８０服务业１４．６２１６．８１１９．７０（单位：％）文　教卫　生２．３２２．１５２．３２其　它１３．６６６．５９５．８０参考文献：

［１］湖北农村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２００２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Ｚ］．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２．［２］中国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０２［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２年［Ｚ］．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２．［４］鲜祖德．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陈池波．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论［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

（本文受湖北省就业与再就业研究中心资助）

（责任编辑：李效梅）

（上接第８页）

济圈“大圈”的建设，为在更大的空间推进区域经济的联合和协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提供了成长契机。在武汉城市经济圈“大圈”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增长极，将不仅是湘鄂赣三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而且将成为整个中部地区前进的火车头，并可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参考文献：

［１］郭友中，等．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Ｊ］．武汉大学学报专辑，２００１，（１）．

［２］林凌，刘世庆．中部崛起：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３）

［３］刘春，朱俊林．武汉城市圈的经济一体化研究［Ｊ］．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２）．

［４］罗以振．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思考［Ｍ］．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秦尊文．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建立与发展［Ｊ］．江汉论坛，２００３，（１２）．

［６］项光勤．世界城市圈理论及其实践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４，（３）．［７］新望．“新东北现象”与“中部塌陷”［Ｊ］．中国改革，２００３，（９）．

［８］杨云彦，徐映梅，向书坚．就业替代与劳动力流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８）．［９］杨云彦，朱金生．经济全球化，就业替代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５）．

［１０］周绍森，王志国，胡德龙．“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Ｊ］．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２００３，（６）．

（本项研究为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课题）

（责任编辑：陈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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