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方法看释意学派和科学研究派的口译研究

2009年第4期总第116期外语研究

ForeignLanguagesResearch2009,l4Seriall116

从研究方法看释意学派和科学研究派的口译研究

张吉良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国际口译研究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人文学派,另一方为科学研究派。以巴黎释意学派为代表的人文学派基于个人的职业体验,采用直觉思辨法开展口译研究;科学研究派则效法自然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和量化分析来探究口译的奥秘。研究方法的不同引发了两大阵营间的激烈论战,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口译理论研究活动。

关键词:研究方法;人文学派;释意学派;科学研究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09)04-0068-06

国际口译研究¹始于20世纪50年代(Gile1994a:149;Riccardi2002:20)。当时一些职业译员对口译实践进行了内省式的回顾与总结,得出了一些关于口译活动的具有个人体验色彩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口译理论的萌芽,标志着口译研究的开端。当时,口译研究几乎都由职业译员独立完成,他们对口译所作的理论分析和总结主要基于自己对口译实践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很少有研究方法上的考虑。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有关口译实践的基本问题,如:译员的素养与职业道德、口译的职业特点、口译的理解与表达困难及应对技巧、工作语言数量、语言组合的特殊性、交传记录的原则与方法、同声传译法、同传的听说时差(EVS/ear-voice-span)、译语方向、口译对象(意义而非语言)等(Herbert1952;Rozan1956;Paneth1957/2002)。其中一些与口译思维过程和认知机制有关的问题,至今仍在激发着研究人员的探索热情。

60年代至70年代初,一批非职业译员出身的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人员发现,口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同声传译更是对心理学有关人类信息处理能力极限理论的挑战,通过对口译活动的观察研究,有助于验证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领域同语言理解与产出有关的信息处理及语言加工问题的假说(PÊchhacker&Shlesinger2002)。于是他们便采用心理学研究人员常用的实验法进行口译研究,国际口译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以非译员出身的职业研究人员为主、长达十多年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期(Gile1994a:149;Riccardi2002:16)。这一时期的口译研究强调观察实验、收集数据、建立解释模型,因而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研究人员通过对实验数据的量化分析,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说和模型,涉及源语讲话速度对口译质量的影响(Gerver1969)、同声传译的EVS值与句子切分(Ol ron&Nanpon1965/2002;Goldman-Eisler1972/2002)、口译的信息处理方式(Gerver1971)、译语对源语信息的偏离(Barik1975)、口译过程模型(Gerver1976)等。实验心理学研究期内非职业译员的口译研究项目不多、实验次数少、参与人数也有限,所以并没有在以职业译员为主的国际口译界产生多大影响。

就在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人员关注口译现象的同时,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DanicaSeleskovitch和MarianneLederer教授为首的一批职业译员兼口译教师,以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为基地,在认知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其丰富的口译实践和教学经历进行了内省式回顾和总结,对口译过程中意义的理解、记忆及表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索,创立了一套释意学派口译理论(Seleskovitch1968,1975;Seleskovitch&Lederer1984,1989;Lederer1981,1994),在国际口译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释意学派的口译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其很多关于口译实践与教学的论断不曾得到有效验证,因此显得比较武断,缺乏说服力。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接受过口译理论熏陶、毕业于专业口译院系、并在毕业前撰写过研究论文的新一代职业译员加入了口译教师队伍。这批人积极投身于口译研究,形成了一个从业研究者(practisearcher)群体。在研究中他们逐渐发现,直觉和思辨已很难推动口译研究的深入,在涉及语言组合的特殊性对口译质量的影响、交传对同传训练的作用、从A语到B语方向的口译质量等问题时,如果不能以客观数据为依据,仅凭主观臆测,就无法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因此口译研究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新一代从业研究者在毕业之前多从事过一些定量统计研究或目标单一集中的小型实验,随着他们加入口译研究队伍,这两种研究方法便开始在口译界流行起来(Setton2002:117)。从业研究者的口译研究特别强调跨学科性,带有强烈的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色彩,他们借鉴行为及语言科学理论,采用观察实验和数学统计法,对口译活动的各个侧面进行了更加精确的分析与测量(可参阅Gran&Taylor1990,Lambert&Moser-Mercer1994:5-6,Gambier,Gile&Taylor1997,Setton1999以及Interpreting和TheInterpreterspNewsletter等专业期刊上的研究文章)。国际口译研究因此进入了一个重实证轻思辨、讲科学弃主观的时期。

从上面对国际口译研究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发现: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口译研究界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人文学派(liberalartscommunity),另一方为科学研究派(naturalsciencecommunity)(Moser-Mercer1994:1721)。前者以巴黎释意学派为代表,后者则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登上国际口译研究舞台的一批人,也包括60-70年代少数积极从事口译研究的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家。释意学派是一个特征鲜明、有组织有基地的学术团体,而科学研究派则泛指一批推崇科学客观的口译研究、活跃于不同时期、无明确组织派别、不依附于某个学术机构、成员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口译研究者,其代表人物有DavidGerver,HenriC.Barik,IngridKurz,SylvieLambert,LauraGran,BabaraMoser-Mercer,RobinSetton等。

1.口译研究的方法

一般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归为两种,一种为逻辑思辨(speculation)方法,另一种为实证研究。前者要求研究者根据自身体验得出感性认识,再通过理论阐述使这一认识理论化、系统化;后者需要研究者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得出数据,然后对数据加以解读,作出理论总结,进而提出理论观点对客观现象(规律)进行解释或描述。相对于理论思辨法,实证研究具有更多的客观成分。在哲学范式上,逻辑思辨法以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为哲学基础,能够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能力,通过逻辑推理分析复杂的人文因素,而实证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则源于19世纪初期孔德(AugusteComte)/实证哲学0(PositivePhilosophy)的影响,它以科学主义为基

础,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以逻辑和理性的态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逻辑思辨多依赖人的直觉和灵感,以定性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实证型研究则注重过程的程序形式和逻辑,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逻辑思辨可以有效处理口译过程中不能量化的活动因素;实证研究则可以把口译牵涉到的复杂问题简化、公式化。思辨研究善于对口译现象作出宏观整体描述;实证研究则能够对口译过程中的单个变量或局部问题进行有效的微观分析。

口译的成败与译员的天赋、气质及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而且口译活动还必须遵循人类认知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并受语言活动客观规律的制约,所以它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口译研究不仅要有人文观照,也要有科学精神,因此口译研究在方法上就需要将抽象思辨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以实现对口译活动全面、真实、客观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除实验心理学时期的口译研究之外,大多数口译研究都属于理论思辨型。但是自80年代以来,口译研究便逐渐走上了一条跨学科的实证研究道路,实证研究逐渐成为口译研究的主流方法(Gile1994a:149-156;Riccardi2002:26)。

口译的实证研究又分为观察研究和实验研究两种类型,其各有优势与劣势,可以互补。一般来说,观察研究都是在真实的口译工作场景中进行的,此时影响口译活动的各种变量都在发生作用,所以得到的观察结果也是真实的。实验研究则需要研究人员把一个或几个变量从影响口译活动的众多变量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考察,以探究造成其变化的各种原因。观察可以发现问题,为实证研究打好基础提供素材;观察发现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而实验结果也需要通过现场观察加以检验。观察研究的对象是真实的口译事件,实验研究是对真实口译的模拟,而逻辑思辨则是基于个人直觉的逻辑推理与经验总结。过分依赖实验研究并不一定恰当,因为口译和物理、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它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有人脑参与的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在实验条件下人们一般无法完全真实地再现职业口译活动的全部内容,所以基于模拟口译展开的实验研究只能对口译的职业现实作出近似的解释或描述,并不具有完全充分的信度和效度。

口译实验研究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验证性实验,另一类为开放性实验(openexperi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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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e1990b)。验证性实验要求研究者先提出问题并生成假说,然后通过实验得出数据并对其进行解读分析,以证实或证伪先前的假说,进而提出理论观点或建立解释模型。开放性实验不需用数据来验证假说,它只要求研究人员设置一种可控的情境,然后对这一情境进行观察,并在观察发现的基础上作出推论。目前,采用验证性实验法的研究人员坚称实证研究一定要对假说进行验证,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方法非常自信,并常抱有一种优越感,甚至对开放性实验研究也不以为然(Toury1991)。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类绝大多数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直觉、观察以及发现事物间的相互关联是理论和假说产生的必要步骤0(Moser-Mercer1994:19),因此/对研究对象的系统观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科学探索,我们不能因为验证性研究法时髦就冷落观察法0或其它研究方法(Gile1994b:50)。

在口译研究中,由于源语输入和译语输出都可以转写成文字,变成可供观察的确凿语料,所以人们往往过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同时,由于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口译过程中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这类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还不能揭示其真相,所以就不得不通过对观察发现和实验数据的分析提出各种假说或解释模型,推测口译认知心理活动的情形。但是由于这些假说模型涉及人的认知心理活动,所以其解释力与心理真实性仍无法得到证实(Gileetal.1997:111)。不过,这些假说如果同实验数据越吻合,就越接近口译的心理现实。同样,如果理论模型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符,那么基于该模型之上的实证研究就容易取得成功。

口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心理语言学活动,为了认识这个活动,我们既需要思辨研究,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分析和定性分析,我们就不知道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对象为何物;而假如没有实证研究,我们也无法对自己感兴趣的现象有深入、精确的了解,因此阐释学(即思辨型)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可能引起术语泡沫,但是我们也不应回避它0(Gileetal.1997:116-117)。

2.从研究方法和理论类型看释意理论

Gile(1990a)曾谈到如何区分科学研究和经验之谈(personaltheories)。他认为:1)科学研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在不断积累丰富的过程中实现科学的进步;2)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对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推理过程作出详尽、明确的说明,以便于他人判断其准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它还要求实验是可控的,要能够重复,结果可以验证。

按这些标准看释意理论,我们会发现,虽然释意学派的思辨研究也以事实为依据,但是这种事实不是通过系统观察、核实和评估后得到的,而是研究者对亲身经历的各种事件的印象加以回忆和阐释后形成的个人理论,这些理论由于没有得到证实(如/脱离源语语言外壳0[de-verbalization]假说等,目前也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所以仍然属于/幼稚的经验之谈0(naÇveempiricism)。换言之,释意理论在总体上还是个人感受理论化的产物,缺乏科学性。

自80年代初以来,国际口译研究在方法上经历了深刻变化,已经从释意学派占主导地位时期热情的经验之谈,转为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采用数学统计方法对研究的问题进行精确测量和评估。但是释意学派的研究工作并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其研究方法论的建设仍然停留在说理与阐发这一传统样式上,从而导致这一学派的研究近20年来进展缓慢,鲜有突破。

除研究方法之外,BillIsham(见Gileetal.1997:112)认为理论也可以分为/强势理论0(strongtheory)和/弱势理论0(weaktheory)两种类型。/强势理论0是可以验证的(testable),研究者先作出明确的假设,然后开展实验,收集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因此/强势理论0采用的是实证研究法。/弱势理论0却不可验证,也毋需设计实验。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就是一种/弱势理论0,尽管它既详细又透彻,但却含有太多的直觉和灵感成分,所以几乎无法验证。/弱势理论0多采用直觉思辨法,Seleskovitch等人依据其口译实践和教学体验与感受而创立的释意理论就属于此类。

释意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口译认知心理过程的理论。由于研究手段的不足,目前人类对于大脑这个/黑匣子0中发生的认知活动的真实情况还很不了解,所以释意学派提出的口译三角模型和/脱离源语语言外壳0假说等目前还难以得到有效验证。由于无法证明其与口译心理现实相符,所以自80年代初以来,随着科学研究派的崛起,释意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便开始遭到批评和质疑(Moser1978;Lambert1988,1992:19;Gile1990a:29;Mackintosh1999:68;Setton1999:65,2003:121-122)。不过,虽然科学研究派对释意学派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表示怀疑并提出批评,但他

们也同样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实验结果来证明释意理论的假说与模型是错误的。因此,一味指责Seleskovitch等人不讲科学、主观、武断,视释意理论为纯内省式的个人理论空谈是欠公正的。

实际上,Seleskovitch和Lederer也进行过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0。前者于1973年写成的博士论文5语言、言语与记忆6(1975年出版)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项内容充实的语料库交传研究。它还在口译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口译研究必须以对真实语料的第一手分析为基础(Setton2002:118)。而Lederer于1978年写成、1981年出版的博士论文5同声传译)))理论与实践6也是国际口译研究史上第一部关于同声传译的研究专著,该书通过对职业译员真实同传录音资料的分析研究,阐述了同声传译的本质特点,提出了包括3类8种认知操作的同声传译模型,以及口译/意义单位0(unit desens)这一重要概念。身为职业译员兼口译教师,Seleskovitch和Lederer对口译有着亲身体验,她们利用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优势,率先开展基于真实语料的口译研究,可谓实证研究的先驱。但是由于她们的实证研究占其研究工作总量的比例很小,而且/寻求和接受验证的态度也不积极0(Moser-Mercer1994:20),所以遭到了科学研究派的批评。用前述Gile(1990a)提出的科学研究的标准来看,Seleskovitch(1975)和Lederer(1981)的研究和纯粹的理论阐发相比虽然具有更多/科学0的成分,但是由于她们所使用的语料都来自真实的会议口译录音,而不是在实验条件下得到的,因此其研究是不可控的,也无法重复和验证。

3.释意学派和科学研究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人文学派采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据研究者的直觉感受和个人经历对问题和现象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理性认识。这个从体验感受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逻辑程序上并不严密,缺乏严谨的科学性。科学研究派推崇自然科学的量化分析法,注重研究程序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套符合科学研究的严格标准并可用来客观描述口译行为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表述精确、可以重复验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由于研究方法迥异,以释意学派为代表的人文学派同科学研究派都竭力为自己辩解,并相互批评。他们的辩论大致涉及如下内容:

1)科学研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意大利的理雅斯特大学(TheUniversityofTrieste)的LauraGran和JohnDodds坚信:/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

要通过观察分析描述现象,通过观察提出假说、验证假说、发现模式(patterns),并把发现的模式与通过别的观察实验发现的模式相比较,建立联系,最后提出抽象理论0(Gran&Dodds1989:18)。Moser-Mercer(1994:19)也曾针对释意理论指出,观点只有能够验证或已经得到验证,才能站得住脚,直觉和观察本身并不是科学验证的方法。而人文学派却辩解说,有人之所以企图使口译研究客观化,是因为他们在精确科学(exactscience)面前有一种自卑感,/于是就想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变成一个可以从外部观察的客体,但是将研究对象视为可量化、预测的客体,就牺牲了语言的本质,即:语言是思维着的人在语境中的使用0(Lederer2003:91)。实际上,口译是一门浸染着人类灵性的艺术,其过程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是科学研究派的模型、公式或图表所无法解释清楚的(Gile1994b:39)。科学研究派则辩称,将行为科学的量化分析法用于口译研究,并不是要把口译活动与公式、数字划等号,而是要找到一些可以大致测量的指标和变量,如语速与口译质量的关系、源语讲话和译语产出的时差、两者所使用的词汇与音节的数量比、译语错误频率及类型、噪音对口译质量的影响等,这些在观察和实验中得出的统计数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口译现象(ibid.:39-54)。2)人文学派指责科学研究派把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搞得过于抽象、深奥,而人文学派提出的一些他们自认为简单明了的概念,在科学研究派看来却是含糊不清的(Moser-Mercer1994:17-20)。

3)人文学派认为,只有在真实的口译现场才能观察到影响口译活动的各种因素,包括译员的职业责任感、译员同行与听众的期待、口译现场的视觉反馈、讲话人、听众与译员之间的互动等(Seleskovitch&Lederer1989;Gile2000:102)。但由于一些科学研究派成员并不从事口译实践和教学工作,所以他们对口译的准则、标准、策略、方法等并不很了解,这就可能导致他们选择的测试对象、测试环境、实验任务、源语材料、评估结果同职业口译现实有很大不同,从而损害其研究工作的信度和效度。例如:非译员出身的研究人员经常拿非职业译员包括普通双语者和学生译员作为实验对象,试图以他们的口译表现来说明职业译员的口译实践。再如:在口译过程中,为了摆脱源语输入的干扰,减少和避免代码转译,口译员会特意选择一些与源语词汇及其表层结构迥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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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传译。采取这种策略说明口译员在实践过程中注意力资源分配合理,传译方法得当,表现游刃有余。但是由于缺乏对口译实践的亲身体验,非译员出身的研究人员却有可能误认为该译员无法找到正确的对应词汇,传译有误(Gile1994b:48)。

人文学派和科学研究派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因职业译员和非职业译员之间的相互指责而引起,另一方面又因为一方在遭到另一方的批评或指责后竭力辩解或反唇相讥而激化(Dillinger1990;Lambert&Moser-Mercer1994)。实际上,人文学派和科学研究派的研究工作都有各自的优势,但也都存在着不足,两者不应相互排斥,而应互相补充,以共同促进口译研究事业的深入和发展。

4.从研究方法看释意学派与科学研究派的成就与未来

以释意学派为代表的人文学派采用相同的研究范式(释意范式/TheInterpretiveTheoryofTranslation/ITparadigm)、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意义)展开口译研究,最终创立了一套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完整、也最具有影响力的释意理论。这一现象在20世纪国际口译研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反观科学研究派,我们则发现它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较为/混杂0(heterogeneous)的学术阵营(Moser-Mercer1994:20)。从宏观上看,科学研究派的口译研究效法自然科学,但其研究工作多属于个人的单打独斗,未能像释意学派那样形成合力。另外,虽然科学研究派总体上关注口译的认知过程,但就个别研究人员说来,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却又变化不定,不像释意学派那样一以贯之,而且各人提出的口译模型也各不相同,缺乏后续研究。部分研究者试图建立或完善有关口译全过程的解释模型,而另一部分人则是针对口译过程的某个方面展开实验研究。人文学派试图构建一套宏观的口译理论,科学研究派则欲提出一套精确的、可以重复验证的解释模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科学研究派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的早期,仍在不断针对口译活动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现象或步骤程序作出假设,并设计相应实验予以验证。虽然我们相信这类科学的实验和严格的验证最终有可能建立起一套精确的、可以验证的口译理论体系,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付出艰巨的努力。科学研究派主要通过精确观察和科学实验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其局部理论的形成仍离不开研究者直觉感受和灵感的帮助。科学研究派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强调跨学科研究,重视从其它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以推动口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可参阅Gran&Dodds1989;Gran&Taylor1990;Lambert&Moser-Mercer1994)。

目前,人文学派与科学研究派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各自都在努力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人文学派虽然远不如二三十年前活跃,却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论阵地,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释意学派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0假说、口译过程三角模型及有关同声传译/意义单位0的论述构成了释意理论的框架和基础,但是由于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其符合口译的心理现实,所以这些仍然属于假设的核心概念也成为制约其理论发展的瓶颈。释意学派若要在理论上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应学习和借鉴科学研究派的量化分析法,对Seleskovitch等人的大量主观论断进行检验和证明。

就其影响而言,释意学派似乎已经/功成名就0,而科学研究派则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缤纷多彩的研究路径和观察视角虽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但同时又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0之感。虽然我们至今无法预测这两个研究阵营的最终走向,但无论是科学研究派还是人文学派都不应忽视Chomsky(1979:82)的提醒:/鉴于大脑既复杂又统一,在思维这一人脑机能的问题上,任何假想理论都没有立足之地。0任何有关口译心理过程的假说和模型都不能永远以假说、模型的形式存在,最终都应得到验证。只有踏踏实实地进行观察、实验和思考,才能逐渐揭开口译认知过程的神秘面纱。

注释:

¹国内口译研究起步较晚,至20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兴起。目前出现的实证型口译研究很少,也难以对口译界作出清晰的学派划分,所以本文对国内口译界的情况没有涉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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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吉良(1965-),翻译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口译史,口译理论与教学。

(责任编辑:杨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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