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问题

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问题（于建嵘）

发布时间：2011-05-09

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形势，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基本观点：中国模式论，这个观点认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崩溃论，主要是一些海外的媒体、海外的学者甚至一些海外的领导人持这一观点。

2010年7月1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先生来到中国，上午与胡锦涛、温家宝见面的时候，她高度赞扬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下午会见我的时候，她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说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当年的苏联为了所谓的军事竞赛，最后带来了苏联社会的崩溃）？中国有没有可能因所谓的维稳成本巨大而带来这个国家的崩溃？实际上我发现，不只是一些海外的领导人，中国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智囊人物、地方党政干部也持这个观点。2009年11月23日，我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智囊人物曾做过一次访谈，他认为，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2010年，我到江西做社会调查，一名地级市市委书记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讲句心里话，共产党这么搞下去，还能搞多久？当时我没有回答。他告诉我答案：如果这样搞下去，不会超过10年。什么原因？主要是已经没有人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克服今天的腐败，没有人能够带领这个国家克服今天的贫富差距，也没有人能够带领这个党重新得到民心。

最近，连续三个礼拜天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发生了所谓的“街头运动”，全国许多主要媒体开始呼唤社会稳定。那么，当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群体性事件：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我们之所以重视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93年至2006年，我们国家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加了10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动摇了以往我们对社会的判断。我们认为，当前社会的群体性事件有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市民问题，也有社会纠纷。

关于农民问题，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当代中国农民的回旋与抗争》，说的是2004年前的中国农村税费问题。2002年，我在湖南、江西农村调研，我看到了农民在组织农会，目的是与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斗争到底。回到北京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社科院把这份报告送到了中央最高层。2003年10月1日至10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本人到了湖南。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告取消农业税。可以说，取消农业税既是我们党亲民、爱民的成果，也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压力。那么，农业税取消后，农民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发现，没有。农民问题迅速从税费问题变成了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现在已成为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土地问题与税费问题有什么不同？我曾经讲过，老人是土地抗争的软实力。有三个理由：第一，土地是农民儿孙的命根子；第二，搞土地要时间，年轻人耐不住寂寞；第三，地方当官的敢打年轻人，不敢打老人。所以，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等经济落后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发展到了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是边远的农村，而农民土地问题则出现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农民抗税最想用的一个办法是找不到人，而土地问题农民往往会主动站出来，不让动工；中央针对农民抗税，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而面对农民土地问题，地方官员往往会动用武警和特警，并经常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农民抗税，有一些黑恶势力介入。但面对农民土地问题，则有大量

的黑社会介入。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有人为了抢夺农民的土地，开枪打死了6个农民。我曾经去访问过当时的定州市委书记和峰，我说你当一个县处以上的干部不难，县处以上的干部多如牛毛，但你要当一个县委书记可不容易，因为全国只有2859个县，那么也只有2859个县委书记。你为了当这个县委书记熬了多少年，你怎么这么没有水平，开枪打农民呢？他说他很冤。我说你怎么冤了呢？他说，他并没有说要开枪打农民，是土地开发公司看到政府解决不了问题，要自己干，他同意了。没有想到的是，土地开发公司真的敢开枪！

另外，农村的第二个问题是民怨纠纷，我认为民怨纠纷在最近五年可能爆发，主要原因是林地改革之后资本上山带来的后果。农村的第三个问题是环境问题，当前有三个特点：一是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二是工业性的污染向资源性的污染转移；三是纳税取地问题将来是中小城镇最大的问题。

关于工人问题，我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较农民问题而言，工人问题更加复杂。工人抗争的方式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占领工厂。还有新的方式，2009年4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6000个工人不拿上访材料，不打标语口号，要集体走到北京“旅游”。现在北京周边地区最怕有人到北京来“旅游”，只要哪个地方听说有到北京“旅游”的，当地党政干部就被吓坏了。同时，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具有典型意义的是2009年7月24日发生的通化钢铁事件，总经理陈国军被打死了。之后，我曾写了三篇文章，核心观点是当工人诉诸暴力的时候，你原来所有的有关改制的问题，将来可能会重新发生。2010年5月以来，我们遇到了六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这次工人运动有三个特点：发生在民营、外资企业；80后、90后走上了舞台；工人开始组织工会，而且与我们党的工会发生了正面冲突。我曾经写了三篇文章，核心思想就是我们党的工会要认识到，为什么工人开始不听话？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指出，维权是维

稳的前提和基础。出租车罢运情况比较严重，2008年11月到12月，全国有近20个城市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教师停课事件 工人问题，我有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劳资冲突是将来工人的主要问题。

市民维权主要是因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纠纷等。

对工人、农民、市民的问题作简单的分析，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可以归纳成一个问题，叫作“维权活动”。它有四个特点：

第一，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2007年5月，广东省发生了一起事件，在汕尾市有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专门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当时我去广东调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指出，广东虽然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广东省委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搞定的矛盾。这句话比较好笑，但我认为讲对了。今天，工人、农民、市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民币的问题，是要地不要权，不搞革命，它真正要的是人民币，是维护其切身利益。

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学家在2007年写了一篇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他说，从1989年以后，人们都说中国共产党要崩溃，但是20年快过去了，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而且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日益繁荣。什么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规则，而西方人讲权利。这段话不好理解，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中国人与政府产生了争论，会说什么？会说你政府要给我10元钱，却只给了我3元钱，你说话不算数！而西方人不是这样的，西方人一旦与政府争论，他会说，你政府给我10元钱凭什么？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元，你的规则错了。中国老百姓真正

要求的是执政党讲规矩，要讲话算数，制定的法律要执行。但是，假如有一天，中国老百姓认为执政党的规则都错了的时候，可能问题就麻烦了。

第三，反映心大于进取心。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问题，大多来源于政府的乱作为。他会问政府，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他不会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主要反映的问题是政府的乱作为。

第四，合法性与非法性共存。我们今天很难判断，一个公众行为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比如讲，公众到政府来散步，或是来游行示威，你很难说这是违法的，很难用一个标准的法律概念来界定。

这就是今天中国80%以上问题的特点，了解这一点，我们对这个国家会增加一份信心。

社会泄愤事件：中国社会发生的新情况

“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字是我取的，因为中国不仅有维权活动，现在还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主要表现是老百姓发泄心中对当官、有钱人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称之为“泄愤事件”。现在，“社会泄愤事件”已经是一个通用名词。去年全国两会的时候，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人做了一个报告叫做《要重视社会的泄愤事件》。因为2008年发生了“瓮安事件”，2009年发生了“石首事件”，大家才真正知道中国原来还有一种新的情况—“泄愤事件”。

社会泄愤事件的第一个特点，事件参与人与事件本身无关。2004年10月18日在重庆发生了一起事件，当时有一个姓余的挑夫撞了一个姓曾的妇女，这个妇女骂了一句姓余的，双方发生了争吵。这个妇女的老公赶过来打了姓余的一巴掌，双方又发生了更激烈的争吵。当围观老百姓很多的时候，这个姓曾的妇女讲了一句让她

后悔一辈子的话，“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其实她不是国家公务员，只是个市场聘用的管理员。这一下不得了，好多人看热闹，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不断传出的信息就是一个当官的打死了一个挑担的，那个国家公务员还说他有关系，打死人白打死。麻烦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派出所，让派出所交出尸体。派出所交不出尸体，老百姓认为把尸体藏起来了，干脆把派出所砸了。之后还是没有找到尸体，那就把政府也砸了算了。这是文革以后，第一个被老百姓砸的地级市政府。这起事件惊动了中央，两个老百姓因为小事打架，怎么把政府砸了呢？根据我的调查，整个事情从发生到砸政府，总共6个多小时，一万多人参与，没有什么黑社会。最后和其中几个人谈，他们既不认识那个挑夫，也不认识那个市场管理员。但听说有当官的打死了老百姓，要主持公道，就去砸了政府。所以，我们发现，参加整个事件的人与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社会泄愤事件的第二个特点，不是想要得到什么，只是要发泄心中的怨恨。2005年6月26日，一辆江苏牌照的车在安徽省石州市撞了一个小孩。司机下车后，看到小孩没事，就怒斥了小孩两句。小孩哭了起来，周围开始有人打抱不平。后来，车上的老板下来，说了一句，“不是没死人嘛，你们吵什么啊？就是死了人，在你们安徽最多赔偿30万，有什么了不起！”因这句话，又引起了围观。传出的信息是，一个江苏的老板开车撞死了一个小孩，在尸体上踩了两脚，并狂言30万元就解决这件事。这起事件通过手机短信迅速传遍全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砸车、砸派出所、哄抢与其相关的超市。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发现，老百姓一提到当官的，或是有钱的，心中的怒火就产生了。不需要事实，只要一个借口，去发泄，并不想得到什么，只是发泄心中的怨恨。我认为，今天中国最需要关注的社会心态是仇官、仇富、仇警。今天的老百姓看的是符号，不在意个体的人怎么样，也不在意政府怎么样。在一些老百姓眼里，

只要是政府，或是有钱人，就是坏人。说政府太过分，并不是由于政府本身过分，而是不管政府做得怎么样，老百姓都认为政府行为过分。为什么？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中国存在政府公信力缺失现象。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没有权威信息。2006年8月18日，瑞安市英语教师戴海静死亡，经公安鉴定，是自杀。但这位英语教师的学生把一幅照片贴到网上，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难道这么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网络上的答案是不会自杀，一定是他杀。为此，《温州日报》把当时的尸检报告、法医鉴定都予以公布。但老百姓马上认定，是杀人者花钱把公安买通了。于是，这位老师的学生认定，之前全国人民都说我们老师是他杀，那我们老师死得比窦娥还冤啊！得去申冤。我曾经到瑞安去调查这个事，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代科技已经解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由于网络、手机短信，一件小事可能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重庆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因办公楼风水问题与开发商产生争执，并被录音，他说，“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个录音没有向当地党委举报，而是直接上网，全国疯转，没有办法。王银峰说，“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拿着录音笔，我确实不知道一个区委书记找开发商谈缓建的问题时，他竟然拿着录音笔来对付我。”所以说，因为现代科技，老百姓就能够拥有原来特别部门使用的武器。

2010年11月，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的县委书记因听过我的课，请我到当地讲课。我发现，那个县委书记的确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他通知了包括村支书、村主任等700多人来听课。我讲的主要内容，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拆迁行为。我讲，你们政府怎么这么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去对待老百姓？你把人家的房子强拆了，还要对老百姓拘留、劳教和判刑？你们政府这样做叫“缺德”。讲完之后，这个县

委书记中午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县委书记不认可我讲的内容，若早知道我会这么讲，绝不会请我来，更不会把村支书都通知来。我说，拆农民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一个县城有必要搞6平方公里开发区吗？他说，不搞开发区，怎么向上司交代？我说，人当官不能当一辈子，当官要讲良心，当官首先要做人。假如拆了你家的房子，拆了你父母的房子，你会怎么办？他生气了，把桌子一拍，“没有我们县委书记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听到这句话，我走了，公安局长拦我没有拦住。县委书记指示，随他去，看他能怎么样，在这一亩三分地里，看他怎么样？

我没怎么样，我发了一条微博信息。没有想到的事情，一分钟不到，民政部及《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中国最重要的媒体都打电话过来确认。这条微博迅速传播，因此，这位县委书记被评为2010年“最牛”县委书记。

2011年1月10号，一个福建的妇女写给我一封信，说在网络上发现了她被拐骗的孩子的踪影，好像被打残了，在街头乞讨。但是，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就在我的微博发消息讲这个事情。没有想到，消息一发出，引发了全国的轰动。1月25日，我们开了一个“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专门微博。到今天为止，这条微博已经有23万读者，拍的乞讨儿童照片4000余幅，引发了中国解救乞讨儿童的运动。公安部这次表现得非常好，这条信息一发表马上就执行了。一个微博，会引发全国这么大的活动，这在原来都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我建议，我们要高度重视新媒体对社会管理的意义，也要高度重视新媒体的宣传作用。现代科技对泄愤事件的传播、泄愤事件的发展作用会越来越大。

个体的群体性事件：政府要区别对待、正确引导

个体的群众性事件分为四类：

第一类，示威性的抗争。是公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行示威性的抗争，这种抗争会获得社会普遍的支持。2009年5月10日，一个乡村酒店的服务员邓玉娇，面对非礼的三个乡镇干部，她拿起水果刀反抗，其中一个叫邓贵大的被扎死。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这一起案件发生之后，因为乡镇干部在其中，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它注定要成为一起公共事件。网民们打出了标语口号，支持邓玉娇；香港的老百姓为此游行示威；北京的艺术家开始做行为艺术 这个问题越来越娱乐，老百姓都去围观。后来，迅速转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要求扫平乱党。2010年两会期间，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问他怎么看待邓玉娇案件？结果李省长一下变脸，很愤怒地走了，并回过头来把那个记者的录音笔抢了。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省长一路问玉娇》，我解释了这个省长为什么发怒，因为他认为这么小的事情，媒体怎么搞得这么大？其实，今天在中国没有小事，只要牵涉到官和民，只要牵到穷人和富人，就是天大的事情。

2010年，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河北大学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个学生开车在校园里面压死了人。这本来是一起车祸，但有一句话将这个事情变成了去年中国最牛的一个事情，这个学生讲了一句“我爸是李刚”。李刚是谁？保定市的一个区里的公安局副局长，副科级干部，官职很小。但就由于他爸是“李刚”，一起车祸闹成了全国性的大事。

第二类，自伤性的维权。是民众由于其权益受到侵害后，经过上访等方式没有得到解决，通过采取示威和其他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维权。最典型的案例，2009

年11月13日唐福珍案件。唐福珍有一栋非常大的财产，但是她家被强拆了，她就自杀了。老百姓说她是百姓英雄，生的平凡，死的悲壮。我曾经为唐福珍写了两篇文章，我认为，我们要保护唐福珍，但大家不要自杀。另外，有一个九三学社的省主委，相当于九三学社的省委书记的岳父的房子被强拆了。这位省主委去理论，公安110要抓他。没有办法，他最后拿出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委员证，才没有被抓走。他说，他寻死的心都有，因为我没有地方去讲道理。我们可以想一想，连全国政协委员都没有办法讲道理，那普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讲道理？所以，虽然我们讲死不应该，但是还在有人死，民众面对这种拆迁，采取的是自伤性的维权。

第三类，非法性的报复。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之后，他自认为受到侵害，采取非法行为进行报复。2007年10月，北京市民杨佳去上海旅游，租了一部自行车却被警察抓住说是偷的。警察把他抓进派出所关了6个小时，之后他找上海警察，没有解决；回到北京找公安部，没有解决。到2008年7月1日，他拿着一把刀走进了闸北公安局，见到穿警服的男人就杀，造成6死4伤。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袭警案，但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甚至叫他“杨大侠”。有个叫朱军的模仿杨佳，端着冲锋枪走进法院，杀法官，3死3伤，朱军当场自杀。永州市为三名死去的法官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没有想到的是，老百姓自发把那个城的花圈都买了，不是去送给法官，而是送给了朱军，要朱军“一路走好”。一名法院院长的眼睛让老百姓用硫酸泼瞎了，老百姓说的却是为什么不把他弄死啊？概括来讲，今天老百姓这种社会情绪在日益弥漫。我们呼吁，当官的要执政为民，当老板的也要为老百姓想一想，应该要考虑社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让一点，少得到一点，放老百姓一马。

第四类，泄愤性的暴力。是有人因某些原因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宣泄心中的愤恨，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甚至针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施加暴力。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叫郑民生的男子走到一个小学门口，造成小学

生8死5伤。郑民生是医生，为什么去杀小孩呢？3月24日，我赶到福建，整个福建都处于一种恐慌之中，当时媒体还是把这个案件简单看成了官和民的问题。3月25日，我接受新华社采访，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一起凶杀案，而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我建议社会对郑民生不要有一丝同情，要强烈地谴责。因为这种心理最容易产生反社会心理，假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带来很大的问题。4月25日，我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错误看法，再次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认为针对郑民生一案，媒体错了，引导的舆论错了，我们全社会都错了。不能对这个人有一丝的同情，因为这种心理一旦产生，它会产生示范效应，会给社会安全带来重大影响。文章发表之后，我得到了一片的谴责声，大家都来谴责我，说是危言耸听，不可能。

但是，郑民生事件之后，广东、江苏、山东先后都发生了此类案件，全社会都弥漫在恐慌中。面对无助的孩子，全社会的心一下子调动起来了。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派出警力，冲锋枪走进了中小学校。但是，冲锋枪不能真正保护孩子。郑民生之类的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冲锋枪吗？还是有人在行动，陕西等地方还在发生血案，甚至杀进了老人院、福利院。我认为，从2010年五、六月开始，我们的政策是禁止一切媒体的报道，禁止一切方面的炒作，封锁一切消息。我认为这是对的。

结论：充满信心地维护中国社会稳定

第一个结论，中国虽然发生了这么多问题，但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统治是统一的，中央还有足够的权威维护这个国家。大家知道一句话，“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中央还牢牢控制住了这个政权。我是搞政治学研究的，今天，当中央做了一个决定，各省一定会表态，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但到了市里面表态不一样了，市里表态要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而县里面一定会表态，坚决拥护市里的决定；区里面会表态，坚决拥

护县里面的决定；乡干部一定会说坚决拥护县委书记的决定。表面上看，中央的政治权威好像受到了化解，好像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恰恰不是，这恰恰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说法，要有一种新结构的理解，不要认为中央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

第二个结论，我认为，现在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这个国家。不要看到中国有这么多问题就失去了信心，我是充满信心。为什么？我住在通州，有一个村庄叫中国画家村，我的邻居老姜和老武，天天骂共产党的腐败。但我发现一个情况，国庆大典时老姜和老武戴着红袖章巡逻去了。我问，你们天天骂共产党，为什么还帮共产党站岗放哨呢？他们回答，虽然对共产党特别不满，搞腐败，但是比共产党好的人还没有啊！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执政党最重要的执政资源。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管有多少问题，中国的民众还是希望它稳定的，这种稳定的希望恰恰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这种稳定是刚性的，而刚性稳定的主要问题就是，把稳定看作是一个绝对的、不可动摇的结构。所以，为了稳定，我们不是给一些老百姓拘留、劳教和判刑；为了稳定，我们不是把那些上访的人送进精神病医院；为了稳定，我们也不是把“文革”的那一套拿出来。刚性稳定存在巨大的风险。在今天的中国，不要简单地把稳定寄希望于那种所谓的武装力量上面。我们是需要稳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稳定？我们怎么去获得这个稳定？怎么使一个社会和谐？

必须有明确的权力。所有权不明确，这是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有几个人敢站出来说自己家的房子不会拆迁？越来越没有人敢说。社会发生纠纷并不可怕，最关键的是要有具有权威的司法制度。我们今天的司法拥有强大的权威吗？没有。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其他诸如

信访等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的司法制度。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少盖一栋楼、少修一条高速公路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关系，但是破坏了规则，破坏了民众对规则的遵守，这个社会就会动荡，所有所谓的福祉建筑就会因此而丧失。不要为了所谓的发展，为了所谓的政治，而牺牲我们的法律，牺牲我们民众对司法的信仰。假如没有民众对司法的信仰，我们很难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国家。

最后，我送一句话给大家，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拉美国家，曾经历了20年所谓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民主宪政的国家体制，今天的拉美却动荡不安，军人专政。我认为，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应该把宪法作为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我们一定要想一想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民族的未来。把宪法作为一个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每一个人都去坚守的底线，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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