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讲座速记稿

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第244期一张五常教授专场 时间：2010年5月27日18：30—20：30

主持人：我们时间也非常紧张，其实不用我介绍，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容幸请到知名经济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张五常教授，非常难得的机会，今天我们这样安排，张五常教授讲，因为他的习惯是讲粤语，他夫人会用普通话翻译，讲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之内，我们大概留半个小时时间，让同学提问，后面还有一个著作推广的活动，大家欢迎张教授。

张五常：各位同学，本来要求我9月份才来做报告的，因为你们快要放假了，我哪等到9月那么久，死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他们提前，今天讲了，只有两天通知，我本来打算来批评经济学的，结果你们要我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先利用我中国经济制度的文章来批评经济学。我真的不大明白，你们为什么念经济？你们念来做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现在的经济学不能解释现象，又不能推断事情的发生，现在经济学好象看风水一样，你们相信不相信风水？风水这个行业，盘古初开就有了，那些挖分母的人，我听说，他们先请风水先生勘察一下，看到那个地方好风水，才开始挖下去，风水这个行业有了好几千年的，所以现在有经济学的存在，你看看最近的金融风暴，全部都是胡说八道，不管那些人拿过诺贝尔奖没有，全部都是胡说八道，看看克鲁格曼，说十次错十次。最近去世的一位我们尊敬他的，山母尔森，也是说十次错十次的，他跟风水先生水平差不多的。你看看贝克，看看专栏、博客，说十次错十次，到底发生什么事，是很尴尬的，你们学经济学来干什么？拿经济的杂志看看，里面说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方程式，没有内容的，你看看回归分析，问问他们数据代表什么，他们回答不出来，这是非常尴尬的问题。思蜜的国富论，现在已经有230多年，回看那本书是一本好书，不是风水书，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学经济干什么呢？有什么用？解释不到事实，又不能推断什么事情会发生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都不明白学习经济学干什么。

230多年前，思蜜的经济学水平，你们现在达不了，怎么解释呢？怎么可以解释呢？200多年后退步了，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我当然不是指我自己的经济学，我的是不一样的。金融风暴，欧洲的情况，爆发了以后，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那些有关的言论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可能的，美国去年7月份还把最低工资再提升11%，这点根本不可能的，任何人稍微懂得经济学一点的，本科一年级念过的，都知道不能够再加最低工资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有可能那么蠢的。欧洲出现的问题呢，2003年我就写好文章讲，我最近在博客重新登出来，2003年我就推断欧元有今天的形式，可以回去查查，一点没有错，我放了一张一百块钞票，放在路上，没有风吹，没有警察，这一张100块钞票会不见的，你们统同意吗？10000块也不敢跟我懂，我这张100块钞票会不见是很准确的推断，物理、化学、生物、社会、政治学都解释不了，但是经济学可以解释得了，这是张五常的经济学可以解释得到。这么简单的现象，现在的经济学，全世界只有我张五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百会不见？现在的问题就是，金融危机啊，欧元遇到的困难啊，这些问题和100块会不见的推断是类同，略微复杂而已，但是现在人不这么看，所以我常常怀疑，经济学家不是那么蠢的，但是他只是可能不敢说话，怎么可能还要再加最低工资呢？为什么还是常常说会复苏呢？大家很清楚的，欧洲的情况是没有得救的，美国也是没得救的，不是没得救，而是某些价格要调整，而他们完全不能调整，那么就是没得救，就好象那部车子坏

了不能走了，所以经济学，现在搞的一团糟，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好几个解释，一个解释是政治上的问题，也许不好意思讲，不敢讲，撇开这个问题不讲，撇开这些搞不清楚的局限不谈，也就是说有一些我很熟的朋友，以前跟我很熟的朋友，看看他们的言论，你不知道他发了神经，还是吃错药，搞不清楚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这么说话的，可能他们受到某种约束不能说，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就认为，经济学本身是有问题的，经济学为什么有问题呢？

那就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没有认识，要搞什么理论呢？那些事实、这些理论合不来的，你要改事实，事实是不能改的，只有改理论，所以几十年来，我是看了真实世界的现象，然后修改理论，你不可以将真实世界修改配合理论，这就是他们的问题，现在的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真正认识不够，真的非常少，但是假如你要调查真实世界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常常夸夸其谈，不要说张五常夸口，我事实上是在真实世界里花了很多时间，你们在坐办公室搞方程式，我在真实世界里走，我在真实世界里日走夜走，我对真实世界认识当然不同，我是看了真实世界现象，把那个现象一般化，然后调回头修改经济理论，但是经济学不是这么做，他们做出一套理论来，然后把那个现象塞进去，塞不进去，就修改现象，那就是灾难性的发展了，事实是不能改的，我先说一个例子，然后再谈谈我最近这篇中国经济制度的文章，你们要求我讲那篇文章的。

我要说我从1969年开始，我回香港的时候，因为1969年我换工作，我那个暑假回香港，我第一时间去研究建工和约，我跑工厂了，你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假设建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不是，我亲自到工厂调查，我调查建工有十多年，为什么调查建工呢？很简单的，选择调查建工是我的天才，你看市场上那么多和约，为什么选择建工呢？所以我说选择建工是我的天才，但是我得到的启发是：可思，1937年写的文章，看起来好象不大懂，文章当时被批评很厉害，他说公司替代了市场，这是一个争论很厉害的问题，他说公司替代市场，什么是公司呢？市场就是指产品市场，公司呢？公司就是有人去指挥的，市场是无形之手，但是公司是有监管，这个问题，这个监管问题，后来就走到艾尔生（音译）那边，走到威廉姆斯那条路了，可思本人如果问我的话，他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什么，因为我在芝加哥大学，我对他非常客气，我很尊敬他的。但是在公司问题上面，我和他谈过很多次，他这个公司替代市场，似是而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市场是无形之手，公司有人监管，他说公司的存在是替代了市场，我跑去选择建工，是当时的天才之笔，你说建工是什么？建工是不是等于产品市场一样？但是它的存在于工厂里面，不是街边的买卖，所以这个建工，公司替代市场，搞不清楚是市场还是公司，这就是建工，所以我1969年调查建工，当然我其他和约也同样调查了，偶尔也想想，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问题我的老师艾尔生他们写了一张很出名的1972年的一个文章，基于我1969年提出的卸责偷懒的问题，你们也许也看过这样的问题，威廉姆森也说公司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错的，但是我按兵不动，因为那些建工的资料，都在我手上，我知道他们全盘错了，我按兵不动，我不想写，但是可思要退休了，他们要我写一篇文章，要我写的是81、82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想写的，我还想等等，结果82年初写，我坐下来三日三夜，写了初稿，我用钢笔写的，还没有打字，我就知道我那篇文章会传世了，我站起来昂天大笑。那篇文章1982年写好，83年发表的，已经过了27年了，到今天还有人引用，那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前几个星期有同事数

过，在明学报被引用的次数，一篇文章190次，这个文章再过几十年还会在。这190次的引用的次数，那些批评我的经济学新秀们，他们写几十篇文章都没有办法被引用超过50次，这个问题不是说被引用多少次的问题，只是我写了一篇公司的好文章。我把这个文章寄给可思，科思回信了，他说他17年来看这么多文章，最好的是这篇，但是他不同意我的结论，到今天还不同意我的结论。当然是我对啦，他不同意我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不知公司为何物？我说公司大小不能界定，他说可以界定，他没有去跑过工厂，你们要了解、明白科学研究，可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感激，弗里德曼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感激，我能够青出于蓝是很应该的对不对？你们教我，我没有理由不比你们更厉害。这一点不是重要的问题，我当年把文章寄给可思看，诺思也看到了，他大赞特赞我都无所谓，我寄给艾尔生看，他很尴尬的，因为他也写过公司的文章，有百科全书，要写人家写什么叫做公司的时候，后来邀请的是我，不是邀请他，我说人家邀请我写公司了，艾尔生不是很开心的，因为他认为他是公司的大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润地瑞特（音译），这个人重要，他也不写信，我第一时间寄给他看，结果我石沉大海，等来等去没有消息，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对可思的学说非常熟悉的，大概过了半年、9个月以后，有消息传来，他要朋友带口信给我，他说思门（音译）替公司的话题划上了句号，那个文章还存在，叫做《公司的和约本质》但是是不是那么好呢？我认为，还可以多加几句的，我现在在修改的经济解释，还可以把这个公司再改进，因为在我这边，公司这个文章里面，有一点已经在里面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大手的发挥，你们各位在座念经济的都知道，经济学传统是有产品市场，然后就有生产要素市场，两个市场，所有的书都这样说，但是我的观点呢，说他们是错的，只有一个市场，没有产品市场或者生产要素市场之分，只有一个市场，只是和约不同而已，在我的公司文章里面已经有含这个意思了，将来会推进一点，在我经济学解释那三卷本里面，再写写。 我跟你谈谈关于经济的调查，就是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认为我自己公司的理论，比别人的公司理论要好，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我对真实世界有认识。艾尔森是我的老师，教了我很多，但是他们分析公司，他们对事实的引用，是错的相当严重的，我曾经指出他们错的很严重，基本问题就是调查真实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对真实世界不了解，乱写文章是没有什么用的，有的时候是很幸运的，有的时候几个礼拜就可以写出一个好文章，我调查戏院的跳价，我站在香港戏院门口看而已，每天晚上都看，看卖票的情况，看了一个星期，搜资料，我写了一篇文章出来，我调查蜜蜂的严重，花了三个时间，我到果园去，这些都算是容易的。但是比如说香港的租屋问题，我花了几年时间才写得出一两篇文章，我调查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劳师动众，花了50万美金，很多人帮我做，做了几年，我的结果差不多等于是0。我代表中国经济制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其实讲起来是从1979年开始跟进中国的，二权分立是我80年代初期的建议，所有权、使用权是我当年的建议，接着又承包责任制，1984、85年有农业承包制，84年已经做了那个研究了，85年我做了工业的研究，工业的承包研究，我在北京住了几个晚上，北京首钢工人宿舍睡了几个晚上，这跟卧薪尝胆没有什么两样，卫生间根本不能用的，我住了几天，后来北京朋友们带我去温州看，85年左右，我听说有人批评张五常，他写温州模式，为什么没有提到我名字，我是写温州模式的，为什么张五常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呢？我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温州模式是我张五常建议的，我为什么要提你的名字？

85年左右，我跟温州副市长去雁荡山，谈起温州的情况应该怎么做？我就把欧洲、美国历史怎么做，历史讲给他听，这是85年的时候。我个人来讲，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对北京是很感激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以为要搜集资料那么容易吗？你们现在搜集资料看看？你人在外国，根本拿不到，你拿到他们发表的资料，你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但是198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派了三个助手给我，我要什么资料都可以拿得到，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轮到我为可思写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时候，有的人甚至批评，我张五常不了解中国，是发神经的，那些承包和约，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任何一家工厂的承包和约都可以拿得到，但是在这个研究上，我做的相当的失败的，85、86年，中国转变太快了，我跟不上，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和约多得不得了，中国转变太快了，因为和约过几个月完全就不一样了，后来我到温州去，去厦门，走来走去，那些信息也相当含糊，但是你们不能说我不了解，在调查方面，我眼观六路是很厉害的，我做了这么多年了，怎么能骗得了我呢？国内朋友知道的，因为文件拿来根本跟不上，它转变太快了。我一路的跟进，80年代、90年代，我写中国经济制度这篇文章，首先，是我跟进了中国很多年，这些承包和约不是外面人说的那样子的，我是亲临其境的，工业承包困难我很清楚，我和首钢他们聊了很多次了，跟着呢，中国的制度的问题，我第一次发现大秘密是1997年，我父亲留下一间蜡厂，是做一种蜡的，在香港是亏本的，我该怎么办呢？人家把厂交给我，就说如果这个厂关门的话，是你关的，那是我父亲的厂，我怎么关门呢？我要找一个地方开这个厂，到处找，广东啊，终于跑到昆山，我在1997年在昆山，在昆山发现了中国一个特别的问题，那个地区性的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情况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所以1997年，我注意到地区竞争激烈的问题，还有佃农问题，所以我相当欣赏你们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他看得懂那篇文章，我说这个人看得懂？很多人说懂，其实根本不懂，有一个重点，我搞了很久搞不清楚，在90年代中国碰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现象，90年代，中国有通缩，从97年开始有通缩，有严重的通缩，房地产的价格跌了四分之三，上海呢，从90年代初期，2万5千一平米，跌到7千，这是事实来的。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长三角在八年之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这是奇迹绝对绝对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当时是朱镕基做总理，他对劳动和约完全不干预，要想工资下调是容易，工人要走就走，老板要炒就炒，转来转去的，工人的流动量非常之高，你去任何地方问都是的，很多人开一家工厂，每年的工人流动量的次数，是200、300%，也就是说要换好几次，那个和约方面的自由，有的是过了界的，但是却能帮助到这个发展，也就是说90年代的时候，那些工人说要走就走，老板也有权利说你明天不要上班就不要上班了，朱镕基完全不理这些，这一点帮助很大的，帮助中国当年没有垮是很重要，但是很难解释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为什么突然间经济会起飞呢？而其中一个原因，长三角升的很快，而珠三角被它超越了，所以这个问题令我当时想起，这个地区竞争制度，我97年发现的，到国内房地产开始垮的时候，是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房地产跌了，这个跌的时机，而中国经济竟然飙升，这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个地区竞争，一定有关系的，但是很困难的，我2003年才知道原来县是竞争的主角，地区的竞争相当明显，但是凭什么竞争呢？你只能说地区怎么竞争？怎么奖金制，都没有用的，到2003年，我发现了，县里面，县有决定土地使用权，就是这么简单，哪个人有权划土地的使用，那个人就有权利管经济，

这个就是中国当时的情况，在某个程度上，这个情况的存在，土地使用得好，经济就发展得好，土地使用不好，经济发展就不好，这很简单的，我到03年才知道的，我是很难才知道的，你怎么问人家呢？地方政府问他什么，他都告诉你，但是我03年发现了这个秘密，跟着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所谓的增值税，原来增值税不是税来的，是租金来的，是佃农分成的租金来的，这一点刚好这么巧碰到我这个专家，只有我才懂得这个理论，我是研究佃农理论的，增值税是佃农的分成，不是税，在我这个专家手里，当然想知道宝一样，当然县里面很多朋友都帮忙了，我要他们，他们都告诉我，打电话问他们，他们都告诉我的。我简直是天之骄子，做研究能做到这样，还不是天之骄子吗？手上拿着政府的文件发表，这些都是废物来的，你看哪一方面的呢？我天之骄子，想想问题需要知道的，打个电话，马上就有答案，不行的话，我再多问几个，始终可以拿到答案，所以我经常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国家。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挡了我6、7个月，04年的时候，增值税在1994年开始全国划一了，17%，全国划一，佃农分成率是不能够划一的，在我的博士论文里说很清楚，一划一的话，就没有效率，为什么中国可以划一呢？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因为增值税都是划一的，17%，全中国都是这样的，这样子怎么会有效率呢？这一点，拖慢了我好几个月，2004年底，睡梦中突然想到我看过马歇尔一个注脚，把这个注脚找出来，把我问题都解释通了，看我书就知道的，为什么这个注脚解释通了我的问题。2004年底，我差不多就解释通了，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打算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还写什么鬼啊，后来2006年，可思说要搞一个会议，叫我写一篇文章，我说好好，你开会议，要讲中国的发展，我帮你写，我心里想，已经96、97岁了，不是真的需要写吧，还要多一点命机会不是那么大的，但是我答应了他写。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的，没有打算要写的。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有一篇好文章，我知道这个文章重要，我知道我这个文章是天才之笔，因为我解通了，你去哪里找像我这么巧，我跟进中国承包制，跟进中国发展，写了佃农理论，又有这么多资料，很难找到像我这样的天之骄子，那个时候我已经七十几岁的，过了七十岁还写什么，可思要求的，他很关心中国，我答应他写，我想的是可能不需要写的，谁知道过了两个月，他真的把开会大纲寄来了，张五常那篇文章中国经济制度排在第一，整个上午都给了我，两个诺尔尔奖得主要批评我的文章，其他时间都是空白的，只是说，下面的题材要写什么，没有作者，没有文章，每个人只有十五分钟，但是我是排第一，那我怎么能不写呢？所以2007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写了十篇经济学文章，先用中文写，把自己脑子搞清楚，我写了十篇的经济学，到了07年6、7月份左右，就写了可思的问题，我7个星期没有睡觉，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因为我这个年纪，短暂的记忆保留不了，我要不停地写，累的时候休息半个小时，又起来，半个小时再写，七个星期，我瘦了五磅，总算是完成了，这个文章，我也知道这个文章是我传世了，我寄给可思，改天又给了第二稿，他很开心的，怎么会不开心啊？哪里容易碰到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写这么好的文章呢？蒙代尔评我这篇文章，他说三十年来，看这么多文章，最精彩是这篇。可思、蒙代尔都是用powerful这个词形容，但是蒙代尔又加了一句，是三十年来看的最且尔蒙（音译）的文章，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总之是称赞我，现在这个文章写好了，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所以张军写的书评，他看得懂，我整个人跳起来了，这不简单，我个人来说，如果中国的发展，假如是衰退的话，我这篇文章是没有什么作为，如果中国继续发展，我这个文章是会传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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