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湖州的农业

第五章 两宋时期的湖州农业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真正实现了北宋的统一，浙江也随之纳入北宋的版图。宋初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将全国府州军监分成以路为单位的区域。北宋初浙江属两浙道，至道三年（997）属两浙路（治杭州）。太平兴国七年（982）分乌程县东南十五乡置归安县（时吴越王钱氏初归命，故以归安为名），与乌程（西十六乡）并为州治。湖州辖乌程、归安、安吉、长兴、德清、武康六县。武康在太平兴国三年（978）自杭州隶湖州。从此以后，湖州府辖领6县基本稳定，直到明初。

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北宋灭亡。徽宗的儿子赵构于同年五月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浙江在南宋时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共五府、六州、六十六县。宝庆元二年（1226）改湖州为安吉州，州治乌程、归安，仍辖六县：乌程、归安、德清、武康、长兴、安吉，属浙江西路。

两宋时期，是湖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也是湖州农业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湖州农业生产无论从发展的广度还是深度，从农产品的量与质上都是隋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南宋陈旉的《农书》和宋嘉泰《吴兴志》为我们留下了了解湖州两宋时期农业生产状况的宝贵资料。“苏湖熟，天下足”，正是对这一时期湖州农业的高度概括。

第一节 两宋时期土地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

两宋时期，尤其是宋室南迁后，大量人口迁入，再加上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湖州地区人口已超过唐代后期一倍以上。人口的剧增必然带来了耕地不足和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从而导致土地的不断开发、农业耕作制度的演变。

一、人口的迁入

1127年宋室正式定都临安,“民从者如市”。随着宋室南渡，大量移民南迁，包括众多的富商巨贾、文人墨客、官僚士子以及皇亲豪族皆避居江南。时人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宋会要》形容“渡江之民溢于道路。”“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嘉泰《吴兴志》载，“高宗皇帝驻跸临安”湖州“实为行都辅郡，风化先被，英杰辈出，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

宋太平兴国九年（984），湖州户38748，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户129510，元丰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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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卷4[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八年（1085），户145010。北宋崇宁元年（1102），湖州户162335，口为361689，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湖州户204509，口增加到518352。虽然无法统计具体的入湖移民，但从一些市镇的形成和县制的升迁中仍然可以得知。

三角洲的轧村，“宋高宗渡江，??驻跸轧村，车马填骃，故名轧上林村，又名上临。”东林镇，据同治《湖州府志》引《双林志》载，宋室南渡后，聚商于此，形成绫绢集市，故又名商林。菱湖聚落虽然形成于唐代菱波塘的兴修，但作用市镇的兴起却是在宋南渡后，“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晟舍因闵氏自南渡来浙，占籍晟舍而人烟渐聚市。南宋中后期，流民继续迁入。嘉泰《吴兴志》辟《侨寓》，说明个别市镇已出现外籍人口数超过土著人。

宋按政治、经济情况和户籍数量，将县划分为赤县（京城区）、畿县（京城外）、望县（4000户以上）、紧县（3000户以上）、上县（2000户以上）、中县（1000户以上）、中下县（1000户以下）和下县（500户以下）等几种。据嘉泰《吴兴志》载，乌程、归安、长兴、安吉为望县，德清为紧县，武康为上县。隆兴中（1163~1164）乌程县列入全国40大县之列，“知县事者皆堂除，政绩显著者，召赴都堂审察，以阶六院六察。”

①

二、土地开发状况

继六朝以来，吴兴豪族大量占有耕地，到了唐宋时期，许多湖泊往往被豪强地主废止为圩田，破坏了水道的排灌系统。正如楼钥所说：“圩田多势家所据，使水无所潴，复无所泄，圩田未作，岁多丰稔，作圩以来，水旱屡告，利害甚明。②”所以到了后期，禁止豪强霸占湖田，成为重大问题。两宋时期，许多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镇居住，时人谓之“遥佃户”。江南市镇也有不少此类居民。居住于湖州南浔镇的华文胜，田地众多，家财富足，曾先后向镇上的报国寺布施4000多贯。

随着人口的持续迁入，人地矛盾日益激化。人口剧增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北宋景祐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

南渡以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向水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 南宋嘉定中，知湖州王炎也说，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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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吴兴志

楼钥·攻媿集·卷89·陈居仁公行状 ③

宋会要食货6之29 ④

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

万石”。

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湖州地区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

围田、湖田、圩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

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

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 采用耐旱的金成、箭子（占城稻）等品种，收获少而产量不稳定。

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虽然围田、湖田、葑田和承天田，增加了大量的良田，解决了人口增加带来的矛盾，但与环境的破坏、水利工程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关于东西部土地的肥沃之比较，《嘉泰吴兴志》有详细地记载：“今郡境东南乡分，延袤百里，田旧有围、塍、岸，岁修崇固，悉尼上腴，亩直十金。西北诸乡，接近山溪，春夏水易暴长，昔年悉为湖泊，畎亩荒芜，十岁九潦。今渐复起塍、围，岁亦有收矣！??然西北之田，终以地势高下不齐，水骤长而易退，多病干隘，非东南乡比也；带山田地则陆种。”不各土地类型，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土地利用程度有明显的不同。西乡、北乡开垦的山间扇状地，虽有陂塘灌溉比较耐旱但收获不稳定，如安吉的承天田；山间的丘陵地带分布着陆地，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而东南乡三角洲水田由于有围塍的设施，所以土地利用率就相对较高。

据周生春研究③，经过长期的开发，到了南宋末期，江南的可耕地已大致开垦完结。南宋末期与明清时期的耕地比较如下：

县名 南宋末（垦田数） 明清（额田数）

乌程县 669630亩 806755亩

长兴县 795600亩 820000亩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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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食货6之31 嘉泰吴兴志卷19 ③

周生春·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J].中国农史，1995

南宋数字只包括田，明清包括田、地、山塘。南宋人屡屡说“士狭人畴，田无不耕”、“无不耕之地”、“四郊无旷土”。今日宋史学家认为“到南宋中期，闽、浙地区耕地的增加已经达到极限”。①但是至少在长兴和安吉等地，还不存在着耕地极限。

宋 元 明初

乌程669630 1141384 1036300 长兴795600 / 1530738 武康160484 383901 311053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第51-55表1）

由于宋代商业繁荣、酿酒业发达、城市消费量大增，糯稻种植面积大，人地矛盾还是十分突出。

三、农田水利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突出，再加上围湖成田现象的日益严重，原有的湖塘也大多已废除或缩小，所以两宋时期又兴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

1、兴修堰坝、陂塘

北宋时，随着山区梯田的开发，陂塘堰闸等灌溉工程的兴建继续得到发展。熙宁（1068~1077）中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对过去遭豪强地主所霸占、围垦的蓄水湖和陂塘堰，悉令还湖、还塘。把兴修水利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诸当职官，申请兴修农田水利。请开修陂塘沟河，导引诸水??疏决积涝，永除水害??举修毕??千顷与一等酬，七百顷与二等酬??”本区水利开发又有了更大的发展。

宋庆历元年（1041），湖州剌史胡宿筑石塘百里，“以捍湖水之患”，州人称“胡公塘”。 淳熙三年（1176），武康蔡霖浚治新溪，自汊溪口徙水道东北注五里合长安溪，以通舟楫。宋庆元间（1195~1200），知县丁大声浚治后溪。

宋嘉定年间〈1208—1224〉陈季永率领安吉乡民筑吴塘、横塘、朱塘〈均在今安城镇北〉，用以灌田。

两宋时期，修筑堰坝非常重视堰址的选择，合理布局，坝沟配套，石砌堰坝，修筑梯级堰坝，实行左右相邻堰坝互相贯通，堰坝与陂塘串联灌溉，把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灌溉系统。如余英溪上游合溪，小溪纵横，多小堰，合溪以下谷地逐渐开阔，多大堰。著名堰有9座，其中万宝堰最大，长50米。此外，对堰坝陂塘还设立管理机构，大堰由政府管理，小堰则实行个人或众人集体管理。

2、太湖溇港

頔塘、吴兴、长兴间横塘，处于太湖进水之地。开始修筑时不是紧靠湖涯的，而是有一段湖滩之地，以后滩地逐渐淤长，茭芦地也逐渐开辟为水稻田。为了湖田排灌和航运的需要， ①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在湖滩地里每隔几里疏溇港一条，这样就建成了许多溇港。

北宋范硕著有治水专著《水利管见》，文中对吴兴水利，提出了浚河道、筑圩围、均工费、分等则，疏沟洫、凿水池、疏城市等七点治水主张。

庆历中（1041~1048），湖州通判李禹卿在太湖边筑堤八十里，开横港一条，名湖塘。政和六年（1116），两浙提举赵霖主持大规模治理太湖，并总结治太经验“开浚港浦，置闸启闭，筑塘裹田，三者缺一不可。”

南宋乾道中（1165~1173），乌程主簿高子润疏三十二溇至太湖，复晋宋旧迹。 《嘉泰吴兴志》卷五《河渎》所列溇港之名如下：

乌程县，有诸溇、比溇、上水溇、罗溇、张港溇、新泾溇、幻湖（宦湖）溇、金溇、赵溇、潘溇、许溇、王溇、谢溇、义高溇、陈溇、薄溇、五浦溇、蒋溇、钱溇、新浦溇、石桥溇、汤溇、成溇、宋溇、乔溇、湖溇等26溇（绍熙中《修湖溇记》加纪家溇为27溇，但无上水溇，而有阳家溇）又因五浦溇而置五浦市。南宋绍熙二年（11391）知湖州王回改纪家港以下27溇，分别以丰、登、稔、熟、康、宁、乐、瑞、庆、福、禧、和、裕、阜、通、惠、泽、吉、利、泰、兴、富、足、固、益、济命名。

长兴县，有余鱼浦、柳浦、前周浦、前荻浦、后荻清、鱼余浦、鸡笼浦、陈渎浦、石祁前浦、后祁后浦、彭城前浦、彭城后浦、新塘浦、阴寒浦、金浦、石渎浦、道界浦、白茆浦、吴渎浦、广浦、张溇浦、松公浦，计22浦（县图经载原为24浦）。

淳熙十五年（1188），湖州知事赵思委开浚溇港并整修闸门。

至宋末，苕溪流域大型水利工程几乎都已建成，沼泽低地已成为肥沃的圩田，为两宋农业经济的起飞提供了条件，其中不少水利工程在明清时期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宋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向湖州东乡低地的定居进一步发展。与东乡的人口相对集中，村落丛集相对应，东部低湿地许多市镇也应运而生。

第二节 两宋时期湖州的农业生产

宋代湖州地区农业生产主要体现在：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和稻作技术的提高，使湖州地区的粮食生产，不论是单产和总产，都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一跃变成了全国的重要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时谚充分说明了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

一、稻麦两熟制的形成粮食复种指数的提高

1、稻麦两熟制的形成

宋代以前，湖州地区在旱地就早已开始种麦，但没有在水田种麦的记载。

从目前史料来看，稻麦二熟制的形成不在唐，而首先出现于北宋，盛于南宋。原因： 第一、北宋初年，苏、杭两地的户数为10万，但至南宋末年，两地的户数就猛增至7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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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龄.浙江历史上几种主要农作制度的发展[J].刊于浙江农史研究集刊

万，近300年间，两地的户数增加6倍还多，反映了太湖地区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趋势。应该指出，在这些移民中，很大一部份人，来自北方，是吃惯面食的。因此，不用说，社会对麦类的需求，也空前增加。由于这样，太湖地区随这而产生了麦类供不应求，麦价飞涨甚至高于米价的情况，这也就促进了农民种麦的较大发展。此外，当时规定，稻田种麦，不收麦租，这也一定地刺激了农民在稻田多种一季麦的积极性。关于这一情况，在庄秀裕的《鸡肋编》中有这样的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由于这个社会因素的推动，不仅使麦类在湖州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促进了麦下水田，产生和出现稻麦二熟制。

第二、官府在奖励垦荒的同时，劝民“益种诸谷，以防水旱。”因此，麦等旱粮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到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湖州已普遍在旱地种植麦子，品种有大麦、小麦、落麦、荞麦等，而且在麦子之中又有早熟、中熟、晚熟品种。麦子的种植促进了湖州稻麦两熟制的进一步形成。

第三、在太湖流域农业发展过程中，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太湖流域相对中国北方来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一年四季均可有不同作物生长。而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气候，隋唐时期比现在还要暖和，北宋虽较寒冷，但南宋时期又趋暖和了。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使得太湖流域的农作物，特别是作为主要农作物的水稻能够很好生长。在宋代，江南地区的农民已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种的水稻，如陆游在《喜雨》诗中就说：“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领晨炊香。”其自注云：“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剑南诗稿》卷三九）由于江南地区无霜期长，水热资源丰富，农民们便可利用不同品种成熟的早晚使水稻一年再熟，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总产量。

太湖地区推行稻麦二熟制之初，主要是在早稻田中，晚稻田都是冬灌泡田，休闲过冬的。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中记载宋代南方的秋季耕作，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夫耕耨之先后迟速，各有宜也。早田获刈才华，随即耕治晒曝，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晚田宜待春乃耕，为其藁秸柔韧，必待其朽腐，易为牛力”。直到元代，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记载的情况还依然如此：“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下田熟晚，十月收刈既毕，即乘天晴无水而耕之，节其水之浅深，常令块坺半出水面，日暴雪冻，土乃酥碎。”这就是宋代太湖地区的稻麦二熟制只行于早中稻田的原因。自元代创造了开沟作疄，泄利其水的技术以后，稻田积水和地下水位高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这为晚稻田的种麦，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这也是后来明清时太湖地区稻麦二熟制出现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北方人爱吃麦食，而军输马料都需要大量麦子，促进了麦价剧增。“绍兴初（1131 ①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3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1162），麦一斛值一万二千钱，民获其利倍于种稻。”而当时民间的习惯又是“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因此，建炎以后，原来只在旱地上种植的麦子，不但下了田，而且纷纷利用收稻后的冬闲来扩种冬麦，从而在太湖流域和湖州一带，出现了“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范成大诗云：“腰镰刈熟趁晴归，明日雨来麦沾泥，犁田待雨插晚稻。”

2、粮食复种指数的提高

提高粮食复种指数与推广适用农具，是宋代湖州实现粮食增产的两项重要的技术措施，也是宋代湖州粮食生产杰出成就的重要表现。

宋代稻麦两熟制的形成，使湖州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利用提高复种指数以提高粮食产量的新途径，这在湖州粮食生产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粮食的产量，也使日趋严重的人多地少矛盾得到了缓和；同时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制，又有利于用地养地，这对减轻病虫草害和保持地力，也有重要作用。

粮食复种是指一年之内，在同一土地上种收两季或两季以上的粮食作物；粮食复种指数是以全年播种粮食的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的百分数。唐代湖州稻麦两熟制在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到了南宋时期，北方移民激增，对麦食需求量扩大，促使了大小麦向水田发展，从而使得稻麦两熟制得发迅速发展。“在手工生产的条件下，实行复种制就需要在单位面积投入更多的劳动量。??而复种制的推广，反过来对解决因地狭人稠造成的吃饭问题，起着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提高亩产量，扩大复种指数的突出成就，确是显示了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方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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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苏湖熟，天下足”

由于可耕土地的辟垦，水利的进一步兴修，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宋代湖州粮食生产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正是宋代湖州农业在全国的地位的写照。

两宋时期，湖州农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就是占城稻的引进和改良。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因两浙江淮“稍旱即水田不登”，宋真宗派人赴福建取占城稻种3万斛，分给两浙等三路，“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后经改良，使其能适应各种水土气候而成为不同品种，太湖流域的六十日稻、赤谷稻、金钗糯等都是占城稻的改良种，六十日稻又名早占城。到南宋时，占城稻的种植已很普遍。

对占城稻的浸种，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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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季裕.鸡助篇

宋·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 ③

王曾瑜：《宋代的复种制》，载《平准》第三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 ④

宋史.卷173.食货上

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熟，如甲坼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宽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莳”。占城稻的引种，对湖州粮食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湖州水稻品种，据嘉泰吴兴志载，水稻中“占城”稻，已演化出许多早熟和早中熟的籼稻品种。粳稻（糯）中，不仅出现更多优质米、香米、宜酒米品种，而且提高了适宜于稻麦二熟栽培的中、晚熟品种的比例。《嘉泰吴兴志》记载了十里香、师姑秔、八月白、八月乌等8种籼粳品种数，１种糯稻品种数。但这并不是宋代湖州水稻品种的全部，因为《嘉泰吴兴志》在记载了９个当地的水稻品种之后，就如是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

除水稻、麦种植外，旱地作物也多有种植。据嘉泰《吴兴志》载，当时湖州种植的旱粮作物主要有粟、黍、豆穄、稗、麻等，种植之广麦为最，品种之多豆为首。栗有黄栗、白栗和糯栗，豆有大豆、黑豆、绿豆、赤豆、燕豆、豌豆、豇豆等，麻指牡麻，在宋代既是纤维作物，又是粮食作物。嘉泰《吴兴志》说：“麻，今乡人种，先收牡麻取其皮以缉衣充布，后收单麻，取其子以供食。”这些旱粮的出现，对于增加太湖地区的粮食产量，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宋代湖州水稻的单产也有明显的提高。据研究，唐代南方的水稻亩产量，约为1.5石米或3石谷，约合今亩产276市斤。宋代太湖地区的水稻产量，平均约为2.5石米，约合今亩产谷450市斤，比之唐代，提高174斤左右，亦即增长了63%。

粮食商品化程度有了提高，“湖、苏、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宋室南渡，临安不断膨胀的人口为湖州的商品与粮食提供了市场。杭州所需粮食大多来自于苏、湖、常、秀等州。其中湖州为最多。所以南宋时杭州北门外有一市镇为“湖州市”（湖墅），是临安主要米市，也是湖粮主要集散地。外地来杭的米船大都集中于余杭门外崇果院黑桥头，然后再分发各铺出籴。②

湖州地区的粮食已甚为富裕，早在宋代就已是闻名的天下粮仓。薛季宣《浪语集》卷28《策问》第四门指出：“淮浙当承平之世，非惟国用之所仰赖，‘苏、湖熟，天下足’则又发于田家之谚。”“承平之世”是南宋人对北宋的习称。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云：“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故都”其实就是北宋的汴京。到了南宋时，“苏湖熟，天下足”谚语更为广为流传了。宋人吴泳引时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鹤林集》卷39）高斯德也说：“??其熟也，上田亩收五六石，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吴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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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双溪类稿》卷21《上赵丞相》 咸淳《临安志》卷19《市》 ③

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 ④

宋·高斯德.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高二人都强调此系“勤所致”，“人力之尽”，这是很有见地的，充分肯定了湖州人民的创造力。南宋光宗时，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此时，太湖流域已是“苏、湖、常、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廪。”“苏湖熟，天下足”一直到明代才逐渐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自唐更五季至宋渡南，而吴兴去宋行都最近，苕霅两水分贯郡城，宋诸王分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故吴兴郡城萃起汀洲浦溆之上。”

第三节 两宋时期农村多种经营

宋代湖州农业生产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具有发达的农村多种经营。这是宋室南迁、城市人口增加对农业生产的社会需求，也是湖州农业生产特有的自身条件和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蔬菜生产

宋代蔬菜种类丰富，以生长环境可分地栽蔬菜和水生蔬菜（水生作物）二类。 1、地栽蔬菜

宋室南渡以后，随着都市消费的兴盛，蔬菜的栽培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这一时期的蔬菜种植，除种类增多外，还出现了专为城市供应副食品的专业户，蔬菜种植也成了经营性农业的独立分支。漆侠先生指出宋代蔬菜业作为商业性农业而不断扩大。王曾瑜先生指出宋代蔬菜种类繁多，且南方比北方更丰富。在两宋湖州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甚至有数十个品种的蔬菜在不同的季节应时上市，供应市民的生活需求。

嘉泰《吴兴志》所记，这时的蔬菜名目就增加到了30种以上，有葱、姜、韭、薤、蒜、菘、芥、茄、苋、芹、冬瓜、黄瓜、葫芦、茨菰、芋、莼、萝卜、茭白、蔓菁、莴苣、苦荬、波稜、胡荽、芸苔、茵陈、薄荷、笋、茨菇、豌豆、豇豆、藕、甜菜、莙达等。涵盖了根菜类、白菜类、绿叶蔬菜、葱蒜类、瓜类、豆类、薯芋类、水生蔬菜类和多年生蔬菜类等。其中标明“今添”字样也即南宋时新引进的就有9种：莼、蔓菁、莴苣、苦荬、波稜、薄荷、胡荽、芸苔、茵陈等。

胡荽：北方俗称称芜荽，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提味蔬菜——香菜。 波稜：亦作波棱，即现今波菜。

菰白：嘉泰《吴兴志》列“今添”。湖州古名“菰城”，即以产“菰”而得名。但唐以前主要食其籽实——菰米，即雕胡。作为蔬菜食用，当在南宋时期。据嘉泰《吴兴志》载：“菰三年以上心中生苔，如藕白软。中有黑脉，堪噉。”

苦荬：即现今多头菜。

萝卜：原产我国。湖州地区何时栽培没有明确记载，据淳熙《吴兴志旧编》记载：“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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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侠.漆侠全集（三）[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王曾瑜.宋辽西夏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卜，合溪者最佳，岁常入贡”。萝卜的栽培至少在南宋以前就有了。

胡萝卜：胡萝卜原产中亚一带。大约由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胡萝卜“元时始自胡地来”，因而一般都认为元代才引种至我国。但事实上，南宋时太湖地区的地方志中即已有胡萝卜的记载；可见胡萝卜引种至我国的历史，当不会晚于南宋初年。

姜：《吴兴志旧编》有“近太湖，地宜姜”的记载。 蒜：本草有大小二蒜，今山乡皆有之。

茄：一名落苏。本地有三种：紫茄、白茄和水色茄。 芹：引《吴兴记》载：乌程温山出御芹。

瓜：旧编云：乌程甜瓜有名。瓜有白东瓜、胡瓜、越瓜等。其中甜瓜有青、白二种。越瓜，湖州俗呼生瓜，谓可生食也。胡瓜，即今之黄瓜。

宋代湖州还出现了专为城镇居民供应蔬菜的种植专业户，如《夷坚志补》卷7《沈二八主管》载，湖州村民沈二八“在园锄菜畦，以种作为生。”

2、水生作物

湖州种植的水生作物，大多可作蔬菜。湖州东乡平原地势低洼，河网密布，水生资源丰富。其中有菱、藕、芡（鸡头米）、茨菰等。

菱：是水乡泽国的特产，范成大诗说：“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足证当地已有种菱谋生的专业户。太湖菱有不同品种，《嘉泰吴兴志·物产》说当地有果菱、湖趺菱、青菱、野菱、太州菱、馄饨菱，“晚秋采实竹箔，曝干去壳，为米亦为果，有收至数斛者”。菱除鲜食以外，如《吴兴志》记载，晚秋采收以后，“竹箔暴干，去壳为米，亦为果，一家所收，可达十数斛”。当时菱的种类繁多，其时湖州一带的品种：“两角者有果菱，差小；有湖跌菱，色红；又有青菱，色青，角曲而利；四角者野菱，最小角极；有太州菱，实丰而美，土人所重；近又有无角者，谓之馄钝菱，以其形似也。”早在唐代，菱湖因鱼菱业发达、贸易兴旺，已有“水市”之称。宋代“旧可通舟楫，市鱼虾菱藕者集焉”（嘉泰《吴兴志》）“春水龙湖（菱湖的旧称）绿满天，家家楼阁柳吹緜，菱秧未插鱼秧小，种出明珠颗颗圆”的诗句。

藕：湖州藕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在唐代，古城四郊和长兴吕山、长城一带，已是藕荡星罗棋布。唐诗人韩愈赞湖州雪藕“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到了宋代塘藕生产规模愈加扩大。北宋苏东坡在湖州时曾留下“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的优美诗句。明万历《湖州府志》中载有：藕产桑渎（道场双塘村）最佳，被称为“湖州雪藕”而久负盛名。

茨菰：嘉泰《吴兴志》列“今添”。主要种植在低田水中，又名慈茹，根如蒜，味苦。 凫茨：嘉泰《吴兴志》列“今添”。苗似龙须而细，根似指头，黑色可食，实为今之荸荠。

莼：《嘉泰吴兴志》列“今添”。《统记》云：长兴西湖最佳。“软滑宜羹”。长兴县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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