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安陆市赵棚镇抗日事迹之铜墙铁壁

铜 墙 铁 壁

左 铭

安应，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敌后抗日的一个重要区域。那时，我在安应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工作到抗战胜利。每当我的思绪转回到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就想念起曾经与我们患难相依，为抗日作出了巨大成绩的安应人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片面抗战的路线，由于担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背弃了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结果使予鄂边区丧失了抗日力量大发展的良机。一九三八年十月， 日寇气势凶凶，相继侵占了武汉和武汉外围各县。广大中原人民，惨遭日寇蹂躏。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党中央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订了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并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中原局，刘少奇同志任中原局书记。会后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同志率领少量部队组成的新四军抗日部队，向武汉外围挺进，于一九三九年仲夏，先后到达了地处予鄂边区中心的安陆县赵家棚，领导和指挥予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部队在赵家棚整编后，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即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开辟抗日根据地。五月，争取了赵家棚地主武装杨弼卿部

的中立，建立了赵家棚区委，汪立波同志任书记；七月，争取了青龙潭地主武装周淑平部起义，建立了安(陆)随(县）工委，胡山同志任书记；年底，安随工委与京(山)安(陆)应(城)县委合并，成立了京(山)安(陆)县委，黄德钦同志任书记；后来，赵家棚区与应(山)南、孝(感)北合并，成立了安(陆)应(山)县，王良同志任县委书记。部队活动于安北的外围，连续打击了反共成性的地主武装和不可一世的日寇部队，打通了安北通往予鄂边区各县的道路。

为了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开展，李先念、陈少敏同志一再指示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抗日武装，同时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宣传队，分赴集镇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建党建军建政，开辟安应抗日根据地。

赵家棚的人民群众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党组织，又建立了强大 的农民自卫武装，领导了农民暴动，成为鄂予皖根据地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肖松年、汪立波等同志又先后来到这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秘密组织抗日十入团。因此，新四军抗日 部队到达后，这里的抗日浪潮已经掀起。

宣传队下去以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对宣传员的生活、工作、安全安排得很周到，宣传队员也经常帮助群众挑水，种地、做家务。大家不分彼此，互相支持，很快建立了良好

的同志关系。宣传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发现和培养农民中的积极分子，逐步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农民自卫队，改选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年春，汪立波同志和工作在崔（新）赵（棚）乡的林少斌同志发展了八十三名党员，建立了五个党支部；工作在会（寨）接（官）乡的孙光、胡升、林克等同志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农民自卫队和“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建立，打开了依靠与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宣传队的女同志比较多，因此，唱歌、演戏几乎成了宣传群众的主要形式。我记得当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住在赵家棚的军分区的童勋伯同志，一天晚上，托通讯员去孙家店看看他的爱人陆珍同志。陆珍同志当时任孙家店区委宣传委员，她正和组织委员肖启明同志一起组织演戏。通讯员到了孙家店，看到几千群众正在观看一个歌剧《卖花生》，说的是一个从武汉逃出讨米的年轻姑娘，身穿破衣，手提竹篮，沿途叫卖花生，倾吐沦陷之苦的情形，全场观众无声无息，不少人暗自落泪。通讯员被成功的演出吸引住了，竟忘了找人，时间一到。匆忙找个老乡带了个信，就回到了赵家棚，说是武汉来了一群叫花子在孙家店演戏。第二天，陆珍同志来到了赵家棚，我们一问，原来并不是武汉来的叫花子，而是陆珍同志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亲自主演了小戏《卖花生》。

赵家棚的群众，由于受到日、伪、顽的摧残，生活很苦，文

盲很多，宣传队就利用晚上和春冬农闲时间，办农民识字班，帮助农民学文化，接受革命道理。后来，边区行署教育处长李实同志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套农民识字课本。在槎山乡工作的袁庸同志，结合实际教学，很受群众欢迎。比如，他在教群众学习“特务”二字时，讲到蒋介石妄图消灭我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竟不顾民族利益，派遣国民党四十五军三个师进驻白兆山；四十五军则经常派遣人员，伪装来到赵家棚一带，搜集我军情报。通过这些人员，四十五军掌握了我们的一些情况，就经常乘我军转移外地参加战斗时，率部过河到接官厅一带抢粮拉夫，给我们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这个乡的农民经过学习，提高了革命警惕，制定了锄奸反特公约，同时建立了我们的情报网，加强对敌人的监视，大大推动了抗日工作的开展。

经过宣传发动，赵家棚的人民群众已经组织到了抗日斗争的行列。特别是各地的农民自卫队，在筹粮筹款、保卫生产、锄奸反特、禁运缉私、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区建立了安北大队，扩展到了两个武装连。人民群众严阵以待，保卫着自己的家园，保卫着抗日根据地。村庄里、山岗上，到处飘荡着抗日的歌声： 红樱枪，红樱枪， 你是消灭敌人的好神枪， 枪樱红似火， 枪头放银光。

手拿红樱枪， 去打小东洋。

小东洋，小东洋， 你是横行霸道的老魔王。 山沟里，山岭上， 游击战士对你唱： 打东洋，骂东洋， 不准那个贼子逞凶狂！

（二）

正当赵家棚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行武装抗日的时候，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予鄂边区，先后制造了夏家山、竹沟镇、袁家河等屠杀我抗日军民的血腥惨案，妄图一举扑灭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这时，杨弼卿也公然破坏统一战线，宣布反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下，日寇加紧对赵家棚进行“扫荡”。

赵家棚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敌、顽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一方面配合主力部队西进，打垮了杨弼卿等安陆土顽势力，一方面粉碎了日寇的疯狂“扫荡”。保卫了赵家棚抗日根据地。

一次，日寇乘我军转移，赵家棚兵力空虚之机，集中了应山城、陈家巷、广水、花圈、王家店、安陆城、洑水港等据点的日

第二天拂晓，敌人终因站不住脚，不得不撤出据点，手忙脚乱地向陈家巷方向逃窜。敌人一走，安北大队迅速进入了赵家棚，通知疏散、隐蔽的群众回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一次，张继生同志的家，因被日寇一颗燃烧弹击中烧光了，他马上搭起了一间草棚，继续以摆摊为掩护，恢复了我方情报传递与通讯联络工作。

同样，我们采用类似的办法，把盘踞在接官厅、陈家店、同兴店、太平镇、寿山新街等据点的敌人，先后赶走了。赵家棚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我军后方机关的安全， 而且保持了与鄂东、襄西连成一片，扩大了我军活动阵地。当时，地委书记文敏生同志亲自写了一篇《赵家棚反“扫荡”》的经验总结，被边区党委转发全区，推动了整个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 （四）

在日寇“扫荡”，战斗频繁的艰难时刻，工作在赵家棚抗日根据地的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模范事迹。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群众为了掩护我们，往往不顾自己的安危。一次日寇对我赵家棚实行“扫荡”时，疯狂的敌人采取“梳篦”的办法，沿村沿户搜索我方抗日干部。当时，林少斌同志正住在高家独屋杨少斌家中。杨少斌同志是当地农民，也是共产党员，他得知鬼子已到了双鹤桥，离这里只有四、五里路了，为了

林少斌同志的安全，杨少斌立即将他护送到附近的傅家湾前面的庙里。这时，只见一些群众抱着孩子，牵着耕牛，背着粮食，正在纷纷转移。杨少斌一出庙门，庙里的和尚马上就拿出一套法衣给林少斌同志穿上，并吩咐他打扫佛堂。几个鬼子进得庙来，端着刺刀，到处搜查，连大佛象的围帐也要挑开看看。由于老和尚出面应付，鬼子没有搜到什么，扬长而去。但是，杨少斌同志为了护送我们的干部，家中的耕牛、牲猪、粮食、衣物却被敌人一掳而尽。杨少斌同志还险些碰上了鬼子，丢了性命。

人民群众对我们干部，生活上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一九四二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会家寨一带的群众纷纷上山挖棉枣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我们干部吃。当时在那里工 作的胡升、林克等同志坚持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吃棉枣。但是群众不忍让她们吃了棉枣发头闷，还是用粮食熬稀饭她们吃。在孙家店工作的陆珍同志，一次病重垂危，奄奄一息。她的房东大妈见此情景，老泪纵横，十分焦急，一面叫她的女儿冒着危险，赶集上店，寻医找药，一面送水、送药、煮面条、冲鸡蛋，日夜护理在身边。由于房东大妈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地精心调治，陆珍同志终于战胜了疾病，恢复了健康。直到现在，每当陆珍同志回忆起这段情景，都不禁万分激动，热泪盈眶。

赵家棚的人民群众对待我们子弟兵，也是如此。尤其使人难忘的是一九四三年端午节劳军的情景。

这天，天气晴朗，云淡风轻。槎山乡的群众，在农救会干部

的带领下，对驻扎在左家独屋的二军分区和鄂中地委机关，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慰问活动。成群结队的农民，抬着当地群众办喜事才用的、盛满了鱼、肉、鸡蛋、包子和鞋、袜、牙粉、香烟的盒子，每保十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蜂拥而来。青年妇女们在日寇“扫荡”的年月，不敢外出，更不敢打扮，而这天却穿上了节日的服装，抹着绣花围裙，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慰问的行列。劳军大队在红旗前导下，摆成了十里长阵。

人民群众的热烈慰劳对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二军分区领导同志肖远久、蔡松荣、文敏生、黄德钦等同志，都远远地前来迎接慰问的人群。顿时，人民群众和全体指战员欢聚山 冲。

在劳军大会上，县农救会筹备会负责人熊子万同志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文敏生同志，分别致慰问词和答谢词，畅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最后，劳军群众和部队拉起歌来，欢乐的歌声响彻了田野山岗，充分显示了我抗日军民是不可战胜的。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年艰苦时期，以赵家棚为中心的安应人民，不仅顶住了日寇的疯狂“扫荡”，而且保护了干部，支援了部队，建设了巩固的根据地，这不论是在鄂中还是在予鄂边区，都是很了不起的。 （五）

一九四四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我国的抗

日战争也由相持进入了反攻。是时，日寇孤注一掷，发动了河南战役。五师则遵照党中央指示，肩负着发展河南，绾毂中 原的重任，准备向口寇发起新的进攻。

为了把安应建设成为我军反攻的可靠后方，县委根据鄂予皖湘赣边区党委的有关指示，开展以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组织人民大多数的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我军反攻日寇的准备。

运动决定首先在基础较好的槎山乡试点。边区行署主席许子威同志，地委书记文敏生同志和我们县委的许多同志，先后来到这里，指导和开展工作。地、县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先后由王良、我和易齐荇三人带领，深入各村发动群众，为了把运动开展起来，我们首先整顿和建立了各种群众团体。当时，这个乡在区委书记欧阳辉、副书记肖启明和区长袁庸等同志的积极工作下，群众团体，如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都已建立起来。其他各乡群众团体也很快建立。到这年十月，在全县基层群众团体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在唐氏祠堂成立了安应县农民救国会，由县委群运部长吕震兼任农救会主席，农救会骨干熊子万、邓明金、左德祥、唐存友任农救会副主席。工作队和农救会办有《槎山通讯》和《安应农民报》，先后由闵云程、张毅、何俊、左垒等同志负责编辑，不断反映运动开展情况，指导各乡运动。 随着群众抗日团体的建立，大生产运动与减租减息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生产运动，主要是组织农业互助，成立换工组、变工队，以调剂农民中耕牛、农具、劳力的余缺，便于抢住季节；同时有利于给军工烈属代耕代种，鼓舞士气。这种互助组织，以村为单位，大约十户左右为一组．较大的村有二个至三个小组；每组成员，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小组长是农救会里面的积极分子。办得最好的，要算区委书记欧阳辉同志办起来的务丰店附近陈家桥湾的胡农先小组，他们换工做活，在劳力、工具等方面相互调剂，群众养成了集体生产的习惯，田里禾苗普遍长得很好，产量超过了当地富农的水平。群众高兴地唱道： 独木不能长成林， 蓬柴火焰放光明，

蓬来呀，快来参加变工队， 团结起来一条心。

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加上前几年兴修了千塘百坝，生产条件有了改善，一九四四年，安应农业获得从来未有过的好收成。 减租减息，我们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抓住两个环节。一是改地主看租为农救干部与地主登田看课。过去地主看租，一般估产过高，农民负担过重；改为农救干部与地主协商议租，估产合埋，互不吃亏。二是改麦租为谷租。过去地主收麦租，农民交租后，生活无保障，生产无资金；改为谷租后，农民一般没有麦荒之苦，生产也能得到部分资金。为了团结抗日、保证抗日税收，与此同时，我们也动员农民，按照减租减息的规定，交租交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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