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亨廷顿眼中的几个政治问题

亨廷顿眼中的几个政治问题

2014-10-10 14:17

来源: 共识网- 作者: 徐雷

知识分子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而这些

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知识分子的抱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谈起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塞缪尔·亨廷顿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奠定其著名政治理论家地位的著作之一。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里，亨廷顿针对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提出了“强大政府论”，即政治秩序论。在亨廷顿看来，第三世界国家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有效推动政治制度化以实现政治秩序和确保政治稳定的政府。亨廷顿在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其现代化论，对许多政治难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而这不仅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的精要所在，更反映出了亨廷顿看待政治问题的视角。

一、为什么快速的现代化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

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等是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但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次危机。然而，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在这些早先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示范作用”下，迫切希望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压缩饼干”的方式同时解决诸如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等问题。这样，对于这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在缺乏灵活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压缩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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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所刺激产生的泛滥性逐利和“爆炸性”的社会动员所导致的过度政治参与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

在亨廷顿看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体现为整个社会产品的增长，它意味着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增长，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能力的变化。而扫盲、教育、大众媒介的推广和城市化的结果，便是人们开始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与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而所有这些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变化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社会动员。然而，对现代化来说，这两种变化缺一不可。不仅如此，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动员，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的变革，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普及教育和新闻参与等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它们的出现绝非是任意的以及它们之间也绝非是互不相关的。

对于20世纪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过度的亚非拉诸国来说，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而这一差距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社会颓丧和不满(如公式①)。社会颓废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动乱，因为社会经济变革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打破二者的关系。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横向流动的机会(主要体现为城市化)虽然有助于使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维持乡村地区相对的稳定，但城市内部向上移动即纵向流动的机会(主要体现为职业和收入)甚少。也就是说，城市化只能用以解决乡村问题，而对于城市问题，反而随着城市化的开展而越显突出。最终，在城市内部，对于纵向流动机会缺少、渴望得不到满足的人来说，参政变成了实现其各种要求的渠道(如公式②)。然而，面对这些政治诉求，后发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状态无法有效整合这些诉求，导致这些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反映出来，也就是这种对政府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表达出来。于是，不断增加的不满情绪在得不到有效化解的情况下，动乱和暴力便不可避免(如公式③)。

社会动员 ÷ 经济发展 = 社会颓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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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 政治参与 ② 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 = 政治动乱 ③

此外，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距。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城市日益成为新兴经济活动、新型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些都强化了城市与传统色彩浓厚的乡村的区别。与此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向乡村提出的新要求及带来的横向流动也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支配着城市，但在现代化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新兴集团力量的崛起，城市实现了突破，推翻了传统的由乡村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最终确立了以城市来带动乡村、由城市主导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然而，当城市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时，鉴于其固有的纵向流动机会的缺乏，更加剧了上述动乱和暴力产生的可能。

二、土耳其的基马尔改革何以成功?——基于战略战术角度的分析 在亨廷顿看来，对于一个致力于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改革者来说，理论上有两种大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全面的、“斩草除根”的或曰闪电战的战略，即尽早地把所有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争取最快实现。另一种是渐进的、“枝节”的或称费边式的战略，不仅藏而不露，隐匿自己的目标，并且把改革分开，通过分步骤、一事一办来实现目标。在大多数备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和纷争的国家中，改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将费边战略与闪电战术配合起来使用。为了达到目的，改革者首先应该把诸多问题分割开来，然后一旦时机成熟，乘反对派措手不及之际，就尽快地逐一解决，免得节外生枝(即费边战略下的闪电行为)。

无论是采用费边战略，还是采用闪电战略，改革者所关切的关键问题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设法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在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他的支持者都强过他的反对者。当时摆在基马尔面前的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政治组织，并以此推动社会、文化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等。然而，基马尔并没有试图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相反，他小心翼翼地把问题一个个分开，在每一次改革中赢得那些在另外的改革中或许会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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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默许甚至支持。基马尔处理这些问题的程序是，首先解决那些能够得到最大支持的问题，最后才轮到那些会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正是由于将费边战略和闪电战略结合使用，把各种改革分别对待，并且在他每着手一项改革的时候都暗示并无得陇望蜀之意，基马尔才能一步步地推进改革。

基马尔最优先进行的是确定民族共同体的界限以及国家的种族和领土的边界。为了达此目标，基马尔将诉诸民族主义，将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这样就保证了他将那些仍然效忠于苏丹传统权威的保守分子联合到民族主义的事业中。一旦一个相对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建立起来之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世俗政治组织就成了基马尔下一步的目标。为此，基马尔将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分开，通过闪电战的形式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打下新社会的政治基础后，基马尔就转向宗教和文化改革。为了获得最大限度尤其是农民的支持，他尽量在经济发展方面按兵不动。一旦传统的方式和习惯(宗教和文化)被削弱或消除，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打通了。

总之，经济的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有效的政治权威又必须置根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中。在土耳其，变革的顺序是由基马尔有意识地计划好的。这种模式也体现了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保证有效与稳定的重要性。

三、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在亨廷顿看来，虽然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但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改革的时机等。而具体来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集团是城市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而这些集团及其要求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知识分子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和工人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1.改革对于知识分子是催化剂

在亨廷顿看来，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制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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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普遍现象。知识分子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和个人的疏离，以及一种急需的稳定认同感。知识分子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知识分子的抱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为改革所平息，改革反而会使他们越来越凸显。也就是说，迎合这些城市知识分子要求的改革只会增强这个阶级的力量及其激进思潮，而不会减弱它的革命倾向。

因此，对于意在维护政治稳定的政府来说，对付城市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凡是能够削弱这些激进分子数量、力量和内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 2.改革对于农民和工人是替代物

在亨廷顿看来，农民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要看现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经济和物质利益。农民的要求通常集中在土地的佃租制度、赋税和物价等问题上，农民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只有在土地所有、租佃、劳作、赋税以及物价等条件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忍受时，他们才会变成革命者。因此，只要土地的占有状况比较公平，并足以维护农民的生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没有哪一个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集团会比失去土地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加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因此，通过有效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成为基本的保守力量。

在亨廷顿看来，改革对于工人来说，同样如此。工人的目标是经济的、物质性的，这很容易通过改革来满足。此外，对于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工会通常是现行制度的衍生物而不是反对者，上层不但对劳工组织予以扶植，而且还积极改善劳工福利。这样，由于满足了经济物质方面的需要和权利，工人的保守倾向就越发明显。也是就说，没有哪一个集团会比拥有工作的工人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集团会比失去工作或者福利甚少的工人更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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