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很多对于文艺的论述几乎都要论及摹仿,这成为这一时段文艺理论形态的显在话语。以往一般把柏拉图关于摹仿的文艺思想视为西方文艺理论摹仿论的起点,其实,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论述摹仿了。最早的“摹仿”观念是与原始巫术相联系的。从原始巫术的“摹仿”观念,到描述与僧侣祭祀活动相联系的音乐和舞蹈的摹仿,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摹仿数”,构成了古希腊早期摹仿观念的发展轨迹。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克塞若芬尼、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他们的理论反映了早起古希腊对文艺的朴识，但是只是从外部触及了瘟疫的本源，显得十分片面。

柏拉图是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说来，古希腊人的“艺术蓦仿自然”的看法本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艺术观，到了柏拉图手里才起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即共相、一般、普遍)才是真实的,一切具体的个别事物都只不过是“理式”的影子。在他的哲学理式思维里,最高等级的是“理式”;第二等级的是现实世界,他称为影子;第三等级的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李秀斌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论要》中对柏拉图蓦仿说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从探求艺术的本质看，柏拉图认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是由蓦仿观念世界来的，艺术世界是由摹仿感性的现实世界来的。因此，艺术世界就成为

理念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这就是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对他以前所流行的艺术幕仿现实的传统观点所给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柏拉图的‘幕仿说’。”

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摹仿说”。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坚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可以说，“蓦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氏文艺理论的基础。亚里十多德的摹仿说则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哲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在诗歌乃至艺术当中的作用，肯定了模仿的地位，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在《诗学》中，亚里十多德从模仿艺术的本质、对象和方式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以此说明文学模仿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他不仅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一事实，并进一步指出模仿是用以区分艺术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模仿成为区别诗和自然科学论著的特征。他认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可以从模仿中得到快感。根据亚里十多德的理论，获取知识是人类的本能，模仿则是人类最初获取知识的途径，对人来说，获取知识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另外，技术处理、色彩或其他因素也能够引发人的快感。亚里十多德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并从具体的模仿对象和方式等角度进行探讨。

由此可见，二人的“摹仿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下面，我将就两人理论进行比较。

1、 两种“幕仿说”的哲学基础不同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核心间题。“他称这种实在为‘理

念’，凡是可感事物都由它而来与之同在且因此得名。”在柏拉图看来“理式”是最真实的是世界的本源。现实是“理式”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只算“影子的影子”。柏拉图站在贵族阶级反动立场上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来纠正当时他所厌恶的社会风气，在新的基础上来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这是他一切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动机。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摹仿说”进行了批判和继承提出了西方古典时代最具价值的关于文艺本质方面的思想。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所摹仿的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柏拉图虽然也主张艺术是摹仿现实，但他认为理式世界是第一性的、实在的;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摹本和影子，所以现实世界是第二性的;而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则是第三性的，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但亚里士多德却有不同的主张。他认为理式就在事物之中，所以他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也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并且他进一步确定艺术世界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艺术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2.艺术蓦仿的对象不同

柏拉图认为艺术家摹仿的是现实世界可感的实物，而现实中的实物并不是本质，不是真理，这些实物是理式世界的复制品。柏拉图将理式世界中的概念称为理式，每种物体都有一个理式，而且这个理式是唯一的。他认为理式“先于现实世界、高于现实世界，是世界的本原，先有理式然后才有个别的具体事物”。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不同，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是艺术品，一切艺

术都是摹仿。但他在《诗学》里所说的艺术主要指诗和音乐。亚里士多德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艺术是虚假的，和现实世界“隔着三层”。他认为艺术是真实的，艺术所摹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 3.艺术家蓦仿的灵感不同

艺术摹仿是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上帝是一切自然界运动的原动力，包括艺术创造。柏拉图认为摹仿的诗人对所摹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艺术才能，而是要靠神来给予启示和“灵感”。在《伊安篇》中，他用磁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因此，诗歌的最终创作者并不是诗人，而是神，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当然这些由神创造的诗是应该推崇的高尚的诗，如酒神诗、颂神诗、合唱诗、史诗等，并不是所谓的通过摹仿“影子”、迎合非理性的东西。有了神的依附，再愚蠢、平庸的诗人也能“唱出美妙的诗歌”。在这里，柏拉图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神，贬低人的力量。相反，亚里士多德则很重视人的智慧与能量。他认为摹仿是人的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摹仿。 4.艺术的社会功用不同

柏拉图站在贵族阶级反动立场上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来纠正当时他所厌恶的社会风气，在新的基础上来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这是他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动机。因此他认为艺术

不仅不能反映真实，还会欺骗人，使人远离真实，阻碍人们对真实的认识。柏拉图对摹仿本身也是鄙视的，“摹仿术是卑贱的父母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诗歌能激起人性中的低劣部分，因此应该驱逐出境。“他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就好比把一个城邦交给坏人，就会颠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由此可见，柏拉图是推崇理性，反对情感的。情感会让人生活得更糟糕，甚至会腐蚀人、毁灭人。而诗歌则是激起人罪恶的情感的导火线，因此必须禁止。但是，杯珍立图却没有否定所有的艺术，而留住了他认为是高尚的艺术，“只有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颂歌才被允许进人我们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不仅不应该受到谴责，反而应该发扬光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而来的)”。摹仿不仅能让人获得知识，还能让人感到快感。有些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会让人痛苦，但却也能让人快乐，其原因在于求知。求知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哲学家如此，一般人也如此，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悲剧在观看时让人感到痛楚，但是人的情绪却可以由此得到放纵，“也就可以得到减轻、缓和或解除”。

在哲学思想上，柏拉图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而亚里斯多德是徘徊十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态度和研究方法上，柏拉图的一般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都是从他要在雅典民主势

力上升时期维护贵族统治的基本立场出发的，而亚里斯多德却多从 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角度看问题，对客观世界进行冷静的客观的科学分析。因而在对十文艺现实关系问题的看法上，柏拉图是唯心卞义的，反现实卞义的，而亚里斯多德基本上是唯物卞义的，现实卞义的。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文艺思想影响整个西方美学史，其大足以说明二人都是了不起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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