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2年01月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an.2012　Vol.38No.1

第38卷　第1期　　　　　Journal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SocialSciences)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宝玉柱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　要〕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关键词〕蒙古语;喀喇沁;地名;社会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2)01-0046-07

由于统计资料的不足,研究历史上的移民情况,尤其是探究移民来源、规模、移民进入目标区域后的居住模式和移民对当地民族人口比例的影响过程等细节,几乎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为挑战这一禁区,笔者探索出一条利用地名志信息进行间接研究的方法。在《平泉县地名志》〔1〕、《喀喇沁旗地名志》〔2〕、《宁城县地名志》〔3〕、《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名志》

〔4〕

在这些信息中,最重要的契入点是自然村。因为自然村是历史上形成的最自然的聚落方式;自然村不仅和一定的地理特点有关系,而且和一定的氏族、移民集团及其社会文化相联系;尽管不同时代行政机构频繁更替,但自然村的村名、居民成分和内部结构却相当稳定。本文主要根据作者建立的自然村地名数据库进行分析。

人地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人的很多社会活动都能在地名中留下痕迹。为研究喀喇沁地区地名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演化情况,我们从喀喇沁地名数据库选择了505个自然村地名,占自然村地名总数(3545)的14%(原文后附地名总表,在此为节省篇幅而删去)。其中,蒙古语地名的收录是穷尽性的,大部分自然村有蒙古族居住,有些自然村的蒙古族已退出,但蒙古语村名还存在;部分自然村的村名在地名志中登录为汉语,但居民中绝大多数都是蒙古族,显然村名是从蒙古语翻译而来,为慎重起见,在此只收录村民蒙古族比例超过66%的自然村的村名;有些自然村的蒙古名和汉名并存,但地名条目记录汉名,在解释中提供蒙古名,此类地名也被全部收录。蒙汉地名并存情况,《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名志》收集最好,其他地名志收集不全,或没有引起足够注意。

一、蒙古语地名的类型及其社会意义

从检索结果看,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

中不同程度地收录了喀喇沁地区各级行政区

域名称、山水沟壑名称、名称来源、建村时间、建村人姓氏、来源、某一行政区域户数、人口数、民族人口数、耕地面积、生产方式等宝贵信息。笔者据此制作出《喀喇沁地区地名数据库》。数据库包括3545个自然村地名,占喀喇沁地区自然村地名(7408)的48%,其中,喀喇沁旗和宁城县地名是穷尽性统计。地名数据库包括IP、名称(地名)、语言(地名所属语言)、含义(地名含义)、地位(某一政府驻地)、村委会、自然村、户数、总人口数、汉族人口、蒙古族人口、蒙古族人口百分比、满族人口、回族人口、朝鲜族人口、创建者、原籍(来源地区)、创建年代、公元(对应传统纪年的公元年代)、原名、含义(原名含义)、更名年代(原名)、耕地(包括耕地和林地)、生产方式等24个字段,计101904条数据(包括3个分库:平泉县分库有9024条数据,喀喇沁分库有33936条数据,宁城县分库有52152条数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分库有6792条数据)。

〔基金项目〕中国社科基金项目“蒙古语喀喇沁方言语言接触个案研究”(项目编号:07BYY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宝玉柱,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46·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

(一)来自自然地理名称的地名

蒙古族村落多数都按所居地自然地理名称命名。喀喇沁人一般不直接使用大山名称命名自然村,而代之以“敖包”。“敖包”是部落所祭祀神山的泛称,喀喇沁人对高山有崇拜心理,不轻易用大山本名命名村庄。村名中使用的一般小山有“大阪”(梁)、“哈日和硕”(黑山咀)、“哈达”(山峰)、“哈那其鲁”(峭壁)、“郭波”(小土梁)、“乌兰哈达”(红山峰)、“秦土古日”(小山包)、“屯土古日”(小山包)、“包日乃”(小嵩山)等。“翁棍”或“翁棍大坝”等在古代应该是神山、封山或有山禁的山。“陶高图乌拉”可能是一个大山,现在可译为“锅顶山”。这类山在蒙古族地区不少,名称一般与“锅”没有关系,可能来自鲜卑语“吐孤”,有些地方演变为“孤山”。“吐孤”和“吐孤真”水的词根相同,义为“土”,即“拓跋”的“拓”。

喀喇沁地区山峦连绵,沟壑纵横,地名中最重要的、使用最频繁的词,莫过于“洁白”,即“沟”。在喀喇沁地区,“沟”是所有人类原始聚落产生的摇篮。喀喇沁人也使用“皋”,但他们经常把“皋”解释为“高勒”(河),可见“皋”多指河谷,可能有水流,或只有季节性水流,也可能是干河谷。有时候“皋”和“洁白”混用,这是借用汉语“沟”而引发的后起现象。“洁白”有大小宽窄,有水没水,黑白青紫,圆沟、直沟、岔沟、筒子沟、弯弯沟、葫芦沟、车辋子沟,各式各样。而“哈叭气勒”指的是峡谷地区,可大可小。“洁白”最有意义的分类是“沟门”、“沟脑”和“沟里”。蒙古族和早期汉族移民多居住于群山环抱、沟壑汇聚的开阔地带,或沟门外展开的平地、有水泉的河谷和沿河流域。后期移民多居住于沟脑、沟里、山腰等自然条件较差、耕地较少的地区。有些自然村只有几户人,耕地不过三五亩,家丁增加,子女必须分居其他地区,因此汉族村落增加很快,几乎遍布所有适于人类居住的山川沟壑。

与山沟相比,河流在村名中出现较少。与村名有关的最重要的河流是坤都伦河(横河),其次是河洛图(小川)。步登皋(鹌鹑河)、查干高勒(白河),多指有季节性水流的沟川。山沟中多有山泉,因此“布拉格”是重要地名概念,一般大小“乌苏台”(有水),指的都是有泉水或泉水的大小。“蒙和乌苏”(永恒之水)原名是“蒙根苏”(银水),“苏”是“水”的突厥语发音,是语音偶合还是词源上有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与河流相关的一个地名是“桃海”,但喀喇沁人所说的“桃海”,一般指河湾,有时也指山湾。与“湖”相关的村名很少,“谢日淖尔”指的是水泡子,有可能是部落名siranuud的误读。最有意思的地名是“土门”,地名志解释为“小河汇流处”,由此我们才真正理解蒙古语数词tǜme的本意是“汇聚”,才明白为什么《登坛必究》将“指挥”译为tǜmetǜ〔5〕。

喀喇沁地区湿地资源很丰富。地名中使用最多的是“德博格”,有“得宝”、“垤卜”等不同写法,意思是“翻浆地”,类似沼泽地,但翻浆地主要在春天融雪及雨后翻浆,成为烂泥潭子。这种翻浆地在锡林郭勒等地区称为h?gebǜr。“马连吐”也是地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有一处地名“怀吉日台洁

白”,汉名“户子沟”),意思是“碱地”,戈壁、河滩多有此地,是家畜补充盐分和其他矿物质的重要来源,也是清代喀喇沁地区水碱、火碱加工业的主要原料出产地。“沙巴尔台”,亦写为“西巴日台”,义为“泥泞地”,湿地之一种,由于水源充足,水草长势好,原本为重要的夏日草场地,后多变成耕地。还有一种湿地是洼地,蒙古语称“乌乎日”。但蒙古语的“乌乎日”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山间低洼地,类似小盆地,“撇拉洼”属于这一种,形状类似木盘;另一种是洼地,一般有积水或泉眼,牧草长势较好。

与山沟紧密相连的,是来自各种野生植物的地名。涉及树种有:“八十罕”(巴特查干,枫树林)、“道木台洁白”(椴木沟)、“叉日苏台洁白”(柞树构)、“浩实台”(果松)、“海拉苏台沟”(榆树沟)、“胡斯台沟”(桦树沟)、“麦拉苏台浩绕”(柏树营子)、“那日斯台沟”(松树沟)、“乌里雅苏台洁白”(杨树沟)、“乌丹皋”(柳树沟)、“毛道台洁白”(林沟村)、“呼布其洁白”(密林沟)等,有枫、椴、柞、柏、松、果松、榆、桦、杨、柳10种。“唐神毛道”是喀喇沁人祭祀的神树,往往是高龄独木树,人不敢侵犯。笔者在平泉县二道营子亲眼看到这种树,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庙、政府都有人敢砸,但没人动那棵树,说明喀喇沁人对古树有很深的敬畏、崇拜心理。“唐神沟”可能是长有此种神树的地方。涉及其他野生植物的地名有:“敖勒苏台沟”(线麻沟)、“哈拉海洁白”(小荨麻沟)、“胡墩大阪”(桔梗梁)、“将杆洁白”(苍耳沟)、“罗卜西沟”(垫圈草沟)、“毛好日查干”(玉竹村)、“朱力格洁白”(水草沟)、“刮滔辉”(瓜河套)等。“瓜河套”的“瓜”也是野生瓜。

在自然村地名中来自动物的地名不多。有“八日代洁白”(老虎沟)、“嘎海沟”(野猪沟)、“驿马吐”(野羊泉)、“窑老音洁白”(雕鸟沟)。由于移民的涌入和暴利诱导,传统的封山哨所根本挡不住大规模的偷猎和围猎,到清朝中期,喀喇沁地区的野生动物日渐稀少,珍贵动物大部分绝迹,居民的山林生活资源由此接近枯竭,只剩下糊口用的土地。自然地理式地名中,还有“阿贵”(山洞)、“喇嘛洞”、“当含奚若”(贫瘠的土地,汉名“九佛堂”)、“木苏台沟”(结冰沟)、“吉虚扎木”(偏道子)、“牙巴勤洁白”(常过部队①)等。

(二)来自氏族部落或人名的地名

蒙古人主要以山川沟壑、物种特产、名胜古迹、职业场所取地名,在地名中姓氏、部落名出现较少。但如果仔细观察,从地名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氏族部落信息。各地都有“达子营”或“蒙古村”、“蒙古营子”,村民都是蒙古族后裔。

平泉县有南北两个“五十家子”。清代沿袭元朝制度,在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设有驿站,平泉县的驿站有南北两个,从各旗抽调50名蒙古士兵在驿站服役,其后裔繁衍成今天的南北“五十家子”,他们不属于喀喇沁部落。平泉县白池沟乡的名称来自蒙古语“百勤爱拉”,意为“发家营子”,汉语变读为“白池沟”。其居民大部分是巴岳特部落的后代,取汉字“富”或“傅”记其姓氏。该乡的红花营子,蒙古名为qimed-iinail(齐木德营子),其中的齐木德氏属于鲜卑后裔,取汉字“陈”记其姓氏。在平泉县齐木德氏和巴岳特氏杂居交错,但

·47·彼此有区别。“营子”,原名“鹰子”,地名解释为“鹰手驻地”,可能来自蒙古“邵布”部。平泉县来自蒙古族人名的村名有“白花营子”、“杜岱营子”。

在喀喇沁旗“新丘村”有两处,一为清嘉庆十五年(1810)建村,一是道光二年(1822)建村。“新丘”来自蒙古语“新楚德”,《喀喇沁旗地名志》解释为“看守边界的人”、“新住户”。“什二脑村”,乾隆廿六年(1761)建村,地名志解释为:“村前苇塘里的水呈黄色,蒙古语称`谢日淖尔',意为黄水泡子,后演变成今名。”这个名称也许和老喀喇沁三部之一的siranud有关。喀喇沁旗还有“大乌珠梅沁村”和“小乌珠梅沁村”,前者在清康熙廿一年(1682)建村,后者在雍正十年(1732)建村。地名志解释“乌珠梅沁,种葡萄的人”,“善于经营葡萄的山东人来此定居,得名乌珠梅沁”。“乌珠梅沁”为蒙古部落名“乌珠穆沁”,来自阿尔泰山。喀喇沁旗有“敖汉窝铺村”,由敖汉移民建村,另外还有“敖汉营子”,“敖汉”为部落名。“榜士营子”,可能是“巴戈西音艾勒”(先生营子②)的误读,喀喇沁部有“巴戈西那日”氏。来自人名的地名有“吉尔格郎沟”、“苏和营子”。

宁城县有“四布吐营子”。地名志说:“传说四布吐是蒙古族部落中的一位首领名。他在元朝初期跟随成吉思汗灭金后,住在这里,故名四布吐营子。”在此,“四布吐”可能指蒙古名将速别台,他是兀良合部人,喀喇沁部中可能有他的后人,但速别台驻地不一定是四布吐营子。宁城县有两处“哈尔脑村”,地名志解释:“老汗王率军进攻北京,路过此地,在此地留下姓韩的小官吏,管理此地百姓,故称为哈日努达,后来人们称哈尔脑。哈日努达系蒙古语,为蒙古族韩姓部落名称。”这个解释很对,但不是因为此地百姓因韩姓官吏而得名哈日努达,而是韩姓官吏本身就是哈日努达部人,连同部众留居此地,或原本就是喀喇沁部人。宁城县有“蒙古忙农营子”和“大忙农营子”,地名志解释“姓王的蒙古族人来此地居住,取自茫泥古达营子。后来人们误称为牛营子。1953年县人民政府决定改为忙农营子。……`茫泥古达'为蒙古族部落名称。”“茫泥古达”是“莽努特”的另一种记音,蒙古著名部落,也是喀喇沁部最重要的氏族来源。宁城县有“白成皋”村,地名志解释:“姓白的蒙古族人在此始居,故名白兴古达,后来人们误称白成皋。白兴古达系蒙古语,汉译为姓白。”喀喇沁旗也有白兴古达,解释为“有房子”。但是将表示人的多数的复数形式缀接到“房子”,是不符合蒙古语词法的。他们极有可能是孛思忽尔部后裔。有人解释孛思忽尔部住板升房(即白兴),据此得名。孛思忽尔部与弘吉剌特部近族。宁城县有“架鲁营子”,地名志解释:“姓陈的蒙古族人在此始居,故名为`扎如达营子',后人叫成了架鲁营子。`扎如达'系蒙古语,汉译为姓陈。”“扎如达”应是“扎鲁特”的另一种记音,属于内喀尔喀五部(扎鲁特、巴林、弘吉剌特、巴约特、兀乞也特)之一。但“陈”姓取字原理不明。另外,宁城县有两处“敖海营子”,亦用汉字“陈”记其姓氏,地名志解释:“姓陈的蒙古族人来此居住,因其乳名叫敖海,故名。`敖海'系蒙古语,汉译为狗。这里指人的乳名。”蒙古人不大可能用先

祖的乳名命名村子,他们有可能是奚人的后代,“敖海”,亦写做“捏坤”,指的是天狗,即狼,他们与弘吉剌特、巴约特、翁古特是近族,应与鲜卑后裔“齐木德”是同族。宁城县有“巴里(柏仁)营子”、“巴林”、“柏林”等村子,地名志解释为“军阵或要塞之意”,即与蒙古巴林部名称意义相同。但问题在于,喀喇沁部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巴林”?“巴林”一词可能有4种解释:1.专指“巴林部”;2.“要塞”或“卫所”;3.“孛来”之变音,“孛来”属于右翼万户永谢布部。《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博鲁特氏,原居科尔沁,后迁喀喇沁,明朝中叶后多冠汉姓“陈、李”等。有人认为“孛来”是布里亚特,“博鲁特”与此发音相近。4.右翼或右部。有村名“八楞罐”,地名志解释:“在柏林营子右翼,故名为`八仁嘎日',后来谐音转意为八楞罐。`八仁嘎日'系蒙古语,汉译为右手或右翼。”宁城县有“黑什吐”村,地名志解释:“从辽阳迁来几户蒙古族人到此居住,因这几户中,有位名叫黑什吐的人是族长,故名。黑什吐系蒙古语,为人名,汉译为吉祥。”“黑什吐”可能是人名,也可能是部名“克什克腾”的另一种发音。关于“二肯营子”,地名志解释:“姓张的蒙古族人来此始居,故名。`二肯'系蒙古语,汉译姓张,为蒙古族部落名称。”喀喇沁部有“鄂尔克特部”。张氏、朱氏蒙古族,多数为山东移民后裔,因此“二肯”有可能是iregen(汉族)一词的变音,而irgen一词来自“夷离堇”,本是辽代官名,辽亡,irgen一词也转义,指居住辽金故地的百姓,后来专指汉族。“夷离堇”的词义演变历史与“契丹”一词相似,但最初转指汉族时,irgen比“契丹”有褒义色彩。“乌特日莫”(打谷场),土默特部有“兀特日”氏。“朝宝营子”,地名志解释为:“`朝宝'系藏语,为人名。”科尔沁方言“朝宝”意为“鸟”,不是藏语,可能是部落名。永谢布部有失保嗔氏。“大西营子”,“达日罕艾勒”,是蒙古语“达尔罕艾勒”的不同发音。喀喇沁部有“达尔坤”氏。“高丽台洁白”(高丽台沟)可能来自古村落名称。“沟丘”,蒙古语为“古格楚德”,地名志解释为“猎手居住的地方”,喀喇沁部有“喀楚特”氏。“土门”,地名志解释为“小河汇流处”,聚者为众,是蒙古语“图门”(万)的本意。“野里皋”,地名志解释为“伊和皋”(大沟),语音差别较大,此地名有可能来自契丹语“耶律”,此沟不远处有“驴沟”,蒙古人常把“耶律”译成“毛驴”。宁城县来自人名的村名有“巴牙斯古郎艾勒”、“嘎拉僧艾勒”、“八台营子”(八特尔音艾勒)。

喀喇沁左翼自治县有上下两哨,译自蒙古语“翁根”,地名志认为此名与汪古部有关。“宝古鲁德”村,现名为“南汤村”,“宝古鲁德”亦写为“博古罗特”,原住阳石木(杨什木,辽宁省彰武西)。

地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联合而成,其中有巴岳特、齐木德、莽努特、兀良哈、新楚德、鄂尔克特、博鲁特、宝古鲁德、沙日努德、哈日努达、汪古特、喀楚特、孛思忽尔、乌珠穆沁、敖汉、土默特、兀特日、达尔坤、扎鲁特、敖海、失保嗔、邵布、巴戈西那日、巴林、克什克腾、夷离堇、耶律、高丽等部名。此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能穷尽研究喀喇沁部分地区(主要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自然村名称的来历;氏族

·48·名和人名不能明确分开;由于音变、讹读、同音等原因,有些地名的确切含义不好界定。

(三)来自职业分工或社会角色的地名

从职业角度看,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尤其是牧马业。地名中有大小“挪其”(营盘)3个。“挪其”是游牧点的遗迹,蒙古人随季节游牧,春夏秋冬各有营盘。严格讲,从“挪其”(游牧点)到营盘,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区别在于游牧点没有棚圈等固定设施,而营盘,尤其是冬营盘和春营盘,备有一定的设施和贮草,是为牲畜过冬和幼畜保护而设置的。喀喇沁旗的“挪其”属于后一种,即有一定固定设施的营盘。用马场和马圈命名的自然村有5个,这些马场大都由王府直接管辖。“马蹄营子”,地名志解释为“马勒沁艾勒”(牧民营子)。但据笔者调查,喀喇沁人知道羊倌、牛倌、马倌、猪倌及其蒙古语称呼,却不用集合名字“马勒沁”(牧民),他们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解释说这是“书面语”,喀喇沁人不用。由此推断,“马勒沁”(牧民)这个词最早很可能是从“牧马人”演化而来。在朝鲜语中mal指的是“马”,契丹语中“马”可能有两读:mal～mori。称做“马连道”的地名在喀喇沁有2处,地名志解释为“山岗牧场”。喀喇沁旗规模化牧业的尾声是王府管理下的马场,因为当时蒙古族地区还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骑兵和有义务供给朝廷军马所需。但马场可以出栏马匹,却不能培养出马背上锤炼成长的英雄儿女,喀喇沁骑兵在清朝中后期退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原因就在于此。平泉县有地名“马泉子”,解释为“饮马泉”,但这个地名有可能是“马圈子”的变读。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只有一个地名叫“马营子”,可见,喀喇沁其他地区的牧马业都不及喀喇沁旗。牧马业的发达是兀良哈和巴岳特部畜牧经济的一大特点。

宁城县地名中有“土龙营子”(牛犊营子)、“骆驼营子”(特莫艾勒),说明宁城县曾经有过一定规模的养牛业和驼队贩运业。在宁城县蒙古族居民中曾经存在相当数量的游猎部落。地名中有“姚力营子”(雕鸟营子)、“窑老沟”、“朝宝营子”(邵布艾勒③)、“营子”(鹰手驻地)、“沟丘”(古格楚德,猎手营子)等,这是其他喀喇沁地区所没有的。喀喇沁地区自然村汉名中有不少“炮手营子”,是猎人曾经居住过的村子,只不过人换了,工具变了,地名也改了。

喀喇沁人具有山林经营和管理的优良传统。喀喇沁旗卡拉村(哈如勒艾勒,哨村)居然有13座,可见喀喇沁旗的封山禁猎制度严格且完备,同时也透露出喀喇沁部先人的职业特点。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德日翁根”、“道日翁根”(上下哨所)与喀喇沁旗的卡拉对应。“翁根”是“翁古特”的单数形式,“翁古特”部的职业是看守边界长城,但“翁根”一词的本义是“高山”、“神山”、“高房”,从事相关职业者的职责是“看护”这些地方,由此引申出“哨所”义项。宁城县没有卡拉村,却有4个“巴林”或“柏林”营子,地名志解释为“军事要塞”。其实,“卡拉”和“柏林”的功能很接近,前者指看护的人,后者指看护人居住或凭借的防御设施,他们的共同职责是对特定区域或目标进行戒备和防御。宁城县还有“中箭”、

“西箭”(缺东箭),是根据苏木的排列位置命名的自然村。

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在蒙古族村落当中农业和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喀喇沁旗有“官仓村”、“太宝沟村”(梁柁沟村)和“吉祥庄村”(艾其玛格艾勒,马驮子村),分别用于收租粮,制作房梁和马帮运输。但农业发展的痕迹在宁城县地名中更明显。“塔其营子”(塔拉亲艾勒)是农户营子,“仓营子”贮存粮食,“场上”(乌特日莫,打谷场)和“碾子沟”加工粮食,而“阿拉毕营子”(阿拉班艾里)是纳贡营子,“包古鲁”(奴隶)是专门为王府服务的各种奴隶,“一肯中”、“八肯中”是为王府兴建而设的大小砖窑。职业化村落的出现,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的表现,也是阶级分化的体现,有些职业甚至变成了姓氏。平泉县地名中有“仓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名有“阿拉巴钦皋勒”(纳粮村,现名尤杖子)、“赤里赤”(朝鲁其德,石匠)。由于自然村地名统计不充分,我们无法全面展示这两个县当时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情况。

在清代和民国,封建王公在国家授予的封地内,是土地和山林资源的实际所有者。在我们统计到的505个蒙古族自然村中,受王公贵族和特权阶层支配的自然村有119个,占蒙古族自然村总数的23.6%。

在这些地名中,属王爷地的有“王爷府村”、“旺业甸”(王爷店)、“富裕地村”(王爷地)、“解放地村”(王爷地),都是喀喇沁王的属地。“公”这一阶层包括公、贝子和王公兄弟,有喀喇沁旗的“西府村”、“二爷沟村”、“六爷地村”和“锦东村”(小府村,即辅国公府村);宁城县的“和硕金营子”、“二官营子”;平泉县的“三官营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公营子”、“贝子沟”和“六官营子”。

“他卜囊”是驸马,喀喇沁旗和宁城各有一座“他卜营子”。“梅林”(美林)、“扎兰”、“章京”、“坤都”各官村名基本一致。“达尔罕”和“二肯”应属于贵族阶层,但具体社会地位因时代和区域不同而不同。宁城县有“大西营子”(达尔罕艾勒)和“二肯营子”(张家营子④)。宁城县还有大小两个巡捕房村(塘土沟村),说明移民集中的县管理机构比旗管理机构复杂。

喇嘛寺院和王陵看护人是喀喇沁地区最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共有自然村70座。宗教人士包括大小喇嘛、尼姑、护陵人(珠喇钦)及其佣人;宗教设施包括大小佛寺和神庙,但不包括非藏传佛教的寺院。这些自然村有的建立在喇嘛和寺院属地上,有的是以喇嘛寺院和喇嘛份地为中心,与其他居民共建的村落。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喀喇沁地区宗教阶层和宗教设施对当地土地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情况。

其他地名有“他卜白音村”(五个财主村)、“榜士营子村”(巴嘎西音艾勒,先生营子②)、“按丹沟”(朋友沟),属于喀喇沁旗;“安德营子”(平安高尚⑤)属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百代营子”(百阴胎艾拉,有福营子)属于平泉县,共有10个自然村。这些村落的居民不算贵族,但和平民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归为一类。

王公贵族是统治阶层,他们占有和剥削的不仅是蒙古族

·49·村,还有大量的移民村庄、商业、矿业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充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走狗且有血债的王公贵族、警察特务,大部分受到镇压;部分王公贵族及其子女受到和平改造,或参加革命工作,或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他们占有的土地、森林、矿产、商业等都收归国有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喇嘛等宗教人士或寺院,也不直接进行生产,他们的土地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或外来移民。由于经营不善、无力经营或其他原因,很多宗教人士放弃自己的土地另谋生路:原来生活在蒙古族聚落中的,土地归当地蒙古族;原来把土地租给移民的,后都变成汉族村庄,部分村庄还保留某某喇嘛沟或某某庙沟等地名。由于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改造,像“王爷地”这样具有明显的封建所有概念的地名,经人民政府批准,改用了新的地名。研究证明,喀喇沁蒙古族中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劳动人民。他们不能像上层阶级那样,凭借财富、知识和力量移居或逃离当地到内地或海外谋生,他们命系黄土,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生活,面对人生的绝处逢生和艰难选择。他们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不仅延续了喀喇沁人的血脉,而且保存了自己独有的文化。

(四)来自早期聚落的计户式地名

由于年代久远,又缺乏连贯确切的统计数字,我们很难窥测喀喇沁地区蒙古族村落的初期规模。但从早期聚落的计户式地名可以间接了解其概貌。

以宁城县为例,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10家、20家,大部分应该是核心村或以某官府为中心的聚落。平泉县的“五十家”是驿站兵丁,属于特例。在地名统计中,平泉县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自然村统计数字不全面,数据有缺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喀喇沁旗自然村数据统计很全面,计户式聚落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可能是,凡是本地蒙古族村落均按地名或其他方式(参见上述分类和分析)命名自然村,而散居式的或从异地迁来的蒙古村落则使用计户式村名,计户式村名本质上是一种他称。类似村庄,户数较多的统称为“蒙古营子”或“达子营”。

在蒙古语中,“营子”(号绕)和“村”(艾勒)最初应该有区别。“营子”(号绕)来自蒙古语horoga(hǜriye),原本指部落或氏族会聚时呈环形座落的大营,如《蒙古秘史》记载的十三翼之战中的“十三翼”(直译为:十三个环形聚落)。即使在清初,“营子”比“艾勒”大,而且往往有锡伯(杖子)围子,正因为如此,王府叫“诺颜号绕”,公营子叫“公音号绕”,还有“伊和号绕”(大城子)、“巴嘎号绕”(小城子),类似地名不能改称“艾勒”。“艾勒”是一个中性名词,一户可以叫“艾勒”,数户甚至几十户组成的大村庄,也可以称作“艾勒”。后来在称呼官府所在地以外的自然村时,“营子”和“艾勒”出现混用。很明显,“某家”是尚未取得“村子”地位的聚落形式,后来人数增加,就变成村子或营子,名称却没变。我们可以从移民村落的形成,可以从反面理解这个过程。比如“张家”,移民初期可能就是一户人家,后来户数增加,人多了,就变成“张家营子”。在蒙古原住村落中,来自部落氏族的村落、以官府为中心的村落、早期居住于山间河谷开阔地带的村落,规模可

能大一些。山地狭窄的地形和零散的可耕地是限制村落规模的重要因素。

二、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的扩展形式及农村纵向层次的建立

在喀喇沁地区,无论是蒙古语地名还是汉语地名,同名自然村往往都用某种限定词区别村名。这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村名限定词包括方位词“东西南北”、“前后上下”,以及形容词“大小”。比如,喀喇沁旗有“大哈达村”、“后哈达村”、“哈达沟村”、“小哈达沟村”,宁城有“北哈达沟村”、“南哈达沟村”、“前嘎斯营子”、“后嘎斯营子”、“小岔不岔”、“大岔不岔”、“上步登皋”、“下步登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有“东官大海”、“西官大海”等。按照蒙古族的习惯,“上”等同于“西”,“下”等同于“东”,用什么样的方位词,与地形有一定的关系。“大”、“小”一般与村落的规模有关,同时也反映早期村落和派生村落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不加限定词的村落是核心村落,其他村落的方位和名称是从核心村角度命名的。因此,在喀喇沁地区,在一个村落群中,从带方位词的同名卫星村很容易找到该村落群历史上的核心村。在蒙古族村落中,核心村和卫星村之间的关系应该很密切,但这种关系是部落的还是氏族的,目前不好一概而论。从民族接触的角度看,区分核心村和卫星村很有意义。早期汉族移民有可能在蒙古族核心村中落户;不能在核心村落户的,便在卫星村中独立建村或与蒙古族杂居。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核心村失去核心村地位,某卫星村反而成为核心村,这就是历史上的核心村和现在的核心村不能一一对应的原因,也是历史上的核心村与某一时期使用的基层行政单位(比如生产队)名称不能一一对应的原因。

但是,从自然村角度分析,群落之间的上下继承关系依然很分明。尽管时代变迁、自然村的上一级行政单位仍以某一核心村作为驻地,并以这个自然村的名称命名,以此类推,直到乡镇。比如喀喇沁旗有“旺业甸镇”(王爷店镇),有11个村委会,98个自然村,旺业甸村委会驻地是旺业甸村,而大店村村委会的驻地就是大店村。在20世纪80年代前,自然村和大队之间还有生产队这个层次,有的生产队包括若干村落,有的只有一个自然村。生产队中几个村落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核心村和卫星村有一定的联系。

自然村地名一般不容易变更,新中国建立后,确实有歧视意义的地名,经过政府批准改名。如喀喇沁旗的团结营子原名“达子井”,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名字来源于蒙古人打的一眼水井。l955年为增强民族团结,更名为团结营子。喀喇沁旗的“旺业甸”,原名“王爷店”,民国年间更名“旺业店”,1966年更名为“长青公社”,1974年恢复原名“旺业店”,但没有恢复到“王爷店”,汉族按“旺业”理解其含义,蒙古人按“王爷”理解其本义,双方都能接受。由于自然村地位的变更和交通文化等其他因素,有时出现大队变更驻地的情况,但原大队名称不因驻地变更而改变。这一点与蒙古人将原住地的山水名带到新驻地的习惯很相似,山水无法移走,然而与山水相连的祭祀神、祖先崇拜和故土情感不能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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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山水名几处出现,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发音出现变化。

改革开放后,喀喇沁地区也实行了乡镇合并,但合并和简化的是行政层次和机构,对自然村影响并不大,只是学校合并给民族教育带来了不少冲击。

三、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

地名如沙漠上的足迹,行者走远,足迹淹没或被新的足迹替代。地名是用语言记录的,说这种语言的人存在,这种语言的地名也会存在;说两种语言的人在一个地区共同生活,就会出现两种语言的互译地名或两种语言的地名并行现象。这种过程就是地名的汉化现象。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

音译是从蒙古语地名向汉语地名的第一个转变。音译又有3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音译。所谓完全音译,也是相比较而言,因为蒙古语和汉语的音节结构差异很大,能够完全对译的地名为数很少。如,“八里罕”(保日罕,佛爷),“包古鲁”(包高劳,奴隶),“哈日和硕”(黑山咀),“河洛图”(小川),“桃海”(河湾),“土门”(小河汇流处),“驿马吐”(有羊的地方),“长干池楼”(查干其鲁,白石头)。个别词,受当地方言影响,译词和原词语音差别较大,如,“那拉不流”(阿如布拉格,北泉)。

另一种是减音或增音。如,“白成皋”(白兴古达,有房的),“奈林皋”(奈林高勒,窄河),“松木皋”(苏木音皋勒,庙河),“苏木皋”(苏木音高勒,庙河),“长皋”(查干高勒,白河),“甘招”(甘珠尔,甘珠尔庙),“哈叭气”(哈叭气勒,峡谷),“哈尔脑”(哈日努达),“仓子”(仓,粮仓)。减音的大部分是边音和颤音,或复数形式,汉名的最后一字大部分有谐音字,如,皋～沟,招～召,脑～(沟)脑。增音的只一例“仓子”,本来是汉语借词,单独做名词时,按汉语双音节词结构规律,增加一个音节。

还有一种是减音,但汉字选择讲究,使译词在字面意义上靠近汉语词。如,“八楞罐”(巴润嘎日,右翼),“八十罕”(巴特查干,枫树林),“韩杞柳”(哈那其鲁,峭壁),“十八台”(沙巴日台,泥沼地),“十二德堡”(西日德博格,黄色翻浆地),“唐神台”(唐苏格台,土质好,长庄稼),“五化”(乌乎日,凹洼地)等。

音译加意译,即核心词是意译,限定词是蒙古语的音译。由于核心词是汉语,意味着地名本身已汉化,蒙古语地名的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型。核心词有沟、沟门、沟脑、沟里、营子、村、乡等,不是地理标志名词,就是行政区域名词。这些名词的意译,一方面与地方地理标志词的汉化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行政区域名词的规范化有关。如,“卡拉村”(哈如勒艾勒,哨所村),“哈拉海沟”(小荨麻沟),“哈达沟村”(石子沟村)。地理标志词和行政区域名词可以嵌套使用,如,某某沟门村,某某沟乡等。在限定词的音译中,同样存在上述音译词3种情况。

意译加音译,核心词是蒙古语词,限定词(大部分是方位词)是汉语词。如,“小八十罕”(巴嘎巴特查干,小枫树林),

“上步登皋”(得日布敦高勒,上鹌鹑河),“小岔不岔”(巴嘎岔不格其,小尼姑),“大岔不岔”(伊和岔不格其,大尼姑),“东赤里赤”(准朝鲁其德,东火石营子)。如果核心词后再加一个行政区域名词,原来的蒙古语词变成限定词,词的演化模式就会变成“意译+音译+意译”,如,“上步登皋”※“上步登皋村”。我们根据解释的经济性原理,将此类词根据其核心词的语种,归入音译加意译模式,不再单独进行分类。也就是说,音译加意译词前加方位等限定词时,同意译加音译词相互交叉。

意译,整个词都汉化,但同原来的蒙古语地名依然存在对应关系。如,“八家”(奈曼格尔),“上八家”(得日奈曼格尔),“下八家”(道日奈曼格尔),“八家村”(奈曼格尔),“二爷沟村”(浩雅尔诺颜洁白艾勒),“后坟”(辉图珠喇钦)等。蒙古语地名表中共有37个地名是宁城县汉语地名,但自然村居民的66—99%是蒙古族,现用汉语村名显然是从蒙古语翻译过来的。其中,19个地名是计户式村落名(八家、七爷府等),占取样数(37个汉语地名)的51%;宗教和农业场所名11个(石头老爷庙、大庙、小红庙子、山神庙、半截塔、仓营子、场上、碾子沟、坟上、碾子沟、马架),占取样数的30%;其他地名有7个(龙潭沟门、宁家营子、西沟、干巴营子、偏道子、骆驼营子、小榆树底)。《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名志》中汉语地名附带收录了蒙古语地名,据此我们很容易区分通过翻译而来的汉语地名和蒙汉并行地名,前者有语义连带关系,后者没有语义连带关系。从蒙古语翻译的地名共计19个,其中计户式村名5个(七间房、三家、六家子、五家子、两家),宗教场所或不带标志性专有名词的村名8个(小营→巴格浩绕、大营子→伊和爱里、马营子→阿顿浩绕、白塔子→苏布仁爱里、后大庙→浩依图伊和苏木、后坟→辉图珠喇钦、马架子→毛仁窝铺、于家营子→于杖子)。所谓“不带标志性专有名词”,指的是诸如“小营→巴格浩绕”、“大营子→伊和爱里”,地名中没有地名、人名、官职名的专有名词的村名。“于家营子→于杖子”一名比较特别,从蒙古语“锡伯”(杖子)模仿汉语译成“于家营子”。略译地名有6个,其中,“哈日和硕”(黑山咀)略译为“山咀子”,“喇嘛洞”译为“洞上”,“吐日根鲍力格”(急流泉)译为“水泉”,属于将标志性专有名词略译为一般名词;“后烂泥塘子”(浩依图德博格,后翻浆地)、“东哨”(德日翁根,上汪古部)、“北洞”(阿布归道日,洞下),属于将原词根据其某一特征意译为相应的汉语词。比如,“德日翁根”,义为“上汪古部”村,但他们的职责是某一目标的看护,所以译成“东哨”(方向和蒙古族一般习惯相反)。

双名并行,即某地有蒙汉两种名字,名字之间没有语义对应关系。分两种,一种是两种名字并行产生,命名角度不同,彼此完全没有语义联系。如,“下户子(一种草)沟”(道日怀吉日台洁白,下碱沟)、“房身”(浩实台,果松)、“梁家营子”(巴仁苏,西山侧)、“头道营子”(吉舒德,姓氏)、“九佛堂”(当含奚若,贫瘠的土地)、“南汤”(宝古鲁德,姓氏)、“尤杖子”(阿拉巴钦皋勒,纳粮者河)、“十家子”(道日翁根,下翁古特部)、“海岛营子”(嘎日宾浩绕,嘎日宾协理营子)、“六官营

·51·子”(麦拉苏台浩绕,柏树营子)、“化金沟”(乌兰哈达,红岩)。另一种是两种语言称呼习惯不同。如,“五道营子”,蒙古语称“道日爱里”(下营子),可能该营子地处称呼者(蒙古人)居住地的下侧(东面),而汉族使用的是排序法;“前坟”,蒙古语称“额门珠喇钦”(前掌灯人),指的是祭祀王坟的人,汉语直接称“坟地”;“平房子”,蒙古语称“都纲”,按村中的庙殿称谓,汉语按村中的房型称谓;“北荒”,蒙古语称“辉图窝铺”(北窝棚),是按建筑类型称谓,汉语则按耕地类型称呼;“大西山”,蒙古语称“巴润哈巴其勒”(西峡谷),指山的一部分,而汉语指的是山的形状、方位和整体。

其实,互译的两种地名和并行地名都可以在一定时期并存共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种地名逐渐消失或不用,那就是改名。这种改名和因忌讳或意识形态而人为进行的个别地名的改称不同,是一种大批量的,自然演化的过程。

概而言之,没有标志性专有名词(地名、人名、部落名、官职名等)的一般名词(数词+核心词结构、形容词+行政区域名词或宗教场所名称等)和根据某一特征能够略译或意译的某些专有名词等,最容易演化为汉语地名;某些使用频率高的地名、行政区域性名词和方位性、范围性限定词容易汉化。这些词与那些难以翻译的蒙古语标志性专有名词相结合,产生音译+意译、意译+音译等地名汉化模式;某些蒙古语标志性专有名词只有音译。双名并行,不同民族按各自的命名习惯称呼,但官府和地名志往往取汉语地名做词条,附带蒙古语地名,或根本不收录蒙古语地名,蒙古语地名只使用于

当地蒙古人之间。久而久之,当地蒙古人和汉人对某些地名不知其来源,出现不同解释,甚至询问外来专家。至此,地名完全汉化,地名原有的民族性和语言类型特征完全消失。

地名如群山中的回声,人喊什么语言,回声就反射什么语言,所不同的是,地名演变不像回声那样随机,而是渐次的、分阶段的。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注　释〕

①可译为“小径沟”。

②地名志解释:“`章京'在此建村,因该官衔上榜,故名。”“榜士”可能是“巴格式”的误读。

③地名志解释:“`朝宝'系藏语,为人名。”科尔沁方言“朝宝”意为“鸟”。有可能是部落名。永谢布部有失保嗔氏。

④契丹语“夷离堇”,蒙古语和突厥语erhin,辽亡,词义转移,泛指辽金地区的百姓。喀喇沁有erhud姓。

⑤蒙古语、契丹语,“朋友”、“兄弟”营子。

〔参考文献〕

〔1〕平泉县地名办公室.平泉县地名志〔G〕.内部发行,1983.〔2〕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喀喇沁旗地名志〔G〕.喀喇沁旗人民政府,

1986.

〔3〕宁城县人民政府.宁城县地名志〔G〕.宁城县人民政府,1987.〔4〕乌广聚.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地名志〔G〕.沈阳:辽宁民族出

版社,1991.

〔5〕乌·满都夫.蒙古译语词典〔K〕.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309.

ASociolinguisticAnalysisonKhorchinMongolianPlacename

BAOYu-zhu

(InstituteofMinorityLanguages,MinzuUniversityof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Sortedbywordmeaning,KhorchinMongolianvillagenamesmaybedevidedinto4types:geo-graphicalnametype,clanorpersonalnametype,vocationalnametypeandfamilynumberedtype.Bygeograph-icalvillagenames,Khorchinpeoplemainlyhavebeenbelongedtothemountainiustribalsociety;Byclanorper-sonalnametypeofvillagenames,Khorchinpeoplewerecomposedbymanyclans;Byoccupationalvillagenames,Khorchinpeoplehadhaddevelopedanimalhusbandry,hunting,andmountainynurseryandplanting,whileagricultureandotherindustryhadalsobeendeveloped;Byfamilynumberedtypeofvillagenames,avil-lageofHaraqinwasruthersamall,ofwhich3,5,7,or8householdsincluded.Toformtheruralmanagementnetwork,villagenameisextendedbyplussingsomeprefixtofrontofthevillagename,whileupper-leveloftheadministrativeunitisnamedafterthecorevillage.ThewayofHaraqinMongolianplacenamedevelopedintoHan-Chineseincludesmanydifferentprocessessuchastransliteration,transliterationplusfreetranslation,freetranslationplusfreetranslation,freetranslation,parallelname,rename,etc..Evolutionofgeographicalnamesisatypeoflanguagechange.

KeyWords:Mongolianlanguage;Khorchin;geographicalname;sociolinguistics

〔责任编辑　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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