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第十九篇 延安整风创建了中共党史编纂学（上）

一， 上层整风就是研究和清算党的历史

（一）关于整风前的中共党史研究

现在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一般都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当时毛泽东就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 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却没哪个人去考虑过”。1 其实，还在1926年，早期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家蔡和森，就已有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一书问世，2 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共党史学的开山之作。一年多以后，蔡和森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3 此外，还有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作于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作于1929年的一个报告提纲），以及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作于1930年2月），等等。这些都是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所作，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可视为稗官野史，更不能说他们没有去考虑整个党的历史。 上述这些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献和其他一些相关论述，颇具百家争鸣的性质。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认识，直抒己见，自成体系，自行分期，既无师承，更无抄袭，个性鲜明，极少雷同，批评公开进行，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虽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记述不确，但基本上都还是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的不虚美、不隐恶、追 求实录的优良传统。我个人由于改行学习党史不久，党史文献，特别是早期的材料看得极少，多数还是得之于间接转述，但仍然感慨良多。把大革命时期同延安整风后的党史研究及其著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整风前不但有党史研究，甚至可以说还相当兴旺，只是大多数放在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没能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例如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 革命运动史》4 就曾广泛流传。所以著名史学家胡华说，“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

5

位开山祖。” 另外还有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曾作为附录编入1942

年出版的《六大以前》。更重要的是，整风前延安各种学校如抗大、陕公等，就

1

都设有《中国问题》的课程，内容也包括党史。我在抗大三分校当助教时就曾辅导过这门课，后来在训练部还参加过集体研究。像毛泽东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党史分为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三个阶段，6 1938年抗大就已普遍讲授了。

（二）整风为什么要从研究党史着手

前面一再说过，整风的目的就是要牢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毛泽 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此，就必须仿照《联共党史》对斯大林那样，肯定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和只有他的思想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以毛划线，批判所有的不同意见及其代表人物，这就不能不从研究党史着手。而党史上的头几任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早已受到严厉批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都作了结论和处理，他们在党内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此后的党史却没有总结过，而且认识还不一致。所以上层整风，开始时就集中清算内战时期的第三次“左”倾，先是从1931年九一八算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主要负责者是博古，故称博古路线。7 但由于王明既无检讨，反倒批评中央的抗战政策，所以毛泽东决定也要清算王明在武汉长江局时期“许多原则性错误”（还说明不是路线错误）。8 后来随着整风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长一短两段党史的评估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始终采取的都是研究党史的方式。

在抗日战争紧张和困难的岁月，集中那么多领导干部，用那么长的时间作历

史总结，中外人士都有些难以理解。共产国际就曾一再告诫，“不应花很长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9 “国民党的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10 就是因为整风的目的是以“打碎两个宗派”为名，一举扫清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所有障碍。如此庞大的工程，非在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中进行长时间的工作不可。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胡乔木说的由于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我们处于困难时期，这一理由恐怕很难成立。

（三） 从编“党书”到作《决议》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资料编辑《六大以来》起，到1945年4月20日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 特别是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在表现形态上确实都一直贯穿着研究党史。但它也说明，整风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而不是流传的一些说法，诸如：开始时还是为了肃清教条主义余

2

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风气，后来由于王明的干扰才不断升级；或说，起初是想利用群众运动烧一烧高中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山头主义，王实味事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使普遍整风中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还有的说，是由于1940年秋冬在对付蒋介石的态度上中苏发生分歧，12 整风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等。应该说，这些看法也许多少有点道理，但基本上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整风的部署在进行过程中确在不断调整，对批判对象的定性和处理也一再发生变化。但“打碎两个宗派”、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这从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却是贯彻始终并未改变的。这从《六大以来》的编辑上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什么时候开始编《六大以来》，按胡乔木的说法是，“我去毛主席那里工

1314作时，《六大以来》这本文献已经在编。” 这已是1941年2月。 他又说，“《六

大以来》的资料收集工作，在194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15 这就是说，编《六大以来》应始于1940年，而这时，既未发生中苏两党在维护还是准备破裂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也还没发生王实味事件，16 整风尚未开始，更谈不上王明的干扰。可见上述流传说法的不确。

至于为什么编《六大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连胡乔木都先后说法不一。他先说，“编《六大以来》，我想是为七大作准备。”17 看来这一说法恐怕站不住。确实，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有关七大的决定，议程建议中是有一项“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 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所以1938年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中就已不再提总结了。18 此后，政治局和书记处曾多次决定尽快召开七大，都没有见到要搜集材料准备总结的事。1940年4月，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4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19 这时仍没有开始搜集材料，准备编《六大以来》。任弼时主持召开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小委员会，开到1941年2月14日第19次会后再没开，20 因为不久毛泽东就以《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开始动员整风了。同年七、八月，毛泽东建议并经中央同意出版《六大以来》。9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并将该书中的政治部分加印一千份，发给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进行研究。21 从这些情况中就可看出，说编《六大以来》是为七大作准备，实在说不过去。

3

胡乔木的另一种说法是，编《六大以来》是为了反击王明的挑战。他说，“王

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 22 《毛泽东传》上也说，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1940 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23 这些说法（照抄照搬的更多），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是假设延安整风从一开始就为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其后台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前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论证过，高层整风是张闻天首当其冲。这从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在当时就已看得很清楚。直到1943年上半年也还没有以王明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对他的批判以及先提的王明路线，都只限于武汉时期的右倾。第二，王明的小册子1940年在延安再版后并没引起多大反响，不但像我这类从事理论教育工作的干部没把它当作一回事，而且根据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中央领导人似乎在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康生发言前都没看过这本小册子。连康生也只是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可见他以前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其他人如刘少奇等提到这本书，又都是在康生发言之后。24 第三，更重要的是，迹象表明，毛泽东本人此前没看过这本书。否则他不会在康生发言前的两年多整风中只批王明武汉时期的右倾。而且他还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25 胡乔木证实，“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同志，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26 到1945年3月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毛泽东才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27 所以他还把发现四中全会的错误归功于康生。由此可见，说毛泽东编《六大以来》是由于王明在1940年再版了他的小册子，实在太牵强。而且，许多老延安在整风中及此后相当时间，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说法。这显然是为了把延安整风说成从开始就是以清算王明路线为目标而在多年后想出来的。

谁也不能否认，编《六大以来》是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六

4

大以来》的编辑方针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即尽量收有利于整风目的的文献，否则不收。具体说来，就是按照斯大林编写《联共党史》的办法，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代表了一条正确路线，另有一条错误路线。选材就要选证明毛泽东正确的材料，并尽量选证明另一条路线错误的材料。如果有证明毛泽东错误的材料，则舍弃。所以胡乔木说，“可见编辑《六大以来》也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28 正是根据这种精神，1943年又干脆选编了一本《两条路线》。

我在以前的笔记中曾经提到，如果说1931年9月到 1935年1月，29 中央

苏区在军事上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那是很明显的；但是说党内在政治上也存在两条路线，就很难分清了。查阅六大以来的文件，可以容易地看出博古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但要找到与之对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文献证据，却就大不易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编《六大以来》在筛选文献时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时间跨度不限于第三次“左”倾的三年零四个月，而是一直选到整风前

的1941年。这是为了说明，即使在那三年多时间内找不出代表正确路线的重要文献，但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文件却已代表正确路线了，而且还认定这时已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因此用不着对两条路线作同一时期的横向比较，而只要作前后的纵向对比就解决问题了。对这一办法，连胡乔木也是承认的。他说，“毛主席怎样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黑体系我所加）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30

二是不收六大以来毛泽东（也包括刘少奇）有错误的文献，例如反AB团的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4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等。收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929年1月），却不收讨伐红二十军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1930年12月），并用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的办法转移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一概不收因中央军委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导致占红军三大主力五分之二兵力的西路军遭到覆灭的有关文电，如执行为打通苏联通道的宁

5

夏战役计划的《十月份作战纲领》（1936年10月10日），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1936年11月8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一些重要指示电等。31 在为清算历史而编的《六大以来》中竟抹掉了这段重要历史，后来还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张国焘。32 没有编入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因其在《战略方针》中“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置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之上，事后曾受到总书记张闻天的批评33），建国后的再版本却补收了不知何时整理的瓦窑堡会议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三是在材料取舍上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双重标准，即与尽量不收自己方面有错

误的文献的同时，尽量少收以至不收对方正确的文件而多收一些证明对方错误的细小材料。如果将反AB团和富田事变同博古、罗迈、洛甫的反邓、毛、谢、古江西的罗明路线相比，前者的性质和影响都要比后者严重得多。前者被定性为敌我矛盾，错杀了成千上万的忠贞干部和革命战士，一度造成苏区的危机，也使毛泽东的威望下降。连陆定一直到1988年4月30日还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说，“毛泽东在革命时期，除了‘富田事变’李文林一件事以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34 而邓、毛、谢、古的罗明路线却一直被定性为党内斗争，受到错误批判的人，并未被开除党籍，只是受到撤职与处分，调走做了别的工作。例如邓小平就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久被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直到遵义会议。35 但是反映在《六大以来》上，前者已如上述，全付阙如；后者则尽量多收，单是反对邓、毛、谢、古就收了四篇，包括与《六大以来》内容和体例（只选中央文件和主要领导人文章）相去甚远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1933年3月31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1933年5月4日），以及所收惟一的一篇罗迈的文章，但却不收第一次提出北上方针的张闻天所写《夺取松潘 赤化川陕甘》（1935年6月24日）等文件。仅从这一对比中就可看出《六大以来》筛选文献的不同标准，也可看出长年宣传的“左”倾中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算上以后四十年历次运动中的消灭异己，那对比就更明显），原来如此！

既然党书的倾向性这样明显，为什么被批判的两大宗派成员竟会纷纷缴械

6

呢？首先因为这有个前提，就是党书的多数文件证实，“左”倾中央及其支持者执行的路线显然是错误的，他们看到这些文件后，就只能作自我批评而不会去批评别人。毛泽东虽无代表正确路线的纲领性文献，但他确实一直处于“左”倾中央的对立面；虽然对他并未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党内地位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升为正式委员，可以参加按规定应参加的一切会议，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更没像后来他对一些中央领导人那样一撸到底、立案审查、限制自由），但却被夺去了实际上的党权和军权；既然整他的人证明犯了路线错误，那么被整者也自然会被看作是正确的。所以整风中缴械的人张闻天、博古等，检讨自己错误和承认毛泽东正确，也是出于真心实意。他们当然也知道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比“左”倾中央更“左”，但他们都支持和参加过，所以没什么可说的。另外，有些事情，甚至一些高层领导也不十分清楚。例如西路军问题，来往电报恐怕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又是参与者，很难出来主持公道，更不会为张国焘辩诬。还由于长期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既有中国传统，又受苏共影响）和延安整风时的严峻气氛（加上抢救运动这一持久激烈的敌我斗争环境，矛盾在随时转化），就无形中形成了这样几个潜在规矩和传统：第一，凡属被列为犯错误者，就只有检讨交代和挨批的份，不得进行辩解（态度不好）和反驳（对抗），更不容许对批评者作反批评，特别是不能找正确领导的碴。而在延安的中央整风中，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多数人主要是检查自己和批评那些犯有更严重错误的人。所以延安整风以来，还没听说过除王明外有人当时曾批评过毛泽东。第二，随大溜以自保，何必为辨明是非去捋虎须。这就是为什么西路军问题的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宁可沉默四十五年，直到已再无风险的1982年，才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李维汉和温济泽也是在四十年后才为王实味平反起来尽力的。第三是为了过关，尽量上纲上线，直到被迫说违心的话甚至瞎编乱造。

这里附带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六大以来》1941年版和1952年版所收毛泽

东文章的差别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说，1941年版收毛文少，“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当时的谨慎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了。”36 这种为毛泽东说的好话显得实在勉强。第一，“当时”谨慎和要求严格，是否表明到1952年就完全变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好话反而变成贬语了吗？第二，事实也并非如此。按我的理解，

7

毛的许多文章没收入1941年版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六大以来》印数极少，只供高干学习，且严格保密，而毛有些文章不但公开发表过，且已先后发给个人，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即使当时未公开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也都人手一册，再印纯属重复，反而会使大家不理解。二是当时许多文章还未整理修改好，甚至很不成熟。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上强调的《矛盾论》、《实践论》来说，1937年的讲稿就同斯大林派尤金来参与修改过的定稿有不少重大差别。我现在手头还保存有一本延安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的《矛盾论》只是原提纲中第三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第一个问题，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其中第二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错误地把形式逻辑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批评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有三条根本规律”，“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修改结果是，从原文的二万五千字中删去近七千字，增加约六千字。这样一篇受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严重影响、很不成熟的文章，在修改前怎么能拿出来给中央整风小组学习？那不是要弄出笑话来吗？《实践论》也有较大的补充、删节和修改。37 又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3月27日才在《解放日报》加按语“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1941年编《六大以来》时还没整理出来，怎么可能收入？其他如瓦窑堡会议的传达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一直怀疑是编《毛选》时才整理成文的，因为此前从未讲过原来在何处发表过或成文根据。总之，对这个问题要说这么多，是想表明，胡乔木等人即使在谈《六大以来》版本这样不大的问题时，也会流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结。

整风中，人们在学习了这种精神指导下编写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

《两条路线》等以后，对中共二十多年的党史，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段历史的了解，就有了一个鲜明的轮廓。何况早在1941年，为准备政治局九月整风会议，毛泽东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问题结论草案》，其中就涵盖了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后来由于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毛泽东想法的变化，这一《草案》才被长期搁置下来。通过1943年政治局九月会议对历史问题的检讨，毛泽东认为他的那个《草案》已经不够，需要重新起草一份历史决议。于是就决定从1944年5月21日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专门总结党

8

的历史经验，讨论历史决议草案。这次会开了11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38 在全会期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对《历史决议》曾七易其稿，每次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由全会“原则通过”。此后又经过三次修改，终于在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最后通过”。但建国后毛泽东又对《历史决议》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经多数政治局委员圈阅同意，最后作为《附录》编入《毛选》第三卷。

二，《历史决议》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奠定了基础

（一）《历史决议》为党史学确定了原则和规范

《历史决议》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而且也为党史作为

一门学科建立起了基本框架，使党史研究有所遵循和制约，成为官方党史学的经典。《决议》虽然重点是总结第三次“左”倾时期的问题，但实际上已对建党二十四年来的历史作了概括，只是抗日战争阶段涉及不多。所以，《决议》的出现也就标志着建立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开始。此前的党史已经有了定论，以后的党史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

当然，《历史决议》并不是单为了开创一门学科而作。它主要的还是给三年

多的延安整风作总结，体现出整风所要达到的目的，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由于苏联的关系，《决议》发表时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实质上并没有变，所以在中苏分歧加剧时反而提得更高了。总之，应该说，六届七中全会和它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它们的重要历史任务，实现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紧接着举行的七大，只是将全会及其决议的精神以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加以体现并在组织上固定下来，因此象征意义更大些。

延安整风所取得的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当然也适用于对党史的认识和研

究。因此，有了《历史决议》，作为一门正式的亦即官方的党史学就已呼之欲出了。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还顾不上党史学科这一领域。建国后，胡乔木完全根据《决议》精神写出、并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了， 这就标志着中共党史学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征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并规定“编印党史资料”。随着高等院校的调整，都先后开设了“中国

9

革命史”课程，其中就包括有党史的内容。所有这些，就把党史的学习和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使以《历史决议》为基础建立起的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正式出台了。39

（二）《历史决议》的三大缺陷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曾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学习材料。作为整风总结

的《历史决议》，按照《联共党史》的路数写，当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联共党史》的毛病（那时并不认为有毛病，还被毛泽东说成是全世界惟一的典范），必然会反映到《决议》中来。《联共党史》的根本毛病是为突出斯大林而编造和歪曲历史。这也影响到延安整风和所作《历史决议》。所以连胡乔木都说，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党史，“这个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40 综合他的说法，《决议》不够实事求是的缺点，可以归纳为三大问题。

1， 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用我们前面引证过的胡乔木的说法就是，“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41 “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42《联共党史》已被苏联和俄国一些学者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决议》也完全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中心内容。下面兹简单举例作点说明。

过度颂扬 《决议》全文约28，800字，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有四十七次， 出现的频率超过了《联共党史》中的斯大林。而且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单枪匹马打天下，除称赞刘少奇的白区工作外，其他领导人不但无功可提，还大多受到不指名的批评，不是教条主义就是经验主义。而对毛泽东的许多颂扬，也属于“不够实事求是”的拔高。例如《决议》的第一句话说，从党诞生时起毛泽东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代表，似乎成了天生的圣人，这不正是个人崇拜的语言？周恩来就说过，对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在给恽代英的回信中还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 1925年后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43 胡乔木也说，“好象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 不过他接着又说，“当然，七中全会时要换一个写法也不可能，我的这些话是事后诸葛亮。”44 可见当时争先恐后制造个人崇拜

10

的气氛。

掠人之美 《决议》把别人的成绩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挂在毛泽东的帐

上。例如把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归功于“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遵义会议明明建立了以当选总书记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决议上却改写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这也有悖于他对“为首”即召集和主持会议的解释。45 张闻天、周恩来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决议》中含糊地归之于毛。

诿己之过 把毛泽东犯的许多错误用有时明确有时含糊的办法推给对立

面或别人。如“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是毛执行了一辈子的，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划归反革命阵营（收入《毛选》时作了删改），在反AB团中怀疑和捕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但《决议》中却被算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一条罪状。把对“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被诬告，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的“错误的肃反政策”，也推给“左”倾路线。

为尊者讳 不但对毛泽东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一律讳掉，而且为

了树立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他的许多重大失误也被讳掉了，使党史在不少时期和不少问题上的真实情况逐渐消失或被篡改了。这不但使党史与科学渐行渐远，而且对总的政策和实际工作遗患无穷，后来长期犯严重的“左”倾错误都可从这里找到根子。

2， 党史只是路线斗争史

又是胡乔木所说，“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决议开 端。”46 这也是从斯大林关于“党的历史是党内斗争的历史”那里搬来的，47 使人在路线斗争中看出毛泽东是一贯和惟一正确路线的代表。 而且《决议》发表后确实也没停地进行着党内斗争。无怪乎连胡乔木也哀叹，“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48 不过到了邓小平，不但把十次路线斗争给砍掉了一大半，还干脆不再提路线斗争了，连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行径都不算路线错误，而从轻定为失误或悲剧。49

把党史变为路线斗争史还出于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观决定论。根据《决议》

的说法，过去的几次失败，如大革命、放弃中央苏区等，主要都是由于领导上犯

11

了路线错误。这实在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客观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决议》说，大革命的失败特别是由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遂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这种论断是根本站不住的。陈独秀即使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也接受毛泽东等的意见，甚至换成毛泽东当总书记，大革命大约仍然胜利不了。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完全看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同样值得考虑。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恐怕已很难奏效，保持根据地原貌的可能性也不大。二、四方面军被迫长征就是证明。遵义会议后，路线和指挥不是都已正确了吗？怎么就在云贵川陕等地驻不下来，建立不了新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红军也许不得不实行毛泽东的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最后很可能是留一部分人坚持陕北等地的分散游击战，主要干部和机关暂时撤到蒙古以至苏联（如同东北抗联）。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后来一再在内部和对外宾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可见，为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在客观上起了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作用。这也是周恩来至死和我们党始终不忘记张学良将军的原因。

3， 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决议》明确指出，“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 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 在这之前，刘少奇就一再强调“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更是经常讲右倾机会主义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或应声虫。50 不过《决议》上倒是说，“‘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都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和以后很长时期，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干部在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时，都要主动戴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没想到建国后不久，小资产阶级就被升格为资产阶级，反右派与反右倾受批斗的人，就不敢再检讨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承认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参与起草《决议》的胡乔木也很快改变思想，后来提到《决议》时还气愤地说，“我特别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概念用得太滥了??这种说法不但是简单化，而且是向壁虚构。”“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

12

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和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51 胡乔木的这些话是在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的，因为这时要谈的是建国以来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再说路线错误、什么主义（但却并未忘记写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反映”，那帽子不是就戴到毛泽东及其一些战友的头上了？大约因此才决定不再用。可见，这些名词和提法不是能不能用，而是看什么时候和对什么人用。

当然，《历史决议》的缺陷决不只这三项，其他如把陈独秀说成“堕落为反革命”，把瞿秋白主张的发扬民主说成是“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主义状态”，以及对许多被列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领导人的无限上纲和过头批判等，这里就不多列举了。

（三）略谈第二个《历史决议》 1， 为什么要谈一下第二个《决议》

在谈延安整风结果产生的第一个《决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时，需要提一下将近四十年后又制订的第二个《决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两者紧密联系，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为了表明这点，第二个《决议》还特意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急于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当时就把原因说得很清楚，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为了恢复“文革”前的政治和领导体制。这就使中国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政治改革机会，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缺了一条腿。如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能够抓住机会，像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一样，稳步推行政治改革，应该说是不会遇到很大困难的，干部退休制的实现就是证明。可惜邓小平只是开始时说说，实际上并不想看到政治民主化，所以既未采取重大落实步骤，到后来干脆连提都不大提了。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就说，“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52

其实，事后看来，邓小平并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张。只是

13

他重新执政后，总结过去经验，面对世界潮流特别是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认识到原来的一套已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必须稳中求变，首先是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实行改革开放。这虽遭到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干扰，但因他们太不得人心和违背潮流，只能落得个节节败退。加之实行改革开放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不伤害既得利益者，所以阻力较小，成果显著，得到全国拥护和世界赞扬。政治改革可就大不同了，实行民主定会伤筋动骨，不但削弱各级干部的权和利，而且也约束最高领导的说了算，连党的整个领导体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批评权利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封建遗毒、搞特权和特

53殊化等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强调“四个坚持”，以便保证一元化政治体制。 在

既要进行拨乱反正和稳定领导格局，又不得不面对时代潮流和人民诉求的情况下，就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前半期，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舆论稍有开放，人文社会科学呈现一定繁荣，一些政治问题允许讨论，还先后公布了一批党史材料。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气氛下，舆论界要求民主的呼声渐高，并涉及对毛泽东错误的批判和对建国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为了防止发展下去影响到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初衷，54 要急于作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55 陈云说得更干脆，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56 可见，赶紧做出这个《决议》，就是要及早给党史划个圈子，做出定论，然后禁止出圈或“不搞争论”，这样来维护毛泽东，也保护自己，归根结底是保持一元化领导体制。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实施，也标志着政治改革酝酿的终结。由于不搞政治改革，缺乏监督机制，就自然产生了两个孪生的恶果，一个是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增长水平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官场和社会腐败程度很快处于世界前列。这就孕育着很大的风险。所以连邓小平也承认，“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57 但可惜他一直到病逝也没能付诸实施，结果积重难返，使政治改革以后更难启动，也更不容易刹住日益严重的腐败之风。

2， 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些看法

作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文革”前的领导体制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虽然文字上还在批判个人崇拜，但从它的中心思想和客观效

14

果看，实际上还是要维护个人崇拜。这只要看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就会清楚。

（1） 主持和领导制定《决议》的邓小平开宗明义就说，“我最早提出写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 58 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59 的一条。在起草过程中，胡耀邦曾提出，“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的任务和今后做法。” 据此改定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对邓力群说，“胡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60 一句话就给否定了。这说明，作《决议》的重点并不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所以经过八个多月反复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的有些问题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61 从胡乔木的话中也可看出当时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情绪：“毛主席的错误非常严重，引起大家的愤懑，这是不奇怪的。”62 但是不管大家有多少意见，按照延安整风确立下来的领导体制，还是领导上说了算，第二个《决议》终于这样定了下来，其间的四千人讨论看来并没起太大作用。

（2） 《决议》本身以及有关《决议》指导思想的一些谈话，反映了不

少个人崇拜的做法，如为尊者讳、隐恶扬善、揽功诿过等。例如在算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中有“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左右”，63 可就是没提西路军的两万多人和肃反中被错杀的少说也有七八万人。既然“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64 那为什么对过去的错误继续写成“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而对毛泽东，既不算路线错误，也不提什么主义？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还“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不合乎事实。 连胡乔木也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恶果也很厉害”。65 当时我曾在讨论中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和史学家李新（他说《决议》五十年后还得重做）一起在小范围内被通报了。 《决议》中还有一些其他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 如说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民和手工业的合作化，“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那后来的改革不是在开倒车吗？66 说个体农业向高级社发展“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说大跃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这合乎历史真实吗？说1956年后，“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说1960年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逐

15

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五六十岁以上的过来人能相信吗？对成绩列了那么多数字，为什么就偏讳掉了大跃进对经济和生态造成的损失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等等。

（3）为了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但要“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而且

还要夸大成绩。在“建国三十二年的基本估计”中罗列了一大堆数字，其实即使这些数字经过审计、核实，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只要“面向世界”（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稍作比较，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是这三十年世界发展的最大掉队落伍者。不说政治文明和科教发展，单以经济而论，我们也从1955年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4.7%，降到1980年的2.5%。如果和日本比，那就落后得更为惊人。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人均，1957年我国分别为日本的140. 85%和20. 13%，1965年已分别降到78.32%和10.83%。67 由此可见，正是在《决议》所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我们却大踏步地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拉大了距离。因为日本，还有“四小龙”，都是这个时期先后实现经济起飞的，我们则由于个人崇拜的体制而不受任何约束地在瞎折腾。因此，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就只能理解为没有体验到这十年中普通老百姓的受苦挨饿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的受批挨整，只考虑到为毛泽东和参与其事的其他领导人开脱。

（4）《决议》及其指导思想，有些提法仍然是个人崇拜的思维和逻辑。

例如说，“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或者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68 这就有点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味道。那是否也可作相反的假设？即没有毛泽东，很可能就没有大跃进和反右倾，就不会有人为的三年困难，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反而在经济上一直把日本甩在我们的老后面。又如说，只能承认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否则，就是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不管怎样说，把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划等号总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实在世人眼里，真正给党和国家抹黑的，在更大程度上还是过去的大跃进、饿死人、“文化大革命”等，以及至今在制度上的封建专制、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长盛不衰的偷渡外逃等等。这些才是真正丢中国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其实，这也属于夸张。在延安整

16

风提出毛泽东思想前，难道我们党就没有光辉的历史？从建国前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包括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是否这段历史就不光辉了？“文革”十年举得更高，那段历史就特别光辉？按写到《决议》上的话讲，毛泽东思想只“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实践同样也证明，将它用到现代化建设上，就使中国遭到一系列失败，延缓经济社会发展几十年。（按邓小平设计，中国要用一百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战后日本虽然起点不同却用了二三十年就已成为发达国家。“四小龙”也大致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参加讨论的许多人不赞成再提毛泽东思想，主张只提马克思主义就行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敢于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即胡乔木所说多数同志不赞成的思想），大力抓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老百姓中流行着许多颂扬和感谢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让我们吃上了饭”，“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托邓大人的福”，等等。具有如此胆略和气派的一代伟人，为什么到拨乱反正时就是冲不破个人崇拜的阴影，还要力排众议、坚持作一个仍然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历史决议》？分析起来，大约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信守列宁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和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69（黑体字是原有的）的信条，进而坚持一元化领导体制。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维护这一根本问题。二是要借助钟馗。邓小平复出时并不具备毛泽东的权威，因此就要依靠高层老干部的支持和借助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两者实际又是一回事。长期养成的个人崇拜，确实有点根深蒂固，像陈云所说，“即使毛

70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 所

以邓小平在实际上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时，还得打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三是怕乱求稳。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边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维护党领导的政权，就必须改变总路线和许多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对此，农民自发搞包产到户已经发出了警告。邓小平正是顺应人民要求，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实行改革开放。但在政治改革上，他对形势和干部群众水平有点估计不足，以

17

为对毛泽东缺点错误的清算会影响稳定、搞乱大局。因此不如把问题包起来，赶快作出《决议》，就天下太平了。这就妨碍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和解决专制体制问题，并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其实情况和这种估计并不相同。当时干部群众都是人心思定。只要实事求是、讲清道理、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群众需要，即使有些干部由于思想不通或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叫嚷，但也如同一些反对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经济的“左”派掀不起大浪一样，中国当时是决不会被搞乱的。所以问题还在第四，即为了保护自己。“文革”前的许多事都是大家紧跟毛泽东一起干的，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也就等于批判自己。而且如果真的改变了个人崇拜体制（也就是一元化），那就会直接影响到领导人本身的权和利。这不但是上层，而且也是许多中下层干部都不容易做到的。正是由于上面这些，第二个《历史决议》才要求尽快做出来。

三，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乔木胡绳学派

（一）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是它的创建还是发展，可以说都是和胡乔木分不开的。中共党史学创建于延安整风。而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入了中共党史领域，不但参与了党史资料的编辑和《历史决议》的起草，还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列席了高层有关党史的清算，为史料的积累和对毛泽东观点的领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六年以后，胡乔木奉命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署名发表。71“从此，胡乔木的名字同中共党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公认为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对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72 这也标志着中共党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前，党和国家还没有设专门的研究和管理机构，高等院校也是到1959年4月才提出开设单独的中共党史课。196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规定，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要设置中共党史课。73 但未及展开就开始了“文革”。在十年“文革”中，虽然毛泽东不断讲党史，还提出十次路线斗争之说，不过在那个动乱时期是谈不上什么研究的。后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行，党史工作才受到党中央的空前重

18

视。这时，胡乔木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机会，在事隔三十年后重新担负起党史工作的重任，直到生命的结束。

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胡乔木在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的党史编纂学体系更臻成熟，还在他生前就已形成胡乔木学派。他不仅为中央主持起草了包括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内的许多重要文件，写出了在其门生中著称的所谓“党史三会”（《党的“八大”的基本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十二大的重要成就》）和《党史三论》（《中国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在组织上和行政上领导全国的党史工作，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为杨尚昆兼），主管几个中央一级的专业党史部门如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存在过几年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特别是最后几年，他更抱病指导、主持和修改出版了两部教科书式的正式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还指导编写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所有这些，就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开拓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胡乔木成为中共党史学史上可以超越却不能绕开的人物。

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胡乔木学派，也不能不提到胡绳。这是因为他们在学术思想上保持着传承关系。胡绳也自觉接受乔木的指导，自称是乔木的学生。74 他还长期参与党史工作的领导，出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后来又被提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为乔木的接班人。对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就曾称赞说，“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的空前独一无二的成就”，并主动提出为之写《题记》。所以郑惠说，“胡绳和乔木在这件事情上真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75 两人不但是党史研究界公认的权威，也是受到重视的著名学者。胡绳称胡乔木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76 胡绳也被他的学生称为“思想理论界一代宗师”。“在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邓小平理论等方面， 胡绳的研究是出类拔萃的，其成就即使与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现实和理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77 不管对他们别的方面如何评价，两人都是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一代宗师和领袖，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

（二）对作为党史学家胡乔木的一些看法

19

我和胡乔木很少接触，78 又没研究，所以谈不上对他的什么评论。但是由于要谈党史，就不能绕开他，所以我在前面笔记中已多次引证他和对他有所议论。下面再谈一下学习过程中对他几点比较突出的感受。

1，胡乔木是创建中共党史主流学派的主要参与者

在我们国家和我们党领导的现行体制下，意识形态是由党直接和统一管理的，政治性特别强的党史研究就更是如此。所以严格地讲，党史研究在国内也就只有一个学派，即胡乔木学派。它有专业的行政单位，有从上到下的业务指导系统，不仅这些单位自己从事党史的研究编纂，也还配合党的宣教部门，管理和审查全国的党史研究和涉及党史事件与人物的其他文化、文艺创作，规定全国必须遵守的原则和不得逾越的范围，如坚持两个《历史决议》、垄断重要史料、设置一些禁区等。当然，属于这个学派，自认是乔木、胡绳学生的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各自的见解，但是既属官方学派、又系公职人员，所以在大的方面还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而所谓同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同中央领导保持一致，毛泽东在世同毛泽东保持一致，毛泽东之后同邓小平保持一致。连学派领袖胡乔木也只能如此。下面我们就举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例。

胡乔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本来就是“为了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和“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意图”。79 但从现已公布的邓小平、胡乔木二人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记录看（更不用说没有公布的了，我在当时就曾看到过一些），两人的看法开始时还有些不同。主要原因和表现可能在两方面。一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的了解要远比邓小平深得多，理论上的评价也没有邓小平高。例如他说，“我们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也“不要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毛主席也好，中国党也好，实践的范围，涉及的理论问题，都是很有限的。 那样说是妄自尊大。”80 对此，邓小平也只能说，“这些都对”。81 至于胡乔木提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说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82 经济学，毛泽东没有研究更是公认的事实。对这些，邓小平当然无法涉及，只是在谈到经济改革时说过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83 二是对于毛泽东的错误，胡乔木起初还多少受当时的氛围特别是

20

思想界的影响，因而提得比较重些。像邓小平把“文革”前十年说成“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胡乔木的认识就一时跟不上。连邓力群也曾批评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我曾经给他提过这个意见。他当时很不以为然。他说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84 另外，两人在民主、法制、国家体制等问题上，提法也不尽相同。例如胡乔木主张“国家只能搞代议制”，反对“党领导一切”的论断，85 邓小平恐怕就不一定同意。但是不管胡乔木如何认识，他都严守承上启下的原则，所以最后形成的《历史决议》还是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

这样看来，说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不确切，所以这里称他为“主要参与者”。因为真正给现行中共党史开拓和奠基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被称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在学术上可以说谈不上有多少独立创见，是完全按第一个《历史决议》写的，而这个决议又是经过毛泽东增删修改十余次， “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所以收进了 《毛选》。86 至于建国后的党史，又是主要按邓小平的意见。不过应特别指出，这里提到的所谓胡乔木学派，只是想说明有此客观存在，并不是也不可能评论这个学派，更不会谈论它的专家学者，否则就是太不自量力了。

2，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重大贡献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的贡献已经有大量的权威性论述，这里只想根据个人学习中的体会，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胡乔木使中共党史成为一门完整的独立学科。虽然中共党史主要由两个《决议》（特别是第一个）奠定基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其次是邓小平。但使党史系统化，解决两个《决议》未涉及的大量史实和理论问题，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原有论述作必要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都是在胡乔木的指导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也可以把胡乔木称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第二，胡乔木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由于党史档案的严格保密（拨乱反正时期稍为宽松了些，后来就更严了）和为尊者讳等原则的严格执行，党史中许多问题都是若明若暗或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一般人学习党史就只能

21

读有权看一定范围资料的人的复述，而后者又受到许多规定的限制。胡乔木由于他的特殊处境和经历，对党史的熟悉程度超过了毛泽东（后段）和邓小平（前段）。所以他有关党史的随便谈话都是很珍贵的资料。例如我是从头至尾参加了延安普遍整风的，但在这次改行学党史后，对延安整风还是一片茫然。因为整风的重点是上层，而对上层整风如果不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材料，许多情况还是弄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这本书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成为我写学习笔记时引证频率最高的两部著作。

第三，胡乔木在不少党史问题上揭开了盖子，这就比提供资料的意义更为重大。对此，前面已经作过多次引证。例如他对1945年的历史决议就作了严厉的批评，说它的缺陷 “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而且“对历史事实说得很少??台上只有路线斗争”，等等。87 又如评论延安整风时说，“要我给整风打分，我不会打100分”，“实际上以后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88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他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还揭开了盖子。但是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他起的作用可以说很小，不但没有动摇原有定论，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以第一个历史决议而言，既然有那么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要被定为研究党史不可逾越的雷池，连提出质问和讨论都不行？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胡乔木的揭盖子极不彻底，何况他的主要倾向还不是揭，而是捂；第二，党的主要领导人和领导集体需要的是保持延安整风以来的道统和法统，不容对历史决议有所动摇，而官方学派的专家学者又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作为中共党史学官方学派的领袖，在胡乔木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党史专业队伍，成立了遍布全国的党史工作机构，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发掘和积累了大量史料，还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把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由于它系官方学派，有统一的领导，遵循统一的口径，要求基本观点完全一致，还有权对史料实行全面垄断和对研究进行严格管理，所以使中共党史研究只此一家，别无流派，实际上不允许自由研究和百家争鸣。

3，胡乔木治学和作风上的两重性

胡乔木无论是在党史（也包括其他领域）研究还是思想作风以至性格上都表

22

现出明显的矛盾，有人把这称之为士和仕的矛盾。一方面他还多少保存着知识分子的本性，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礼贤下士和团结爱护文化人的善意。另一方面，长期的经历和所处地位又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护人，甚至在政治路线、思想作风上被中外部分舆论称为“左”倾的主要代表。其实，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在某些问题上也敢于和毛泽东、邓小平争论。遇到适当气候，他还会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勇气。例如“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期间，毛泽东的许多错误论断，包括民主只是手段、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就是他首先站出来批判和推翻的。他也敢于指出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曾批评列宁建立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和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只能导致领袖专政。他尊重知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他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以他为领军的这个学派内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占主要地位的一面。

另一方面，连对他第一个立传的叶永烈都说，“他毕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也曾深刻地影响了他。即在

89毛泽东去世后，‘左’的影子也不时困扰着他。” 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左”

并不始于1957年，而是早得多（连胡乔木也说，“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90）。从1940年出任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起，胡乔木就对毛泽东亦步亦趋地全面学习，从思想到作风可说都学得相当到家。例如毛泽东声言不下“罪己诏”，胡乔木也从来不作自我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他先反“左”，后又反戈一击，发言痛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诬蔑》，说： “斯大林晚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91 后来还写了一篇《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内部文章，我在当时接受批斗时也曾学过。对这些他从无检讨，但后来却特意声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没有参加。”92 又如他在肯定第一个决议时就说， “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 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93 但当批决议时，又无端申明：“毛主席对决议没有做很多的修改。”94 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叫人相信哪一种？再如1977年他根据邓小平的命题和要求，主持撰写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82年在起草“十二大”文件期间又对李慎之说，“不要

23

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95 他在1980年5月28日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讲话时，曾大为赞扬托派理论家比利时人曼德尔写的《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十五至十七章印成大字本分送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但到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却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96 他把周扬批成了植物人，却写出深情怀念友谊的诗。还有一件怪事是胡耀邦说的，“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 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97 现在恐怕也很少人能解其故。

类似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如果说这都只是些“小事”，那么下面再就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影响比较大的问题谈些个人看法。

（三）参与制造和积极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胡乔木的毛泽东情结

胡乔木任毛泽东秘书二十五年，朝夕相处十 年，思想相通，感情融洽，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产生和保持“毛泽东情结”是很自然的。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七一抒情》一诗中就曾写道，“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直到1982年6月1日他七十岁生日所写《有所思》中，仍感念于“红墙有幸亲风雨”。1992年他决定出三卷本《胡乔木文集》， 在第一卷的《序言》中还特别交代，书中绝大多数评论都经过毛泽东修改，现在“编辑成书，既有助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文章和工作作风，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接着深情地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所进步。”98 其实，毛泽东对胡乔木的恩惠岂止指导作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发挥。还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才做毛泽东的秘书两年，就已被毛派去代替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所担任的中宣部长，建国后更成为掌管全党和全国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保持党的一贯文统（文件起草和把关）、把舆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著名的一枝笔，99 胡乔木更进一步得到重用。不但全面掌管意识形态，在党国大事中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即使在逝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很大，例如专门设有整理他文稿的班子，这在政治局委员一级领导人中就很少见。所有这些，自然都与毛泽东有关。所以，只要中国政治

24

和意识形态需要大树毛泽东，胡乔木的地位和影响也就必然会持续下去。

胡乔木把宣传和维护毛泽东当作了他的终身任务，确实也做到了鞠躬尽瘁。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出于中国传统的报知遇之恩。由于他对毛泽东了解深，有时也有所议论，但绝不允许别人对毛泽东表现不敬和尖锐批评。遇见这种情况，他会大动肝火，坚决起而捍卫。他崇拜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二人的思想一致。现在想来，从他到延安直至去世，概括对他的印象，主要还是一个“左”字，而且是越来越“左”。所以在他主管下的党史研究，也就只能在延安整风时规定的框架内活动，实际上仍然离不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胡乔木治党史更多地是在为个人崇拜服务

像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家，说他搞个人崇拜（迷信），人们也许不容易理解。其实个人崇拜倒真的往往是理论家们鼓吹起来的。积极搞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日丹诺夫，理论水平大概要比胡乔木高的多。一再说自己就是要搞个人崇拜的刘少奇，水平也不见得比胡乔木低。是否搞个人崇拜，也不能只看表面，主要还是看他的实际言行是否合乎我们在上一篇笔记《延安整风开始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列举的那几条标志。而且要掂量其主要倾向，因为谁也不可能同每一条都完全相合。胡乔木有时批评毛泽东就很厉害，在某些问题上还有点看不大起。但他的主要倾向是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的。对此，上述笔记中已经有多处提到，下面再举几个较明显的例子加以说明。

（1）《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宣传个人崇拜的标本

至今仍被称作“公认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100 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基本上甚至完全是仿照被称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还真有点“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一篇四五万字的文章，提毛泽东的名字竟有124次，其频率和比例大大超过《联共党史》（约33万字）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共提列宁斯大林650余次，还以列宁为多）。《联共党史》还不同次数地提到十余名其他中央领导人如莫洛托夫、基洛夫、加里宁等。而《三十年》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除作为反面人物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外，其他人基本不提。对于长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和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的张闻天，还一再进行不指名的批评。如暗示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抗战时期又“在他们所负责

25

的工作中擅自执行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他个人崇拜的表现，包括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夸张（如说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已能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说1930年前，毛泽东不仅制定了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总路线，还对各项具体政策都做出了重要创造等）；窃功诿过（如说反四次“围剿”的胜利是根据毛的战略，说瓦窑堡会议后毛一次传达报告就“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却只字不提富田事变和西路军问题，把红军人数的减少完全归于“党内的错误的领导”等），各种过分颂扬可说举不胜举。另外，《三十年》也没有忽略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恩与歌颂（文中提到斯大林15次，仅次于毛泽东，说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强调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

这里应当稍作说明的是，胡乔木以《联共党史》为样本写《三十年》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01所以胡乔木也就按《联共党史》写斯大林的办法写毛泽东。在学习《联共党史》和学苏联上，胡乔木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主张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材料，胡乔木就提出报纸也要像《联共党史》那样办成人民的教科书。他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就像《联共党史》一样，应该是章章都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102 建国后，毛泽东提出，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03 提倡全面学习苏联，胡乔木就要把“学苏联”定为中宣部的工作重点，并同主张重点“抓思想”的陆定一发生争论。104 他在苏联养病时，找我谈话也多是有关学苏联，一次只是专门了解一下五一和十月革命节莫斯科参加集会和狂欢的群众是如何解决上厕所问题的。回国后还写信，要我和使馆研究室多给《人民日报》写介绍苏联建设经验的文稿。（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延安整风并没有反对“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

（2）胡乔木在“文革”后仍积极维护个人崇拜

“文革”结束不久，胡乔木即处于党史界的统帅地位，他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宣传和维护。

胡乔木在“文革”中也曾一度遭到“四人帮”半点名地批判，但他同毛泽东的思想感情还是相通的。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在积极提倡阶级斗争和夺回“失掉了的政权”的时候，胡乔木就填词呼应：“领袖语，牢记起，百年大计争基础??”

26

（1965年3 月，《梅花引·夺印》）。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也显得与众不同，更多地以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己任。当他“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曾愤愤然地说：这是‘分裂党中央’”。“他也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异议的人。”“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后，他谈到一段个人的想法时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否则就会“犯很大的错误”。105 他在此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还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06

胡乔木为了维护毛泽东，对他主管的宣传抓得非常紧，做到了有“偏”必纠。例如1980年11月5日写给胡绩伟的信说，“近来常看到这样一种反映，即毛主席的论点在报纸上一点一点地批判否定掉了。”他列举了三种原因，一是批判稍显频繁；二是批判多用否定式，只讲不正确的一面，“如从正面论述，说得较为周到，印象就可能不一样”；三是“没有或很少正面宣传毛泽东同志的一些现在仍应宣传的正确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后来是否被他本人的言行所推翻”。 他认为，“这是我们宣传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深思熟虑。”107 这就是要正面宣传毛泽东，连那些已被推翻的观点。如第二个《历史决议》虽明确指出，毛“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但还是要多宣传他如何谦虚谨慎、关心群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等。连毛泽东最明显的错误，胡乔木也为之辩护。例如把造成1959年庐山会议不幸的责任想方设法推给彭德怀，说：“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自尊心过于强烈??如果彭德怀注意提意见的方式，这次会议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108 又如毛泽东1953年9月对梁漱溟从内容（毛的农村政策是造成现在称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批判，胡乔木也

109“在这个问题上要为毛主席说几句公道话”。 诸如此类的辩护实在显得太过分

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日益兴起的新一轮个人崇拜宣传和造神造假运动，党史研究的禁区越设越多，控制越来越严，都是同胡乔木及其学派分不开的。这里再谈一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小事。1985年，为纪念张闻天八十五诞辰，“张闻天

27

选集编辑组”经请示批准，筹备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为此，张闻天夫人刘英特约同在庐山受难的李锐写篇文章。李在初稿中除肯定张闻天发言的内容和精神外，还批评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无情打击和挖苦讽刺。110 文章送给胡乔木审阅，胡看后找编辑组同志谈话，声泪俱下地大批李锐的文章是 “攻击毛主席”。说他“一看之后，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一直做噩梦，颈椎麻木”。说李锐和王若水、黎澍是一伙的，“李锐比王若水还要王若水。” 还批评编辑组的同志： “你们不能成为张闻天的信徒、张闻天派。不要把张闻天神化了，把他捧那么高，他是犯过错

111误的。” 这里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同打压和迫害张闻天三十多年的毛泽东可

说是完全相通的。

总之，由于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受胡乔木的领导和影响，竭力适应领导上的政治需要，所以至今仍未走出个人崇拜的阴影。在乔木胡绳学派的主持和控制下，中共党史学要进一步成为一门科学，将是很困难的。

3，胡乔木治党史主要还在为当前政治服务和紧跟领导 （1）关于党史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问题

以党史学这样政治性强的学科，为当前政治服务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这样做的结果，不只是胡乔木所承认的：“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杀”，112 而且还会把党史变成一块面团，捏来捏去和翻烧饼，一些历史人物，也是今天捧上天，明天踩入地。胡乔木在一篇题为《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的谈话中强调“要好好写一写人物”，提到：“李大钊在党内有特殊地位，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写。”“周恩来对党的历史关系太重要了，要写。毛泽东也可在大革命失败后写。他在前边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113 那为什么作为中共党史“奠基作”的《三十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只顾写毛泽东，连李大钊一次也不提。如果说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超出第一个《历史决议》，那么“文革”后思想提高了，认识改变了，为什么不能对先前这种不正常的作法进行点检讨和修改呢？还要把充满个人崇拜精神的《决议》定为研究党史的“准绳”，把《三十年》封为“奠基作”？胡乔木在另一个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当然要实事求是，同时也不能不顾全大局。”114 这就是说，实事求是和顾全大局不完全是一回事，有时为了顾全大局就不能实事求是了。因此，明知隐瞒事实、为

28

尊者讳、设置禁区、伪造历史等制造和维护个人崇拜的做法违背实事求是，但为了顾全大局（也就是保持党领导体制的道统和法统），还得那么做。

更重要的是，“当前政治”又经常在变化，那么为其服务的党史也就不能不跟着变，写好的党史著作和作过的报告也只有不断增删修订，结果就使党史这门学科真的成了胡适说的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得过一阵换装一次。例如斯大林在世时，我们错误地跟着苏联反托派，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反对汉奸、托派、特务，就成为那时的重要政治。延安整风开始，王实味被当作托派、国民党探子揪了出来，引发出一场遍及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不知造成多少托派冤案。解放后的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生日），曾一举逮捕约五百名大小托派，不少人冤死狱中，幸存者也坐牢近三十年才在苏联为托派平反后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党在对托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却从来没有作过自我批评和明确表态，弄得很被动，对有关的问题和人物大多含糊其词，实在不行，就偷偷摸摸作点修改。例如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作《论鲁迅》的讲演，其中谈到，“托派为汉奸组织，直接拿日本特务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115 此句因过于荒谬，重新发表时竟被后人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掉了。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建国后大的政治变化就更多了。单是毛泽东当政的二十六年就有：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很快变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然后是反胡风、反右派、反“反冒进”、大跃进和公社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四清”整“走资派”、反修防修和备战，直到“文化大革命”。党史为这些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怎么个服务法？跟着这种政治跑怎能成为信史？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中的一项——“顶住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的提法能站得住吗？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不是已被胡乔木自己否定了？另外，把“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算作产生“文革”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太牵强了，照此写党史也只能是胡乔木说的“实事求是不够”。

（2） 关于“惟上”还是“惟实”的问题

惟上和惟实不一定矛盾。领导意见不见得都不实事求是。所以“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问题是，“上”和“实”之间发生矛盾时，党史学应该如何面对。中国党的规矩和胡乔木及其学派的以往做法，都是以唯上为主。延安整风时就是党史跟着毛泽东的思想走。他的想法变了，党史也就跟着

29

变了。例如毛泽东一直是肯定四中全会的。直到1943年“九月会议”中间，他听了康生的发言后才一改过去的说法，认定四中全会起“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116 于是大家就随即跟上。刘少奇也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

117有莫大的罪恶。” （但刘少奇、任弼时正是在这次会上被新选为政治局委员的。）

从此以后，胡乔木及其学派就一直按毛泽东的定调写党史，而且越走越远。对四中全会，毛泽东的结论只是说，由于“经过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118 而胡乔木却直到1990年还说，“四中全会是夺权。”119 这不等于说国际和中央在夺下级和自己的权。毛泽东发明和提出了“两大宗派”（但为留有余地还未将“宗派”写进《历史决议》），因此胡乔木在谈那段党史时就总是讲“两大宗派”、“王明中央”、“王明小组织”、“王明一派人”等。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党史（包括领导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也就照猫画虎一路写了下来。

胡乔木及其学派的“只惟上”、“不惟实”，还可以举一个修改党史的有名案例，就是我在前边一篇笔记中所谈过的关于张闻天的总书记问题。胡乔木参加过延安上层整风，对1931年后的党史了如指掌，所以张闻天的悼词送审时他亲自加了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此后他在答复夏衍的信中引证《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费侃如的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120 但是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从1955年苏联交来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部分档案中翻出一份陈云认为是他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里面提到会后常委分工确定张闻天“负总的责任”。对这一前后矛盾、改写党史的问题，121 胡乔木很快就改变态度，紧跟上去，还特意写信给陈云，表示经过他“考证”，明确了陈云传达的时间。122 从此，在乔木胡绳学派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史著作中张闻天的总书记就一律变成了“总负责”，否则难免受到严厉指责。例如上引胡乔木斥责李锐的谈话中就提到，“还说张闻天是总书记。中央文件都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总书记嘛！这不是混淆视听吗？”虽然不知道胡乔木说的中央文件何所指，肯定张闻天是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的《悼词》和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 的调查报告》等算不算中央文件，反正李锐文章发表时已不得不将总书记改成了“负总责”。这也是“舆论一律”的一例。

修史上的“惟上”，也是皇权专制主义传统的表现。延安整风以后的毛泽东，

30

不但可以为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定性，而且可以进行修改和增删，使一些事件和人物或者变了样，或者消失了。不但毛泽东时代，党史只能按他的指示精神编撰，就是在毛泽东后，由于仍然要维护个人崇拜，所以从前的精神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一个转折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张闻天，在延安整风后的党史上就消失了，即使在平反昭雪后也还是受到轻视。有关事例很多，除前引胡乔木的指责外，自称“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胡绳，也竟在纪念遵义会议的长文中，只字不提作“反报告”、起草决议、当选总书记的张闻天。无怪乎也是老延安的曾彦修批评说，“有学者型的大人物胡绳写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论文，全文未见张闻天三字，这叫什么实事求是呢？”123 不但党史，而且个人崇拜的威力也影响到古代史。被批判了两千多年的秦始皇，自毛泽东为之翻案后，已不只是“千古一帝”，还被捧为“英雄”。

4，胡乔木与党史中的延安文风

延安整风中批判了党八股，却形成了一种延安文风，影响深远，至今不衰。胡乔木紧跟毛泽东参与了这种文风的创建，自然也就把这种文风带到了党史中来。这里不准备也无能力谈论整个延安文风，只想就反映在党史材料中较突出的现象列举几件事例，中心意思仍如胡乔木所说，“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124（其实岂止不够）。

一是只下结论，不讲根据。这种事，前面已提过不少。例如学习党史时最令我困惑的是，遵义会议后怎么一个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硬是被说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三人军事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却要说是“毛泽东为首”？无论什么场合，只要有毛泽东出场，他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所有这些，我始终未看到根据，而且我相信永远也提不出什么根据。在继续维护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种缺乏根据的史实论断还会不断制造出来。上述胡乔木所引费侃如1980年的文章就已批判过的毛泽东提议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之说，2002年经中央批准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又原封不动地加以重复。125 又如胡乔木断言“四中全会

126上王明实际上做了总书记。” 其实，当时王明只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之一（另

为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连个候补常委都没捞到（被周恩来阻止，只让他做江苏省委书记）。官修党史一直肯定他控制中央领导达四年之久，却就是不讲事实，不提根据。

31

二是模糊史实，隐蔽真像。这类事例更多。如近几年要恢复北京古城墙，动员大家献旧砖，但绝口不提城墙是谁决定拆的。人们长期错怪彭真。我也是最近才看到一个材料，得知原来是毛泽东。理由倒不是为便利交通，而是由于它系统治阶级为对付农民起义而修。在这种“革命精神”下，全国的大小城墙很快就所余无几了。又如1938年政治局的“三月会议”明明是长江局的集体建议，却被写成王明“以通知性的口吻，单独决定下一次会议的议程并规定会期不超过两天。”127 没有专门研究党史和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只能信以为真。特别是我们多次提到的篡改党史的最大冤案之一的西路军问题，至今仍是隐瞒真象、故意搅混，曾引起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愤怒和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评。此事颇有代表性，不能不多说几句。

1937年3月，与两万多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同时，延安正在开会批判张国焘并连及许世友等一批四方面军将官。同年12月，毛泽东接见原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谈到，“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陈云、徐向前、李先念都一直不敢申辩，直到1982年才提出澄清，证明西路军始终都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但1991年7月在乔木、胡绳直接指导下写出的党史，仍有意含糊其词，因此激起李先念的愤怒，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为什么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命令西渡黄河的’??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将士吗？” 在指出党研室既存有澄清问题的档案又可看到有关的公开材料后质问道，“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还说，“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128 在李先念严正批评后，该书只好改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但总还要在后面一段加上一句不大连气的话：“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129 2002年新修订的党史第一卷仍沿此写法。这当然会使后人弄不清楚导致两万多红军被歼的主要责任，是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张国

32

焘路线的破产”，还是徐向前等人后来描述的由于中央军委给的任务“飘忽不定”，战略指导和战术指挥失误。130 这还会使西路军问题成为党史上长期解不开的一个谜。

按上述精神和文风写出的党史，许多事都只能是真像不明、真假难分。 三是与时俱进，修改旧作。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一枝笔，起草和修改文件尤为特长。他也以此自诩。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他就对耀邦说，“你是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131 无论这些话说得是深是浅，延安整风后许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文稿不少系他起草和整理修改确是事实。他起草的文件，自然得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领导意图，但也具有一定的个人因素。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我们前面谈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上。又如他起草的处理华国锋的决议就过分严峻，经胡耀邦改后才缓和了些。决定耀邦下台的1987年“第19号文件”，耀邦就认为对他是“羞辱”，说，“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还说，“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李锐认为，这个要求带有遗嘱的性质，因此在1989年4月19日的中顾会支部会上正式提出要求转告中央。132 由此可见，在中央文件中也是可以弄虚作假的。

毛泽东的文稿，不少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整理修改。他们的作法是，对毛的旧稿、发言提纲、谈话记录等，按毛的现在思想认识加以修改或铺叙成文，再送毛审定。有的文章还会发表一次改一次。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还未提及“特务文艺”和“日本党、汪精卫党??”之类，抢救运动后变成《整风文献》就加了这两段。等编《毛选》时大概觉得不雅，又删掉了。其他文字意思上的修改也还很多。胡乔木自己就说，“收入《毛选》的文章，几乎都改过。”133 只是有的改得多，有的改得少，有的干脆从新整理、近乎新作，目的都是要显示一贯正确。所以有些党史专家著文讲述“编毛”或“编邓”，这个“编字就用得非常恰当。而胡乔木等人确也能妙笔生花，不仅可以把一个只有简单提纲的谈话整理成一篇正规文章，既完全表达出毛泽东的意思，又保留毛的一定文风。但也难免体现他自己的因素，减弱毛的风格。例如《毛选》上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有删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貌；放在前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经过大砍大改重新整理，就有点面目半非。正如有的领导同志所说，

33

乔木的短处是没做过实际工作，不懂经济（加上毛泽东也正好不懂经济），所以他整理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就不大内行了。例如一直被评价极高的《论十大关系》，前后整理过好多遍，历时二十多年，却既未起到实际作用（此后并未重视农轻和沿海，反而演变为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而且文章本身也缺乏定性定量分析和可行性措施。《毛选》第五卷本来也由胡乔木主持编辑，并且“一篇一篇地改定后，送邓小平最后定稿”。134 但因中途出了个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李鑫夺了权，还批他篡改毛主席著作。结果歪打正着，李鑫主持编的《毛选》五卷倒还保存和公布了一批宝贵资料。如果仍由胡乔木主持，那么像批梁漱溟的那篇文章，就会或者不收，或者改得面目全非。现在的官方党史和《毛泽东传》等对此事采取“讳”的办法，就是证明。其他还有些材料如批刘少奇、杨尚昆，定胡风为反革命，甚至某些反右派文件，都可能被弃置。这也是后来对第五卷造成既不愿意承认（已绝版），又不敢否认的尴尬局面的原因。

胡乔木后，这种风气丝毫未减。他的门生们整理编辑《邓小平文选》就是依样画葫芦，而且删改得更快，见报不久的谈话，收进《文选》时就作了修改，使原来写文章引证过的人必须跟着改，才算合法（因国家规定引文根据新版）。这还不算，更不应该的是，不加说明地擅自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稿。例如编辑出版毛泽东的文集，不仅按维护个人崇拜的原则，大加弃舍，还对一些收进的文稿进行删改。135 而且不只对毛泽东，对其他人就更放手了。例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杨尚昆去世后三年用他的名义编出来的《回忆录》，不少事就和他生前说的不同，甚至相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修改发表过的文献极不以为然。至于删改已去世者的文章，更可能是世界少有。

四是永远正确，不留余地。延安整风创建了一条必须遵守的不成文规矩，就是批评者掌握着真理，不容被批评者辩解和反驳。胡乔木当时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教条和裤子》，就有这种味道。由于先使大家产生原罪感，所以对来自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批评就只有检讨而无由答辩了。例如决定对某人进行批评或斗争时，先就预设了前提和结论，而且相信大家只会跟上来，不会有不同意见，更不会有反驳，否则他们必定犯“众怒”，遭围攻，还可能加重处分，甚至丢掉饭碗。萧军就曾因主张王实味有答辩权和持有一些不同意见而下乡种地当了老百姓，两年没吃公粮。另外，延安整风还开创了一个传统，就是把事后的想法说成是先前

34

的认识，还理直气壮，使之成为定论。例如毛泽东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分化两个“宗派”，就属于这类。后来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论断越编越多，而且不断宣讲，不容深究，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突出的事例，也许要算多年后提出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这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开始讲，后来不断重复和强调的。胡乔木也就闻风而动，一改从前一切学苏联的主张，强调中国党和毛主席同共产国际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尖锐的斗争。136 “文革”后正式出版的党史，又都据此给延安整风追加上了一条新的内容，即“破除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137

五是权威自居，专横武断。乔木胡绳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论述、资料管理等的垄断，是在党中央决定和领导下进行的。单就此而论，以权威自居既是事实，似乎也说得过去。但这样一来，就等于真理受到垄断，学术完全变成政治。我自学习党史以来，感触最深的可能就是这种垄断和武断。这在上述各篇笔记都曾谈到，例子也举过不少。因为这种权威的面孔和武断的定论，实在不能令人心悦诚服。所以这里还要举几个小例子。胡乔木说的，王明中央“跑到中央苏区，把原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统统拿下来”，138 就属于极端的夸大和武断，因为他举不出拿下了哪些人，更不用说“统统”了。又如他还对白修德拍着胸脯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他们（指毛泽东和江青）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住在一起，长时间不住在一起，甚至很长时间不见面。”毛江结婚近四十年，据我研究（头二十年多少有所了解，后头不到二十年有诸多材料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即相对而言，只有短时间不在一起，长时间反倒在一起。他又说，“总之，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对江青非常厌恶。他完全了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质。”139 照他这样说，江青怎么能进政治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始终没有像陈伯达、王关戚之流被拉下马来，还几乎当上了党的主席？胡乔木还断言，彭德怀住在医院里和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受摧残，藏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都不知道，甚至“周恩来也不知道”。140 这又是极端的武断。有些连毛泽东自己也是公开承认的。例如对贺龙，他就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141 周恩来也说，“我没有保住贺龙啊！” 因感内疚（是他把贺从西花厅送去西山的），连向贺龙遗骨鞠了七个

142躬。 胡乔木肯定毛泽东不知道，就不禁令人想起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 这类武断的例子确实俯拾可得。例如前一阵看到一篇文章，说

35

毛泽东“是一般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针对有些传言“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写的”，于是断然下结论说：“这全属无稽之谈。”143 我虽初学党史，知之甚少，但我就知道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八大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还看到胡乔木说，“当时以毛主席名义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不能说成全是毛主席的著作。大部分稿子是李富春写的。”144 我在延安也还知道写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个起草和讨论的班子，其中就有张闻天。这些大约起码不“全属无稽之谈”。另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收的许多外交礼仪性的文书，特别是宴会致词和贺电之类，多系外交部起草，毛极少修改，大多圈阅同意、采用原件。这类文书，我就经手不少。可见毛泽东署名的文稿不一定“他总是自己写”。

六是绝对化和箩筐主义。所谓绝对化，就是对人和事的看法和定论只凭一时一事，太不客观，被认为好的人就一切都好，错误隐掉或变成好的；被列为坏的人就生来坏，没做过好事，即使做过也属用心不良搞投机。林彪以前，曾经桂冠满头，到处奉承；出逃后，历史一下变黑，连打仗也不行了。还有些人，不算坏人，但又不宜宣传，就设法把他从历史上抹掉，以免影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胡耀邦在干群中威望极高，但就是不准编辑出版他的文集和别人写的纪念集。赵紫阳就更是谁提谁犯错误，弄得似乎历史上没有这个人。党史上的所谓箩筐主义，就是机械分类、各有箩筐、好坏分明。好人的箩筐，尽给放好的东西；坏人的箩筐，有坏的东西都往里面装，两者都是多多益善。例如康生，以前总还做过些好事，还颇有才华，但定为坏人后就一件好事都没做过了，即使不是他做的坏事也都扔到他的箩筐里。这类事例太多，人们也见过不少。只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还在进一步发展。

以上列举体现在党史学中的延安文风，描述的不一定准确，也不能说主要内容就只有这些。其他如有些人提到延安文风的表现：自设逻辑，把话说死，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等，在党史研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最后必须强调说明的是，乔木胡绳学派的学者，并不都是如此。对党史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就不在少数，多数党史工作者也是在埋头苦干、做出了成绩。但总的说来，作为这个学派，始终没有跳出个人崇拜的羁绊，也不能不遵守历来规定的许多清规戒律，因此不会身由自主地采取历史主义的和实事求是

36

的态度，只能在那个固定的圈子里转，这就必然要或多或少具有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文风。

1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9页。 2

这是蔡和森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在中山大学所作的报告，经向警予整理成册，油印出版。 3

这一报告作于1927年9月，后来刊登在北方局办的《顺直通讯》上。 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张闻天1936年在红军大学的讲义，是受中央委托编写的，第二年即铅印出版。曾经是建国前各解放区各类学校通用的重要教材，为好几代革命干部所学。 5

胡华：《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419页，附介绍文章二。 6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0页。 7

毛泽东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和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3，223-232页。 8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0-131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9-201页。 9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26页。 1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73页。 11

当时说明是“原则通过”；七届一中全会1945年6月19日讨论决定继续修改，8月9日一致通过，但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又作了重要修改。 12

指1940年10月前后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有“日蒋联合夹击我军”的危险，因此计划先发制人，抽调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的后方河南、甘肃等地去。经请示，莫斯科不同意。随后的皖南事变更加深了这一分歧。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四章《政策分歧的由来》；郭德宏主编：《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第223，225-226，237页；（德）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版，第54-56页。 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页。 14

叶永烈：《胡乔木》，第39页，记谷羽的回忆。 1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5页。这虽属别人的代拟稿，但经他本人审过。 16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于1942年3月，4月被毛泽东指为“托派”后，才遭到围攻批斗。见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175页。 18

分别见《六大以来》（下），第147和210页。 19

《任弼时年谱》，第380 页。 20

见《任弼时年谱》和《陈云年谱》（上）。 21

《任弼时年谱》，第406-407 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6页。 2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5页。 23

《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26页。

37

24

康生在1943年9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4页。刘少奇9月21日才阅读王明小册子并写阅后感。见《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1页。 25

毛泽东：《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1941年九月会议前），另见1942年2月21日致周恩来电；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32页。 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6页。 27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大以来》第1183-1184页。 2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2、49、48页。 29

这是1965年5月毛泽东为他“九篇文章”定稿时确定的时限，标题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 3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 31

有关文电，参阅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章《血战河西走廊》。 3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第197页和240页“注19”，1991年版，第198页。 33

《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97页。 34

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553页。所提李文林，原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后被当作AB团遭捕杀。 3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15，323页。 3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81-182页。 37

参阅许全兴：《为毛泽东辩护》，第186-19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3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6页。 39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也把建国后称做中共党史学的“成型期”。不过它把这个时期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就不免太长了些。所提“主要标志”也显得散乱，特别是对被视为“新中国第一本开创性的党史简明读本”（《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编后记》）和“公认的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重视不够。 4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4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 4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页。 43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4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25页。 46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47

参阅（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第1336-1338页。 48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0页。 49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50

例如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6页；毛泽东1943年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83页。 5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138，146页。 52

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同舟共进》，2004年8 期。 53

分别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43页和158-184页。 54

邓小平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还说，“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5-306页。 56

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5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页，同邓力群、吴冷西的谈话。

38

59

《邓小平文选》，第293页。 6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8页。 6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9，751页。 6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3页。 63

凡出自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引语，均不作注。 64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 6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4页。 66

邓小平就把农业单干称之为“飞跃”。他说，“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 67

转引自王柄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原注出处为“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 68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2页；《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页。 69

列宁：《论两个政权》，《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70

《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85页。 71

原为刘少奇“七一”报告起草，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以胡乔木本人名义发表。 72

《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与拓展》，《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5日；另见李铁映：《在〈乔木文丛〉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5月22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后记》。 73

见张静如、廖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 74

胡绳：《纪念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载《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75

以上见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54页。 76

胡绳：《纪念胡乔木同志》。 77

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89，208页。 78

我同胡乔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些接触。一是他在莫斯科养病时常找我这个使馆研究室主任谈点国际问题和苏联情况，后来还通过信。二是我回外交部工作后曾有几次被找去起草有关外交的文件。另外，1979年我还是他所领导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的成员。 79

《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与拓展》。 8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7，79页。 8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8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7页。 8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84

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回忆胡乔木》，第3页。 8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5，109页。 8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 87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7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7，85-86页。 88

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1页。 89

叶永烈：《胡乔木》，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 90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52页。 9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87页；叶永烈：《胡乔木》，第141页。后来他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又批评毛泽东1957年后，“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风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见《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68页。） 9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页。 93

1991年11月7日的谈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2页。 94

1980年7月18日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86页。

39

95

分别见程中原：《邓小平一锤定音 胡乔木再度复出》，《中华儿女》2004年第7期；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96

吴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7页。 97

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98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1页。 99

据李锐转述胡耀邦的话说，他在中组部工作任上时，中央要撤换张平化的中宣部长，让他推荐人，他就提了胡乔木。“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枝笔。”（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但后来有些人把胡乔木说成“中共第一枝笔”，恐怕讲不通，因为还有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 100

1999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载《乔木文丛》编辑组：《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和拓展》。 101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页。 102

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载1943年1月26日《解放日报》，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三卷时标题改为《报纸是教科书》。 103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64页。 104

见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10页。按，当时陆定一任部长，胡乔木任常务副部长。但据于光远说，常常是乔木主持会议，定一参加。 105

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01，235-237页。 106

于光远：《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见《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07

《胡乔木通信集》，第293页。 108

《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3-214页。 109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页。 110

李锐的文章题为《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登在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忆张闻天》一书中，发表时作者照顾到胡乔木的意见不能不略有修改。 111

胡乔木1985年5月6日在南长街家中接见“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培森、施松寒的谈话。原有录音，他看到后发了脾气才关掉录音机。 112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113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48页。 114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5页。 115

原载1938年《七月》第十期。1981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时竟将此句删掉。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时也只说“根据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印”，隐瞒了作者去世后擅自删改他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的作法。 11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4-225，294页。 117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31页。 118

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421页。 11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9页。 120

《胡乔木书信集》第311页。按费文不但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为“历史本来面目”，而且批驳了张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还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的说法。 121

详见本书第二篇。另见《遵义会议文件》，第73-74页。 122

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第608-609页。乔木紧跟陈云，事例很多，如陈云1989年提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我看，没有过时”（《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胡乔木随即响应说，《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五大特征和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基本论断，至今仍然适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670页）。 123

严秀：《依然是“论中出史”还是“史中出论”的老问题》，见《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124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4页。 12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2002年版，第491页。有的书上说是根据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但是若相信这种个人崇拜高潮时期的说法，那也应承认江青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和鲁迅相提并论的两大旗手之一了。

40

1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页。 1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519页。 128

马长虹：《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一封信》，《北京日报》，2004年8月23日。 1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19页。 13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 131

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132

《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78，303，274页。 13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8页。 134

此处及以下情况，参阅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82-184页。 135

对此，上引于光远书中也说，胡乔木整理时“加工可能多了些”。再举一个小例子，《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指示》。《党史资料》原先所载，有对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刘海粟的评语（说齐陈“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而且“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只有徐悲鸿、刘海粟“学过西洋画法”。见《毛泽东大观》，第666页）。在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5页，还注明“根据手稿刊印”）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19页）时却把这些给删掉了，弄成了两个版本，一看就会感到后者可能是造假。 136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137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5页。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第70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 13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页。 139

以上见《胡乔木谈中央党史》，第217-218页。 140

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4-215页。 14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6页。 142

《周恩来传》（四），第2139-2140页。 143

见《百年潮》2003年第12期，第4页。 14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页。

41

1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6页。 1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91年版，第519页。 128

马长虹：《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一封信》，《北京日报》，2004年8月23日。 1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219页。 13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 131

李锐：《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92页。 132

《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278，303，274页。 13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8页。 134

此处及以下情况，参阅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82-184页。 135

对此，上引于光远书中也说，胡乔木整理时“加工可能多了些”。再举一个小例子，《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指示》。《党史资料》原先所载，有对齐白石、陈半丁、徐悲鸿、刘海粟的评语（说齐陈“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而且“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只有徐悲鸿、刘海粟“学过西洋画法”。见《毛泽东大观》，第666页）。在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5页，还注明“根据手稿刊印”）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19页）时却把这些给删掉了，弄成了两个版本，一看就会感到后者可能是造假。 136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7页。 137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15页。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第70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788页。 13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7页。 139

以上见《胡乔木谈中央党史》，第217-218页。 140

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4-215页。 14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76页。 142

《周恩来传》（四），第2139-2140页。 143

见《百年潮》2003年第12期，第4页。 14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页。

41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hmz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