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矛盾正从数量型转型质量型（中）

中国就业矛盾正从数量型转型质量型（中）

2018-06-08

上个世纪60—70年代，台湾在尚未越过刘易斯拐点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工资大幅上涨的迹象，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超过10%，甚至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在发展经济学历史被称为著名的“台湾现象”。

韩国和台湾是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就算那些没有成功越过去的国家，在开始阶段也会面临工资上涨的挑战，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墨西哥，上个世纪80—90年代，墨西哥的经济增速可比肩东亚奇迹，持续的经济繁荣带动了工资的大幅上升，90年代初，非熟练工人的小时工资已接近4美元，令人咂舌。

2、工资上涨倒逼产业升级，以提高工资承载力，但需要人力资本支撑。

面对工资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利润率下滑，甚至会下滑到低于正常利润的水平。怎么办？只能走产业升级的道路，提高工资消化能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固守于传统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是无法承受高工资压力的。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一般凭借廉价劳动力来获得比较优势，重点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典型的如纺织业，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分配是倾向于劳动要素的，但附加值低，不足以支撑高工资，因此属于低收入阶段。

到发展的成熟阶段，发展中国家开始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存量，甚至有盈余，这时出于赶超思维，一般会转向钢铁、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相对较高，但分配模式是倾向于资本的，所以只能支撑中等收入，而不足以支撑高收入。这是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尴尬所在。

只有到发展的后期阶段，当产业结构转向以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形态时，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仅附加值高，而且分配结构也倾向于劳动要素，才足以支撑起高工资，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才有现实的基础。

如果不能迈出这一步，仅靠存量企业的调整，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比如，迫使低效率的小企业退出，市场上只留下寡头企业，后者通过抬升价格来应对，此时市场虽能恢复出清，但产业结构仍维持在原状，其后果是，寡头格局下的高价格会使产品市场萎缩，作为引致性需求，劳动需求也必将减少，失业压力会把工资重新压回到原来的水平，工资上涨昙花一现，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过。

所以，产业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无法回避的道路。

在这一方面，韩国、日本是成功的典型，它们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成功地将主导产业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墨西哥则相反，产业结构仍停留于原来的状态而

不能自拔，这是它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在经历80—90年代的工资上涨后，由于缺乏支撑，其工资很快回落下来。

当然，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是需要条件的，按产业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产业演需要供求两方面因素的支撑，在需求方面，一个新兴产业的崛起要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来为之付费，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在供给方面，任何一个产业的崛起都需要足够的生产要素投入，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前者如物质资本，后者如人力资本，越是高级形态的产业，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度越大。

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说，能否将产业结构切换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结构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能否跟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随着经济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短缺问题已大大缓解，不应再构成新产业崛起的制约因素，制约新产业发展的更可能是人力资本的短缺。

墨西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资上涨后，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都曾试图转向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但由于墨西哥教育失衡，工人文化素质低，无法适应职业技能的新要求，转型无疾而终(张林秀，2014)。

3、收入的持续增长刺激消费升级，为产业转型提供进一步的需求支撑。

新兴产业的崛起，需要有消费需求的支撑，它要么来自于国内，要么来自于国外。对于小经济体来说，比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内部市场不足以支撑庞大的需求，只能通过出口导向来拓展外部需求；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拓展需求，不仅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国内市场容量足够大，拓展国内消费需求不仅有可能，还能提高国民福利，所以刺激国内对新兴产业的消费成为优选，至少，与开拓国际市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新兴产业的消费品一般都属于高附加值产品，它会进一步抬升消费总量。

这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发生转变，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属于短缺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制于资本要素，高增长率需要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随着经济步入成熟阶段，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主要的问题，这里的有效需求就是对应于新兴产业的需求，刺激需求成为最迫切的任务，经济增长开始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投资率将稳中趋降，消费率则大幅上升。

就以日本为例，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投资率约为40%，消费率为60%，到70年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开始从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消费率升至80%，相应地，投资率降为20%。类似地，在上个世纪70年，韩国的投资率与储蓄率也大约是6∶4的关系，至80年代中期，投资率大约降为25%，消费率升至75%。按支出法计算，上个世纪70年代末，消费占韩国GDP的比重就已经高达60%(全毅，2012)。

在消费率上升的背后，是需求结构的演变，它支撑了主导产业的演进。过去人类需求是用衣食住行来概括的，在不同的需求阶段，产业结构有的不同特点。在以“食”为主要需求的阶段，对应于农业社会；以“衣”为主要需求的阶段，对应于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属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以“住”和“行”为主要需求的阶段，对应于以钢铁、汽车、化工

为主导产业的社会，属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只有当人类需求步入新的阶段，转向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时，产业结构才会步入后工业化时期，才会进入更高级的形态。 简言之，只有经历上述三个阶段、两类挑战的检验，一个经济体才可能形成“就业—消费—产业”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低质量就业首先会遏制消费扩张和升级

如前所述，低质量就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低工资，它会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除了会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外，更重要地，会削弱劳动者的消费能力，遏制消费扩张和转型，使产业升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消费能否扩张或升级，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分配结构。由于富裕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差距越大，就越不利于消费扩张。低工资既会压制占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更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会从两个维度损害消费扩张的潜力。正因为如此，凡是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都会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工资上涨过程，而且是各阶层劳工相对均匀的上涨，不仅使国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也会被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人均工资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6.3%、5.8%、6.4%、5.6%，这个速度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均没有恶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更是成为一个典范。

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5的，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大于0.45(张林秀，2014)。有人更是将这种均等化的收入增长描述为“中产阶级崛起”，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日本、韩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已达到70%(马晓河，2011)，这主要得益于各阶层劳动者工资的普涨。为促进普涨，韩国从70年代开始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使高中毕业生的收入不断增加，并缩小了与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差距，1980—1995年，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从0.42增加到0.65。

提高普工的工资水平以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最著名的莫过于1914年福特提出的“工作一天8小时，付5美元工资”的口号。尽管当时不为人所理解，但历史证明，它对刺激消费升级是非常有效的。

反观中国，在这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自200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较快的工资上涨过程，但绝对水平仍较低。2016年为例，中国在岗职工的名义工资为67569元/年，而当年美、英、德、日四国的人均工资折合为人民币，分别达到40万元、29万元、31万元、26万元，为中国的6倍、4.2倍、4.6倍和3.9倍。工资差距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甚至超过0.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已很严重。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决定了中国要实现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型还有很大难度。近年来，消费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经济增长无法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此情景下，如果仍维持目前的低质量就业状况，将首先冲击低端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继续恶化收入分配状况，消费扩张和升级就会受挫。 (三)低质量就业会进一步将人力资本锁定在低级形态

人力资本包括多个维度，典型的如健康、教育、职业技能、流动能力等，低质量就业至少会从健康、职业技能等方面损害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制约产业转型。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最基本元素，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它属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范畴，没有健康的体魄，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更别谈产业升级了。低质量就业的恶劣性首先体现在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为代价上。

就以工时为例，人只有劳逸结合才能恢复正常的体力，所以，才有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规定。对标一下OECD国家，它们都能严格甚至超额地执行这样标准，2016年德国工人的周均工时为26.22个小时，法国为28.31小时，英国为32.23小时。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就以墨西哥为例，其周均工时为43.37小时，中国则更长，达到45.5小时。

超常的工时会使人疲于奔命，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更没有时间学习充电，体力消耗大，智力补充不足。

至于职业病对人力资本的危害，已无需赘述。需提醒的是，中国的职业病，80%都发生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身上，职业病透支了他们的体力，使其丧失基本的人力资本，还会因病致贫，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可以说，贻害无穷。

近2.8亿农民工，是中国最重要的劳动要素的提供者，过去中国凭借他们所提供的廉价劳动供给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低收入阶段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今后从中高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也同样离不开他们的贡献，如果他们连最基本的健康都无法保证，产业升级同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类似地，低工资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只不过它所遏制是高级形态的人力资本积累，它会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低工资意味着低人力资本回报，它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是需要付费的，低工资下，劳动者没有充分的结余来投资于人力资本，比如，参加职业培训。

在低工资状态下，劳动者很容易形成廖尔达尔所描述的贫困的累积性循环，低工资—低人力资本—低工资，如此循环，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一样。

三、改善就业质量，需要重建就业政策体系，把以提高人力资本

为目的的积极就业政策放到战略高度，同时建立健全劳动管制政策和消极就业政策。

(一)积极就业政策立足于长远，通过提高知识资本，从根本上提升未来的就

业质量，它要与产业发展战略相匹配，对教育—培训体系进行前瞻性的改革。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把积极就业政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并寄予厚望。

影响就业质量的有多种因素，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在边际原则的作用下，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边际生产率低，只能干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所以要改善就业质量，根本上还是要靠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要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就业政策特别是积极就业政策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积极就业政策面向的人群要扩大，从现有劳动者前移到未来劳动者。

过去积极就业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现有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侧重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今天积极就业政策是要提升几代人的就业质量，侧重于提高未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带有长期性，是一种战略导向的提前部署。所以，今天的积极就业政策要把未来的劳动者，包括在校生、未成年人、青少年，甚至少年儿童，统统纳入到考量的范畴，立足他们，制定长远的教育—培训计划。

2、教育—培训计划更有前瞻性，结合产业发展战略，提前进行人力资本布局。 什么是高质量就业？就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业，正如上个世纪60年代东亚国家的纺织业就业，70年代的汽车工业就业，80年代的电子工业就业，迎合了当时主导产业演进的秩序，劳动者才能不为时代大潮所抛弃，其工资利益和就业权益才能有根本的保障。即便是60年代最出色的纺织工人，在今天的日本恐怕也很难找到高质量的工作，因为人力资本与主导产业出现了错配。

再优秀的人力资本，一旦与主导产业错配，“英雄无用武之地”，就不能算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也无法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因此国家要清楚未来要重点发展哪些产业，它需要怎样的人力资本。这时候教育—培训体系就要跟上这个节奏，提前进行部署，而不能“临时抱佛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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