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中国当代的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

吴思：中国当代的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当代的历史坐标和未来走向，我觉得挺切合今天的主题，重建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这个社会从哪来，往哪去，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关于这个故事讲起来至少有三种版本，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官方的版本——主流的版本就是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走到现在，现在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来走向一个小康社会，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重复了。

第二种版本，如果让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或者是政治学家讨论中国是什么社会，他们就会有另外一套当代西方的学术话语来讨论中国是谁，我们从哪来，往哪去？

第三个版本，在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从哪来？往哪去的说法，至少我提供我本人的说法，就是那套关于“官家主义”概念包含的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今天我重点介绍西方的。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如何定义中国社会，西方的这套话语大概是在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最左端是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他们称之为极权社会，有人译成全能主义、全权主义或者整体主义，最普遍的译法是极权主义，高度一元化，这是左端。

最右端，他们认为就是多元社会，高度多元化的社会就是现在的欧洲、美国的社会形态，政治多元化对应的是三权分立、经济多元化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社会多元化对应的是公民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对应自由主义，这就是两端。

这个框架大概在1964年发生了一点变化，那一年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叫胡安·林茨，后来当过美国的政治学会的会长。他研究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大家可以想象蒋介石治下的台湾。他觉得这个社会既不像高度的一元化的社会，也不像欧美那样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他为这个社会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威权社会”，是“有限多元化”。他发明了“有限多元化”、“威权社会”这个词，戴上概念的眼镜看世界，这个世界一下子呈现出跟原来两级对立的社会大不一样的面貌，全世界很多地区与国家都是威权社会。比如说转型前的台湾，转型前的韩国，拉美各国的军人政权，以及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 欧洲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也是威权社会，这个威权社会就成了一个在两个极端之间出现的一个中间概念，这就是西方人用来看这个世界的政治的坐标。

建立起这个坐标之后，世界政治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苏东剧变，以及很多威权社会——比如说台湾、韩国，转型到了多元化的社会。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政治光谱中中国在什么位置？我们肯定离开了极权社会，我们比那个时候多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多了一个庞

大的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如果按照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每年对世界各个经济体的排名打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是多少分呢？

我在2008年关注这个问题，当年按照百分制计算，经济自由度最高的157个经济体里面，排名第一的是香港90分，欧美平均80分上下，最低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北朝鲜3分，倒数第二是与古巴27分，我们中国大陆在哪？世界平均水平是62分，我们是52.8分，从50分到60分这一段属于“自由受到限制”的经济体，60分以上比较自由的经济体，80以上就是自由的经济体。我们属于自由受到限制的经济体，50分以下是不自由的经济体，我们已经超越了不自由的经济体，进入了自由受到一些限制的经济体，这就是我们的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远离开了3分到20分这一段，摆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也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就是比较自由的那个经济体，依旧摇摆在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间。

观念、意识形态上我们在哪个位置？我刚才介绍的分析方式，关于社会转型时的研究，他们通常会讨论五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政治又分为三权分立三个方面，这就有了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社会五个方面，如果用这五个方面讨论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因为极权社会通常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我再加上一个意识形态，是六个方面。

刚才我说经济方面中国离开了极权社会，没有进步到威权社会。过去的中国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威权社会同样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主义，我们也没有到这个阶段。我们从过去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弱化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再弱化为“三个代表”，再弱化为“科学发展观”，到2012年一度弱化为“中国梦”，后来开始有一点强化，又向“红”的方向走了几步，也就是我们离开了过去的高度一元化，但是没有达到威权社会的有限多元化。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文革前的社会基本上完全被国家、政权吞噬了，现在我们有了很多的公民社会的空间，包括大家一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的那些微信群。也就是说我们脱离了过去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但是我们比起真正的有限多元化——比如说台湾转型前他们公民社会——当时不仅有各种宗教的自治组织，还有公民运动的团体，甚至还有民间独立的报纸。我们还没有进步到这个阶段——比如全社会出现更多元声音，拥有独立于官方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社，所以我们又处在威权和极权中间。

政治，如果按照西方的公民组织“自由之家”的打分，他们评分的方式是最高分是1分，1分、2分是自由的，3分到5分是半自由的，6分、7分是不自由的，按照他们的打分，中国大陆是在法治方面是6分，选举方面是7分。台湾转型前法治方面是5分，选举方面有的时候是6分，有的时候是5分，法治方面有的时候是4分，有的时候是5分，这

是台湾转型前的威权社会的标志。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状况，离开了两个7分的那种一元化，又没有达到台湾转型前的4、5分的有限多元化，我们还在两者之间。

如何给我们当下的社会在历史中的位置命名？中国社会从极权社会走来，我们走了40年，还没有走到威权社会的位置，现在的历史节点该如何定义？有很多中国学者做出了努力，比如说我看到徐贲老师和孙立平、郭于华老师他们反复的宣扬一个概念叫做“新极权”。孙老师问我对当下社会是什么感觉，我反问他是怎么定义的？他说定义就是多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说那没有问题，你这么定义把新的内容补上那就叫做新，但是如果按照我来定义的话，我会找一个更加直观的名字，不用解释新在哪里。我就会参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方式，用西方的概念称之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结论是我们从极权社会走来，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向了半极权、半威权社会。

未来往哪走呢？按照十八大、十九大描述的未来前景，我们会有纯度更高的市场经济，会有独立性比较强的司法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承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向威权社会走去，这是党做的承诺。

我们同样不能忽略民间的努力，我认为未来中国走向大概率的事件是走向威权社会。当然我们在最近这几年看到了意识形态有向左，向极权社会退两步的这种状况，经济上也有，社会管制方面也有，但是我们也

看到整个的趋势其实是后退了两步，政策碰了钉子也会退回到原来的状态。

比如说2016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率急剧下降，2012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是24%，2013年降到23%，2015年拦腰一刀降到了10%，2016年第一季度又降到3.9%，到了7月份降为负的0.01%，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百分之六点几的GDP的增长承诺根本无法实现，于是我们看到政府迅速做出了调整，首先派出九个工作组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发现一堆问题，很快当年出台了两个中央级别的文件，要求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2017年又推出一个鼓励企业家的精神的文件，也是中央级的、部委级的、省一级的文件出台了二、三十个，都是让民营企业家放心。也就是在向左退的时候，当民营企业家感到恐惧，以至于最后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财政甚至就业的时候，我们看到最高层及时做出调整，把之前的政策变得缓和了。

类似的调整，包括去年出台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件。什么叫做企业家创新精神，为什么政府要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这是标准的奥地利学派的说法，奥地利学派跟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获得的是剩余价值。奥地利学派认为价值或者是利润是创新带来的，整个跟马克思主义叫板，所以我们一方面宣扬为共产主义奋斗。一方面又用奥地利学派的这种观点来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这里看到了左一步，右一步的自相矛盾。这

也说明向左走远了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要调整意识形态也得跟着调整，而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左一步、右一步的特征。在我看来正好是此时此刻中国半极权半威权社会的时代特征，我们一只脚踩在过去，不管是感情还是观念还是知识都是阶级斗争时代培养出来的，可是我们又被迫走向开放，走向未来，走向纯度更高的威权社会，所以官方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语言、法治的语言，偏蓝色的语言描述未来、描述现在。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个话语体系是红色的和蓝色的交织在一起，自相矛盾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没法逃避的观念的特征。因为半极权、半威权的社会，这样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很难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而且能够稳定的新的意识形态。

按照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在哪，我们从哪来？以历史的例子来看，中国从极权走来，未来大概率的事件是走向威权。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怎么评价现在这个形势？我认为是这是非常值得乐观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看世界转型史上的各种转型，只要是从威权开始的转型，比如说我们看台湾、韩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转型从威权，也就是有限多元化，转向民主法治，也就是高度的多元化都走的相当顺畅，从极权开始转型，比如说苏联东欧一步蹦到民主法治，这个过程会相当的艰难，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反过来从威权开始往这里转，确定性就大得多，社会的转型也稳定的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们常常把社会转型形容为叫做“百废待兴”，而从威权社会有限多元化往多元化的方向转，就不是“百废待兴”，而是“五十废待兴”，“四十废待兴”，这就是

西方的政治学体系对中国的转型的基本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描述的前景使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但是历史上仍然有很多社会从威权社会退化为极权体制或者有些国家从威权转型到了民主社会却遭受到了新的挑战，最终转型失败。

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转型，在这种潮流中，中国每一次都参加。辛亥革命是第一次，二战之后的国共会谈是第二次，苏东剧变是第三次。每逢这种时刻，中国每一次都参与，但是每一次都没有转型成功。但是历史又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转型不管成功与否，只要整个社会的终极问题没有解决，转型的冲动就永远存在的——因为未来有效率更高的制度，基于人性趋利避害，所以转向制度的动力是无法消除的。历史的转型常常是第一次不成功就寄希望于第二次，循环往复。什么时候国家真正的完成转型，历史的门槛才算真正跨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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