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学作业一

案例1：

由大卫?夏皮罗(David Shapira)和迈克尔?蒙那斯(Michael 1.Monus)成立的。（见表3-22-1)蒙那斯是公司的总裁，而且深入地参与到各项经营业务中。夏皮罗作为巨鹰(Giant Eagle)连锁超市的首席执行官和法默尔公司最大的股东，成为了它的首席执行官。

10年之内已发展成拥有300家连锁店，销售额达30亿美元从1982年开了第一家商场以来，公司迅速壮大的大公司。法默尔公司连锁店是高存货量、高折扣额的仓储式商场。经营的商品从录像带到处方药应有尽有。

80年代，扬斯敦的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不再是以钢铁工业为主了。因此，工作机会减少了5万个，很多企业也撤离城市。在蒙那斯的领导下，法默尔已经成为扬斯敦最大的顾主和支持者之一。蒙那斯接管了城里的两栋空楼，把其中一栋作为一个法默尔商场，另一栋从百货商场改造为法默尔的总部。公司的总部很快成了城市里各种事件的焦点。蒙那斯还资助了扬斯敦的烟花表演和针对“危险的”城里孩子们的塔夫依纳夫(Tuff. Enuff )露营计划。他的家庭还给扬斯敦州立大学捐助，并获得董事会中的一个席位，蒙那斯作为代管人。

作为运动爱好者，蒙那斯说服了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在扬斯敦举办决赛。由于没能说服一家职业棒球俱乐部授予扬斯敦特许经营权，他买进了丹佛魔岩(Denver Rockies)棒球俱乐部的股份。1987年，他创办了拥有10支中等城市队参与的国际棒球俱乐部。

自1987年起，法默尔公司开始亏损。赔钱的主要原因是蒙那斯和他的几位下属提高了存货量和其他资产数量，却低估了毛利率下降造成的负债和其他费用。公司做了两套账目，一套是公开的账目，其中包括错账和漏账，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这种方法掩盖了企业损失的真相，使管理者可以从股东那里得到业绩奖金，还能自如地进人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

凭着这些虚假的资产负债表，公司得到了100万美元的贷款，并接到来自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西屋电器、商场开发商爱德华?德巴土鲁(Edward DeBartolo)家族企业、拉扎尔?弗里尔斯(Lazare Freres）公司和联合伙伴等公司的资产投资。随着融资能力的下降，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供货商的资金来掩盖亏损。像可口可乐、富士照相器材、吉布森礼品公司(Gibson Greetings)在1988-1992年内为了让法默尔承诺不销售竞争对手的品牌，共付给法默尔1.38亿美元。 法默尔从十几家与公司上层管理者关系密切的供货商那里进货。例如，公司租用了蒙那斯拥有部分股权的电话设备公司的设备。公司还从国际棒球俱乐部进货，卖他们的运动服。公司销售的配饰珠宝是扬斯敦的“珠宝90”公司从美国批发商进货，再卖给法默尔的。“珠宝90”公司是蒙那斯的一名助手戴维．卡茨默(David Karzmer）的公司。而且，蒙那斯的父亲，法默尔的董事，是“珠宝90”的兼职顾问。1992年的6个月中，“珠宝90”共发给他354 754美元的薪水。如果法默尔不从“珠宝90”那里进货，而是直接从纽约批发商那里进货的话，公司可以减少210万美元的支出。

1992年的夏天，扬斯敦的一家旅行社告诉法默尔公司的一个外部董事爱德华?德巴土鲁，法默尔公司花了8万美元为国际棒球俱乐部偿还欠款。德巴土鲁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夏皮罗，建议他对公司进行内部调查。后来，调查表明德巴土鲁的汇报只是冰山露出的一个小角。经过几年的时间，蒙那斯已经将大约1 000万美元转移到了他开的国际棒球俱乐部。作为国际俱乐部的合伙人，每个队他都最起码拥有60％的股份。这些球队的主人指出，在任何缺钱的时候，他们都会和法默尔的财务总监或其小型下企业联系，然后，财源就滚滚而来了。蒙那斯还私吞了巨额财产用于个人消费，其中包括价值18万美元的已建成的1.8万平方英尺的大厦，该大厦伴有一块棒球场地。在法默尔公司，还有不计其数的高层管理者、首席执行官经常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牺牲公司的利益。

1992年8月，按照破产法，法默尔申请了破产。由于内部欺诈，公司损失了大约10亿美元。接下来的结构重组方案关闭了一半的商场，从而把损失又转嫁给了员工。

思考题：

怎样才能阻止这样的欺诈发生？ 答：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伦理背景下进行的，离

开了伦理而单纯地强调人的经济理性只会减弱经济学的预测能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了人利己的一面，同时特别强调人的同情心和利他精神对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只是，发展到现在，“经济人”的假设逐渐脱离了伦理特征，演变为“自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最大限度地在扩大着自己行为的边界，不惜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触犯法律。

可以说，现在全世界迫切需要商业伦理，以及基础于此的商业规则。我们必须构建了一整套法律体系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虽说如此，我们仍然无法避免法律“灯下黑”现象。一方面是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却是更多的企业在寻找法律的漏洞。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底线。可是在法律之外，道德极其苍白，失去了对企业的约束力。在逐利本性的支配下，大打法律 “擦边球”，企业的一些经营行为似乎合法，但它是否符合本应该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商业伦理呢？人都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会以一个高于法律的基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可是一旦上升到企业、组织层面，似乎就不再有道德伦理的约束了，这样就不合理了。

因此，要想阻止这样的欺诈发生，政府社会不但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公正的市场秩序，还要利用社会大众道德伦理的压力来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只有这样企业在要触犯法律或进行不合法的活动时，一方面他们会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一方面受到自己良心的拷问和民众的唾骂。

案例2

1968年福特公司决定在美国首次开发廉价微型轿车。公司高层期望加速这一开发，以便在1970年推出价格低于2000美元的微型轿车。由于工程技术跟不上车型的革新，结果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即油箱位置不当。追尾冲撞实验表明，如果后面的车以每小时21公里速度撞来，油箱很可能向前移动，造成油箱漏油，一点火花就会使汽车爆炸。但是只要增加辅助安全措施就可改善这种设计，估计成本为11美元。然而，公司上层维持了原来的设计，原因是：第一，这将会使单车价格突破2000美元，无法达到一个重要的市场目标。第二，这种设计符合当时的联邦安全标准。第三，福特急于开发一种能与当时十分流行的“甲壳虫”车相抗衡的新车型。

(1)你认为福特公司为了节省11美元的成本而维持原设计的做法是正确的吗?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不正确。因为表面看似福特公司节约了11美元的成本，但这样的设计很可能造成车主巨大的损害，一旦车主因此造成损害，那么福特公司的利益等方面一定也会受到损害。车主购买了福特的微型轿车，是因为他们相信像福特这样大的汽车生产公司，汽车的安全性能好，技术过硬，价格上又不是很高，所以他们选择了福特公司的汽车，这时候，消费者是很相信福特公司的，开过福特汽车的人也很可能成为福特汽车的忠诚顾客，这样的结果对消费者和福特公司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消费者购买使用福特汽车后，发现这样的汽车为了追求低价，赚取更多的利而不顾车主的生命财产安全时，那么消费者愤怒的就不只是买了一台不安全的车这么简单了，他们会觉得福特公司欺骗了他们，他们认为这样的公司是不值得人们购买他们的产品，甚至会告上法庭。这样一来，福特公司收到的损失，就不单单是产品的滞销，还够他们公司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消费者再也不愿意购买福特的汽车，因为在消费者的心中，他们已经认为，福特汽车代表着不安全的汽车，人往往会这么想，我不能因为要购买一辆便宜的车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2)如何评价企业只强调短期利益的行为?

答：这种行为对企业来说，不是长远的做法，也不是道德的做法，尽管没有违法。很多企业在刚开始进入市场时，想要快速赚取金钱，因而设计的产品一开始给消费者带来不小的作用，但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产品，用的时间长之后，会造成有别的副作用，甚至是致命的副作用。那么一旦消费者反应过来，就是这种企业的到头之日了。人们会抵制这样的产品，给这种企业贴上不好的标签，那么对一家公司来说，它很难再继续经营下去，对这个行业也是一次伤害，因为消费者再次购买同种产品，需要的时间和条件就格外高。所以，我们不提倡企业这种只强调短期利益的行为，因为这往往容易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3)企业决策层的道德水平对企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有很大的影响。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企业家身上也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延伸出来就是，企业间竞争，决不能以尽失“道德血液”为代价。在2008年问题奶粉事件之后，国内奶业曾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屡屡爆出的问题奶粉新闻，一再让公众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期望的是，国内奶业问题，能够少一些，再少一些，很可惜到现在为止，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已经对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失去的信心。企业的决策层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如果决策层的道德低，那么他们在决策的眼光往往是井底之蛙，这样一来企业的长远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不是一时能看到的，它是经过时间的发酵，最终演变成不可更改的结果。企业决策层的道德水平高，体现出决策者的智慧，好比现在国人熟悉的加多宝凉茶（以前叫王老吉），这家企业的决策者曾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慈善捐款晚会捐了一个亿，当时民众和媒体一片叫好，在那以后，王老吉的品牌响彻全中国，它的年销售量大大增加，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好，这就是企业决策层的高道德水平，也是大智慧，让企业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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