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赵万里,高 涵

本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摘 要:文章讨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特点、贡献和影响。文章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知识社会学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完善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双重面向,而且开创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文章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架构,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并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知识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一 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

知识社会学诞生的思想背景是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变革。战争、经济危机、集权主义的兴起等在给欧洲社会带来严重创伤的同时,也催生了思想领域以批判实证主义为主要靶子的知识怀疑论。正如被认为是知识社会学学科创始者的曼海姆(KarlMannheim)所说:“知识社会学兴起于在努力把那些现代思想的危机中已变得明显的多重相互关系、尤其是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成为自己专有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一方面,它致力于提示确定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此问题自始至终进行彻底的、毫无偏见的思索,希望发现一种不同于当代情况的理论,这种理论将论及知识的非理性

的制约因素的意义”。[1]541或者照耶路撒冷(W ilhelm Jerusalem)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人类理性的社会学批判”。[2]可以说,知识社会学从诞生之始就具有批判的特质。

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正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结构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3]在这里,通过对宗教和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历史分析,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成为后来知识社会学的最基本假定和最广泛共识。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现实决定精神和观念的研究思路就成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对知识社会学也具有重要意义。曾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学说是早期马克思的不成熟思想。但从马克思前后期的主要作品来看,无论是讨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还是分析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实践的、批判的使命都是贯穿始终的,其理论精神从未出现断裂。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建立在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解之上,不仅是马克思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直接促进了知识社会学的产生。

对马克思知识社会学思想的发展有两条线索,其一是以博格丹诺夫

(AlexanderA. Bogdanov)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学派,其二是卢卡奇(Georg Lukács)开创的历史主义学派。[4]正是卢卡奇将观念的历史相对性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的重新解释和改造。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法成分,把关注点转向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物化、物化意识、总体性、主客同一体、阶级意识等重要概念,淡化了经济决定论,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Marxism)形象。[5]他不仅引入物化概念说明人与商品的关系,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在认知和实践上的双重恶果;而且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可以从意识形态入手发现资本主

义社会的问题之所在。[6]卢卡奇用物化等概念说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把精神与物质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意识对于社会现实的影响作用,使他的理论初步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尽管卢卡奇改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运动服务,而不专注于创造某种具有完整体系的社会理论或知识社会学理论,但他的思想却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成为后者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起点。

曼海姆,以及后来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W

istuqr-und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弗洛姆(Erich Fromm, )、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都关注卢卡奇式的马克思思解读,把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作为重要理论焦点。二者均“把当代片面的知识和产生一这现象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垄断和无政府两兼的全球性经济结构已加深了知识的混乱状态,只有通过在纯粹意识中克服科学知识中的拜物教根基,通过认识那些决定所有思维的具体历史环境,目前的危机才能克服。”[7]他们都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充斥着无数对立、冲突的观念的环境中,找到观念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找到处理各种思想观念问题的方向。只是,曼海姆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看似与知识更近而与现实更远的立场,把相关的研究纳入到一个一般的知识社会学框架之中;法兰克福学派则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明确宣称具有价值取向、直接指明观念与知识作用的立场,发展了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的关注点很相似,其主要思想已被认为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8]法兰克福学派经常批判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以定期批评为已任。①但这并非说他们反对知识社会学本身,而是意味着他们发展和坚持另外一种不同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一般命题,并试图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特别关注扩大到一般意义的“知识”。在他看来,人类的思想结构中本质上都含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有关真理的声称都不过是一种自欺。正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对现实的歪曲一样,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打上本阶级所处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的烙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无所谓对错,两者都是“观点”而已。因此,知识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

就是去说明像美学、道德、哲学体系、宗教信仰和政治原则这类专门知识,如何受到产生它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曼海姆区别了日常知识与系统知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并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于系统的非科学知识,因而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指向被弱化了,系统的科学知识获得了免于社会学批判的特权,而日常知识则被简单地忽略了。

相反,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区分科学和其他意识形式,通以“意识形态”观之。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更是强调日常知识和生活世界对于人类交往理性的重要性。他们也不赞成曼海姆将马克思关于存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思想片面解说为“意识的存在决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将“知识”和“社会”一般化的努力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以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现实为主要目的的理论指向,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因本身的不自省而失去了理论价值。而片面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忽视知识的社会影响是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割裂。正如特纳指出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直接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这个基本概念指的是改变社会状况的行动产生一种不断增长的知识,这种知识进而又被用来更有效地改变社会。因此,行动与理论上理解的相互作用能最终引导个体过上较好的生活”。[9]不仅如此,这种割裂实质上也消解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作为“批判的武器”改造现实的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由两大批判构成,一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一是批判既有的社会理论。其中有关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并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集中于阶级和经济基础,而是把其中有关上层建筑的部分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知识批判,特别是意识形态批判,而这也是知识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从研究对象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也像曼海姆一样集中于意识形态批判,但二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重大区别。从研究内容看,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既赞同知识的社会决定论,但重点却在于阐述知识对于社会的重要影响作用。从研究方法论来看,法兰克福学派采取了价值关联的立场,既有历史哲学和社会认识论的特征,又有经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洞察力。这对于长期受历史哲学、社会认识论或哲学人类学主导,缺乏社会科学视角自觉参与的欧洲知识社会学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归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取向,揭示各种意识形式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是法兰克福学派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的重要努力。也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成就,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学,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等一起,构成了知识社会学最主要的隐传统。[11] 二 意识形态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双重面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涉及阶级意识、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理论、人格、音乐和美学等广泛领域。这些领域涉及意识和文化的不同形式,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从知识的社会决定论出发,认为所有系统知识都具有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认为,这些意识形态知识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以各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现实产生了异化作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以批判的社会理论替代传统理论,揭露资本主义知识状况和社会现实的双重不合理性,批判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对大众的异化和蒙蔽。

与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词语本身没有内在的本体论意义,它并不包含任何关于现实的不同领域的价值的决定,因为它最初只表示思想理论”[1]145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恢复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思想观念的原意,认为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错误的意识形态带来的社会后果。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研究目的。曼海姆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无法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完全割除,但透过不同社会角度的分析可以使之缓和。换言之,这是知识社会学的工作,也是正确了解人类事物的要途”。[11]18对于曼海姆而言,意识形态是获得真理的一种铺垫材料,它不但不是错的,并且只有通过将各种意识形态综合起来才可能发现真理。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应用和传播的知识,还是以理论形式存在的知识,大多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艺术、社会理论等知识形式几乎都具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霍克海默曾指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的缺点之一就是试图寻找纯粹的真理,而没有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12]揭露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以及维护这种不合理现实的思想和文化根源,正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任务。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社会批判理论对各种知识如何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做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是统治的首要工具,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为物质生活提供保障,从而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可。统治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的这种特性将科学技术发展为自己的联盟:统治借由科学技术得到自己的合理性,科学技术则借由统治的吹捧而成为社会上最流行和最高地位的知识形式。同时,大众文化、艺术等知识形式一方面模仿科学技术的知识特点而获得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在经过这种模仿之后也成为统治阶级便利的统治工具。

首先,科学技术与统治结成联盟。传统知识理论通常将科学分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其中应用科学由于与现实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带有社会属性;而纯科学的发展只遵循学科的内部逻辑。法兰克福学派说明,几乎没有纯粹的客观现实,所谓规律只是由主体构造出来,因此,无论怎样对科学进行分类,它都具有功利性,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合法化的过程中,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张扬是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科技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最初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的有力武器,后来则成了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标签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但与传统的政治极权主义不同,它不是依靠暴政进行统治,而是借助于技术的合理性,在技术和理性的名义下,压制社会中的反对力量和否定力量”。[13]统治者把技术抬得越高,就是把自己抬得越高。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技术的光环下进行的,都有技术作为解释和借口。

马尔库塞还在科学与技术之间做了进一步地划分。他指出,科学和技术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科学是一种知识和理论体系的标准和典范,而技术则是具体的、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的绝对力量就是技术,机器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现代科学技术造就了远较任何以往社会高得多的劳动生产效率,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进而得到人们对技术以及与这些技术相关联的文化和制度的认同。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整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赖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

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4]

第二,大众文化是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文化和艺术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之中,建筑、绘画、日常生活用品的造型设计,都体现出文化和艺术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文化还影响着人类生活更基本的方面,文化可以教给人们思考、思维的方式,也教给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向。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文化批判是另外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不仅揭示了以大众文化包裹起来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且直指资产阶级的思想宣传和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把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作为批判的靶子。在他们看来,正是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讨论了大众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广播代表国家的声音,宣传官方意识形态。官方的广播可以使“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广播节目由专家筛选,有专门的人监视,而节目覆盖面广,对人们了解信息和形成自己的观点影响至深。广播在公众面前塑造的形象是“不冷不热、不偏不倚”的样子,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这种公共形象与资产阶级一贯扮演的中立形象最相符合,甚至可以掩盖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真相。电影也是塑造大众的一个重要媒介,甚至是阻碍人们的想象力和自发性的主要工具。人们通过电影学会了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电影无微不至地给人们讲授生活的规则。20世纪中期,电视刚刚出现,还没有推广普及,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电视作了预测:“电视的目的就是要把电影和广播综合在一起,它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电视尽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使审美迅速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以至于在将来,所有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的厚重的面纱都将被打开,都会以嘲弄的方式实现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之梦,所有艺术都会融入一件作品之中。”[15]111今天看来他们的预言不谬。

第三,传统社会理论———主要是实证主义理论也为资本主义统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证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科学主义。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取得的成功使得资产阶级将它与资本主义统治结合在一起。实证主义鼓吹科学是独一无二的客观知识,是唯一合理的知识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提不出任何有

益的观点,也提不出任何危害社会的观点,因为它什么实际内容都没有,“实证主义之所以(侥幸地)没有成为无神论,是因为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甚至连问题都提不出来”。[15]19实证主义强调高度的抽象性和内在性,与阶级统治的需要相符,“实证主义的纯粹内在性,及其最终产物不过是所谓普遍的禁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单纯的外在性观念是恐惧的真正根源”。[15]11实证主义的逻辑推理消除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要做的正是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就会有人来完成。因此,实证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中的合法思维方式,合法学术范式。“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没有给思想自身留有任何余地,消除了个体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最后的壁垒”。[15]23

在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意识形态主要以异化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异化作用既表现在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技术等客体方面,也表现在主体性上,它压制和奴役人的主体性、促使人的地位衰退。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已退避到社会及其物质生产的背后。物质的发展代替了人,导致了人的权力和认识的退化。物质生产不但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下降,而且,要使人们丧失对世界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就会导致思想领域和经验领域的分离,使他们都不真实和完整,使被统治者无法认识到真相,使统治者更加利于统治。马尔库塞甚至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称为主仆关系,并且认为这种主仆关系根深蒂固。“在略微富裕的社会里,只要生产发展到了使群众能分享社会利益,使对抗能得到有效地、民主地‘抵制’的程度,那么主仆之间的冲突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任何哲学、任何理论都无法阻止臣民民主地将其主人内投于心”。[16]1966

理性是启蒙运动宣传的核心概念,人获得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人拥有理性,可以为自己负责,也可以主宰社会和自然。但是,资产阶级大肆宣传的理性并不是人真正的本性,也不像宣传的那样,是完善的理智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反而失去了、或者正在丧失他们的本性。所谓理性行为,就是社会允许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而不是符合人类需求的真正的理智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是真正掌握权力、真正决定社会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方向的力量。在高度集权的统治下,将利于统治的观念普遍灌输给社会中的人们,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公认的合理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其实是对人的本质的打

击。为了把大众变成最好统治的,统治阶级制造了一套好公民的标准,虽然有利于统治,但却是对人的本质、人的自由的破坏。所以,在资本主义晚期的人们,已经丧失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也正在丧失作为人的本性。“因此,在政治迫害的时代,反对公众精神将成为道德”。[17]269在变成合格的公民的同时,个体其实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马尔库塞几乎将所有的概念都分为真的和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都是假的,而研究所的理论就是帮助人们找回那些真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但他们仍把达到更合理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可以不受外界控制的理性,“由于理性自身力量的特点,理性能够战胜社会的不合理的现实和推翻人类的压迫者”。[16]22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传统理论和大众文化为代表的人文知识,甚至科学技术,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制度的同谋,成为维护某个特权阶级利益的工具;但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成为反抗不合理统治,使人们摆脱愚昧和受控局面,向着更加合理社会前进的指路明灯。

马尔库塞经常使用高级文化,有时也称为精英文化,指涉那些肯定的、真正的文化,其特点是独立的、自发的,不会受到外界强制改变自己。霍克海默也说,“主体在不顾及社会价值和目的美的判断中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在艺术活动中,可以说人已摆脱了他作为社会成员的职责,以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产生反应的职责”。[17]258-259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一定要与当前社会有所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高级文化都是与现实不一致的。可以有肯定性的文化,如歌德等人的作品是肯定性的,但它们高于现实;也可以是否定的文化,它们反映的是种种被贬斥的东西。马尔库塞明确指出了否定对于艺术的重要性,“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毁弃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14]53

高级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心目中反抗不合理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认为艺术中涌动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暗流,反抗的力量在艺术中积蓄,也将从艺术中爆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只有艺术才能不受科学的控制,并且对抗科学,“随着启蒙的发展,只有真实的艺术作品才能是避免对事物的单纯模仿。艺术与科学之间实实在在的对立,把它们分割为不同的文化领域,以便使它们从总体上得以把握。同时,这种对立甚至通过彼此不同的作用方向,将艺术和科学作为完全相互对抗的力量交织在一起”。[15]13甚至,艺术不受科学控制,地位高于科学:“艺

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达,极力要求尊重绝对性,并由此而促使哲学承认艺术优先于概念知识”。[15]14

除了对文化和艺术寄于厚望,法兰克福学派设计了能够更加自觉地反抗社会、引导社会改变不合理状态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可以成为评判社会状态、评判人的状态的标准。在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看来,如果一种理论具有否定性,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不能对社会、对人的状态提出质疑就有问题。但总的来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理论逻辑中,否定的辩证法具有中心的地位,重建批判理论和合理社会的任务并未完成。许多学者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缺乏基础,他们强调否定和批判,但并没有给出否定和批判的标准,而研究所成员把希望寄托于艺术、社会理论这些精神观念的东西,更加陷入空想的境地,“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18]这项任务主要是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完成的。

哈贝马斯通过对三种人类知识及其兴趣的认识论重构,将批判知识及其解放兴趣纳入现代知识-兴趣的结构之中,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知识状况的不合理不仅是系统知识的意识形态化,而且源于系统知识对日常知识的排斥;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则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并压制交往理性的后果。因此,通过引入日常知识和交往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现代性进行合理重建是可能的。从理论取向来看,哈贝马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一样反对实证主义对社会理论的统治,同时又通过引入解释社会学的视角弥补了社会批判理论过于宏观和只破不立的不足。

对于前辈理论家所忧虑的科技理性(目的理性)的扩张,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可以纠正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假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的行为有两种主要类型:劳动和交往。而在社会中特别得到强调的就是劳动这一方面,劳动对应的是目的合理性行为,支持劳动更快发展的科学技术因此获得了过分地重视。这样压抑了交往合理性和交往行为,“劳动的合理化会引起交往的非合理化,因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都不利于合理的交往行为的发展”。[19]总之,通过引入主体和反思,哈贝马斯找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因为进行总体性讨论而没有找到的突破口。

哈贝马斯说,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的弱点是“一方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20]142哈贝马斯认为这些都不是社会合理性的根本问题,根本在于交往。马克思、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所以有这样的弱点,“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20]142-143交往是人类绝对的追求,所以交往的价值也是绝对的。哈贝马斯又把交往归结为语言,这样,当他通过言语行为理论为陈述设定了若干基本的标准,就找到了终极判断标准。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交往行为的基础上,也就获得了可靠的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传统理论以目的理性和所谓的客观规律为主,生活世界以交往理性和交往行为为主。如果理论讨论不能扩展到生活世界,那么无论是理论还是知识都将局限于目的理性的圈子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恢复被曼海姆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忽视的日常知识作为知识社会学对象的地位,弱化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批判锋芒,哈贝马斯为法兰克福学派带来了一种更加建设性的社会理论和知识社会学。

三 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和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其进路和主张对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其批判的立场,使知识社会学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突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反思现实和自我反思功能,对于解决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困境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知识观,重申知识的社会性质以及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经验联系,肯定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进路。

法兰克福学派承认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前提,专门讨论了知识的社会决定问题。他们认为无论人文社会知识还是科学知识,都由社会历史环境决定其根本特性及发展兴衰。法兰克福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尤其强调

经济机制和阶级状况的作用,认为它们在所有社会因素当中发挥了最根本的作用。同时,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体制的强大力量以及统治阶级的专制,这种社会制度中的知识往往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而是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一种工具。因此这些知识只能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一方面掩盖社会中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强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社会制度的认同。

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还将知识对社会的影响作为知识社会学考察的重要内容,完善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两个面向,是对以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主流知识社会学的重要补充。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目标,但知识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这一面向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仅被视为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历史考察,鲜有学者将其工作与知识社会学联系起来。在这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既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错误知识对社会产生的异化作用,同时也指出批判理论可以启蒙人的心智,从而克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可谓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双重传人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和日常知识纳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突破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兼容了解释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旨趣。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只是将系统知识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将系统知识中的科学知识排除在外,从而损害了知识社会学的自洽性。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指出:“社会学如果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21]现象学知识社会学家关注生活世界中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将日常知识的社会建构作为其理论的焦点,通过“为知识社会学范畴及其性质的再正名,将使其从边陲的地位转成社会学理论的核心。”[11]7伯格(Peter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中如果没有知识作背景,那么人与人的交流将难以实现,进而也无法形成社区或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有的系统知识(包括科学技术)都是意识形态,都可以做社会学的分析。他们对于科学知识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科学知识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两个方面,均有大量的讨论。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进一步

将日常知识引入了社会批判理论,从而将日常知识带入到其知识社会学话题之中。哈贝马斯把日常知识与系统知识并列,共同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改变西方现代性之根本错误的关键是把日常知识作为与过度发展的系统知识抗衡,恢复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合理性。显然,与现象学的日常知识理论相比,哈贝马斯赋予日常知识的意义也更为深远,在当代社会学界得到极大关注。通过对日常知识、科学技术、人文知识的全面考察,法兰克福学派建构了知识社会学较为完善的研究对象体系。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的理论传统贯彻到知识社会学领域,恢复了由马克思开创的知识社会学的本来面目,继承和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弥补了曼海姆和解释社会学的知识社会学的共同缺陷。

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批判性可以通过其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得到最为典型的体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1964),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都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当代科技文化或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作品。如果说马尔库塞还是试探性地提出技术理性、统治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么,在哈贝马斯那里,技术与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则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论述:“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所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22]这种观点在当代技术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3]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是后结构主义知识社会学、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科学社会研究的先驱和同盟。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格局,仍然处于不同理论传统和流派林立的状态。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源于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改造,重点探讨科学知识如何为各种社会因素所建构的问题。但这个流派对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无疑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知识社会研究,直接继承了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知识对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强调,探讨

社会行动在新的知识时代的新特点。而各种具有后现代取向的社会理论研究,诸如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及贝尔(Daniel Bell)等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女性主义科学社会研究、米尔斯(C.WrightMills)和古尔德纳(AlvinW. Gouldner)的“社会学的社会学”等,均继承和发展了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取向。

第四,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不仅对解决知识社会学的困境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批判,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元理论探究也不无价值。尽管社会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已相对成熟并具有广泛影响,但是,在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上,对社会学的怀疑和批评从未停止。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社会学知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吗?社会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还是价值关联的?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出现了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广泛争论。在所有这些问题和争论中,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都独具特色,其“批判、解放、辩证”的社会科学想象不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也是伦理学的,涉及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学家的历史责任。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严密统一的理论,不仅各个代表人物的立场和观点均有偏颇之处,而且他们之间特别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成员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研究侧重和观点差异。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社会学的合理思想汲取和整合到一般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之中仍然任重道远。

注释：

基金项目: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知识社会学与当代社会理论研究”(2006,AS0606);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7)资助项目“知识社会学与当代社会学前沿问题研究”

赵万里(1965-),男,河南遂平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学、社会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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