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以马来西亚为研究现场

新媒體在民主轉型中的角色：以馬來西亞為研究現場

新媒體在民主轉型中的角色：以馬來西亞為研究現場

摘要

媒體正面臨數位化的轉型，並且在馬來西亞民主進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索新媒體與公共領域的關係，透過2011年7月9日馬來西亞淨選盟2.0遊行集會，檢視人民如何利用新媒體作為發聲工具，形成反抗霸權的力量。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訪談參與者的親身經驗與民主實踐。研究結果發現社群網站在此社會運動中表現突出，並具有四大意義：一、替代性公共領域，成為民意的出口；二、情感動員，提供感知輿論和評估風險的依據，助於實際動員；

三、文化抵抗，強化年輕族群的認同；四、民族凝結，且全球串聯。馬來西亞的「709遊行」案例可知，社群網站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潛能，建立在族群基礎的實體社群，使得效應從虛擬網路世界蔓延到街頭；跨越時空限制的特性，也促使改革浪潮從國內延燒至國際。

關鍵字：馬來西亞、新媒體、公共領域、社群網站

Role of new media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 The experience of Malaysian.

Abstract

Public media in Malaysia are encountering a movement of digitalization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process.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By utilizing a demonstration of Bersih 2.0 on 9th of July, 2011 as an example,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ublic considers the new media as new approaches to change existed political system.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interview as the proper method in the study. Interviews reveal that modern social networks have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social movements. This research find out four concepts : first, an 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 has provided a new form to express public opinion. The second point, emotional mobilization offers a mechanism to acquire major opinion and to conduct risk analysis,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develop the final social movement. Third, culture resistance is created by enhancing support of youth generation. Finally, ethnic identity has developed and has become a symbol of a global connection.

Keyword：Malaysia、New media、Public sphere、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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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二十一世紀初，人民力量在全球風起雲湧，《時代》雜誌（TIME）2011年度的風雲人物首次突破個人角逐者的慣例，由全球的抗議者（The Protester）共享此榮譽。《時代雜誌》總編輯Richard Stengel表示「抗議者已經改變了歷史，也將持續改變歷史，他們為人民力量帶來新的定義」。

而在這波抗議的浪潮中，新媒體即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有的國家民眾試圖以新媒體衝撞獨裁政府；有的則是結合社會民氣，開創不同的社會運動。這些抗議派潮「因時」、「因地」、「因使用的媒體」不盡相同，結果也大不同。2001年，菲律賓人民利用手機簡訊發起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The second people’s power revolution），馬尼拉街頭集結上百萬名的群眾，在沒有流一滴血的情況之下，順利推翻Joseph Estrada的腐敗政府（Gordon, 2006）。另一案例則發生在2009年，伊朗發起「德黑蘭之春」運動，人民不滿大選舞弊，獨裁政府武力鎮壓抗議民眾，並箝制媒體報導，民眾因而利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 散播示威消息。政府官方試圖發送干擾和誤導實情的消息，卻不敵眾多新媒體提供平衡、經過查證的正確報導（Levinson, 2009）。時至2011年，「茉莉花革命」席捲全世界，從突尼西亞、埃及展開，連中國也試圖用手機和社群網路展開「中國茉莉花革命」（林照真，2011）。從上述事件可以見得，新媒體發揮了動員、釐清、散佈消息等作用；而較鮮為人知的是，新媒體改變世界已不是偶發事件，受到歷史條件、在地情境、全球氛圍而共同促成的世界浪潮，也已席捲到族群問題嚴重的馬來西亞。

2011年7月9日，馬來西亞人民加入抗議隊伍，抗議者走上街頭，試圖撼動世界，並且改寫馬來西亞的歷史，馬來西亞人稱為「709遊行」或稱「Bersih 2.0」。由「乾淨及公正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在馬來西亞發動大規模遊行，總計超過五萬民眾湧入吉隆坡市中心（陳慧恩，2011）。儘管當局動員大批警力「封城」，並發射催淚彈及水砲驅散民眾。人民仍不顧警告，突破重重封鎖，上街遊行，要求改革選舉機制及杜絕賄選行為，以確保即將來臨的選舉是乾淨及公正的。群眾不斷高喊「Bersih! Bersih!」，是馬來文「乾淨」及「人民萬歲」的口號（林友順，2011）。由於這次運動在馬來西亞是前所未見，已在馬來西亞歷史上留下深刻的民主足跡。

馬來西亞為一多種族國家，主要三大族群為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馬來西亞現有總人口約為2833萬，其中馬來人佔67.4%、華人佔24.6%、印度人為7.3%，其他少數族群是0.7%（馬來西亞統計局，2010）。佔人口多數的馬來民族政治存在嚴重的族群問題，馬來西亞聯邦憲法規定國家最高元首及中央政府的內閣首相，都必須是馬來人（金梅、楊曉慧，2008）。馬來西亞獨立55年以來，均是由國民陣線（簡稱國陣，Barisan Nasional）長期執政，由馬來族裔組成的政黨「巫統一黨」勢力龐大，儘管聯盟裡其他主要政黨尚包括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印度國大黨，卻不具影響力（莊迪澎，2009）。就整體社會而言，馬來西亞獨尊馬來文為國家語言，視回教為官方宗教，中央集權式的聯邦政府，讓民主運動難以推行（顧長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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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也牽動馬來西亞的媒體生態，並嚴重影響新聞自由的發展。馬來西亞在1969年發生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之後，政府對於社會與媒體的控管皆更加嚴苛，因此街頭的社會運動只能從而走上網路（莊迪澎，2011；黃國富，2008 ）。馬來西亞政府兩手箝制媒體業，一手緊抓立法管制，另一手以所有權壟斷。例如馬來西亞目前規模最大的媒體集團「首要媒體有限公司」（Media Prima Berhad），不但控制了馬來西亞所有的無線電視台，也控制同等規模的報業集團，握有全國銷售量居冠的馬來報章和英文報紙；而華文報的部分，主要四家華文報業皆為同一人所有。使得主流媒體不但喪失監督功能，更流於為政黨喉舌的角色，封鎖民主運動的消息（莊迪澎，2011）。因為這樣，當主流媒體功能不彰時，新媒體便成為人民衝撞政府的利器。全球網際網路統計公司Internet World Stats的統計也顯示，馬來西亞使用網路的情形愈來愈普遍，滲透率從2000年15%，十年間就達到2010年的64.6%（見表一）。此外，Gordon（2006）也說明新媒體具有賦權的力量，讓使用者成為游擊隊伍（guerrilla sortie）破壞且震驚原有結構，造成社會改變。在馬來西亞，網路逐漸普及，而網路媒體早從上個世紀開始醞釀民主化風潮（莊迪澎，2011）。

表一：馬來西亞網路使用者人數及滲透率（2000年至2010年）

若干研究指出，馬來西亞「709遊行」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原因除了打破種族劃分、倡導和平集會遊行外，更重要的是該次行動突顯了社群網站動員力量。Facebook參與者互換訊息、動員，使得社群網站成社會運動的核心（楊凱斌，2011：2）。馬來西亞當地民眾的改革抗議行動，最後換來政府以水炮和催淚彈對付，但是，全世界共有30個國家的海外大馬人民，主動在同一天響應集會（林友順，2011）。由此可見，「709遊行」不但標示出新媒體的重要性，更因著網路高度連結，其影響範圍與擴散性已不容小覷。

馬來西亞「709遊行」發生後，本研究者即前往吉隆坡現場，親身了解馬來西亞後續運動的震撼與加溫；而台灣台北其實也是馬來西亞三十個國家中的其中一個抗議現場，集會人數甚至高居全球第二，這使得研究者回到台灣後，還能繼續本研究的進行。本研究者參與了馬來西亞與台灣的運動後，對於新媒體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了解，因而試圖更系統性地探究新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了解新媒體如何促成馬來西亞的數位公共領域。此外，淨選盟2.0的影響力擴散全球，參與者如何體現公共領域的精神，定奪民主的意義，也是研究的重點之一。本研究因而採取質化深度訪談法，深度訪問淨選盟709遊行的親身參與者，試圖界定新媒體在民主運動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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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公共領域與媒體

媒體向來與公共領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Harbermas在1963年提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後，隨著媒體的不斷演進及歷史變遷，其概念不斷經過批評與修正。Harbermas認為19世紀初期，透過文學、報刊等大眾媒體的出現，有助於公共領域的散佈與深化，促使社會加速民主的步伐。然而，透過1989年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翻成英文版後，Harbermas認為廣告、電視、電影陸續出現，連帶推動了資本主義、商業運作的邏輯植入媒體產業。原先醞釀於英國、法國、德國等咖啡館、藝文沙龍、讀書會所創造出來的公共領域，可能瓦解或轉型（Harbermas, 1989／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2002：242-244；夏春祥，2004）。

探究公共領域原型，是一中產階級與政治菁英參與的場域。然而，正如Harbermas所說的「科學外部的當代經驗語境」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當歷史變遷、政治或社會結構改變等，公共領域的意義也會與時並進（Harbermas, 1989∕曹魏東等譯，2002：ii）。為了解媒體經歷數位化的轉型對公共領域會帶來什麼影響，必須先從Harbermas公共領域的意涵進行了解。

Harbermas認為公共領域是人們聚集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域，公共領域形成的要素包括，參與的成員是平等的，開放且理性地討論公眾關心的事務，並且所有公民皆可以參與討論。Harbermas深受Arendt影響，在Arendt（1958）的理論裡，與本研究主題最密切的特質是出現的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公共領域的『公共性』彰顯在「有他人在場」的場域，該空間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是當公民聚集在一起討論彼此共同關切的事務，並且協力行動（act in concert）時，公共領域便油然而生。反之，當議題偏離公共事務，或人們不再共同關心時，公共領域就會立刻消失（d'Entreves & Passerin, 2008；江宜樺，2003）。可見公共領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建立在公民參與和行動實踐的基礎上。

延續此一概念，Harbermas也觀察到電子媒體的互動性對結構轉變的影響。他說明電視轉播造成1989的革命事件在前東德、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形成連鎖效應。與過去的民主運動截然不同，大眾媒體造成全球性的影響。「電視使得遊行民眾在廣場和街道的真實在場轉變成無所不在的在場，展現出了革命力量」（1990/曹魏東等譯，2002：xlii-xliii）。媒體打破了地域的疆界，使得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發生的事件具有「共時性」效果。Harbermas並不是完全抱持著樂觀的看法，但他認為大眾媒體與公共領域確實不斷產生相互作用，並具有尚待確認的民主潛能。

現今，媒體正面臨數位化的轉型，網路能夠擴展閱聽人的觸達範圍；行動科技的移動性，使得訊息更即時傳送；以及社群媒體的連結力量，將人們串聯在一起等等特性，皆標示出媒體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數位媒體促使大量資訊的廣泛傳佈，允許公民表達自己的觀點，彼此進行溝通的傳播形式，似乎實現公共領域的理想。然而，媒體對公共領域的變化與實踐影響有必要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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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民主與公民新聞

一直以來，民眾經常賦予媒體促進民主的期待，但媒體是否能實踐民主仍然備受爭議。樂觀論者認為大眾媒體無疑具有促進民主的力量，像是早期的報刊、無線廣播等大眾媒介，便廣泛被認為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形成，原因在於媒體有助於資訊的傳遞與流通（McQuail,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135）。網際網路出現後，更是將新科技的想像推向巔峰。網路有別於過去的傳播科技，具備無所不在的雙向傳播（ubiquitous two-way communication）以及電子民主的潛能（Electronic Democracy）（Mosco, 2004: 1）。換言之，網路使人們多對多的交談變得容易，使得訊息同步接受、交流與再分配成為可能，傳播行為不受跨越空間與時間，以及即時性的全球接觸（Livingstone, 1999: 65）。上述理想，有學者稱之為「虛擬民主」（virtual democracy），或稱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概念是指「利用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或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使得實踐民主能不受限於時間、地點或其他物質條件，是一種嶄新的政治參與形式（Hacker & van Dijk, 2000: 1）。傳播科技增加了資訊的規模與傳播速度，政治參與得以突破時間與成本的限制。此外，電腦中介傳播不但降低了進入門檻，也能夠規避傳播過程中的「中介者」，像是記者、新聞組織、政府、政黨等（同上引）。總觀上述，民主的實踐與否，關鍵核心在於新媒體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許多學者更細緻地討論網路促成的影響，分為以下兩個層面，一是媒體本質的改變，二是使用者生產內容。

（一）「超級媒體」的特性

數位技術連帶各式傳播工具快速發展，改變著人們的使用經驗。「新媒體」範圍非常廣，包含網路新聞、部落格（blogging）、社群網站（Twitter、Facebook、Plunk）、影音網站（Youtube）、共筆網站（Wikipedia），簡訊及手機也都涵括在內。這些新科技雖然都被貼上「新媒體」標籤，本質卻不盡相同，當探討的場域不同，使用的成員不同，科技所產生的意義也不相同，無法同一而論（Leonardi, 2003）。就共同的特性而言，網路延伸出的媒體具有即時性（Immedicay）、互動性（interactivity）、多樣性與多中心（Multiplicity and Polycentrality）、流動性（Liquidity）、聚合（Convergence）等特質。Beckett（2008）認為我們正經歷「超級媒體」（super media）的時代，眾多的新媒體都成為網絡化新聞（Networked journalism ）的一環。許多研究者著眼於不同技術，發現新媒體展現出不同的實踐程度，科技之間產生互補的作用。

舉例來說，社群網站成為社會網絡和新聞結合的平台，兼具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特性（Levinson, 2009）。社群網站淋漓盡致地展現互動性，它讓人們同時置身於一堆話題和觀點當中，彼此分享促進社會互動，逐漸形成社群成員。藉由共享關心的事物、話題、任務和價值觀，幫助解決共同的問題，並強化社群網站黏性，產生與所屬社群特有的「歸屬感」（Ang, Zaphiris, &Wilson, 2010）。而影音分享網站的部份，YouTube代表一種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的模式，標示出新聞產製的去中心化。透過線上影音分享，能使觀眾更有興趣接觸新聞及公共事物（Peer & Ksiazek, 2011）。而手機則是科技聚合的產物，前述的新媒體功能總合於手掌大的螢幕中，展現前所未有的即時性、移動性（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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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賦權的力量。行動科技無止境接觸（peretual contact）的特性，不只發揮傳播、聯絡的功能，關鍵時刻也可以成為動員串聯、蒐證、規避壓迫的武器（Gordon, 2006）。隨著技術的發展，媒體之間的界限已然模糊，「聚合」的趨勢，不只是在科技的層面，同時也代表一種文化轉型，影響公眾與媒體之間的關係（Jenkins, 2006）。

（二）使用者生產內容：公民精神與情感凝聚

數位媒體中是否具有互動性與使用者生產內容，通常被視為民主化和賦權的象徵（Jonsson & ?rnebring,2011）。在以往傳統的傳播模式中，媒體和觀眾是單向的關係。儘管觀眾有一些機會可以向編輯投書或是在網站上進行評論，這樣互動模式仍偏向獨角戲（monologue），而不是對話（conversation）。而公民新聞強調使用者生產內容的意涵，其意即指閱聽人可以參與媒體的內容產製，成為協同產製者（co-producer）。順應著新工具的使用，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接收、發佈消息。《自主媒體：民治民享的草根新聞》（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作者Dan Gillmor（2006）認為，使用者開始參與和生產新聞，網路成為新興媒體，可以改變原本被政客、財團，甚至國家機器，壟斷且操控訊息的媒體生態，便是所謂的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

使用者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可分為兩個意涵。首先是公民新聞的精神，新聞不再來自於媒體集團，而是站在事件現場最前端的公民記者，藉著數位科技直接收集、傳佈和報導，突顯公民新聞的重要性（Robinson & Robinson, 2007）。其次是「情感」投入，公民記者可能由居民、當地記者等關注在地議題者所組成，人們更容易感覺到屬於同一個族群、同一集體。因此他們不但最先關注，進行報導；同時也是最末端，持續傳播的一群人。Robinson & Robinson（2007）研究南亞海嘯時很驚訝地指出，災難結束後主流媒體很快地恢復正常的節目安排，無視於大眾迫切渴望可靠訊息的需求。反倒是公民記者則持續報導，並且發起動員，透過電子裝置和網路傳播填補訊息的空白。

Coleman（1999: 68-69）指出新媒體能夠成為顛覆權力的角色，特別是在政府當局掌控傳播工具的情況。權力中心要控制分散各地的公民對網際網路的接近使用，並不是容易的事。有學者則持反對意見，認為這樣未必成就了一個民主社會，像是Sunstein（2001∕ 黃維明譯，2002）認為網路的便利性可能減少了百萬人與他人實際接觸的機會，也削弱了民主與公民權。網路究竟成就民主，亦或顛覆民主，仍然備受爭議。Jonsson & ?rnebring（2011）也認為，媒體產製端讓使用者進入媒體內容的生產，可能只是一種獲利的策略。必須檢視使用者的參與程度和內容形式，才可以判定使用者生產內容的民主內涵。

總結來說，新媒體解決資訊與參與的問題，開啓更多政治參與的可能。如同Stengel（2011）所說，現今時代的民主運動，新媒體不是唯一的促成原因，但它確實能夠使議題持續發酵。再加上行動裝置的作用，人們更容易在網路上找到彼此。儘管媒體並不是在真空的狀態下作用，其同時到商業、政府管制和新科技的多方拉扯（Fenton, 2010）。無可否認的是，現今的民主運動與過去差異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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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民主運動中的新媒體為核心，探索新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媒體、不同階段所發揮的功能。「淨選盟2.0」的影響力擴散全球，新媒體如何實踐公共領域的精神，是本研究的重點。此外，人民如何利用新媒體作為發聲的工具，形成反抗霸權力量，也是研究極欲探究的部份。因此，透過深度訪談，本研究者親身訪問「709遊行」的親身參與者，以探索與詮釋馬來西亞人民，面對國家威權與民主改革之間的碰撞與衝突。

研究者首先於7月14日至27日間，進入馬來西亞進行初次田野觀察，親眼目睹709遊行後的熱潮蔓延，並與在地馬來西亞華人多次非正式訪談，了解淨選盟2.0對當地社會所造成的衝擊。發現此次活動激發人民對民主運動的嶄新觀點，但有關新媒體所扮演的角色還沒有確切的答案。因此，研究者再度延伸初次觀察，並採滾雪球的抽樣策略，訪談對象以馬來西亞主戰場的參與者為主，其中有4名受訪者同時參加過2007年及2011年兩次的淨選盟集會遊行，透過他們的訪談，能依時間脈絡的差異進行對照，並突顯新媒體的發展及功用。由於此次事件為全球共同響應的民主運動，台北參與人數位居第二，因此，研究者招募台北集會的召集人與演講者，了解民主運動如何透過網路全球串聯。訪談執行在2011年11月至12月，每次訪談時間在1到2小時之間。

本研究之所以採取深度訪談法，在於了解深度訪談法著重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perception of self）、生活與經驗（life and experience）的陳述，透過彼此的對話，來了解與詮釋受訪者對於社會事實的認知和看法，並且以免壓縮、扁平化參與者豐富的自述經驗。訪談執行採半結構式訪談（Minichiello & Helms, 1997）。首先請受訪者談參與經驗及事件相關的媒體使用，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如何定奪新媒體在民主轉型中扮演的角色，藉以分析民主與傳播科技之間的關係。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歸納如表二。

表二、受訪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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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章節將以公共領域與民主的意涵做為基礎進行實證資料的分析。分析架構分成四個部分，首先探討在主流媒體功能失衡的環境，新媒體如何成為替代公共領域的角色，提供馬來西亞人們爭奪發言權的工具；接著討論新媒體與公民新聞的關係，主要指出新媒體具有情感動員、開啟政治參與、文化抵抗與串聯全民和全球等民主作用。

一、新媒體成為馬來西亞發揚輿論的角色

大眾媒體並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牽涉著國家、政黨、社會團體與民眾之間相互拉扯。特別是在缺乏民主的國家，國家和主流媒體之間的緊密關係，威脅著媒體自由和可信度（Anuar, 2007）。而馬來西亞，主流媒體受到政商勢力的箝制，因此社會中的公共領域備受限制。Anuar（2007）甚至認為馬來西亞人被剝奪了「知」的權力。當公民缺乏發聲管道，無法充分表達意見時，網路媒體成為了替代的角色。在有關709遊行的報導中，可以看到主流媒體與網路媒體的對立與差異。主流媒體以官方新聞為主，淨選盟2.0的訴求與專題報導只能在網路媒體上曝光。除此之外，政府以主流媒體作為國家機器，試圖傳達帶有意識形態的偏差報導。

主要的報紙都報的中規中矩，對於選舉的改革訴求，它們都沒有深入報導。…報紙在7月5號刊登了一張Bersih的黃衫和數把巴冷刀、汽油彈的照片，說警方查獲這些東西，並不排除和709集會有關連，以這種方式製造恐慌，妖魔化和平的集會。（受訪者C，受訪於2011年12月4日）

面對主流媒體片面及錯誤的報導，新媒體成為反撲的力量，具體展現在這次活動。多數受訪者都提到《中國報》的例子。《中國報》是馬來西亞主要的華文報之一，在淨選盟集會的當天晚報，刊載警方與遊行民眾衝突的畫面並以「說好的和平呢？」作為頭條標題。晚報發行後，引起民眾在社群網站上大肆反彈。《中國報》隔日早報便撤換標題，並公開澄清說明，可見民意輿論逐漸能影響主流媒體。

《中國報》被批評的事情是這樣，馬來西亞現在仍有夜報（晚報），因為馬來西亞地理很廣，有些地方會早印，吉隆坡的版本就是晚上七點發行，通常沒有重大事件的話，夜報和早報的頭條和新聞就會一樣。但六個小時裡面就有多少抗議（19點到1點，早報印刷時限之前），有人買了夜報就不滿，發布在facebook上，我想《中國報》的總編輯也是有FB。隔天同一樣的新聞，卻換了頭條，肯定是社交媒體的關係（受訪者D，受訪於2011年12月13日）。

身為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的工作者，受訪者D認為中國報撤換頭條是很特殊案例，代表了華文報的立場轉向，他說明會有如此轉變，是社群媒體的影響。本研究檢視Facebook與抗議《中國報》相關的社群，先後在淨選盟2.0浪潮中陸續成立，以中文為主的社團包括：「要求（中國報）馬上向全國人民道歉」有458個人按讚；「反“星洲日報”，”中國報“ 和TV3」，有6,684人支持；「抗議《中國報》蒙蔽良心辦報、誤導讀者、淪為政府喉舌」有11,257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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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Anti- Chinapress）」有16,545人；「馬來西亞人要求專業新聞（All Malaysians want responsible journalism」為20人[1]。另外相關的英文、馬來文社團不計其數。主流媒體透過社群網站感知輿論，強大的反對聲浪促使中國報撤換頭條，並發表解釋聲明。主流報紙原先呈現官方論述，規勸民眾不要參與，後來參與民眾聲勢浩大、網路上的輿論力量，使得華文報轉向肯定709遊行。

威權社會下的馬來西亞，此事件標示了新媒體的影響力。過去學者認為社群網站大多用於社交用途或娛樂，難以成為公共討論的場域（劉世鼎、勞麗珠，2010）。淨選盟2.0相關的討論社群卻翻轉了社群網站的角色。如同Arendt所說，當公民聚集討論公共事務，公共領域便因應而生（d'Entreves & Passerin, 2008）。社群網站成為民意討論的空間及表達的出口，但其作用力如何展現，尚需端看公民的參與程度。

二、新媒體成為公民報導的民主化工具

進入馬來西亞媒體的脈絡中，新媒體有三個重要的階段。首先是1998年烈火莫熄（Reformasi）的改革運動。此一運動被視為是馬來西亞獨立媒體興起的起點，這個時期「網路媒體」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包括突破主流媒體的消息封鎖、揭露弊案和動員群眾（莊迪澎，2011）。第二階段則是指2007到2008年間，監督主流媒體的角色，除了主要的獨立新聞網站「當今大馬」和「獨立新聞在線」外，另外逐漸普及部落格（Blog）、部落客（Blogger）和Youtube都已經出現。新媒體將議題現場搬上網路觸及的任何地方，拓寬消息來源的面向，改變了新聞和社會運動的景象。此階段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07年淨選盟1.0的遊行集會，當時參與受訪者F說明Youtube突破主流媒體的消息封鎖，真實還原議題現場。

Youtube相當重要，它用相當真實的角度把新聞報出來。10年前的「烈火莫熄」警方就用暴力鎮壓，當時無法把這些東西上載上去，我們看到的都是文字、圖片的東西。可是到了2008年，就是以影片真實、血淋淋的記錄下來，像是示威的時候被打阿，讓人有很強烈的震撼感，包括bersih 1.0也被很完整的紀錄下來。（受訪者F，受訪於2011年12月20日）

然而，時至2011年為第三階段，以民主參與的角度來看，「社群網站」正改變傳統新聞事件的生產與流通。根據網路資訊公司Alexa調查，在馬來西亞，Facebbok是點擊率最高的網站，其次才是Google和Youtube[2]。馬來西亞目前Facebook的使用人口達到1千2百多萬人。總人口的滲透率為百分之46，佔總上網人口百分之71。其中，最主要的使用年齡層在18到34歲，佔了百分之60[3]。

這群臉書世代，生長在數位科技的社會之中，是「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相較於從閱讀傳統報紙而逐漸移居到數位世界的「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數位原住民不滿足於擁有資訊，而是習慣由自己創造和分享任何資訊；對他們來說，網友們所創造出來的新聞，與報紙、電視台這類主流媒體的報導沒有什麼不同（Bilton，2011／王維芬、黃柏恒、楊雅婷譯，2011：118）。所有受訪者皆表示，社群網站在淨選盟2.0的表現格外突出，主要特質如下：

（一）情感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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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聞學精神在於強調公民總是站在議題現場的最前端，並能持續傳播相關議題與理念。淨選盟集會前一個月，社群網站興起「染黃」運動，即使用者自己的Facebook顯示圖加上Bersih 2.0的標記，代表支持淨選盟對選舉改革的訴求。709遊行前在台灣讀書的參與者A說：「活動前覺得很熱血，大家都把Logo貼在自己的照片上，無論最後有沒有去，都算是支持這個活動（受訪於2011年11月28日）。」換句話說，「標籤」使得參與者們建立認同、辨認彼此的立場，在社群網站中形成一股支持熱潮。

多數受訪者均表示，社群媒體主要提供「動員」的效用。參與者E表示：「現在每個人都有FB，有些朋友，你沒有他的電話，但是你有他的FB」（受訪於2011年12月18日）。在虛擬世界中，社群網站能夠快速散布消息、連結彼此，但是動員的成效如何，必須取決於人們是否在現實世界中實際挺身而出。因此，社群網站中的討論，成為人們感知輿論氛圍的依據，並提供評估風險的考量。無形之中，對於實際動員有相當大的助益。

臉書上大家問來問去你會不會去啊，然後說會啊，我會去啊，709 、709見。這樣的現象，對促成集會成功有很大的幫助。反觀在2007年的Bersih時FB沒那麼普遍，頂多打電話給幾個比較熟的好朋友。但現在透過FB一下子串聯，可以感受到大家同仇敵愾的氛圍，大家聊起來，好像要去嘉年華會的心情，你就會想去。…馬來西亞示威警方會打人！會鎮壓！

但現在人多就會有「壯膽」的作用。以前你沒有FB串聯你根本不知道誰會去誰會去，多少人去（受訪者D，受訪於2011年12月13日）。

社群網站的串聯之所以能發揮效用，原因在於網路世界不再只是虛擬群眾，而是包含建立在地理基礎（place based）、族群基礎的實體社群（Blanchard，2004）。社群網站有「熟人」的名單，從實體世界的網絡關係，進而建立在網路上連結的；也有「朋友的朋友」，彼此不完全無關，具有弱連結。因此，社群的力量在於，建立起「想像共同體」，並且以黏合實體世界關係的方式，加以鞏固社群凝聚力。人們關注此議題時，更容易產生歸屬於同一國族的感覺，延伸出信任感和號召力。

（二）開啟政治參與和文化抵抗

數位原住民能夠處理數量驚人的網路資訊，在於他們的社群網絡成為了資訊的守門者，Bilton稱之為錨定社群（anchoring communities）。錨定社群的定義是人們透過數位聯繫，在網路上找到所屬社群，而社群的成員共同決定重要的資訊。無形之中，「這些社交網絡提供一份認知路線圖，指引你瀏覽的方向」（Bilton，2011／王維芬等譯，年代：120-122）。換言之，使用者所得到的資訊，越來越多是來自於朋友和同儕的社交圈內，無形之中，也產生一股信任的力量，超越其他媒體。身為台北709的召集人之一受訪者B表示：

當我轉載Bersih的消息，我的社群（Bersih 2.0 Taiwan Rally 旅台大馬遊子聲援Bersih2.0）裡就有1,396人可以看到，還不包括我其他的朋友。別人再不停地轉載之下，造就一股支持熱血。（受訪者B，受訪於201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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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分享功能展現出深刻的內涵，參與者表示當他站在現場，他正代表著他的朋友們。受訪者C形容吉隆坡當地的集會情況，示威民眾推進時、被水柱及催淚彈驅趕時、群聚靜坐時，人們幾乎都人手一機，高舉相機、手機，「蠻多人都把歷史那一刻紀錄起來」（受訪於2011年12月4日）。受訪者E也說，「透過網路的分享，差別在於我的朋友和全世界都會看到這件事情。」（受訪於2011年12月18日）。

此外，參與者透過自己的眼睛來記錄事件，新媒體除了傳播之外，在數位社群的手上成為了文化抵抗的資源。劉世鼎、勞麗珠（2010：269-271）指出當代的社會抗爭中結合了更多樣的創意文化，人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影視文化符碼、元素、題材都可以策略性地改造加工，創造出具顛覆性抵抗力量，成為另類的公共領域精神實踐。社會運動的創意文化，也標示2011年淨選盟的特別之處。

Bersih 2.0特別的一點，年輕人上街抗議的比例算高的，包括1990後的世代。因此，很多年輕人在網絡傳的東西都很有創意，像是用少林足球的影片配音，他們有自己的方式去宣傳理念，而有別於主流的方式。（受訪者C，受訪於2011年12月4日）

同儕召喚的力量在於，影響範圍可以遍及整個社群。受訪者F表示，透過社群網站的分享，也使得民主運動推行效果無遠弗屆。

我是個熱中政治的人，只要我看到share出去，我的朋友便會看到，便會關心。老實說我不知道這個效應的範圍到底到哪裡。有時候朋友會說某個圖（反對或惡搞政府的圖）我看過我看過，可以看出來那個效果其實不再侷限於關心政治的人，或是小圈子內，所以FB在這方面相當突出。

（受訪者F，受訪於2011年12月20日）

新媒體聚合的成長，是一種資訊改革，社群網站、影音網站、行動媒體等等結合發揮綜效。具例來說，Facebook的社團「Nasi Lemak 2020」淨選盟2.0的過程中扮演主要的反叛角色。並且在Youtube成立自製頻道，作者挪用電影「少林足球」的橋段諷刺執政政府禁止示威民眾穿著「黃色上衣」，甚至逮捕異議人士。年輕族群挪用流行文化的元素，定奪淨選盟2.0事件的意義與詮釋的角度，吸引瀏覽者的目光。受訪者F表示，新媒體很可能對「首走族」和「首投族」造成影響，也就是第一次走上街頭或投票的年輕族群，受到網路感召而挺身支持（受訪於2011年12月20日）。網路造成新聞產製者與消費者之間權力的轉移，人民的新聞，現在由人們自己產生和製作（Kolodzy, 2006）。

（三）全球共時、全民共響

新媒體打破了時空限制，造成如Har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的結構翻轉，淨選盟2.0利用手機、社群網站、網路媒體串聯全球。實質性的全球影響，將數位公共領域的實現推向顛峰。旅居全球各地約30個城市的馬來西亞人同步舉行集會，自發性地聲援709遊行。響應城市包括：雪梨、墨爾本、紐西蘭、舊金山、倫敦、香港、新加坡、首爾、台灣等等（陳慧恩，2011）。其中台灣台北自由廣場前聚集的馬來西亞旅台學生約有300多人，位居全世界人數第二。台北709的召集人之一受訪者B指出，他們自動發起的「旅台大馬遊子聲援Bersih2.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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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透過Facebook 而發起。而各地國情與社會民主程度不同，馬來西亞政府的武力鎮壓與世界各地呈現鮮明對比。

我們在台北辦的時候，才發現世界各地都在做這件事情。台灣政府派出員警走走，沒有來管我們，澳洲當地政府甚至開出一個空間，讓他們舉辦這個活動。相比之下，馬來西亞警察用催淚彈和水柱，主流媒體說他們是暴民。差別在於全世界都會在看這件事情。（受訪者B，受訪於2011年12月3日）

網路媒體的散佈，造成全世界傳統或新媒體的轉播，形成了連鎖效應。媒體確實打破了地域的疆界，使得不同地區共同串聯，具有共時性效果。不僅如此，新媒體也作為延續民主精神的工具。709當天集會結束後，透過社群網站進行保溫的效用。例如Facebook社團「旅台大馬遊子聲援Bersih2.0」和「709黃潮世代」皆進行延續709遊行精神的實質活動。旅台大馬遊子聲援Bersih2.0社團發起協助旅台的馬來西亞學生登記成為國家合法選民。另外，馬來西亞當地的年輕族群，自動發起709黃潮世代，表示永遠牢記淨選盟2.0當天集會的精神。他們則採取柔性的運動延續網友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

709世代是非政府組織的團體，呼籲每個星期大家都穿黃色，類似這樣的提醒。在Facebook張貼這樣的活動，每個星期六有人會穿黃衫，上傳照片與大家連結（受訪者E，受訪於2011年12月18日）。

在不同的受訪者口中，顯示社群網站對於民主運動的助益。新媒體協助人們跨越產製的門檻，人們的參與程度不再只是接收和收看，也不是就既定的功能進行留言或回覆，而是能夠主動的產製任何形式的內容，並且分享和傳播。社群網站橫跨私領域與公眾議題，為一成就民主的途徑（Jonsson & ?rnebring, 2011）。

伍、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從公共領域和公民新聞學的概念切入，著眼於新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表現，深度訪談淨選盟709遊行的參與者利用新媒體對民主的實踐。就訪談結果可知，在馬來西亞威權政體下，新媒體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是不容忽視的角色，特別是社群網站。本研究歸納社群網站在馬來西亞運動中，至少具有四個意義：一、向主流媒體施壓，成為民意的出口；二、情感動員，提供感知輿論氛圍和評估風險的依據，有助於實際動員；三、文化抵抗，利用創意文化吸引年輕族群的認同；四、民族凝結，透過社群網站進行全球串聯，試圖延續成為歷時性的民主運動。由馬來西亞的「709遊行」案例可知，社群網站所發揮的效用，包含建立在地理基礎、族群基礎的實體社群，因此人們容易產生向心力與信任感。此外，網路媒體多方消息來源的特性，也使得相關議題的呈現，經民意輿論審查，而更具公信力。

新媒體確實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力量，但它並不是毫無限制。相較於傳統媒體（報紙或電視），新媒體仍受限於網路覆蓋的範圍，網路和行動上網的覆蓋率及使用人口皆集中在都市區域。此外，馬來西亞冷冽的媒體環境下，網路媒體也不是無法可管。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線下法令（offline -law）仍可約束人們在網路上的言論，像是《1948 年煽動法令》、《1960 年內部安全法令》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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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等。事實上也不乏部落客或網路媒體工作者因網路發言或文章，遭警方約談的實際案例（莊迪澎，2011）。新媒體的力量仍然脫離不了政府、社會環境的糾葛。

本研究亦有若干限制，本研究對於馬來西亞的歷史、政治背景討論較少，研究重點固然在於探討新媒體的效用，然而大環境的影響仍不容忽視。此外，本研究只針對馬來西亞華人進行訪談，淨選盟其實是不分種族的民主運動，未來應該納入其他種族的聲音。另外，應該輔以傳統媒體文本的內容分析，以突顯與新媒體報導的差異和衝突，加以支持新媒體所扮演的角色。

總結來說，新媒體雖受箝制，「709遊行」卻見證了公民社會的力量正急速成長。儘管政府、警察、主流媒體多方施壓，社群網站仍扮演駁斥謠言、監督輿論與凝聚民族的功能，促使上萬人民走上街頭，顯示社會自主力量的發展，公共事務受到共同關注。當歷史走過這一頁時，寫下淨選盟2.0人民力量獲得空前的勝利，效應從國內延燒到國際、虛擬網路世界蔓延到街頭。

[註1] 資料、數據取自facebook，上網日期為2012年1月17日。

[註2] 資料來源：網站調查公司Alexa，馬來西亞前500網站，上網日期2012年1月18日。取自3d8d8be85ef7ba0d4a733b20/topsites/countries/MY。

[註3] 資料來源：Facebook統計網站《socialbakers》馬來西亞使用Facebook情形，2012年1月18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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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訪談大綱

1.基本資料？居住地區？家庭狀況？大概描述平常的媒體使用習慣？

2.是否閱讀馬來西亞的主流報紙？看當地電視新聞的頻率？對於馬來西亞的

主流媒體看法為何？

3.平常在台灣如何與馬來西亞的家人、朋友聯絡？經常使用的媒介為何？

4.是否擁有智慧型手機？經常使用的功能為何？

5.如何得知709遊行？對於此次遊行的看法？馬來西亞的主流媒體如何報導

此事件？是否與網路媒體存在差異？

6.請說明參與地點與經驗，是否使用任何媒體紀錄？使用何種媒體？

7.網路媒體在這次活動的重要性為何？社群網站的重要性為何？網路媒體又

有哪些的限制？

8.是否參與709之後的活動？

9.就政治、種族、民主的層面來看，Bersih 2.0各代表了何種意義？

10.Bersih 1.0和2.0在傳播工具的差異？影響力的差距？或是參與種族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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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hr4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