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财务知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开放及其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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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财务知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开放及其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开放及其影响

一、银行业开放对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金融的发展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资银行的数量和市场份额显著扩大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和稳定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下面拟进行简要分析。

1.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将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其一,外资银行将直接提供高质量的银行服务,并且推动现代银行体系的建立;其二,通过展开竞争,刺激东道国(地区)的银行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进而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效率;其三,促进金融产品的创新、先进交易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播;其四,推动会计、审计、评估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促进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其五,促使政府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特别是促使政府将金融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积极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并不总能获得确定的结论。以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后是否有助于提高银行市场的“效率”为例,多数研究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促进了竞争,因而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比如,BaahandLevine(2001)运用1999年107个国家的监管性限制所形成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较自由的市场准入会导致更小的存贷款利差和更低的管理成本,从而意味着较高的银行效率。Mihalje(2005)的研究表明,1999~2004年,在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除了中国香港特区和土耳其以外,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平均6.1%下降为4.1%,其中,国有银行的利差下降幅度最大,外资银行的利差基本未变(见下图)。StijnClaessens,AsliDemirgucKuntandHarryHuizinga(2001)研究也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将降低银行部门的利润空间,从而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同时,他们还分析了外资银行如何影响东道国(地区)的银行效率。通过对1988-1995年间8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50个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转型经济体)共计涉及7900家银行的资料分析,他们发现,是外资银行的数量而不是其市场份额与国(地区)内银行的利润率和总管理费用负相关。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比如,LevyYeyatiandMicco(2003)分析了8个拉美国家的资料,结果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将削弱而不是促进国内银行业的竞争,从而降低了新兴市场国家银行部门的效率。其解释是,因为外资银行凭借其特定的产品优势(即提供东道国(地区)银行无法替代的产品)而获得了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

虽然实证结论是否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方法和数据的恰当使用,不过,综合起来看,上述这些实证结论与经济学关于竞争和效率的分析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可以相

信,银行业开放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部门的效率是否具有积极影响,主要取决于外资银行进入后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竞争。如果外资银行进入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竞争,而是在打破开放前的旧垄断的同时又制造了某种新的垄断,那么,开放的一个基本利益——提高银行部门的效率——可能就大打折扣甚至不复存在。因此,如何在银行业市场对外开放后维持必要的竞争态势,应是银行监管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对稳定的影响

银行业开放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稳定的影响同样可能是双重甚至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通过以下这些途径,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有助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稳定。首先,由于大多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资银行在母国都受到严格的监管,并且受到“巴塞尔协议”的制约,因此,这些外资银行的进入会改善并提高东道国(地区)的银行构成,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健程度。其次,外资银行成熟的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技术在合作伙伴和同业之间的传播,也有助于加强东道国(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料显示,银行业开放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良资产率呈现下降趋势(见下表)。再次,外资银行通常拥有充足的来自母行的资金后援和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因此,在需要资金时更容易获得支持。在某些情况下,母国的最后贷款人机制也会有效地发挥作用。最后,由于外资银行的存在,国内居民在金融动荡时期会优先考虑将存款转入这些境内的外资银行,从而减轻面向境外的“资本外逃”倾向(dotheircapitalflightathome)。

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至少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引起或者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首先,外资银行会产生“摘樱桃效应”(cherrypickingeffect)。所谓“摘撄桃效应”是指外资银行进入造成国内银行优质客户

的大量流失,进而使国内银行面对更多的劣质客户或高风险客户。由于外资银行在服务质量和营销手段上拥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这种“摘樱桃效应”出现的机会很大。而当国内银行的客户质量明显下降时,国内银行的总体信贷质量必然下降,不良资产比率必然相应上升,这无疑意味着国内银行体系不稳定性的增大。其次,外资银行进入将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进而导致利润下降。所谓银行特许权价值(franchisevalueofbankinglicense),是指根据银行未来的预期利润进行贴现所获得的现值。显然,如果一国的银行部门准入限制越多,银行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高,从而其特许权价值就越高。在实施金融管制的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依靠特许权价值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这些利润对于他们维持较高比率的不良贷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市场准入限制减少甚至取消后,特别是伴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银行部门的特许权价值将骤然下降,原先国(地区)内银行的垄断利润也将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将大大降低,不再能够利用其垄断利润来维持其高比率的不良贷款,这将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再次,无论是优质客户的流失,还是特许权价值下降,都将使得国(地区)内银行面临更为激烈的同业竞争。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国(地区)内银行很可能会更多地从事不谨慎的或冒险的信贷活动,而这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也是衡量其是否加剧金融部门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迹象表明,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往往倾向于大规模收缩贷款甚至撤离资本,从而可能加剧金融危机的深度和破坏性。IMF(2000)的研究表明,在1996-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不仅危机国和地区获得的跨境债权大幅度减少,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也大大减少了对东道国(地区)内企业的贷款,降幅高达40%。其中,尤以日本的银行降幅最大,达到47%;另外,在稍后发生的巴西和俄罗斯金融动荡中,在巴西的外资银行对当地居民的贷款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倾向于大幅度削减贷款,但在危机后的恢复过程中,往往又会大规模增加贷款,并且积极参与东道国(地区)内银行的注资和重建。ClaessenandGlaessner(1999)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中欧一些国家90年代中期相关经验的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许多外资银行也有类似的表现。由此可以认为,虽然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对东道国(地区)的金融稳定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但在危机后金融部门的恢复和重建则可能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其实,银行业开放是否会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否具备完善的银行监管框架。全面而有效的银行监管,可以使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问题在于,当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以后,东道国(地区)的银行监管难度往往明显增大。国际清算银行新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参见Domanski,2005)显示,外资银行可能会在三个方面削弱东道国(地区)的监管。其一,外资银行出现“决策权迁移”后,往往完全由其母行控制,并成为后者实施全球战略的一个工具。一些附属银行会战略性地承受着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的风险甚至最终倒闭,而东道国(地区)监管当局则根本无法事先防范。其二,外资控股的附属银行从东道国(地区)股票市场上退市,造成这些银行的信息披露严重弱化。比如,2000-2005年,墨西哥最大的五家银行,占全国所有银行资产的77%,在被并购后很快宣布退市。类似情况在中国香港特区、波兰等也有发生。其三,东道国的监管当局力图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但在一些情况下,母国监管当局不能有效地提供全面的监管信息。

可以相信,伴随着银行业开放程度的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需拥有一个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防止因开放和竞争扩大而引起的金融脆弱的关键。而为了提高监管效率,除了应该及时采用国际通行的各种监管标准和方法外,加强与母行所在国(地区)的国际监管合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WTO过渡期后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展望与相关政策

在过去五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据朱民(2006)统计,截至2006年9月末,营业性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达到269家(其中,合资、独资银行17家,分行191家,支行61家),比加入世贸组织之初增加了98家;此外,非营业性的外资银行机构即代表处也增至242家,这些代表处在未来很可能会升格为营业性机构。2001-2006年9月,外资银行在华的总资产几乎翻了一倍,从3735亿元增至6906亿元。在市场份额方面,虽然从全国范围看外资银行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仅仅从1.32%增至1.66%,但

在上海,这个比例已经超过10%;另外,在全国外汇贷款和贸易融资市场上,外资银行的份额已经分别达到20%和25%。

展望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开放将会进一步发展,并可能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尽管近几年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较快,但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因此,在未来几年内,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数量很可能继续呈较快速度增加,市场份额也会进一步扩大。由于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在人民币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将会显著提高。

其次,外资银行的存在方式将发生明显变化。根据银行监管部门新近做出的规定,试图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分行形态的外资银行不得进行限额以下的人民币业务。因此,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附属机构(包括独资、合资)将逐步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的主要存在方式,从而彻底改变过去分行作为主要存在方式的格局。另外,并购和充当战略投资者,仍然会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有迹象显示,近来外资银行正在加紧对我国地方性银行、社区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研究,预计新一轮面向中小银行的参股与战略性投资热潮正在形成。再则,从发展趋势上看,外方持股比例不超过25%的现行规定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能排除未来几年里监管当局放宽这项限制的可能性。

再次,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将日渐激烈,银行业的平均利润将呈下降趋势。在过去五年里,由于受到人民币业务的经营限制,中外资银行间的业务竞争其实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在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主要进行了在中国的战略性布局,而国有中资银行则主要进行了治理结构的改造,并且通过完善内控机制等着力降低不良资产率,增强抗风险能力。如今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外资银行都从各自的角度为未来的竞争做好了准备。可以预见,中外资银行将从本币和外币两个市场,围绕存款、贷款、结算、信用卡、个人理财、衍生产品和其他中间业务等展开的全面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争夺不仅会在高端客户领域全面展开,而且也可能会逐步扩展到普通客户。由于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利率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利差势必呈不断下降趋势,并可能导致平均利润率的相应下降。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能否保持利润的增长,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各类中间业务的开拓与发展。

最后,面对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加速渗入,以及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全面展开,银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进而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一,加快完善有关的监管法规。几个月前,银监会公布了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意见。这次修改十分及时和必要,既从法规上全面落实了入世的承诺,同时又加强了有关审慎监管的内容和措施,从而有助于防止金融风险的形成。其中,法人导向的政策调整,符合国际流行的监管趋势,既适应了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产品市场的需要,又有助于更好地对他们所从事的人民币业务进行监管(因为按照国际监管的分工,对于分行的监管责任主要在母行所在国家(地区),而对于法人性质的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则主要在东道国(地区))。

其二,监管目标应当兼顾稳定和效率。一方面,鉴于我国银行业的未来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防止银行在激烈竞争环境下的过度冒险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金融风险,将是未来监管当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为此,加强中外资银行的合规风险监管,努力减少各种违规操作,将成为监管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显示,外资银行在某些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有可能在某些产品市场取得过高的市场份额并最终形成垄断局面。为了促进合理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监管当局也需要注意并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其三,为了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无论是对于法人性质的外资银行还是分行类的外资银行,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均需加强与母行所在国(地区)的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认为,加强国际哈作监管,将是解决外资银行“决策权迁移”后形成的监管困难的主要途径。

其四,对外资银行的跨境资本流动保持必要的监管,审慎推进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关经验表明,借助其内部的资金调度便利,外资银行很可能成为异常资本流动(如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或流出)的重要渠道。在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金融动荡时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为了减少各种投机性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在银行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的跨境资金流动和借贷活动保持有效监控(甚至在必要时进行总量限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

对资本跨境流动进行有效监控并不违反WTO原则,因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与管制并不属于WTO的监管范围。换言之,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是两回事,两者并不需要同步进行。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智利曾是拉美地区少数保留较多资本管制措施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该地区外资银行进入最多的国家(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外资银行占比超过50%)。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张礼卿来源:《金融与保险》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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