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泽厚“实用理性”的质疑

对李泽厚“实用理性”的质疑

付志勇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具有诸多高明之处，本文利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分析实用理性，对其内涵、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实用理性；经验合理性；经验情感

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著作中，李泽厚提出中国文化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这里我们将尝试探讨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的论断。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正是这种‘经验合理性’的哲学概括。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理性只是工具，‘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1]实用理性的特征是：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但是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抽象思辨是一种先验理性，它具有超越性，脱离经验和历史。如果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它将具有先验理性和超越性的特征，那么，这时的实用理性还能不能称为实用理性？它此时已经不

再符合作者所说的实用理性的特征：没有超越性、不脱离经验和历史、是一种经验合理性。这种对实用理性的界定是自相矛盾的。 李泽厚说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这里的技艺应该是在《美的历程》中提到的绘画、雕塑、书法等。但西方国家缺少所谓的实用理性，其技艺也许比中国的还要发达，无论是绘画、雕塑、音乐都不逊色于中国。他又说，当实用理性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事实上，旧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排斥很强烈，这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遭到强烈抵制可以看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军事体力强的民族盘剥、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2]中国人学西方固然是因为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更有益处，但不是主动学习，而是遭受欺凌之后不得已才放弃原来盲目排外的自大姿态，从而去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中国早期学习的只是西方的工业技术，对精神文明的学习要晚得多。所以，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独特作用的论述是有问题的。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吸收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的合理性做了论证：“‘实用理性’??不是指某些一成不变的模式或形式，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过程中的结构原则或创造原则。??它本身乃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3]在这里，实用理性被赋予一种可变化的结构、系统。我们将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分析李泽厚的论述，因为李泽厚既然想要赋予实用理性以现代意义，并且和西方精神作比较，我们就有理由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去分析它。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实用

理性之为实用理性，或者因其结构，或者因其要素。根据结构主义的原则，只是由于结构，要素才获得其意义、功能、性质，才能成为某一系统中的要素。系统与系统之间没有重叠关系，要素不能既属于一个系统又属于另一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原则，这些原则之间不存在继承、融合关系，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之间的变化是跨越断裂层的“飞跃”。就是说，结构与结构之间只有共时性，没有历时性。李泽厚认为实用理性的模式在不断变化，而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结构发生变化了的实用理性已经不再是实用理性。 李泽厚在谈到实用理性时说：“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大同太平，这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伟大的使命感。这使命虽属人事，却关乎天命。??中国知识分子勇于献身的热情及其信仰心态绝不亚于宗教徒，‘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这类信仰，可以同任何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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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似乎对这种“伟大的使命感”很自豪。李泽厚认识到，实用

理性中的这种激情要素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制造出一种准宗教性的狂热，但他没有认清这种狂热可能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知识：一是技术知识，它可以通过学习书本上的规则条例来掌握，是理性主义所追求的；二是实践的知识或者传统知识，它无法像学习数学公式一样学会，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达到心领神会、运用自如，政治就属于这种知识。但是人们往往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政治，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而得到完美的解决，理性的设计是最完

美的，可以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度。理性主义政治甚至相信可以完全抛弃传统的经验，认为“人们可以先于政治经验提出一个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然后按部就班的加以实现。”[5]但具体的政治措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离不开传统的经验。法国的雅各宾派、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李泽厚赞赏的“去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正属于奥克肖特所批评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者。

李泽厚说：“耶稣的名言：‘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祈福’。孔子的名言：‘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两相对照，前者舍弃日常经验，现实服从上帝意志的理性力量。后者则以生存的合理性来做衡量和决定，经验情感的实用精神十分突出。”[6]其实，基督教说别人打你不可还手，正是践行了“不可打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如果还手就破坏了这一原则。孔子说以正直来报答怨恨，以恩德来报答恩德，在李泽厚看来是一种“以生存的合理性来做衡量和决定”的灵活的实用理性。在《论语》中这种实用理性的灵活性确实比基督教中要明显的多。基督教的道德要求是命令句，表现为“我应该”、“我必须”；实用理性强调经验情感与生存合理性，更多的表现为条件句，即“如果??那么??”，如果道德或者行为的实施是基于可变通的条件的话，那么这其中的猫腻就很大了。因为这种变通没有一个可公度的标准，而是以个人的体悟为转移。例如孔子见南子，南子是一个名声不好的贵妇，把持卫国

的朝政。回来后子路生他的气，他赌咒说：我要是和她做了什么事，“天厌之”。据说孔子见南子是想在那里施行政治理想，但是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去见名声不好的南子，是违背礼的。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礼的规范，这大概是实用理性的灵活应用，符合“生存合理性”。但这种行为在孔子看来可以，在子路看来不可以，所以说实用理性缺乏公度。明代曾经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把他和孔子并列，大概也是这种实用理性的应用。西方的道德是建立在契约之上，如摩西十诫；中国的道德多是诉诸于人的自然情感，所以往往难以谈清楚，这种道德也为康德所批评。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论述存在很多问题。李泽厚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但实用理性是否真的如他所言那么高明，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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