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

第一部分：九一八事变：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九一八事变

国难当头，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被空前激发起来，连少年也参军报效国家。图中的两个少年兵被日军俘虏 九一八事变： 它疯狂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沈阳城外，寂静的大地上，一群群鬼鬼祟祟的人影在窜动：七八条汉子急匆匆奔向距沈阳约２．５公里、距东北军北大营约８００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队１００多人的队伍悄悄地潜伏在柳条湖村以北约３公里处的文官屯等候出击；而在沈阳城内的一个住宅里，一个焦急的身影在不停地晃动。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柳条湖方向传出数声爆炸声。旋即，电话声、枪声响成一片，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军队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沈阳城。

一个荼毒中日两国人民的罪恶事件，在侵略者的炮制下出笼了。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真实一幕。 侵略中国以发展自己：近代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1）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二、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

１９３５年，华北大地上，一群群衔有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在游荡，一件件别有用意的非常事件不断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角色或在幕后操纵策划，或在华北滋事寻衅。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是其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不仅使华北的局势，而且使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危急关头，它决定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政局的走向，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疯狂的“华北国”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随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向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致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累万。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在华东建立了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桥头堡。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配合其建立伪满洲国。而在

占领东北，实现其“大陆政策”所规定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第一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按照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既定政策，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征服中国”。

日本把侵略的毒爪首先伸向毗邻东北的华北，疯狂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阴谋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 为此，从１９３３年起，日本对华北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 首先，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在山海关、秦皇岛驻有军队。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２３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日军守备队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在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于２日早晨强行占领南关车站，将中国警察缴械。随后，日军调动军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命令第八师团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十六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中国守军激战失利，于３日撤出，日军占领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

接着，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侵略。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０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

２３日，日本政府故伎重演，由其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谎称有日本军官在热河境内失踪，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2）

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日军在当天就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敌先逃，所以中国军队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结果，日军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其后，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过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最后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

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打开了大门。

通过上述侵略战争，日军打开了侵略华北的通道，进而开始了对华北的大规模的侵吞。就在《塘沽协定》签订之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记者声称：“为保护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制定的《对华政策大纲》提出：“１．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活动。２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

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称：如英美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这实际上是不准中国与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援助中国，把中国完全看作是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驻南京领事叫嚣：如果中国继续与别的国家联合，则“酿成第二满洲国的出现，或第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证其必无”。 ２ 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１９３５年５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河北事件。

这年５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密谋，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入侵”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及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两汉奸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等为借口，于２９日向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酒井隆等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开始调兵遣将。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其侵略要求。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酒井隆等威胁说：“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而来的，而是来把我军的决心通知你们。” 面对日本蛮横无理的寻衅，南京政府一方面电令何应钦主持应付，妥善处理；一方面令驻日大使蒋作宾乞求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从中调解。３１日，广田答复：“此乃军部之事，中国政府须与日本军事当局谈判，望中国能见机行事。”这时，日本陆军省一面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必要准备。同时，日本陆相和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协商对策，决定派酒井隆再访何应钦，要何应钦接受日方所提的要求。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3）

在日本的压力下，６月１日，南京政府免去了蒋孝先（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曾扩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府训练所所长）的职务。６月４日，何应钦约见酒井、高桥，通知了南京政府对蒋孝先、曾扩情免职的决定，并表示，白、胡被暗杀事件，因发生于天津日租界，中国政府无从知其详。但因日租界与天津市相连，故已令天津市协助缉凶。至于援助孙永勤部问题，已饬河北省严查，如果属实，自当按律严惩。同时还表示：中日亲善提携，为我中央既定方针，过去如有不周之处，当加以改善，务使中日国交日益亲密。但酒井、高桥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必须将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张廷谔（天津市长）罢免；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从天津撤出；结束天津市党部；调走驻北平的宪兵第三团；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调走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解散抗日团体。

为满足日方要求，南京政府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王克敏为天津市市长，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６月６日，于学忠被免职；７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奉令结束；８日，驻津第五十一军奉命南下，何应钦发出“严令平津军政宪警各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之手谕；９日，宪兵第三团开始离平。

在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下，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

６月９日，酒井隆往访何应钦，出示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实为最后通牒的“觉书”（即“备忘录”），要何应钦答复并签字。“觉书”内容如下：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限期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何应钦与酒井对上述内容进行密商后，即分电蒋介石和汪精卫请示如何处理。 ６月１０日，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对日方要求全部承诺。据此，何应钦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其具体答复是：

（一）十日下令，自即日起开始撤退河北省内的党部。

（二）第五十一军，预定从十一日开始撤退到河北省外，用火车运输，到二十五日撤完。如因车辆不足或发生故障时，撤退完毕日期，也许要推迟几天。 （三）决定将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从河北省撤出。

（四）国民政府决定最近向全国发布命令，禁止排外排日。 同时，何应钦还向日本承诺：

（一）第五十一军，大概在三天内撤离北宁沿线，严厉训诫不得发生对日不法行为。 （二）中央军于几天内撤离北平附近，先移动到长辛店附近，以后尽快调开，但因输送第五十一军的关系，预定约需一月，希望谅解。 （三）以前约定的其他事项，也确实履行。

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丧权辱国、出卖河北的换文，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７月６日，何应钦又正式致函通知梅津，对“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

南京政府在电令何应钦出卖河北省主权的同一天，还正式发出《敦睦邦交令》，公然宣布：“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同时，命令河北省及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结束工作，驻北平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等部调

赴西北和豫皖地区进行反共内战。

河北事件是日本实现其吞并华北的重要步骤之一。《何梅协定》使河北省主权完全丧失。它与同月因张北事件所签订的《秦土协定》一起，为日寇扩大对华北的侵略，进而独霸整个中国提供了前进基地。

３ 张北事件与《秦土协定》

几乎在制造河北事件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张北事件亦称察哈尔事件。 察哈尔省（１９５２年撤销省建制，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当时为我国华北五省之一，东接热河，西连晋绥，首府张家口扼平绥路咽喉，为北平西北的重要门户。时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率所部驻守该省。 《塘沽协定》规定日军“概归还至长城之线”，实际上把长城作为中、日军队的分界线。但万里长城并非是一条直线，在东北与河北、察哈尔和热河之间，长城依山形地貌而蜿蜒曲折，所辖地区互相楔入。察哈尔、河北的几个县，实际位于长城之外。于是， 日本硬指这些地区属于热河省，是伪满洲国的辖地，不断进行武力侵占。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4）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以中国军队侵犯伪满洲国境为借口，向察哈尔省的沽源县境进犯，制造了察东事件。在日方武力要挟下，南京政府惟恐事件扩大，电令何应钦作为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解决。２月２日，由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等与日本第七师团第三旅团长谷实夫等在大滩（现河北省沽源县境内）举行正式会谈，并达成口头协定，即《大滩口约》。２月４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口约”内容公布如下：“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起见，日军即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之南、石住之东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这一“口约”使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为日寇入侵华北进一步提供了方便。 这年５月底，日本驻内蒙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特务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人以“旅行”为名，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６月６日，该四人由多伦去张家口途中行抵张北县（今属河北省）城时，因没有察哈尔省政府签发的护照，被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扣留。宋哲元接报后，担心由此引起纠纷，立即电复准其“旅行”。该四人返张家口后，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即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于６月１０日派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出面，向察哈尔省政府和二十九军表示抗议，提出由二十九军军长道歉、惩办一三二师参谋长和军法处长等蛮横要求，同时还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宋哲元乃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方交涉。１２日，秦德纯由张家口赴北平，向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报告张北事件经过，并请示处理办法。何应钦指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斟酌情势处理。１３日，何应钦返回南京，商讨对策。１４日，秦德纯由北平赴天津与日方开始会晤。初次商谈无结果。

６月１４日晚，日方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商议决定就张北事件的“交涉”方针问题，听取关东军的指示。

１７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听取汇报后，立即召集重要将领会议，确定的“交涉”方针是：“绝对不准宋哲元今后在察哈尔省内有不法行为。”强行要求：“１将驻于塘沽停战线协定延长以东地区及北长城线北侧地区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撤退地区不准中国军队再进入。２一切排日机构（东北宪兵、蓝衣社、国民党党部等），全部解散。３宋哲元道歉及处罚负责人，应立即实行。４以上第一、二两项，从提出要求之日起在两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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