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需防范四大陷井

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需防范“四大陷阱”

秦为胜

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步走”战略目标基础上，对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进行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2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需防范“四大陷阱”，从国内经济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

防范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执政者可能遇到的“塔西佗陷阱”现象，以及新兴大国崛起中潜在的两大陷阱，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大国崛起必然要挑战原有世界体系，或者必然受到原有大国的遏制，由此必然引发冲突与战争。二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它是由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的，即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会陷入无序。中国在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信息网络开放，国际地位上升过程中将需防范“四大陷阱”。

一、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这样的场景，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在一些公共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舆情应对，就经常掉入这个陷阱：无论说什么，老百姓就是“老不信”。其实，“塔西佗陷阱”本身也正是近几年在公共舆论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只要网络搜索一下就知道，人们在评论公共事件的政府部门应对中就经常用到这个词汇，开始频繁使用也正是2011年发生高铁特大事故的时候。

在网络时代，“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这一现象被放大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民的广泛参与是分不开的。在新媒体领域，网民成为信息发布的主体，如此庞杂的信息发布主体深刻影响了舆论环境的生成，传统媒体不再拥有绝对发言权。有些事件通过网络放大，会有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当这些孤立的事件在网上此起彼伏，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公众的判断趋向，互联网就有可能发酵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舆论土壤。网络时代，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或者日常工作中出现疏漏，都有可能陷入此种恶性循环。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从而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

舆论引导首先需要尊重事实、尊重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整合提炼出正确的看法和观点，才能发挥积极有效的引导作用。只有尊重事实真相的媒体才会得到受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只有得到受众的信任，媒体说的话才会入耳入脑，这是确保舆论引导有效性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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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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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我们夯实国内发展的基础，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使开放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推动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只有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三、“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对抗，战争就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研究者发现， 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

无论是中国引进来还是走出去，中国都绕不开美国，所以如果不与美国达成某种安排，中国就永远不会安全。历史证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一对矛盾，这往往引发冲突与战争。目前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依然是以美国为核心，可以说以美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从经济上讲，中国关心贸易机会的获得，关心控制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从政治上讲，中国考虑美国是否以有益于中国的方式行使权力，或者至少不能强加不可接受的风险与成本。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考虑，如果与美国的利益冲突导致战争，中国怎么办？当然，随着美国自身的衰退，中国也越来越多的考虑美国是否能够维持这一体系，如果美国失败了，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尽管一直以来美国口口声声说美国重返亚洲，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事实上美国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回到第一岛链之内，置中国于不义和孤立的困境。但是美国迄今苦于无计可施，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挑衅，中国采取有理有节的坚决反制，但是坚持不打第一枪，所以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倡导与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以及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命运共同体。再有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紧密相连，所以亚太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既是威胁，但更是机遇。显然美国打的是中国威胁论这张牌，而中国出的是中国机遇论这张牌。

历史证明被一再应验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必然的、永恒的，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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