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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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6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三去一降一补的含义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2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了讲话。《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针对“十三五”期间如何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会专家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仍是重点,而为了推动结构性调整,实施相应的改革政策必不可缺。在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在财税改革方面,将主要进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等。

路线用改革推动结构性调整

多位专家认为,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推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的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则给出了未来政策的具体方向。他表示,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以上的中高速,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

“我们将努力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结构性调整。”徐绍史表示,在促进消费升级方面,要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同时我们鼓励民间投资、外来投资共同来参和这些重大的投资工程,着力的调结构、补短板,而且培育新的动能。

在简政放权方面,徐绍史表示,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需要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最大限度地缩减政府审批的范围,更好地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徐绍史透露,到2020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分别要提高到60%和45%。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格局。

而未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以钢铁、铁路、电力等行业为重点。徐绍史透露,将采取境外投资、工程承包、技术合作、装备出口等方式,拓展多边、双边的产能合作机制。政府将和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开辟第三方市场。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升级推进金融改革减少企业杠杆依赖

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看来,未来五到十年间,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给侧。在中国尤其需要创建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因此,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

针对”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给出了具体方向。他表示,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空间,除了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的需求之外,还要考虑到我国经济中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部门借贷比例占GDP的比重过高,通过发展资本市场,能够有更多

的资金进行股权的投资,减少企业对于借贷杠杆的依赖性。

谈及利率、汇率机制的改革,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应该说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利率的管制,不管是贷款还是存款,都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但还有包括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健全传导机制等问题需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也还需要一个磨合完善的过程。

德意志银行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于尔根·费琛也认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应该是发展一个有效的利率市场,而发展一个完善的利率市场需要解决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设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标,即隔夜利率或7天回购利率;二是发展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传导;三是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指导中长期利率;四是提高信贷风险定价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推进,和会专家指出,还需要关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周小川也特别强调了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建设,构建货币政策和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中国金融业进入了一个初级的混业综合经营阶段,金融风险跨业跨市场传染的可能性在增加,同时一些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非

法社会融资活动引发的风险也可能会传染到银行体系。但是中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更不会引发地区性的、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于尔根·费琛认为,随着更多混业金融产品的问世,当前按照行业划分的监管框架产生很大的政策套利空间。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升级,尤其需要在当前框架下加强跨机构的合作。

减负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支持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实体经济的税负减负问题,记者了解到,今年要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实施这些政策,要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

而这一进程依靠的便是财税体制改革。在“十三五”过程中,财税改革无疑也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关键部分。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介绍说,该轮改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

以营改增为例,楼继伟表示,今年5月1日开始要完成全面推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也就是把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类服务业全部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此基础

上,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的法案,同时并废止营业税。”

此外,对于个税的改革,楼继伟表示,个税改革方案需报国务院批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关法律议案,同时还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这些程序必须一步步完成。他表示,目前中国实行的累进税制极不合理,世界上只有很少国家还实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税。中国已经制定了从分类征收转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案,会考虑必要的基本扣除、抚养扣除、赡养扣除、生计扣除等,改变现阶段只对工薪所得超额累进的做法。

此外,楼继伟还指出,“挂钩事项”存在诸多弊端,并造成了大量的资金闲置,其原因是挂钩的事项和当地并不切合实际。他说,所谓挂钩事项是指“重点支出是和财政收支或者和GDP的规模挂钩的相关事项”。

他指出,挂钩事项和总需求管理的灵活性要求相悖,是和《预算法》新的规定绩效原则是相悖,和基层现实情况相悖,不利于节约资金,支出有效性难以提高,资金明显碎片化。

“通过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再设计专项转移支付的内容,是中央和地方财税管理的改革的方向。”楼继伟表示,这样一来,我国财政将更加符合实际,我们财政才有可能做反周期的调节或者说反周期调节的余地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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