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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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一、《诗经》概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传统是极为悠久、丰富的。远在二、三千年以前，我国诗歌就巳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标志这一成就的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这部书，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连带诗篇的约数称作《诗三百》，《诗三百篇》，最初并没有“经”这个尊号。所谓《诗经》，是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以后对它的称乎。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对有关《诗经》这部书的一些问题，概括地做些介绍。

二、《诗经》的分类、作者和年代。

首先讲《诗经》的分类。我们打开《诗经》，就可以发现《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是按照风、雅、颂三类编排的。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古今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解释。

如有的人就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与诗歌的内容、用途有关，有的就认为与诗歌的来源、作用有关，等等。后世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诗经》的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是配乐歌唱的，它们在曲调上的特点不同，因而作了这样的归类。后来乐谱失传；仅留歌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过是一部乐曲歌词的底本。

那么，风、雅、颂又各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下面我们适当介绍古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也谈一下近代人比较一致的意见。 关于“风”，最早提出解释的是《毛诗序》。《毛诗序》是，汉代用儒家思想解释《诗 经》的一篇作品。它是这样解释“风”的：

“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这段话的大意是：风是自然界吹动万物的风，同时也是借用来作为风教的风。所谓风教，是封建统治者推行和宣扬封建道德来感化人民，就称为风教。当然，我们今天从人民立场上来看，它不过是束缚、麻痹人民罢了。过去统治阶级讲究风教，用封建道德对人民进行教育，给予感化。“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意思是说用风教来感动人，来教化人。“上以 ，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上是指在上位者，即统治阶级，下指老百姓。整句的意思是：在上位者可以用风来感化在下位者，在下位者也可以用风来讽刺在上位者。“主文而谲谏”，意思是用文饰过的语言来进行委婉的劝戒，也就是说可以不直言过失，而加以委婉的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说话的人可以免去得到罪过，听的人又可以受到劝戒，所以就称为风。

按照这样一种解释，风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风教，或者叫教化的意思，二是讽谏，讽刺的意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君主要对臣民施行教化，臣民要对君主进行讽谏，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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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是利用诗歌的形式来进行的。利用诗歌形式的好处，就是委婉、含蓄，都容易接受，正象自然界的风能吹动万物一样，它也容易感动人心。所以起这样作用的诗，就叫作“风”。显然，这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观点，是对“风”字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是根本不足为据的。

提出另一种有代表性说法的是宋代的学者朱熹，他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当时比较大的学者。他在《诗集传·国风序》中说：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风，是指民间流传着的歌谣作品。为什么称这些作品为‘风’呢?是因为人民受到统治者的教化而受到感动后有所表示，而他所说的又是很感动人的，这就象万物因为风的吹动而发出声音，而声音又足以摇动万物。朱熹的看法，我们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他肯定了“风”指的是“民俗歌谣”。但他也把它与封建教化观点联系起来，并没有完全突破汉代人的牵强附会的观点。因为无论是汉代人的解释，还是朱熹的解释，他们都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坚持文学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观点。因此，他们总是要把《诗经》里面的作品和所谓统治阶级的“风教”联系起来。

宋代另一个学者郑樵，他在《通志*序》中提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这段话的意思是：各地的乐调叫“风”，朝廷上演奏的乐调叫“雅”，统治阶级祭祀祖先时庙堂里的音乐叫“颂”。

郑樵的这个说法已经是比较符合事实了。据近代人的研究和考证， “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它和“风教”的“风”没有必然关系。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 “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意思是到了太子长琴这个人时，才开始作乐风。晋代人郭璞对此文作注说：“风，曲也。”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另外我们从《诗经》，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诗经》中《大雅*嵩高》最末三句写道：“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按照，旧注解释，意思是说：吉甫这个人作了颂诗，诗的篇章很长、很美，所配的曲调也是很好听的。这里的“风”字也是作曲调讲的。又如《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有一次，一个名叫钟仪的楚国人在打仗当中被晋国俘虏了，钟仪的先人曾作过乐官(管音乐的官)，晋侯就让他弹一下琴。于是钟仪便“操南音”，即演奏南音。晋侯把这件事告诉了；范文子，范文子听了此事后，就夸赞说：“楚囚君子也，言成先哲，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意思是称楚囚(指钟仪)是个君子人，问他先人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乐官，不忘祖先的职业，这便是不忘本的表示；演奏音乐时又是演奏楚国的地方音乐，这是他不忘故国的意思。根据《左传*成公九年》的这段记载，“钟仪操南音”，范文子就称他“乐操土风”，显然这里所说的，“风”是指乐曲而言的，“土风”是指南方的地方乐调。由此，可知所谓“风”本指音曲调的意思。

《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也就是指相对于当时周天子的京都而说的各地方的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俗曲，各地的地方小调。《诗经》一共有十五国风，这十五国风的名字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所标名称，有的是当时诸侯国国家的名称，有的则指的是地域名称。如周南、召南，标的就不是国家的名称，而是指南方汝水、汉水一带地方的乐曲；豳、王，也不是诸侯国的国名，豳是指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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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的豳地，即今陕西省的旬邑、分县一带；王，指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当时称洛邑，就是现在洛阳附近。其所以把它们都称为国风，是因为，“国”字在古代与“域”字相通，除指国家外，也指方域。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共收一百六十篇作品，大部分是民歌作品。

关于“雅”，历代的解解释就更加纷繁。《毛诗序》说：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把“雅”解释为“正”的意思，然后又把“正”引申为“政”，而得出“言王政废兴”的结论，即认为“雅”是说统治着政治上的兴盛或衰败。而“雅”在《诗经》中又分为“大雅”和“小雅”，《毛诗序》就这样解释：“大雅”是“大政”的意思（大的重要的政事），“小雅”即“小政”(次要的政事)。这与他对“风”的解释一样，都局限于汉代儒家的成见，未免牵强附会。此后，宋代朱熹提出了新的讲法，他在《诗集传·小雅序》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他把“雅”解释为“正乐”(正统的乐调)。现在一般人都同意朱熹的这一看法，认为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朱熹并没有进一步讲明为什么“雅”就是“正乐”。

另外，关于“雅”还有种种解释?如有的人认为“雅”字古代与“夏”字相通。西周王畿地区(镐京一带)本称夏多周初的人常自称夏人，所以产生在西周王畿附近的乐歌便称为“夏歌”，后来，由于“夏”和“雅”相通，就称为“雅歌”。有人认为“雅”本是一种乐器的名称，用这种乐器演奏的乐歌，就叫“雅”。其他还有种种说法。可见，古今对“雅”的解释，说法是很不一致的。

其实，“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调而说的，所以称它是正乐。周天子建都的王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把王畿之乐称为正乐，是出于当时尊王的观念。前面提到“雅”有“大雅”、“小雅”之分，这大约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在时代上比“大雅”晚，风格上比较接近国风，可能正是音乐上受到“国风”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就不同于旧的雅乐，因此后采才做了“大雅”、“小雅”区别。大、小雅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歌。“大雅”有三十一篇，“小雅”有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

关于“颂”，前人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毛诗序》解释说：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说，颂是赞美统治者的盛大德行，而且表演出来，把他们的功业祭告于神明的意思。从颂诗的用途和性质上来看，这样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颂序》中说：“颂者，宗庙之乐歌。”意思是，颂是指统治者宗庙上所用的乐曲。：朱熹说“颂”本身也是书一种“乐歌”，是供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这样的解释，比《毛诗序》更为明确，进了一步。清代学者阮元，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颂”的本义，据他的考证说：“颂”字，即“容”字，也就是“舞容”(跳舞的样子)，因此“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载歌载舞的曲子。这一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古代祭神和祭祖都是王朝的大典，在这样的典礼上要扮演歌舞，“颂”就是用于这种场合上的一种舞乐。近人王国维在一篇研究《诗经》论文，《说周颂》中说：“‘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意思是说：‘颂’与‘风’“雅”有何不同，详细的情况已不得而知了，据他的考证，最显著的不同在于“颂”的音乐的声调比“风”和“雅”要舒缓一些、慢一些。接着他举出了三个证据，主要是“颂”诗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而且是不重叠的(“风”诗、“雅”诗常常是重章叠句的)， “颂”诗篇章又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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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王国维根据这些就认为“颂”诗的声调比较舒缓。这说明“颂”诗之所以划为一类，是因为音乐的特点(声调)和“风”、“雅”不同。《诗经》中的“颂”包括“周 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

《诗经》的风、雅、颂三部分合起来一共是三百零五篇，所以后人称其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实际上是取其约数。但是如果我们打开《诗经》”数数它的篇目，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有三百一十一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诗经*小雅》中尚有六篇诗有目无词。这六篇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虽有篇目，但无歌词，后人称其为“笙诗”。对于这组“笙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认为“笙诗”是由笙这种乐器来演奏的，是属于笙乐。(用笙吹奏的曲调)，用处在于演唱诗歌时插入其中来吹奏，类似于后世的“过门曲”之类的。因为它是“过门曲”，所以虽有乐调的名称而没有歌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六篇是用笙来伴奏的诗，它们本来是有歌词的，只是后来失传了，所以只留了篇题而没有歌词。这两种说法，至今也未统一，只是相信前一种说法的人比较多一些。总之，现在〈诗经〉是三百一十一篇，实际有诗是三百零五篇。

至于《诗经》中各篇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都已不可考了。这是因为那些民歌多属于民间集体创作，最初在人民当中口耳相传，一个人唱出来，两个人(或几个人)对歌唱和，在流传中又经过不断加工、修改，因此，根本无所谓哪个人的作品。至于一些贵族文人的作品，除了少数在诗中偶尔留下名字以外，大多数也无作者可考。汉代《毛诗小序》(每篇诗前面的解说称“小序”)在解释各篇诗歌时，往往把诗都说成是某王、某妃、某公以及其他历史人物所做，如说《关雎》、《葛覃》、《卷耳》是周文王的后妃所做的，《七月》、《鸱鴞》（chi xiao ）、《东山》是周公旦作的 ，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不可靠的，都是牵强附会的。只有个别的作品，因有特殊的记载，又参考诗歌的内容，是可以确认它是那个作者的。如《庸风·载驰》就是卫国的许穆夫人所作，这是大家认为可以肯定的。除了少数作品以外，大多数诗篇的作者实际上都是不可考的。

关于《诗经》中各篇作品的年代，也难以具体指明。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和作品的风格等，现在也只能划一个大致的轮廓。一般地说，“周颂”这组诗时代最早，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诗也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产生于酉周后期。“小雅”和“国风”的少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其中大部分是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颂”是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也就是东周时代的作品。“商颂”的时代尚有争论，一般认为“商颂”不是殷商时代的作品，而是东周宋国的作品(因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如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记载：“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意思是：宋裹公的时候，用仁义来修身治国，他想作诸侯联盟的盟主，宋国大夫正考父对宋襄公这种作法很赞美，因此就追述殷朝祖先的政治情况，说明当初殷人所以强盛的道理，作了《商颂》。这便是司马迁对“商颂”来源所作的记述。但后世以至近代，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商颂》应是殷商时代的作品，是商代晚期之作。关于《商颂》年代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

三、《诗经》的结集和流传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来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的地域来说， 有的出于当时的王都，有的出于各诸侯国所管领的广大地区；从作者来说，有贵族的创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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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纂成书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诗三百篇的本身和先秦古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汉代的历史学家则提出关于周代有“采诗”制度的说法。如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孟春，指初春。行人，指被官府派到外面办事的人，是春秋时代对使者的通称。木铎，即木梆子。徇，巡行的意思。太师，指当时管理音乐的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在一起的人群将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多敲着木梆子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 目的是出于“王者可以观风俗夕知得失，自考正世”。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可以了解民间的风俗，知道政治上的得失(就是说统治者要看一看自己的得失，政治上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根据的，因为汉代离先秦时间还是比较近的。因而我们设想，在古代交通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是由官府采主持采诗的工作，靠任何私人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的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据设想，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采集乐章的需要。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制礼作乐”，是为了巩固等级制度、宣扬王朝的声威以及贵族们耳目享乐的需要)。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一切祭祀、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礼节仪式，在举行各类礼节、仪式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上就专门设有象“太师”这样的乐官，乐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的时候，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至于《诗经》中的那些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的政治讽谏诗，当会另有来源，据历史记载，大约是通过“献诗”的渠道，而汇聚到当时朝廷中来的。

根据《国语，周书》记载，周王朝是有让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的．比如《周书》中记载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意思是说：天子坐朝来听政事，这时他就使朝廷的高级官员与一般朝官和供职文人进献诗歌，盲艺人(“瞽”)献曲，史官献书。我们从《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来看，这种“献诗”的事情也确实是存在的。如《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这里的王，是指周厉王。大谏，是劝勉的意思。看起来作这首涛是献给周厉王看的。《小雅，节南山》中有这样的诗句：“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家父是指一个周大夫的名字，作诵，即指作诗，“以究王汹”是指穷究周雍王的暴政。另外在《大雅·嵩高》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吉甫也是一个周大夫的名字，他作的诗很美。从这些来看，说明公卿列士献讽谏诗或歌颂诗的事在当时是存在的。此外，还有些诗出于统治阶级下层分子之手，这—类诗多属于个人抒愤之作，即抒发自己对乱世乱政的愤慨之作，这些诗既不是奉王命作的，也不是为了进献而写的，它们到达太师手里的途径大约和歌谣差不多，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至于那些专门用于祭神祭祖的“颂”诗，是当时巫(掌管祭祀的迷信职业者)、史(史官)等有关职官奉命而作的，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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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设想，当时通过几种渠道，汇聚起来的作品一定很多。而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只有三百零五篇的诗集，是经过谁的汰选、整理成书的呢?古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最早说起这件事情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是孔子从流传的三千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那些重复的、于礼义的标准不合的都删汰掉了。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可靠。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进行考 证箩都表示怀疑，提出反对意见。最有力的理由是，他们考证出早在孔予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如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吴公子季札游鲁国观乐，鲁国的乐工就为他演唱《风》、《雅》、《颂》，而这三者的编排的次序和篇目与今本《诗经》差不多一样，而当时孔子还不满十岁。襄公二十九年是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孔子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即公元前五百四十四年吴季札观乐时，孔子才七、八岁，显然是不可能删定《诗经》的。由此可以断定，今本《诗经》不可能是由孔子删定的。其他还有种种理由，如孔子自己及弟子门人都从没有说过孔子有“删诗”的事，等等。所以后来多数人已不相信孔子曾经“删诗”的说法。

孔子“删诗”的说法虽不可靠，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删汰整理的工作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近代通行的说法，是《诗经》删汰和编订工作，仍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因为从三百篇都是乐歌这点来看，诗与乐官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既是当时乐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他们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汇集来的诗篇加以去取、加工，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诗经》不过是一部可供阅读欣赏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周代，诗的用途却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用诗以外，它还经常用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即作为表达情意，美化辞令的工具。所以《周礼·春官》中又有“太师教六诗”、“以乐语教国子”的说法。六诗也称“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太师教六诗，就是太师教《诗经》的意思。乐语，指诗歌，国子，指当时到朝廷来学习的贵族子弟，“以乐语教国子”，就是说乐官在当时还有用诗歌来教授贵族子弟的任务。《诗三百篇》，也可能正是乐官太师为了教授国子而选定的课本。

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诗、乐分家(以前诗、乐是合在一起的，诗是乐曲的歌词)。第一个以私人讲学身份出现的大学者孔子，更把《诗三百篇》做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以及博物学的教本。《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的两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小子，是孔子对学生的称呼，意为年轻的学子们。“何莫学夫诗”，意为为什么不学《诗三百篇》呢?孔子认为《诗三百篇》的作用很大。“可以兴”，“兴”是启发人，鼓舞人，增强人的联想力的意思。“可以观”，可以观察社会。“可以群”，是指互相感染，互相提高。“可以怨”，可以做为怨刺的工具，批评讽刺朝政的工具。“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近可以用来事父，远可以用来事君，意思是诗歌是为礼教服务的，表明了儒家的文艺观点是和政治观点连结在一起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为还可以通过《诗经》来多多地知道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关于《诗经》鸟兽草木的名称之多，前人曾经作过统计。据前人统计，《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名称，谷类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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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种之多，蔬菜有三十八种，药物有十七种，草类有三十七种，花果有十五种，树木有四十三种。关于动物方面的，鸟类有四十三种，兽类有四十种。马的不同名称，就有二十七种。另外还有虫类三十七种，鱼类十六种。当然以上的统计不一定很精确，但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在当时确实有博物方面的作用，可以增加人们很多的知识争另外孔子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上面所提到的孔子的第一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学生学诗的，第二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儿子孔鲤(伯鱼)的。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诗的功用很多，读诗可以启发人，鼓舞人，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即诗歌还有认识上的作用，认识社会现实，观风俗，考正得失，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另外，孔子觉得诗歌在伦理上还有作用，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奉养父母，还可以用来服侍君王。而且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使人增长知识。“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如果不学诗，就不会说出优美动听的话来。正是由于孔子对《诗三百篇》这样的重视和推崇，所以使《诗经》这部书在后世得以流传并产生广泛影响。

先秦古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之后，散失很多。但《诗经》由于是在人民中间口头讽诵的，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的。《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是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的。鲁、齐、韩这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官立的学校中开设这门课程），《毛诗》出现得比较晚，东汉时才立于学官。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亡佚不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即汉代毛公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本子。这样，所谓《毛诗》对我们研究《诗经》的关系是很大的，此，需要附带讲一下关于《毛诗》和，《毛诗序》的问题。

前边已经说过多《毛诗》因毛公而得名，但毛公又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据后汉郑玄所作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这说明大毛公之学本来只在民间私相传授，而且他写成了一本解释的《诂训传》，他的传本被河间献王发现时，大毛公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便立他的后学弟子小毛公为博士。又据三国时吴人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中说，所谓大毛公，是指战国时代荀子的学生鲁国人毛亨，而小毛公则指赵国人毛苌。

那么，我们经常讲到的《毛诗序》是怎么回事呢？《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前人把冠于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类似题解性质的短文称《小序》。关于《诗序》的作者，历史上也是说法不一。例如汉代郑玄认为《大序》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和毛公合作的。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则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时代的卫宏所作。《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离开卫宏的时代不远，而对《毛诗序》的来龙去脉也说得比较具体，所说不会没有根据。近代人也多接受这个说法。

《毛诗序》的内容主要是倾向于“以史证诗”，就是把每一篇诗和历史上的人物或事情比附起来。他们否认和贬低民歌。因此往往是牵强附会，并无可靠根据地发挥一通。特别是在解释诗歌时，往往是抱着浓厚的儒家成见，对许多优秀作品都进行歪曲解释，以便符合儒家的封建说教。《诗序》对《诗经》中的大多数作品作了歪曲的解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诗序》写作的时候， 《诗三百篇》作为“经”的地位早已确定，所以《诗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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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千方百计地要把诗歌解释成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就是认为它一方面反映了前代圣君贤臣的政绩和德行，另一方面是讥刺后代昏王乱臣的恶迹，从而赋予，《诗三百篇》一种鉴戒惩劝的作用。在这种封建成见的指导下，大量的诗篇便硬生生地遭到了；曲解。例如《关睢》这首诗，我们知道它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它是《诗经》的头一篇。可是《诗序》就嫁偏偏说它是：“《关睢》，后妃之德也。”认为这首诗是歌颂周文王后妃的德行的。不仅如此，《诗序》还把“周南”“召南”中的大量诗篇都说成是和后妃，夫人等等有关。《葛覃》本来是一首民歌，但是它却说成是；“后妃之本也”。《桃夭》这首诗，现在一般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首民间结婚时唱的喜歌，但是《毛序》则认为它是“后妃之德也”，也是认为它与后妃有联系，等等。所以《毛诗》在解释诗歌时，是有歪曲的；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诗经》，是不能完全依它的解释为据的。但《诗序》在讲诗时，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上的问题，如比兴、美刺等等，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另外，《诗大序》还提出了“变风”“变雅”的说法，指出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关系。在论述“变风”、“变雅\的产生时，《诗大序》曾经这样说过：“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遗政，家出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王道衰”是指政治衰微。“礼义’废”是指仁义道德之类沦丧。“政教失”是指政治教化缺失。“国遗政，家出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指政治不统一，家俗也败坏了，人民也败坏了，因此就出现了变风、变雅的作品。这就是说天下大乱，就会有讽刺政治的。“变风”、“变雅”产生。所渭“变”，就是指时事政治由盛而衰的变化，指政教纲纪的崩坏?这种乱世产生的诗歌，在风诗中就称作“变风”多在雅诗中就称作“变雅”。一般认为，所谓“变风”是指《邶风》以下的各种诗篇，所谓“变雅”是指《小雅·六月》，以下的各种诗篇和《大雅·民劳》以下的各种诗篇。关于《毛诗》这样一个“变风”、“变雅”的观点，实际上谈的是时代和文学作品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认为时代变化决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必然有变化。我们现在看来，它这样一个观点还是正确的。因此，这样的观点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也是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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