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 吴宓 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人称梁新会。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曾与老师康有为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 青少年时代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他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梁启超九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师从秀才李兆镜，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 光绪八年初（1882年），梁宝瑛携子到新会县衙报名参加县试，梁启超在首场考试中第一个交卷，主考官彭君榖知县以为其年少畏难而退交白卷。当即取试卷一看，不禁拍案叫好。经过复试、面试之后，彭君榖特传梁启超到县衙单独接见，更为其打开麒麟门进入县衙。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显得才华出众。因此取为第一名。县试之后四个月，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府试，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光绪十年（1884年10月），又在父亲陪同下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衣锦还乡。[1]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补博士弟子后，先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翌年到佛山陈梅坪出学习训诂学。从此，对训诂学极为酷爱，逐渐对八股文产生厌弃。光绪十三年（1887年），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最高的学府学海堂，家境清贫、刻苦攻读的梁启超“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奖学金除用作日常花费外，剩余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在学海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麦孟华、曾刚甫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同时又到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旁听学习，广纳众家之所长。 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试后，梁启超、谭镳分别中第八、第九名举人。李端棻非常欣赏梁的才华、见识及胆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想将梁招赘入婿，未及开口，李端棻请王仁堪作媒，想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并派人到新会将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爽快答应这门亲事。

中举后，梁启超回到新会拜谢祖先，庆祝一番。尔后，即到广州学海堂刻苦攻读，准备入京会试。光绪十六年春（1890年），由李端棻资助旅费，在父亲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参加考试。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八月，继续在学海堂研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介绍梁找陈千秋。梁从陈口中得知康有为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要求陈尽快引荐。见面后，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即拜康先生为师。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梁、陈二人充任学长，成为学生首领。与此同时，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更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

光绪十七年九月，梁启超收到李端棻的来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贫，无钱娶亲，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男方的负担。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礼由李端棻主办，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包括有户部尚书翁同和、散馆授编修徐致靖、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杨深秀等人。婚后，梁日夜准备课业，力争金榜题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当年夏天，梁启超夫妇带着陪嫁丫鬟王桂荃回到了新会。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2] 推动改革

梁启超将妻女安顿于家乡后，随即带着胞弟梁启勋到广州入读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作改革之理论准备。此时，梁更专心研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期刊，努力思索救国良策，酝酿改革方法。光绪十八年除夕，梁致函张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即可转弱为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会试恩科。新年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起程北上，

与康有为会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车抵京，将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则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梁在北京广交朋友，与夏曾佑、曾广钧、盛伯熙、张謇等京官互相联络，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著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顽固守旧派官员弹劾康有为。梁得知此事，四处奔走，为其说情。由于梁启超与朋友多方活动，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趋缓和。甲午战争爆发后，十月初六，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走难到妻子家乡贵州。一切安排妥当后，去桂林与康有为见面，师生两人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启超与康有为乘船离开广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梁奉康之命，相继联合各省举人数百人分批发起上书，企图阻止签订和约。上书后朝廷不答复，举人们更加义愤填膺，兵部尚书孙毓汶更派人到各省会馆造谣恐吓举人，阻止上书。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由梁启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书》万言书，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举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纷纷在万言书签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领数百名举人，依汉代孝廉，乘着公家车辆，首尾相连五里，开往都察院上书。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局势有变，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都察院以皇帝盖玺批准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上书过后，康、梁即参加会试，结果，康因“带头闹事”从第八名降为二甲四十八名。梁启超写的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李文田过目后大加赞赏，决定录取。但主考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故意弃而不取。虽然朝廷拒绝上书，但此事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梁二人亦开始成为全国性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公车上书亦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 维新救亡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办《万国公报》，制造舆论宣传维新，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以便推广。当时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主张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书，受李之影响颇大。开报两个月后，发行量增三倍，影响巨大。后根据李建议，为与《万国公报》区别，改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刊以编译外电西报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引起保守派的恐惧，保守派官员徐桐、褚成博、杨崇伊等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于十二月初六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强学会等于被解散，《中外纪闻》被逼停刊。

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报馆。不久，应汪与黄遵宪之邀携胞弟到上海，筹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报纸创刊，梁启超任总主编述，以宣传“变法图存”。同时在上海结识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与胞弟一起学习拉丁文。在马相伯那里，又结识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怀、严复等社会名流。同时与谭嗣同、吴嘉瑞等人联系密切。是年秋，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后，接回妻女及王桂荃，十月回新会探亲，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知新报》。当时，出使外国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梁答应后又坚辞不就，专任报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张之洞邀请到武昌，张更破例为其大开中门迎接，欲招其入幕，给银一千二百两，梁婉辞不就，决心通过报纸唤醒民众。撰写《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五十多篇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均为当时闻所未闻的论断，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说”、严复的进化论及欧美诸国历史进程说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必经“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最终变为“君民共立”之世，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种种无耻的行为。张之洞读后感到不满，大骂梁启超狂妄荒谬。即通过汪康年向梁施压，抑制其言论，删减其发表之文章。此后，黄遵宪与汪康年发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挤，被调职到湖南。黄认为梁是旷世奇才，邀请梁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启超告别家人，与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来到长沙，制订《时务学堂学约》，当时学生中有蔡锷、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改学生札记。当时，梁与谭嗣同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数万册，加以案语，秘密散布，传播革命思想，令学生思

想更趋激进，全湘哗然。因此，梁遭到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守旧派打击，令梁大病几死，回沪治病。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启超乘招商局立邨轮返回上海。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广仁陪同下进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三月廿二，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变法、外交、经济等方面，希望能够协助朝廷治理国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入会者颇踊跃，变法的声浪日益走向高潮。守旧派官员洪嘉与、潘庆澜等相继出面攻击，指责其“揽权生事”、造成国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后，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实际名存实亡。

闰三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馀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总理衙门均不代奏。当时，在京举人万馀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对梁此举“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启超得知皇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欲大力推行新政，觉得中国有了希望，深感皇上圣明。随即代徐致靖、杨深秀各起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不可骑墙模棱”，请求皇帝正式实施新政。四月廿三，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改革决心，变法自此开始。

变法开始五天后，光绪召见康有为，即请梁启超起草《请废八股折》，废八股改试策论，遭到守旧派官员刚毅及八股士子们反对，欲刺杀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在翁同和等人推荐下，光绪召见梁启超，按当时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见，梁以一介布衣觐见皇帝，为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召见时，因梁不会讲北京话，皇帝亦听不懂他的新会口音。满腹经纶，如鲠在喉，情急之下将《变法通议》呈上，仅授六品顶戴，未得皇帝重用，敕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变法步骤策略上，康有为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主张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可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温和主义，认为中国“积弊疲玩”，主张以雷霆万钧之手段打破局面。变法急于求成，缺乏必要的计划与策略，造成一片混乱。

七月十三，康有为奏请开制度局于宫中，准备取代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朝野上下极为恐慌，誓死反对，纷纷要求慈禧重新训政。十六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光绪大怒，于十九日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六堂官革职，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使慈禧认为处分过重，反对光绪的做法。翌日，光绪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七月廿八，光绪拟开懋勤殿代替军机处，准备召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共议新政。当天，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遭到扣押。翌日，密诏康有为速筹营救之策。八月初一，光绪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赏以郎候补，意图拉拢。翌日，光绪又下密诏命康有为速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翌日清晨，康有为接到密诏后，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对策。谭嗣同提出以武装夺权方法，请袁世凯举兵勤王，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梁启超、康广仁都认为袁世凯为人狡猾信不过。但康有为、谭嗣同觉得别无他法，惟有兵行险著。晚上，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但袁不合作，后来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四晨，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欲向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皇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尽快出走。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急忙坐火车到天津。八月初六下午，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梁启超进入日本使馆后，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请求保护，林权助将消息报告伊藤博文，当时日本正在华寻找亲日势力，伊藤考虑维新派亲日的倾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决定让梁逃亡日本。八月初十，林权助将梁化装成猎人交给领事郑永昌，到正阳门火车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车，抵津后，梁启超发现王修植在跟踪，急忙跳入帆船，经白河逃到塘沽，驶往日本军舰“大岛号”。王修植乘坐汽艇追赶，王修植同情梁启超，有意驶向日本商船，故意放走梁。翌日，王照亦被使馆送来“大岛号”，“大岛号”在塘沽停泊十余日后，直到奉命换防时才启航。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梁启超抵达日本，初居东京牛込区高桥琢也的房子。因景仰吉田松阴及高杉晋作，化名吉田晋。梁为安全起见，只与大隈重信内阁官员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会面，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归政皇上。大隈见当时大局已定，不答应其要求。九月十一，康有为在宫崎寅藏的帮助下来到神户。师生两人重逢后，梁从康口中获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新会的家人亦受到知县陈伯谦暗中保护。尔后梁宝瑛携家

眷避居澳门，妻女亦由麦孟华接至澳门。随后孙中山、陈少白想与康、梁见面，但康有为称不与革命党往还，借故不见。不久，梁在宫崎介绍下，到早稻田大学与孙、陈会谈。这是孙、梁初次相识，双方各抒己见，讨论合作事宜。十一月十一，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攻击专制朝廷，宣传反满，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等。《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噪，声望与日俱增。 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过从甚密，商谈合作排满事宜，为适应联合行动需要，梁启超在镰仓江之岛金龟楼与梁启田、罗孝高共十三人组成“梁党”。又介绍章炳麟、唐才常等人与孙中山结识。又与麦孟华妹夫罗孝高前往神奈川县箱根环翠楼，学习日文，在此阅读大量日本书籍，认为中国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必须从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国之人有志新学者，应努力学习日文”。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梁启超在横滨华侨商人郑应儒等人支持下，在东京创立大同高等学校，并自任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及上海南洋公学，讲授社会契约论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及英、法革命与日文等课，又创立横滨同文学校，为中国培养人才。

是年秋，李蕙仙、梁令娴和王桂荃在梁宝瑛护送下来到日本，化名蕙仙子、吉田静子住在东京小石川区久坚町。安顿好家人后，梁启超到横滨与孙中山达成协议，起草劝康有为退休书，成立共和政体，推举光绪皇帝为总统。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即派叶觉迈携钱到日本，勒令梁赶往夏威夷办理保皇会分会及筹集起兵勤王事宜，梁启超无勇气与老师决裂，只好听其安排，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资助下，十一月十七离开日本。 出走夏威夷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九（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檀香山，随即忙于创设保皇会分会与勤王事宜，又与孙中山联络，主张革命共和，认为“中国只有经过法国式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才能起其衰而达到自由民权之目的”。随后到茂宜岛拜访孙眉，并居住一段时间，成为孙科的启蒙老师。为寻求三合会致公堂的支持，梁启超申请加入该会，破格推为“军师”在三合会建立威信，于是建立檀香山维新会，令不少兴中会会员和三合会会员加入维新会，成为该地最大的政治社团。在檀香山，梁与英文翻译何蕙珍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梁启超准备前往美国考察共和政治，接到上海来电，于六月廿二回到日本。 举兵勤王

康有为提出举兵勤王计划得到梁启超、孙中山合作与支持，康试图通过此举令光绪执政，但孙、梁想建立共和。孙中山坚持推翻满清，试图说服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进行和平改革。梁启超为了调和康、孙二人矛盾，提出推举光绪为共和国首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光绪二十五年冬，梁启超的学生唐才常、林锡圭等人从日本归国。翌年春在上海成立自立会，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指导，联络哥老会与农民入会。梁启超将会党口号“扶清灭洋”改为“救国自立”。七月初一，唐才常筹划中国议会在上海张园成立，推选容闳出任议长。 为执行合作勤王计划，梁启超自任总指挥，唐才常策划自立军定于七月十五起兵。七月廿六，梁启超由日本急速返回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为的军饷，推迟于七月廿九起兵，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但秦力山、沈荩不知起兵日期推迟，仍于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张之洞于七月廿七破获自立军在汉口英租界的总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领，于武昌滋阳湖畔处决。起义完全失败，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故意不发军饷造成，因此去槟榔屿找康对质，遭到康的驳斥，指责梁与孙中山合作是叛逆行为；在檀香山谈情说爱，无心募款；擅作主张分散兵力，导致勤王事败。康有为认为梁虽有叛逆行为，但是仍遵从师命，往后还有合作机会。于是，师生之间实行妥协。 轰动澳洲

康有为设法让澳洲雪梨保皇会邀请梁启超前往澳洲，又派女婿罗昌作为梁的书记兼英文翻译。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1900年10月7日），梁启超与罗昌经新加坡绕道锡兰前往澳洲。九月初三，梁启超在费利曼图登陆，然后自西向东横跨澳洲大陆，先后访问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雪梨等二十余个城市。在罗昌监视下，所到之处均为保皇会发表演说、募捐参观，受到当地官员及华侨热情款待，如同国宾，又拜访澳洲总督等官员。为在华侨中进行爱国宣传，编写了二十万字《中国近十年史论》，介绍国内情况。梁启超在澳期间，保皇会组织有所扩大，但华侨因自立军失败对捐款不热心，捐款甚少。为此，康有为怀疑梁中饱私囊，梁深感失望、委屈。翌年二月三十，梁启超与罗昌乘船离开雪梨，前往日本。

倡言革命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梁启超到日本长崎，四月十二回到东京，到家后，得知儿子已满月，取名思成。随即要求汤觉顿到横滨协助办清议报，随即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于夏天开办广智书局，约请中国留学生翻译大量西方文献出版。九月在清议报恢复刊载《饮冰室自由书》。又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反对奴性，号召人们不做世俗的奴隶。又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鼓吹革命破坏，意图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又针对康有为保教、尊孔、复辟的主张，双方势成水火，进行笔战。慈禧痛恨清议报对其侮辱，于十一月十一买凶放火烧毁报馆，清议报停刊。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将家庭从东京搬来横滨。以“饮冰子”为笔名继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新民丛报》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说》，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起了启蒙作用。《新民丛报》的读者，无不关注梁启超的宏文巨论，不仅促使当时中国人的觉醒，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对后来胡适、毛泽东、郭沫若等一大批知识份子颇有启迪。是年冬，李蕙仙成全梁与王桂荃，将其纳为二房。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设想新中国国号是“大中华民主国”，开国年份为1912年，与后来的中华民国不谋而合。又发表《世界末日记》、《痛史》等小说，宣传革命与反封建制度，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随后，梁启超收到康有为、黄遵宪来信，大谈革命共和在中国的不可行性，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要到美国考察共和政体，寻求更为确切的答案。 游历美洲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三，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与鲍炽、黄慧之乘坐“皇后号”离开横滨赶赴美洲。二月初六，抵达域多利，在此停留一月余。三月廿六，在温哥华乘火车向东，经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四月十六抵达美国纽约，当地华人多停工停市相迎，以一睹梁启超之风采。当时，美国社会党向梁启超建议，“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梁认为社会进步有等级，“极端之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随后，又到了波士顿发表演说，号召华侨争取自由与统治者平等的权力。五月十六，梁来到华盛顿，与国务卿海约翰会面二小时。翌日，梁又到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双方会谈半小时，罗斯福向梁提出希望维新会成为“转移中国之势力”。梁深感此人侵略野心太大，无甚深谈。随后梁又拜访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以军乐队迎接梁，又邀梁到教堂演讲，经过会晤，梁深感杜威“野心勃勃，大有并吞宇内之概”。梁在拜访科学家摩尔根时，摩尔根向梁送赠一句名言：“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着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使梁颇为敬佩。在美期间，梁启超又游历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城市，沿途重点考察美国共和制度的起源和优劣等多方面。八月初五，梁抵达旧金山，在此考察月一个月。九月初十返温哥华，两日后起程返日本，九月廿三返回横滨。 放弃共和

梁启超回到日本后，随即撰写《新大陆游记》，对比中美两国历史和国情，深感中国不适合美式共和制度，毅然放弃共和方案，期望中国像英国那样通过君主立宪，逐步过渡民主宪政，相信将来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共和制度。梁启超十分鲜明主张君主立宪，遭到革命共和派的严厉指责、质问及唾骂，两派的论争由此开始。

光绪二十九年九、十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说明自己放弃革命共和的原因。不仅又回到君主立宪的立场，而且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积极参加保皇会的活动。光绪三十年初，梁启超又去澳州一趟，随即赶往香港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皇会，与各地的代表共商大事。三月，又奉康之命，秘密潜返上海，匿居虹口与罗孝高、狄楚卿筹办以保皇为宗旨的《时报》。《时报》在内容和体例有所创新，以赏心悦目的文字，大胆报道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事件，每天登载颇有趣味的新小说、新诗歌等等，引起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机关报《民报》于十月三十创刊，由第一期起，连续发表文章，批驳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梁启超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辩驳。这是中国由封建专制政体跨入近代民主政体的起步速度与道路之争，关系著中国命运与前途。此后双方的论战日益激烈。在论战中，梁启超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国行不通以及为何要以开明专制为过渡的道理，颇有说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苏、蒋观云等人转而拥护梁启超的主张，并成为其得力助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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