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的美学思想-精品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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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的美学思想

柏拉图在这篇论辩中借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对于“美的本质”的理解,并在与希庇阿斯的辩论中否定了美是美的事物、美是恰当、美是有用且有益、美是由视、听产生的快感等观点,尽管最后并没有对“美本身”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柏拉图这里,“美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这种美是一种永恒的、不生不灭的、抽象的“理念”,是可以使一切事物成其为美的美的本质。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也说道:“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1]但是,这种美真的是客观存在的吗?在本篇的论辩中,苏格拉底曾举到过一个例子――一个烧制精良的陶罐究竟是不是美的?在希庇阿斯看来,虽然承认像“汤罐”这种东西若是做的好,它可以是美的,但“这种美总不能比一匹母马,一位年轻的小姐或是其他真正美的东西美”[2],“汤罐”在他看来是“不三不四”的东西,若是谁在谈话中提起它,他一定是个俗人,苏格拉底也形容他的论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粗鄙得很”[3],可见,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不同的美,有的人认为是美,其他人也可能认为是丑的。休谟就是从观赏者的主观心理来说明美的本质:“美

并不是事物本身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的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每个人应该默认他自己的感觉,也应该不要求支配旁人的感觉。要想寻求实在的美或实在的丑,就像想要确定实在的甜与实在的苦一样,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探索”[4],在休谟眼里这种美会因为究竟是什么人而变得不一样,也会因为某个人的某种心境,觉得一样东西此刻是美的,下一刻便不美,甚至对于“美”与“丑”的界限我们都无法确定,那么对“美”的揣测,就和柏拉图大相径庭了。

关于“美”与“丑”,王尔德在童话集《石榴之家》[5]里写到过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西班牙公主的生日》,讲述的是在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宴会上,一个小矮人为公主献舞引得公主哈哈大笑,小矮人误以为公主爱上了自己,直到他在一面大镜子面前看见了自己畸形、丑陋的外表后,自惭形愧,心碎而死。小公主的美和矮人的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丑带给人欢乐,而美却以取笑别人的痛苦为乐,美与丑的界限被模糊了,美同样带给人带来痛苦。第二个故事是《星孩》,讲述的是一对夫妇收养了了一个弃婴,孩子被绣满星星的金色斗篷包裹着,所以被当作星孩。长大后星孩因美貌而变得自私和残酷起来,不认“乞丐”母亲并嘲笑她的丑陋,直到星孩被夺走美貌并经历磨难之后才终于体会到了爱和仁慈的真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国王。在这里“美”是自私与残酷,“丑”却是善良与恩慈,“美”的东西并非有益,

“好”的东西也不认为是“美”的。所以,王尔德所认为的“美”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世界中,纯粹的爱、忠诚的友谊、怜悯与恩慈、牺牲和奉献都是“美”的象征,它们在现实世界里不值一提,却在“天堂”永生,“天堂”就是王尔德的艺术世界,唯有艺术才是“心之美”永生的殿堂。

那么,美又是什么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了一个人物――秦可卿,小名唤作“兼美”,是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姑的妹子,曹雪芹形容她是“?r艳妩媚有似于宝钗,风流袅娜又如黛玉”,她不仅兼有钗黛二人的优点,还将人间的美好圆满集合为一体。钗黛在宝玉的生命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她们一个拥有宝玉的爱情,另一个则拥有宝玉的婚姻,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爱情和婚姻都是难以取舍的,那么,钗、黛谁优谁劣的问题似乎就并不值得探讨了。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同样也有说明:“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胸口上的一颗朱砂痣”[6]。男主人公在他此后漫长的一生中,一直都在寻找他的“玫瑰”,但就如同“兼美”秦可卿的早早退场一般,他的初恋情人“玫瑰”永远只是停留在他记忆力的最美的臆想。人只要有选择就会有遗憾,人间的美好和幸福是不能够兼具的,有取就有舍,有得就有失,取舍得失合在一起才完美,但这种完美是不存在的,所以兼美也是一种“两难”[7],

钗黛分开,各有缺憾,或许这种美中不足才是真正的“美”所在吧。

美中不足就会带来缺憾,但我们又为什么会被“缺憾”所吸引,认为它是美的呢?王国维先生在《评论》[8]中将美进行了分类,“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认为“吾心宁静之状态”是优美之情,所观的与自己无利害关系的外物就是优美;而壮美之情则是“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这是王国维先生所认为的解脱之道,他认为无论是优美还是壮美,都可以“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纯粹之知识者”。而王国维先生认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也在于,它描写的是平常人的人生悲剧。这种悲剧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这种悲剧的发生不是意外,而是平常之人、平常之事所带来的,人世中随处可见的悲剧,所以说《红楼梦》“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王国维先生又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阐释来说明《红楼梦》所表现的壮美之情,说悲剧可以引发人“恐惧与怜悯”的情绪、“而人之精神语焉洗涤”。这种随处可见的平凡人的人生悲剧都带着“缺憾”,所以“美中不足”会引起平常人强烈的情感共鸣。 苏格拉底在和希庇阿斯的论辩中还提到了一个论题――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美丽的人、图画、雕刻都是经过视觉产生的快感,而美妙的音乐、诗文和故事则是由听觉产生的快感。苏格拉底认为“视觉的快感显然不能只因为是由视觉产生的就成其为美”、“同理,听觉的快感也不能只为是由听觉来的

就成其为美”,视觉和听觉产生快感的特质各不相同,那么,视、听的快感要有一个共同特质来使两者成为产生美的理由,“若是没有这个共同特质,它们或分或和,都不能成其为美了”[9]。在这里,苏格拉底并没有能论证这个论题的合理性,甚至否定了论题本身,但“快感”本身却同样来自人们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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