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20年”即日本泡沫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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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失去的20年”的结构性原因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Japan’s “Two Lost Decades” 金荣愨 深尾京司 牧野逹治 1．引言

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在之后的20年处于停滞状态。迄今为止，分析停滞原因的研究十分普遍 1，但主要研究对象是1991~2000年初的所谓―失去的10年‖。

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尽管日本的不良债权和资产负债等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经济增长并未加速。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自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抛开这个因素来看，人均GDP增长率反映出了日本的经济状况（见第3节图4）：由1975~1990年的4.0%下降到1990~2001年的0.8%。而后，虽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升，但在经济状况较为稳定且世界经济危机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的2001~2006年，年增长率也仅为1.7%，大幅低于1990年前的水平。而针对―失去的20年‖的研究并不多见。

以1990年为界，1975~1990年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为4.0%，而1990~2006年仅为1.3%，下降了2.7个百分点，这绝非一个小数目。倘若日本在1990~2006年里保持1975~199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如今的人均GDP将会增加54%。

回顾―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并不是因泡沫经济崩溃及随后财政货币政策不力造成的短期问题，而是内需不足、生产率低下的结构性长期问题，把握好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

基于此观点，本文将从长期和结构性的视角分析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并论证这些原因是否正在消除。在将1990年后的20年与前20年进行比较的同时，我们还比较了1995年以来经济加速增长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利用整个行业和单个企业的数据（通过对近期数据库加以整理和研究统计获得）进行定量分析。此外，在分析结构性原因时，不能供给和需求只求其一，必须两者兼顾。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从需求面分析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第三节利用增长核算法从供给面分析过去40年的情况，并对日美两国进行比较；第四节和第五节分析供给能力的源泉——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增长的长期动态变化；第六节结合企业数据来分析提高生产率过程中面临的瓶颈；第七节阐述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政策性意见。

2．需求不足和低增长

在始于2008年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下，日本金融业和企业资产运作最初并没有受到强烈冲击，主要是出口急剧下降和随之而来的设备投资低迷使经济增长放缓。只要不是―健忘‖或―偏执‖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们就无法否认，即使暂时的需求不足亦会造成经济低迷和低增长。

图1为日本内阁府针对GDP缺口[（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变化的推算。2 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GDP缺口达到空前庞大的－8%，而1993~1995年、1998~2003年－2%的数值也是十分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期间，GDP增长率以每年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急剧下滑，足以证明在这段时期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可能性很高。以普雷斯科特等人（Hayashi和Prescott，2002）为代表的多数研究者指出，199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增速减缓，后面各节也将谈到这一点。1988年《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实施后，劳动时间缩短。根据内阁府就GDP缺口的推算，由于潜在GDP是根据平滑时间序列法计算出来的，因此TFP增速减缓和劳动时间减少很难通过潜在GDP推算值反映出来，这导致高估了1990年以后的GDP急速下降。然而，从当时就业率急剧下降、失业率高企以及物价持续下落等种种因素判断，很难看出GDP缺口有缩窄的迹象3。另一方

面，2002~2007年经济回暖使GDP缺口迅速缩小，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供给能力急速增强。

1990年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下：通货紧缩导致投资意愿降低（滨田 堀内，2004）；金融体系动荡（堀江，1999；Bayoumi，2001）、企业资不抵债（小川，2003；Koo）等造成投资低迷；基于预防动机的消费低迷（石井，2009；祝迫和冈田；2009）；1994~1995年日元升值造成的出口低迷；除这些短期因素外，也包括深尾（2001）提出的1970年中期开始的长期储蓄过剩问题的惯性作用。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民间储蓄率非常高，但储蓄过剩并不是1960年前―高速增长期‖民间投资异常活跃的结果4。如图2所示，1970年后日本经济才转为储蓄过剩5。导致民间投资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1960年后，在第一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已经长大成人，随之而来的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大幅下降。以10年为阶段划分，年龄在15~64岁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持续走低，分别为：1950年1.9%、1960年1.8%、1970年1.0%、1980年0.9%、1990年0.0%、2000年－0.6%6。劳动适龄人口增速放缓减少了培养新劳动者的投入，此外，劳动资本比率上升及资本收益率低下，给设备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截至1970年初，一部分产业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完成了赶超欧美生产技术和TFP水平的目标7，恐怕是由于这个原因，1970年以后TFP增长率开始放慢。例如，根据黑田 野村（1999）的推算，1972~1992年TFP增长率比1960~1972年下降了2.8%。TFP增长率下降和资本收益率降低导致民间投资减少。

以上两点结构性因素基本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民间投资减少现象。比如，以索洛型的经济平衡增长和哈罗德型的中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为模型，民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劳动与资本比率为2:1，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各下降2%，分别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2%、3%（总计5%），民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降6%、9%（总计15%）89。除此之外，如第4节讲述的那样，―二战‖后的日本尽管通过劳动资本比率的提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劳动资本比率的上升和资本过剩带来的资本收益率下降，招致投资减弱现象更加严重10。

民间储蓄过剩最终通过海外投资（经常项目盈余）或政府融资（一般性财政赤字）所消化。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当民间储蓄过剩超过经常项目盈余和一般性财政赤字的时候，会出现财政超额供给现象。这时，需要下调GDP，减少过剩的民间储蓄以实现财政平衡。图2的下半部分显示了将民间储蓄过剩的一部分分别用于海外投资（经常项目盈余）和政府融资。在美国大规模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背景下，1980年中期日本出现了高额的经常项目盈余，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民间投资十分活跃，除2006年

至2007年出口导向型经济期间，大部分时期日本过剩的民间储蓄主要用来填补一般性财政赤字。

根据开放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例如Obstfeld和Rogoff，1996）所讲述的新古典派经济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这样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体中，可以通过对资产及生产资料价格、实际汇率等进行灵活调整来实现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当民间储蓄大量过剩的时候，可引导货币贬值和扩大海外投资以消除本国财政超额供给。用于实现充分就业的实际汇率与封闭经济中用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具有相同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可将其称之为―实际均衡汇率‖。

然而事实上，不管是1977年世界对日德充当经济复苏―火车头‖的讨论、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的经济低迷，还是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大萧条，在大多数经济衰退期，经常项目盈余并没有显著增加11。那么，日本为什么没有采取日元贬值和扩大经常项目盈余的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呢？原因有二：

第一，一直以来，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居世界首位，但对美国企业而言，日本作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要比后起的中国低。此外，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日本面对美国这个经常项目赤字大国不具备足够的谈判能力。与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管控的中国不同，日本1964年就加入经合组织（OECD），70年代实行国际资本贸易自由化，因此很难通过政策干预维持日元走低12。在―日德经济火车头论‖、―广场协议‖前后，日本对美贸易获得高额顺差，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扩大内需，或者通过日元升值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13。

第二，与一战前金本位制鼎盛时期相比，80年代起国际资本自由化不断推进，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来吸收日本巨额的过剩储蓄并不顺利14。与金本位制下的情况不同，如今多数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这使国际借贷面临着汇率风险。由于对美投资多为以美元计价的债

券，因此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会让日本投资者蒙受损失。在没有足够的主体（保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国民及承担日元计价债务的外国人）承担汇率风险的情况下，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迅速引发日元升值，导致经常项目盈余缩减，其结果是对外投资减少。在1978年和1995年日元升值时，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此外，在金本位制全盛时期，英国向新大陆发行债券，转移资本，它的债权频频通过―炮舰外交‖得以保全。―二战‖后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即使债务违约，贷款也难以追回。这越发诱使债务国违约，使债务问题不断恶化，新的国际借贷关系难以形成。

此外，梅尔策等人（Meltzer，1999；Hamada和Okada，2009）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府应采取果断的货币贬值政策。但是，如果不下调利率，货币干预措施不会取得明显效果，而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限制了政策空间，难以通过下调实际利率实现日元贬值。出于这些考虑，人们对当时是否有可能实行货币贬值政策持怀疑态度。而且，即便90年代的日本尚有下调实际利率的余地，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使日本很难长期维持日元贬值和经常项目盈余以冲销巨额过剩储蓄。实际上，像―广场协议‖后那样的日元升值和经济低迷早在通货紧缩期之前就已产生15。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储蓄过剩的国家来说，在无法维持足够的对外投资和经常项目盈余时，可以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来降低实际利率、扩大民间投资，从而维持充分就业。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实现了上述目的。但是，随后形成的不良债权清楚地表明，这一政策带来了以无效资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存在极大弊端。

最后，如先前所述，大部分民间过剩储蓄被用于填补一般性财政赤字，但正如90年代末期小渊内阁制定的经济政策那样，政府支出未必被用在了刀刃上16。

研究者普遍认为，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因在于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导致的实际利率高升，不良债权问题引发的金融机构机制不健全、企业资产负债失

衡阻碍了投资，等等。17小川（2003）、宫尾（2004）等人的研究的确把这些作为90年代投资低迷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正如小川（2009）指出的那样，资产负债失衡只是投资低迷的部分原因18。

图2表明，大部分阻碍投资的因素并不存在，倒是在TFP增长率相对稳定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不包括泡沫经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储蓄。前文已指出，民间投资的缩减，并不是上述间歇性因素所致，而是少子老龄化导致的依赖资本过剩和资本积累发展经济所导致的资本收益率低下这些结构性因素所致。尽早解决通货紧缩这一阻碍投资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当务之急。然而，如果认为做到这一点就能够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境则过于轻率。为了消除储蓄过剩而长期通过下调实际利率来刺激投资19，就可能重蹈泡沫经济的覆辙。

第4节中提到，和同期保持资本系数稳定的美国不同，90年代以后日本的资本系数急速上升。过去20年平均看来，日本绝不是投资受阻的国家，尽管受到少子老龄化和资本收益率低下的困扰，但低利率政策及政府债务保障措施保证了资本积累的活力。

由此可见，过剩储蓄的三大用途：提高经常项目盈余、扩大民间投资、填补一般政府赤字，择其任意之一都颇为困难，处理不当容易导致需求不足。日本自70年代后半期以来就已经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风险。深尾（2001）指出，自1980年以后，1982年、1986年、1992年、1997年、2000年、2007年（暂定）日本经济连续出现衰退，其中大多与过剩储蓄的用途发生变化的时间一致。国际环境和财政赤字问题导致过剩储蓄无法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固定流向（1982年前，财政赤字；1986年前，经常项目盈余；1992年前，民间投资；1997年前，财政赤字；2000年前，经常项目盈余和财政赤字；2007年前，经常项目盈余），在转为新用途时可能出现经济不景气。

克鲁格曼（Krugman，1998）分析了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并将日本的高民间储蓄率和美国极低的储蓄率进行比较，指出在―高速增长‖背后日本经常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对日本政策当局深表同情。

解决储蓄过剩，降低储蓄率的另一良策是推动民间消费。1986年4月发表的《前川报告》建议促进民间消费和住宅投资。

短期的消费刺激政策有助于提振经济，但在政府的协调下，降低民间储蓄率并非易事。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在―生命周期‖假设的基础上，认为老龄化的日本储蓄率快速下滑是必然趋势，储蓄过剩问题不久便会迎刃而解20。例如，Horioka（2008）预测，2010年日本家庭储蓄率将跌落到零乃至负值。从图3可以看出，事实也正如他预测的那样，家庭储蓄率大幅下降。但与之相反，企业储蓄率却急剧上升，抵消了家庭储蓄率的下降，从而使民间储蓄率稳定在25%。整体上，民间储蓄过剩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存在怎样的替代关系（所谓的公司面纱，Corporate Veil），民间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又存在怎样的替代关系，是讨论日本储蓄过剩问题的重要论点。就此问题，有不少日美专家（Poterba，1987；Auerbach和Hassett，1989）、祝迫和冈田，2009；松林，2009）展开研究，认为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可替代关系。

目前有不少关于家庭储蓄的实证研究，但有关企业储蓄的研究却很少。如果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没有替代关系，那么近年来企业强烈的储蓄行为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大型企业是企业储蓄的主要来源21。正如下文将提到的那样，考虑到大企业较高的生产率和对国内投资并不热衷这一矛盾现象，它们极有可能并没有将通过抑制分红所获得的剩余资金用于设备投资，而是拿来偿还债务（关于企业杠杆的急速下降请参见Schaede，2008）或积累流动资产22。这种形式的资金配置对整体经济是否有益，大企业中的企业治理制度是否充分发挥了作用，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3。

3.从供给面看经济长期停滞

如前一节所述，在1991年以后的大部分时期，日本深受需求不足的困扰。其本质在于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少子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投资减少等结构性原因，导致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储蓄过剩。庞大的过剩储蓄使经济难以从通货紧缩中解脱出来，财政政策无法维持经济景气，状况不容乐观。

尽管需求不足长期延续，但从供给面来分析经济仍然相当重要。比如，掌握投资低迷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收益率下降的结构性背景，就能够判断投资低迷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从而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需求不足。不仅如此，了解少子高龄化的影响及TFP增长趋势对研究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之路也不可或缺。

基于上述观点，本节将从供给面出发，并利用增长核算法来分析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增长核算法通常将GDP增长率分解为各要素投入的增加与TFP增长，而这里我们排除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影响，使用增长核算法分析人均GDP增长的原因。

根据宏观生产函数，假设生产要素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人均GDP增长率由以下各要素和TFP增长率来决定。

人均GDP增长率=资本成本×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劳动的质量增长率＋人均劳动时间增长率＋TFP增长率 （1）

右边第一项代表资本劳动比率（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比）的上升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24

在上述公式中，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劳动力质量增长率与TFP增长率这三项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面用到的数据库中，根据增长核算的标准方法，工资率越高的劳动对产出的推动作用越大，劳动力质量通过不同类别的劳动时间和工资率来计算。在增长核算中，劳动力质量提高也称为人力资本积累。

图4表示在2009年版日本工业生产率数据库资料的基础上计算出公式（1）中的各项指标每5年的变化。

从图上可以看出，日本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长率（图中实线）由1975~1990年的4.0% 下降到1990~2006年的1.3%，下降2.7个百分点。图中的虚线代表GDP增长率，实线和虚线之差是人口增长率。

从供给来看，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2.7%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劳动力质量增长率与TFP增长率之和）由3.9%降至2.2%、人均劳动时间由0.1%降至－1.0%等诸多因素变化的结果。与1975~1990年相比，1990~2006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1.7%，这是TFP增长率下降1.2%、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下降0.4%、劳动力质量增长率下降0.1%的结果。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率下降0.5%，最终导致GDP增长率下降3.2%。

值得注意的是，在萧条期，由于劳动力囤积（labor hoarding）和资本利用率下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对产出的作用往往被高估，而推算出来的TFP增长率可能偏小。但就像盐路（2009）指出的那样，90年代以后TFP增长率陷入低谷并不是这些短期原因能够解释清楚的。即使拿GDP缺口幅度相似的1992年和2006年作比较，也很容易发现1990年前后TFP增长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6。

图5基于2008年3月版EU KLEMS数据库资料，针对美国每5年的情况计算得出公式（1）中各项要素的数据27。

可以看出，美国的TFP从1995年开始加速增长，经济稳步增长。经过信息与通讯技术（ICT）革命后，资本流通和服务更加高效，TFP上升很可能受益于此28除此之外，图中也反映出，由于就业保障薄弱，造成美国人均劳动时间变化剧烈，这些方面尤其引人注意。

对比这两副图可以发现，1990年后的日本，其2.2%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丝毫不逊色于同一时期美国的2.0%。

不过，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以TFP上升为主、物质资本积累为辅。与之不同，日本则是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人力资本积累为辅。

1990年以来，与美国相比，日本转为经济低增长，资本投入逐渐减慢，但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对人均GDP增长发挥的推动作用依旧强于美国。和美国相比，人均劳动投入减少和TFP增速放缓是日本人均GDP增长率走低的主要原因。

比较日美两国人均GDP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相对变穷的原因。在以市场汇率换算的人均GDP排行榜上，日本大幅度下滑。1992年，日本是经合组织中仅次于卢森堡的第二富国，2001年被美国赶超，2008年下滑到第19位29。为了弄清原因，必须考察多个因素，来了解日美两国相对贫富值[日本人均名义GDP/（美国人均名义GDP×日美元汇率）]的变化。

日美的人均GDP通常由下列变量决定：

人均名义GDP =人均实际GDP×GDP平减指数

人均实际GDP =单位劳动时间的实际GDP（劳动生产能力）/人均劳动时间

日美相对贫富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公式中得出：

日本人均名义GDP/（美国人均名义GDP×日元兑美元汇率）=（日本劳动生产能力/美国劳动生产能力）×（日本人均劳动时间/美国人均劳动时间）×（日本GDP平减指数/美国GDP平减指数×日元兑美元汇率） （2）

最后一项指（经GDP平减指数平衡后的）实际日元兑美元汇率，它反映了物价调整后的日元浮动。

图6是公式（2）左右两边各变量的映射关系。请注意，纵坐标以1970年的数值为1，并非绝对水平的比率。可以看出，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比美国更快的财富积累来自日本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和日元升值的趋势。另外，根据萨缪尔森等人的理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将提高实际汇率。不考虑80年代后期―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和90年后期的日元大幅升值这一短期变化，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才是日本生产率稳步提升的主因。

另一方面，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陷入相对窘迫的境地，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赶超美国计划的搁浅，日美之间的人均劳动时间比大幅下降， 对90年代中期日元异常升值的修正措施——日元贬值等现象来说明30。

人均劳动时间减少是造成日本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点很少被论及。

综上所述，从供给方角度来看，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具有三个特点：（1）尽管经济减速但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相对稳定；（2）人均劳动时间大幅下降；（3）TFP增长率急剧下滑。下面就这些特点逐一说明。

4．资本系数提高和收益率降低

上一节的增长核算中讲到，1990年后日本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尽管无法和1990年前相比，但和美国相比毫不逊色。然而，根据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依赖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势必会面临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局面，不久就会停滞不前。下面思考这个问题。

图7和图8表示日本和美国的资本系数（GDP/资本存量）及资本毛收益率的变化。31

资本系数分为名义资本系数（实际资本存量×总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名义GDP）和实际资本系数（实际资本存量/实际GDP）两种。32。与之相对应，资本收益率也分为A型资本收益率，即营业盈余/（总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实际资本存量）；B型资本收益率，即营业盈余/（GDP平减指数×实际资本存量）。

此外，为了搞清日本的资本积累究竟是由民间企业主导的，还是来自政府、非营利组织或家庭等其他主体，图7给出了市场经济（本文效仿EU KLEMS，将整体经济中除医疗、卫生、教育、不动产以及政府部门以外的经济活动称为市场经济）的资本系数和毛收益率的变化。33。

尽管日本资本系数在90年末期以后出现了一些疲软，但总体上还是呈稳定上升趋势。资本系数的上升势头在2000年起开始减弱，但是相比1990年前后，1975~1990年间上升75%，1990~2006年间上升24%。另一方面，毛资本收益率在1990年下降之后，直到2000年经济回暖期间也未见回升34。

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的资本系数上升过程要比整个宏观经济的资本系数上升温和得多，也就是说，资本系数上升的大部分来自医疗、卫生、保健、教育、不动产（包含屋主设算租金）和政府。可是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名义资本系数上升20%，实际资本系数上升25%，快速的资本积累要比生产扩大更为明显。2000年以后市场经济的毛收益率开始回升，虽然远不及1970年以前和泡沫经济时期，但也已经达到了80年代前半段的水平。

美国的资本和产出以名义值和实际值来看也是有差异的，但在整体经济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资本系数的持续上升和1990年后资本毛收益率下降的现象。

特别是名义资本系数和资本收益率A，以信息通信技术资本货物价格为核心的资本货物价格不断下跌，资本系数下降和收益率上升十分明显35。

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 Kaldor，1961）就经济增长概括出一个典型化事实：资本积累充分、经济增长均衡的发达国家，资本系数并不会上升。与美国的情况不同，90年代的日本并不适用这条法则。

依赖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本身无可厚非36，问题在于这样的增长方式能否持续。按照卡尔多的典型化事实、修正后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哈罗德中立型技术进步，资本边际生产力是否递减、资本收益率是否降低，都将取决于资本系数是否上升37。当前，如果让资本系数继续上升，资本收益率下降，很可能对新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姑且将低资本收益率放在一边，造成1990年后日本资本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和公共部门投资旺盛。在持续低利率的情况下，资本积累在应对资本收益率下降和财政赤字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将消失殆尽。步入2000年以来，日本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为人均GDP增长带来的贡献逐渐缩小，资本系数上升放缓，这也许正是以资本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土崩瓦解的征兆。

主张1990年后日本设备投资过少的学者也许会反驳，是经济萧条及不良债权问题、研发和引进新技术滞后以及产业新陈代谢机能低下，弱化了TFP的增长。日本资本系数K/Y上升的原因，是分母Y上升太慢，而不是分子K上升太快。假定投资活跃的情况下，倘若Y的增长良好，资本系数上升和资本收益率下降也许就不会出现。

尽管如此，假设TFP增长率在1990年以后和1975~1990年时一样强劲，即使劳动投入的萎缩幅度放缓，该时期资本的持续累积还是会使资本系数保持上升。下面将给予说明。

将脚注24中的第一个公式两边同乘以1/K就可以发现，资本系数K/Y和（包含因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劳动投入与资本之比AghL/K（A为哈罗德中立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指标，q为劳动力质量，h为劳动） 时间，L为就业人数）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资本系数上升（包含效率提高）与劳动资本比率、AqhL/K的下降相对应。由此可见，通过资本积累能否维持经济增长，取决于AqhL/k是否下降。

A的上升率约是TFP增长率的1.5倍38，于是1975~1990年的平均TFP增长率1.5%对应（不包含效率提高的）资本劳动比率K/qhL上升率2.25%，而1990~2006年的0.4%则对应0.6%，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不会造成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在1975年后，K/qhL基本上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1990年后，面临少子老龄化和TFP增速减慢的日本却在资本深化的路上急速奔驰39。

如果TFP在1990年后每年增长1.5%，且（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投入qhL仅比实际年率低0.75%（3%－2.25%），资本系数就不会上升。但这意味着2006年（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投入qhL将高于实际水平13%，下一节的分析表明这种状况不会发生。40。

综上所述，与美国不同，日本的资本系数大幅上升期集中于90年代。这一时期的通货紧缩、金融机构功能不完善、需求不足以及TFP增幅下降导致了资本收益率急剧下滑，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系数上升也是原因之一。

在新古典增长论的框架下看1990年后的日本经济，其资本积累绝不算少。就算TFP增长率在1990年后没有下降，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足以保证资本系数的上升。

5．劳动投入减少的原因

第三节的增长核算表明，1990年后人均GDP增长率降低大多是人均劳动时间缩短所致。尽管和美国相比处于优势，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增长）幅度在1985年后逐渐下降。本节将区分人均劳动时间的人数要素（单位人口就业人数）和时间要素（单位就业者劳动时间），并分别从人数、时间、质量的角度寻找90年代后劳动投入减少的内在原因。

首先分析单位人口就业人数减少的原因。图9将单位人口就业人数分解为如下几个因素：1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15岁以上人数/总人数）41、劳动力转化率（劳动力数量/1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就业者—劳动力比率（就业人数/劳动力数量）。

单位人口就业人数在70年代前半期下降1%，在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稳步上升。而后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该数值呈持续负增长，2000年减少0.4%。

各因素的情况如图9所示。总体而言，单位人口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根据15岁以上人口比率的变化所计算出来的。在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大幅上升。这是由于大量年轻人到了生育年龄（1971~1974年），迎来了一轮生育高峰，使得15岁以上人口队伍日益壮大。但是，这一趋势在90年代前半期到达巅峰，之后受少子化政策影响，从15岁以下成长到15岁以上的人口逐渐减少，劳动人口比率迅速下滑。

在就业人数增长率为负的70年代前半期、90年代后半期和2000年以来，劳动力转化率大幅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很多女性失去了工作，女性的劳动力转化率和经济状况成正比。实际上，女性的劳动力转化率正在下降，70年代前半期为4.1%，90年代后半期为0.7%，2000年以来为0.8%。另一方面，在我们所分析的这段时期，男性的劳动力转化率和经济状况联系不大，呈持续减少趋势且幅度越来越大，70年代前半期为－0.4%，90年代后半期为－1.2%，2000年以来为－3.2%。

总体上看，90年代后半期以来劳动力转化率降低主要受男性劳动力转化率持续走低的影响42。尤其是2000年以来，因退休转为非劳动力的男性数量增多，对劳动力转化率降低造成了极大影响。尽管在80年代中期陆续采取延长退休年龄措施，但60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力转化率90年代后半期为1%，2000年以来为1.4%，仍处于较低水平，高龄男性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归纳起来，人数要素导致劳动投入减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少子化造成15岁以上人口减少；二是高龄化造成男性非劳动力人口增加43。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单位就业者劳动时间减少的原因。特别是就业者（全职和兼职）人均平均劳动时间变化的原因44。

如图10所示，1988~1997年期间，劳动时间大幅减少（239.7小时，减少了11.3%）。1987年通过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引入―每周工作40小时‖制和―双休日‖及年休假制度，―一刀切‖地减少劳动时间45。实际上，1987年只是针对产业规模阶段性进行改革，而全面实

施是在1997年。经济不景气确实是此前劳动时间减少的原因之一，但是从经济状况对劳动时间影响有限这一点来判断，制度性变化发挥了主要作用。

《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实施以来，劳动时间的减少并没有得到控制（2006年比1997年减少73.8小时，3.9%）。其原因是就业人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兼职劳动人员数量增加。如图中虚线所示，假设兼职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自1988年《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实施起固定未变，那么平均劳动时间自2000年起将基本保持水平状态。但这只是假设，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所以可以推断出，2000年以来劳动时间减少很大程度上由兼职劳动人员数量增加和就业人员的构成发生变化所致46。

劳动时间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持续减少的原因如下：（1）90年代中期以前是由于《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的施行；（2）90年后半期开始则是由于兼职劳动人员数量增加。

最后分析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原因。图4显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速度在70年代开始下降，尽管如此，它还是掩盖了90年代以来因人数、时间导致的劳动投入减少。

表1 是在2009年JIP数据库的基础上，给出了劳动者的不同就业形式对劳动力质量指数的不同影响47。

由此可见，劳动成本相对低的兼职劳动人员一旦数量增加，对整个时期内的劳动力质量将会造成负面影响。全职劳动人员和自由业者对提高劳动力质量做出的正面贡献较大，因此整体上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改善。自由业者与兼职劳动者一样，劳动成本相对较低，这一群体

之所以做出了正面贡献，是因为其数量的减少，这一变化趋势与兼职劳动者正好相反48。 此外，全职劳动人员的高学历化和高龄化造成了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群体的增加，这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质量。然而，1985年以后兼职劳动人员明显增加，但全职劳动人员高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推动效应不足，导致总体劳动力质量提高幅度下降49。

综合上述分析，90年代以后人均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劳动力人数（少子化、高龄化）和时间要素（制度变化，兼职劳动人员增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由于劳动力质量上升的速度减缓，致使整个90年代的人均劳动投入减少（90年代前半期为－0.28%，后半期为－0.56%），进入2000年以后才略有增加（0.03%）。

6．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

本节主要讨论90年代以后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图4在说明90年代经济萧条期TFP增速减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需求不足状况下的劳动力囤积和资本利用率降低因素，所以可能存在偏差，即相对于生产的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在表面上看并没有减少。但是，以GDP缺口几乎为零的两个时间段进行比较（例如，1992~1997年、1997年~2006年，参见图1），90年代以后TFP增长率减慢并非假象。

首先介绍本节的结构。援引Weight的论证，经济整体的TFP增长等于经济中各产业TF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详见深尾和宫川编，2008）。各产业之间的TFP增长率和时间变化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把握整体经济的TFP动向时，分析各产业的TFP颇具意义。就这个问题，有不少学者（深尾和宫川，2008；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深尾和金，2009）进行了详细分析，本节先简要归纳这些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产业TFP增长率约等于该产业内各企业和营业所的TF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什么样的企业会带动产业整体TFP的上扬。此前利用这种微观数据所开展的研究，由于数据受限，大部分只以90年代以后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不过，为了从本质上理

解―失去的20年‖，有学者（Fukao和Kwon ，2006）也指出，对日本经济停滞之前和停滞之后进行对比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本节后半部分将利用上市企业及工业统计表所列营业所的固定样本数据来进行分析。另外，本节还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简单分析被认为导致TFP增长的研发和IT投资等企业活动。

首先来归纳一下目前关于产业TFP的研究成果。

图11根据JIP2009年数据库，给出了日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仅市场经济）的TFP增长（基于附加价值）50。制造业TFP增长率从1975~1990年的4.3%，跌至1990~2006年的1.5%，跌幅2.8%；非制造业（仅市场经济）同期从1.0%跌至0.1%，跌幅0.9Q。

跌幅方面，TFP增长率较高的制造业跌幅原本较大，但由于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比重只占全部经济的约1/4，因此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市场经济）对1990年以后整体TFP的增长减缓发挥了同等作用。此外，2000~2006年，制造业TFP增长2.3%，非制造业TFP增长0.3%。

在1985~1990年泡沫经济时期，非制造业TFP增长很可能包含了营运比率上升等短期因素，2000年非制造业的TFP增速已经恢复到了1990年以前的水平。非制造业的TFP自70年代起出现停滞52。

另一方面，尽管2000年后制造业逐渐回暖，但1990年后的TFP增长率较先前减速明显。

学者们（ 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利用EU KLEM 2009数据库作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并针对不同产业进行了增长核算，然后将结果进行了国际比较。根据他们得出的结论，与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依靠提高非制造业TFP增长速度的美国相比，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在除流通业（商业、运输）和电机以外的制造业中，亦即在投入信息通讯技术的产业领域中，TFP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而在电器制造和信息通信等输出信息通讯技术服务的产业，日本的TFP在1990年以来稳步上升，与其他各国相比毫无落后。

为什么日本和美国不同，在投入信息通讯技术的产业，TFP会陷入困境。如图12所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信息通讯技术投资与GDP之比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不进行信息通讯技术投资，就不能获得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果实，出现这种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提高日本TFP增长速度方面，采取政策促进明显低于其他各国的信息通讯技术投资扩大，应是有效之举。目前，限制日本企业信息通讯技术投资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益率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例如，美国在引进软件的时候，通常只是引进廉价的软件包，然后通过企业的组织优化和对工人的技能培训，来使自身企业逐渐适应软件。而日本则相反，为了避免对企业组织实施改造或对工人实施培训，他们往往会购买昂贵的定制软件。对于日本而言，引进软件并没有带来组织合理化和工人的技能养成，此外成本过高和企业间信息交流不畅都阻碍了信息通讯技术投资。

企业为了将来扩大生产或收益而进行有形资产积累以外的投资，叫作无形资产投资。据学者们（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的分析，与外国企业相比，日本企业虽然积极投资于研发，但对组织创新的投入相对较少，而且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近年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促进无形资产投资也是提高TFP的有效政策。

在日本，制造业的TFP增长率远高于非制造业，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在90年代以后急剧降低。TFP增长率高的产业缩小，TFP增长率低的产业扩大，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减缓整体TFP增速的现象，被称为―鲍莫尔效应‖。深尾和金（2009）利用JIP数据库分析了这一问题，得出结论称，鲍莫尔效应基本无法说明90年以后日本TFP增长减缓。TFP增长率低的非制造业比重增大，确实是影响整个经济的TFP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这种影响力并不大。TFP增速放缓现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各产业的内部。

下面介绍一下有关产业间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劳动者（或资本）如果从劳动（资本）边际收益（通过工资率或资本收益率计算得出）低的产业转移到边际收益高的产业，则整个经济的GDP将增加。假设同等特征（即学历、性别、年龄、就业等方面的资质）的劳动者或同等生产资料创造出的服务的生产力相同，我们就可以根据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间要素价格差的信息，计算出该产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53。

据（Fukao、Miyagawa、Pyo和Rhee学者们，2009）的分析，一直以来日本的资源再配置效应都是相对较大的正值。这是因为2000年以前，日本依靠ICT制造业和一揽子投入信息通讯技术资本的非制造业（金融、保险、自来水、燃气、批零售等）等资本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产业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只不过，资本再配置的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就劳动而言，除90年代资源再配置效应为较大的正值外，其他时期几乎都为负值。而90年代资源再配置效应为正值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纺织品等低收益产业的劳动投入减少，而信息服务、法务、财务、会计服务等高收益产业的劳动投入增加。

从结合资本与劳动再配置效应的整体再配置效应来看，80年代至90年代，TFP年增长率实际由0.25%上升至0.41%。因此，不能因为以往增长核算的TFP增长率在90年代后下滑就断定资源配置恶化。

接下来，本文依据企业层面的数据，介绍有关企业间资源配置的研究成果。

两位学者（Fukao和Kwon，2006）根据80年代以来的工业统计表微观数据得出结论，以企业进入和退出率明显低于美国，生产率高的企业倒闭等现象为特征的日本经济新陈代谢机能低下，在―泡沫经济‖崩溃前就一直持续着，并非只是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固有现象54。同时，90年代制造业TFP增长减缓，是由企业内部生产率增长缓慢引起的，并非缘于新陈代谢机能低下。

金、权和深尾（2007）研究了非制造业的企业资源配置，研究的时间段划定在1997年以后。在他们看来，在非制造业中，各产业间的生产率动态变化差异很大。在大部分的非制

造业中，一旦出现再配置效应负值较大等情况，新陈代谢机能就会停滞。尤其在建设业和运输业中，由于都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大企业，且雇员规模缩减明显，因此会对整个非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速减缓产生影响。同时，电力、燃气、自来水、广播电视等新陈代谢的机能也很差。另一方面，在通信行业、零售业、批发业中，不仅能发现内部效应（这个内部效应是指什么的内部效应，语焉不详）正值大，也能发现很大正值的再配置效应，如零售业、批发业中多数生产率低的企业裁员，通信行业中多数生产率高的企业增员等。

两位学者（Fukao和Kwon，2006）基于工业统计表数据，对80年代以后的情况进行了长跨度分析，但并未以非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金、权和深尾（2007）采用有关企业活动的基本调查数据，但受数据限制，仅针对90年代以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因此，本节首先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从企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对80年代以来日本TFP增长的趋势进行分析，以探求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分析利用了以上市企业为对象的政策投资银行的《企业财务资料库》。我们还利用了《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和《工业统计调查》的微观数据，而这些调查每年由经济产业省负责实施。

日本整体经济的TFP增长在90年代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来看，以上两种数据各有利弊。《企业财务资料库》由于只关注上市企业，因此调查结果仅覆盖大企业。同时，即使企业没有消失，其资料也可能因上市终止或兼并未能纳入资料库。但其好处在于，可以对包括80年代在内的情况进行长跨度分析，分析对象涵盖所有产业的企业等。《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尽管调查对象涵盖了中等规模以上（出资额3 000万日元以上、职员50人以上）、经营制造业、商业、部分服务业的全部企业55，但由于首次调查始于1992年（第二次为1995年，以后每年实施一次），因此无法与90年代以后及之前的情况进行比较。最后，尽管《工业统计调查》可以从80年代起进行分析（但后面将提到，这一分析不适用于极小型工厂），但也仅限于制造业56。

表2显示的是我们利用《企业财务资料库》与《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得出的观测值与针对全营利法人（除金融、保险业外）的《法人企业统计调查》（对中小企业实施的是抽样调查，母集团的数值为推算得出）的比率，它表示总产量、增加值、职员人数方面该数值占总体经济的比例。另外，由于工业统计调查针对的是事业所而非企业，因此未包含在表2的比较中。

表2显示，以增加值为基准来看，《企业财务资料库》制造业覆盖率为39%，非制造业仅为22%，而《企业活动基本调查》中的非制造业覆盖率也不高。可以说，此次调查的数据不足以用来分析非制造业整体的TFP趋势。

以1980年为参照，为研究90年代以后企业层面发生的变化，首先我们借助生产率的动态变化（productivity dynamics）对上市企业的TFP增长率进行因素分解57。表3显示了分解得出的结果。表中将所有上市企业的平均TFP增长分解为内部效应、再配置效应、参与效应、退出效应这4个主要因素，分别说明其影响58。我们的分析将上市企业分类为26（其中制造业为17个产业）个产业，分别在这些产业内进行因素分解，将结果归纳为所有产业的数据进行了报告。内部效应是各企业内部TFP增长推动整个产业TFP增长。再配置效应是指在每一时期的第一年TFP高的企业或在整个时期内TFP增长率高的企业，依靠在该时期内通过扩大市场份额而带动的整个产业的TFP增长。参与效应与退出效应表示每一时期第一年TFP值高于产业平均值的企业加入、低于平均值的企业退出导致的整个产业的TFP增长。

表3显示，所有上市企业中，TFP增长率由80年代后半期的年率0.8%降低至90年代前半期的0.1%后，又于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分别上升至1.1%和2.1%。即使将对象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分别分析，也能看出90年代后半期的迅速回升。非制造业的生产率很容易影响整体经济，90年代前半期TFP大幅下降，但在90年代后半期增长0.6%。

所有上市企业的TFP增长率在1995年以后无论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都有了提高，这与图11中看到的产业层面的结果有很大差异。从图1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方面，90年代以后的TFP增长率大幅低于80年代平均水平，非制造业方面，尽管2000年代有所回升，但90年代TFP增长率远低于80年代。与此相对，表3显示，制造和非制造业中的部分上市企业，至多只有5年左右的生产率停滞。为何结果会出现如此差异，后面还将详细分析。

从表3中还可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企业进入带来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程度上变大，但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上市企业TFP的增长基本上都是由内部效应，即企业内的生产率持续提高引起的。

将我们的研究与三位学者（Ahn、Fukao和Kwon，2005）利用日韩工业统计调查微观数据所做的研究以及他们此前所做的有关欧美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企业或事业所层面的生产率动态变化来看，内部效应的影响在日本非常大。据三位学者（Ahn、Fukao和Kwon，2005）的分析，这与意大利和荷兰相似，而与再配置效应及纯进入效应（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之和）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韩国等国情况差异较大。

在日本，进入效应影响较大的时期也存在，但大多数情况下再配置效应十分低。尽管有众多报告指出，在其他国家，经济景气时期，进入效应影响较大，经济衰退时期，再配置效应或退出效应影响较大，然而，在日本，尽管经济景气的80年代后半期和21世纪头10年，进入效应较大，但经济衰退时的再配置效应和退出效应的影响是否会增大还有待观察。退出效应与一些学者（Fukao和 Kwon，2006；Nishimura、Nakajima和Kiyota，2005）的研究结果相同，即与经济景气与否成反比。同时，以上局限在上市企业范围内有关新陈代谢的分析结果，与依据包含中小企业在内的―企业活动基本调查‖企业数据得出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情况差于美国、英国、韩国等国。

卡什亚普等人（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指出，银行为避免暴露不良债权问题，会对绩效差的企业（僵尸企业）追加贷款或提供低息贷款，这一做法有可能妨害了健康企业的成长，导致90年代后不动产、建筑业、商业、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新陈代谢机能弱化，并导致产业层面的TFP增长放缓。然而，他们为说明―僵尸企业‖导致TFP低迷而给出的原因：（1）从十分粗略的产业层面来看―僵尸企业‖的比重大导致了就业的增加或缩减及TFP的增长较90年代以前相比下跌更加厉害；（2）如果将―僵尸企业‖比重大的产业或时期，非鬼魂上市企业的投资和雇佣增加会停滞等因素作为证据，则过于间接，不够充分。同时，如表2所示，由于在非制造行业，上市企业的偿付保障本身就很低，因此，要验证―僵尸企业‖假说，就必须利用类似《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的涵盖时期长、能覆盖整个非制造业的数据，分析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动态变化。内阁府等部门正在利用《法人企业统计调查》微观数据展开研究，结果尚未出炉。

同时，即使存在―僵尸企业‖，它也仅能说明90年代日本整体TFP停滞状况的极小一部分，因为―僵尸企业‖假说不足以说明引起日本TFP增速放缓约一半的制造业生产率停滞不前的问题；从整个上市企业来看，非制造业的新陈代谢机能不论在90年代以前还是以后都很差；根据众多有关生产率动态变化的分析，不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TFP增速放缓的情况大部分都发生在企业或营业所的内部。

其次，我们还要探讨一下1995年以后，上市企业的TFP增长为何远高于整个产业的TFP增长。一个说服力较强的假说指出，1995年以后，只有大企业能够稳步提高生产率，中小企业在生产率方面被甩在了后头。 有学者（Fukao和Kwon，2006）利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制造业各具体产业TFP数据靠前25%的企业和垫底25%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称，研发密集型产业和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交易频繁的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进一步扩大了。下面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以五年为一个时间段，并根据该时间段中第一年的销售额规模（或营业利润），分别将26个产业的上市企业分为4组，计算每组5年期间TFP增长率（年率）的加权平均值。为使各组占有相同的比重，我们将该产业的全部企业按照销售额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由上至下依次分组，分组的标准为该组企业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数据显示，由于占总体数量10％的企业所拥有的总销售额占据的市场份额高达50%，因此各产业都会有2~3家企业构成第一组。图13为各产业的各组企业每5年间TFP增长率相对于全产业平均值的变化。由图可知，企业越大，TFP增长率就越高，且各组间的差距在2000年后持续扩大。

图13 的结果与我们的假说相吻合，但与产业层面的统计结果大为不同的是，1995年后的TPF增长率比90年以前高。

为理解这一差异，接下来我们使用―工业统计调查‖微观数据（受数据限制仅将从业者4人以上的营业所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该调查以制造业营业所为基本单位，对于观察1980年到近期间的长期趋势有很大帮助。由于从2001年（以2000年的商业活动为对象）开始不再对29人以下的营业所进行资本股份总额调查，对于1999年之前的调查，我们根据产业（52个产业）以及时间段，将营业所按规模分组并计算其TFP增长率。从图14可知，1990年之后，只有大型营业所的TFP增长率依然保持高位，而小型营业所的TFP则处于停滞状态。这也许与大型企业拥有大型工厂不无关系，因此也解释了90年代后半期只有中小企业经历了TFP增长的停滞期。

在非制造业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表现是否也差距悬殊。为回答这一问题，根据―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与上市企业一样做相同的分析。上文所述，该数据以1990年为界，之前和之后无法进行比较。将销售额以产业标准或时间标准把企业分为4组，从―企业基本调查‖可得知，数量仅占总数1％的排名前几位的企业，销售额可占据总额的四分之一，而占总数4.6％的排名靠前的企业可占市场份额一半以上。分析结果汇总在表4中。

从表4可见，（年率）1995~2000年间，全产业的TFP增长率（年率）为1.0％，2000~2005年加速到1.7％，这与上市企业数据相似。而按规模划分的TFP增长率，90年代后半期（以销售额为标准）最高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非常高，与最低组企业相比有1％以上的差距。可以确定的是，将样本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进行分析的结果也大同小异。但进入2000年后非制造业TFP增长率的组别间差距逐渐消失。再来看―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自1995年以后，制造业的TFP增长变化不大，而在1995~2000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非制造业中的大企业的TFP增长大大高于中小企业的TFP增长。

表4还分析了TFP增长的原因59。制造业、非制造业的再配置效应及退出效应不佳，自2000年后，日本的新陈代谢机能没得到多大改善。非制造业在2000~2005年有非常高的正进入效应，这与调查对象企业覆盖范围从2001年开始大幅扩展不无关系。

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归纳如下：90年代前半期大多数企业的TFP增长率持续低迷。90年代后半期中小企业的TFP增长率也持续低迷，但以上市企业为主的大企业从90年代后半期TFP增长率比80年代还要强劲。从日本大企业的生产率来说，从1990年后开始并非所谓的―失去的10年‖，更非―失去的20年‖，至多是―失去的5年‖而已。

如果说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TFP增长率有巨大差异，那它们之间的TFP差距是否扩大了呢？为确认这一点，我们使用工业统计表和企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对按规模分组的各企业的TFP水平加以比较，以每五年为一区间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汇总于表5中，在回归分析中，以各企业的TFP的对数值为因变量，以各组的虚拟变量（以规模最小的一组为标准）和产业虚拟变量为自变量。由此可知，在制造业内，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TFP差距是不断扩大的。

按照上述结果，假如生产率高的大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生产率低的中小企业缩小规模或退出市场，那么再配置效应或退出效应应当得以提高，并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TFP。但正如表3和表4所进行的生产率动态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现实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为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我们使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各组企业每5年的实际销售额、资本存量、雇员增加率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我们把个别企业的变量转化为各组的虚拟变量和产业虚拟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将各组实际销售额和要素投入增长率（对数值之差）与同一产业内最小组的企业（规模最小的企业）进行比较，得出的估算系数就可以用来表示TFP差距的大小。

从雇员和销售额来看，可知规模最大的那组企业的雇员增长率高于规模最小的那组企业，但并不比其他组高。从资本存量来看，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那组企业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四组中是最低的。

自变量除各组的虚拟变量外还包括产业虚拟变量，且以规模最小组为基准。因此，推算得出的结果可展示各组TFP水平对数值相对于规模最小组的高低程度。

权、金和沈尾（2008）指出，2000年以后，大企业在减少生产要素投入的同时保持了销售额，也就是说，出现了结构改革型的生产率上升，表6与他们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权和金（2010）使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的微观数据，将外资热衷于在日本投资的电机、化学、批发与零售、服务业四个产业按所有构造（所有权结构吗？）和国际化程度进行分类，并分析各组企业的TFP水平及雇员变化。根据他们的分析，大多数产业中TFP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外资企业、日本的跨国企业（对海外法人的出资额高达10亿日元以上的出口企业），日本企业的子公司、其他日本企业。而在雇员方面，电机、化学、批发与零售、服务业等产业中的日本跨国企业大幅裁员，日本企业的子公司扩大趋势比较显著。我们可以将该结果看做是日本大企业为了向新领域进军或降低雇佣成本60，不断在公司总部裁员但在其子公司增员所致。权和金（2010）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分析日本大企业行为时，将企业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的必要性不断提高。我们也希望将这类研究作为今后的课题。

其次，日本的大企业为何与其他企业不同，在90年代后半期以后依然保持了TFP的强劲上升呢？美国经济中企业的新陈代谢速度很快，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生产率高的企

业扩大生产，只有通过这样的淘汰机制，大企业的生产率才有可能不断提高。但是，正如前文所示，在新陈代谢机能较低的日本，很难想象这样的机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产品研发水平与国际化程度方面的差距，或许可以有力解释不同规模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通过研发积累技术知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国外尖端技术、顾客需求及新型商业模式等接轨，可提高企业的TFP。

表7给出了同一产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研发密集度、出口率、国外投资率（对国外分公司的投资额/总资产额）。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其研发密集度、出口率、国外投资率等越高，而且，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研发密集度与国外投资率的差距从1995年到2005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权、金和深尾（2008）运用―企业活动基本调查‖数据，分析了TFP增长率，并得出如下结论：即使控制企业规模，投资国外分公司的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研发密集度更高，出口在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其TFP增长率必然更高。61

由此可以判断，1995年以后之所以只有大企业实现了TFP的持续增长，可以用产品研发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方面的差距来解释。62

从日本整体研发的动向来看，在各国按照OECD手册所计算的研究费比较中，日本的研究费用与GDP之比如图3所示，1990年以后没有减少，居世界顶尖水平。另一方面，日本的研发主要由大企业承担。雇员300人以上的企业研发支出高达13万亿日元（包括委托研究），而雇员不足300人的企业其研发支出不过1万亿日元。根据中小企业厅（2009），在雇员达5000人以上的企业中，日本企业的研发密集度较高；而在雇员不足5000名人的企业中，美国企业的研究发密集度更高。而且，在美国，研发密集度最高的是雇员人数为100~249人的企业。

权、深尾和金（2008）曾运用―科学技术开发调查报告‖中的研发投资额数据，来分析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对TFP增长的作用。根据他的研究，与1980年代后半期相比，90年代以后，研发投资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减少。

从以上事实可以判断，1995年以后，日本大企业的TFP稳步上升，其主要原因是不断提高研发密集度，并运用其成果。

日本中小企业研发密集度低由来已久，并且如表7所示，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研发密集度差距最近有扩大趋势，这导致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TFP增长差距拉大。

西村和井上（1994）基于―法人企业统计年报‖的数据，研究了1990年以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内劳动产出弹性系数的变化。该研究指出，制造业的大企业在经济繁荣时期会提高产品平均价格，造成其劳动产出弹性系数降低。跟据我们的生产率动态分析，假设同一产业内企业及营业所的生产价格变化规律相同，那么大企业产品价格的升高会被误认为是生产量的增加，极有可能因此而过分高估其TFP的增长。不过，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何90年代经济低迷时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TFP差距仍然扩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以后到经济复苏的2000年，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之所以不景气，是因为它们在90年代以后跟不上急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亚洲分工的步伐。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制造业中，大企业与作为供应商的中小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很薄弱。90年代以后，大企业并没有把那些较为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委托给国内中小企业，而是交给了设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日企子公司或当地独立企业。而且，正如日产公司的复兴计划一样，90年代陷入困境的许多大企业除保留了拥有对本企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技术的供应商外，采取了一系列由上至下的措施，包括消减其他供应商的数量、解除资本关系等。由于贸易关系的淡化，大企业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移就有可能减速。要证明这一点，有关企业间贸易关系、研发密集度、生产率的长期数据必不可少，这也将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课题63。

7．结语

最后，让我们来归纳一下本文的主要结论，并论述其政策含义。

90年代以后，日本经常遇到内需不足的情况，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因通货紧缩、金融机构功能不完善、企业资产收支失衡等导致的投资和消费低迷，也有少子老龄化和TFP增长长期停滞等导致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储蓄过剩。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90年代以来，日本在少子老龄化和劳动时间缩短的同时，资本积累仍稳步增长。例如，日本1990~2006年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美国64。

日本人均GDP增长率从1975~1990年的平均4%下降到1990~2006年的1.3%，降低了2.7个百分点。从供给方看，在降低的2.7个百分点中，有1.2个百分点是因为TFP增长率下降，1.1个百分点是因人均劳动时间减少，0.4个百分点是因为资本劳动比率增长减缓，0.1个百分点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减缓65。

90年代以来，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比美国差太多。只是美国的TFP增长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起主导作用，而在日本，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和劳动力质量提高起主导作用。日本的TFP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均劳动时间减少。90年代，资本系数上升加速，资本收益率走低，这与美国相差很大。另外，日本经济中也未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即使90年代以后的TFP增长与1975~1990年的水平相同，考虑到资本系数上升和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因素，90年代的投资也堪称坚挺。

对日本来说，为了摆脱人均GDP增长停滞的困境，不能一味地依靠刺激国内投资来扩大需求和提高供给能力，应制定相关政策以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在需求层面：（1）将经常项目盈余回流到发展中国家，构筑防止日元升值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资源分配上看这是最好的方式，但如没有其他国家的协助将很难实现。（2）近年来企业储蓄的迅速增加抵消了家庭储蓄的下降，必须探明其原因并采取对策解决储蓄过剩问题。

供给方面：（3）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供给；（4）加速提升TFP；（5）注重发展资本和技术集约型产业，加速推动技术进步，藉此提高对资本和技术知识的需求66。这些政策可以在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且不降低资本收益率的同时，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而且，这些政策通过提高资本收益率，刺激了国内投资，可解决储蓄过剩问题，需求方面的效应也值得期待。

另外，虽然现在日本GDP负增长，但也不应急着在短期内削减财政赤字。由于全球经济回暖，出口大幅下落的问题有所好转。但因民间储蓄长期过剩和少子老龄化导致投资机会丧失等问题仍然存在，通货紧缩状况仍然严峻。在这样的状况下削减财政赤字可能会有加剧储蓄过剩和经济不景气的危险。

接下来，详细论述一下劳动力投入和TFP加速增长的问题。

关于劳动力投入，需要指出以下几点。90年代以来经济长期停滞，由于人口少子老龄化以及兼职劳动者的增加，人均劳动时间急剧下降；另一方面，虽然劳动效率有所提升，但没有抵消人均劳动时间减少带来的损失。结果就是虽然劳动效率提高了，但人均劳动投入还是减少了，或者说基本持平。少子高龄化和兼职劳动者增加等现象并不只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产生和存在，而是将长期存在。换句话说，即使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些现象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力投入今后将面临继续减少的危险。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降低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不良影响呢？

由于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者数量减少，所以要采取措施促进高龄人口积极就业。2006年4月1日实行的《高年龄者就业安定法修正案》（以下简称《高龄法》）要求企业在确定退休年龄时，执行以下三项措施中的一项：（1）提高退休年龄；2）引入继续终生雇佣制度；（3）废除退休年龄。实际上，超过6成的企业继续雇用所有员工，可见《高龄法》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本文分析的时间期限截止到2006年，所以无法评估《高龄法》解决劳动力投入减少的效果。今后有必要评估一下《高龄法》的效果，以更加有效地利用高龄劳动力。

前文已经指出，兼职劳动者的增加缩减了平均劳动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将更多的兼职劳动者转为全职劳动者。但是，兼职劳动者的意愿（是否是自愿选择成为兼职劳动者），以及玄田（2008）指出的介于全职劳动者和兼职劳动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的存在等，使兼职劳动者到全职劳动者的转变存在很多变数。

此外，以兼职劳动者为代表的非正规劳动者大量增加，使他们受培训的机会减少，劳动者能力的提升处在停滞阶段。但是，对非正规劳动者进行培训就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么？有贺他（2008）指出，除了培训外，在固定企业工作也可以更快地提高劳动技能，企业的晋升制度等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想而知，今后兼职劳动者的数量还会增加，但是为了将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必须考虑兼职劳动者的情况，制定更加具体的措施。

最后，探讨一下加速TFP增长的政策。人口少子化和高龄化对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吸引投资和提高潜在增长率（市人口的增长率呢还是经济增长率？）对TFP增长至关重要。

90年代以后，TFP增长陷入停滞。90年代之前的TFP增长主要靠制造业的推动。90年代以后，日本整体经济的TFP下降，一半是由于制造业TFP增速减缓引起的。另一方面，1985年至1990年泡沫经济时期，非制造业TFP增长的原因有很多，2000年以后非制造

业的TFP增长已经恢复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非制造业的问题是，为什么70年代以来TFP增长一直陷入停滞状态。

有什么办法能使TFP的增长加速呢？

首先，扩大生产率高的企业的生产规模，缩小或关闭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促进经济的新陈代谢。从《工业统计调查》和上市企业相关微观数据判断，90年代前，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非常缓慢。90年代以后日本的TFP增速减缓的原因既有新陈代谢缓慢，也有各企业内部TFP增长缓慢。日本经济的新陈代谢缓慢，并非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僵尸企业‖和资产收支失衡等造成的暂时性问题，而是应当作为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来对待。希望能够改革僵硬的劳动市场和难以催生合资企业的金融体系。

此外，为了加速TFP增长，也可以促进以下无形资产的投资：较外国更少的ICT投资、机构重组和教育培训等。

根据企业规模对TFP增长情况所作的分析表明，1995年以后，效益好的企业和大企业的TFP增长要高于90年以前。因此对于大企业来说，并不是―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而只是―失去的5年‖。日本TFP的低迷是因为大企业不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而中小企业的TFP增长低迷。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研发密集度和国际化程度的差别，1995年以后有扩大的趋势，这很可能扩大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TFP差别。

90年代以后的制造业，企业间的一体化关系减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的技术转让减少。提升TFP，有必要支持中小企业的研发和国际化，淘汰生产率低下的中小企业。权、金和深尾（2008）认为，欧美企业的子公司和日本企业的子公司与没有国外子公司的日本企业（多为中小企业）相比，TFP增长率要高。这是因为企业集团内部技术共享更为便利。要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国际化，包括对日直接投资在内的并购也是有效的手段。

（杨琳 译 赵银华 校）

* 金 荣愨任职于日本专修大学；深尾 京司，任职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研究所；牧野 达治 ，任职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产业省经济产业研究所。本文是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政策讨论系列论文之一，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之见，并不代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立场。——编者注

1 仅规模较大的研究成果就有村松奥野编（2002）；原田和岩田编（2002）；岩田和宫川编（2003）；滨田和堀内·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编（2004）；Saxonhouse和Stern主编（2004），Ito、Patrick和 Weinstein主编（2005）；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2005~2006）；林文夫编（2007）；橘木俊诏（2007）；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企画和监修（2009~2010）等。

2 内阁府所谓的潜在GDP是指 ―从经济过去的走向来看，投入平均量的生产资料时可实现的GDP‖，即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为0. 33）中，分别代入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存量、资金利用率、劳动时间、劳动力参与率、失业率、TFP等一系列数据推算出的数据。详细请参照内阁府（2007）的附注2-1以及野村（2009）。

3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Posen（1998）和野口 （2002）。

4 当时，经济繁荣、设备投资活跃，投资过剩导致贸易赤字，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维持外汇储备，货币当局都纷纷采取紧缩货币的政策。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中叶前，日本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上是由投资过剩带来的国际收支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过热、设备投资增加、投资过剩，导致贸易赤字、资金缩减、设备投资减少，随后又导致国际收支盈余、经济过热、设备投资增加这一周期性的循环体制。

5 需要注意的是，图2所示的储蓄投资平衡变化受到经济发展形势、不良债权及一些暂时性因素的影响。即使排除经济发展形势因素外，结论也相同。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深尾（1987）、千明和深尾（2002）、内阁府（2009）。

6 资料来自总务省统计局（2010）。

7 有关不同产业的TFP水平的长期日美比较，请参见Jorgenson、Kuroda 和Nishimizu（1987）。

8 Hayashi and Prescott（2002）指出，从与本节同样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视角来看，1990年以后TFP增速减缓及劳动投入减少造成设备投资减少的可能性很高。

9 技术进步如果不是中立的，它所带来的民间投资与国内总产出的比率下降将不会很大。

10 宫川（2005）运用日本工业生产率（JIP）数据，从要素价格边界（fractor price frontier）的视角来分析同一产业水平上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资本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11 深尾（1987）及千明和深尾（2002）计算了―实际均衡汇率‖，指出该汇率在一定时期内比实际汇率大幅偏低。

12 中国汇率政策的变化与近期内需扩大政策的相关信息，请参见深尾·袁（2010）。

13 1990年汇率与经常项目，请参见深尾（2001）和河合·高木（2009）。

14 对二战后与一战前国际资本流动状况的比较分析与该领域此前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深尾（2001）。

15 日本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负担，因此90年代后期，美国临时准许为摆脱通货紧缩采取的大规模干预政策，如引导日元贬值，扩大日本经常收支盈余等。如先前所述，通货紧缩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仅靠干预政策能否实现日元贬值值得怀疑。

16 如北坂（2009）所指出的，1990年后的财政政策中，需要改善之处很多，包括经济萧条期过度乐观的经济判断以及政策实行迟缓等。北坂指出今后应研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

17 这样的主张请参见收录在原田和岩田主编的著作中（2002）的论文及冈田和饭田（2004）。

18 宫川（2009）对此前有关90年代后设备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整理。

19 镰田（2009）用各种方法推算投资扩大造成的GDP缺口减小的实际利率水平是怎样变化的，并指出，在平均实际利率最低的90年代后半期，利率水平几乎为0或－0.1%。

20 但是，据美国经验，已有民间储蓄率未必按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趋势。

21 按照法人企业统计年报中―经常收益－法人税、居民税及事业税－中间股息－股息‖的统计结果，全部盈利法人（除金融·保险业）的附加值中，有30.3%是由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法人创造的，这部分法人的储蓄占全体法人储蓄的41.5%。另一方面，31.4%的附加值是由资本金不足2000万日元的法人创造的，这部分法人的储蓄仅占全体法人储蓄的13.5%。

22 如第6节所述，大企业的国内分公司在雇用人员方面更积极（参照权和金，2010），而且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大企业的部分储蓄将用于此目的。

23 关于企业合并和企业的过剩投资，参见Ando （2002）、Hayashi（2006）、齐藤（2008）等人的研究。此问题将在第4节论述。

24 （1）式的推导过程用算式来说明。一次齐次的生产函数用Y=F(K, AqhL)表示。其中，Y是GDP、K是资本投入，q为劳动质量，h为劳动时间，L为就业人数，A表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1）式的计算是以一般技术进步模型为前提的，为了简化讨论，假定方程式两边除以总人数N，得到以下方程式：Y/N=F(K/qhL, A)×(qhL/N)将方程两边进行对数运算，使用成本最小化条件αF(K/qhL, A)/α(K/qhL)=r/p（不过，r 为资本成本， p 表示生产的产品价格），得到下式：.(Y/N) /(Y/N)=(rK/pY). (K/qhL) /(K/qhL)+ .q /q＋.(hL/N) /(hL/N)＋.A (αF(K/qhL, A)/αA) qhL /Y其中，. 表示有关函数时间变化，右边最后一项表示TFP的增长率。JIP数据中各函数的计算方法和有关时间差的严格说明，请参见深尾和宫川（2008） 第1 章。

25 Hayashi和Prescott（2002）根据宏观经济增长核算，得出日本TFP增长率从1983~1991年到1991~2000年间下降2.2%，详细分析请参见Fukao和Kwon（2006） 和权和深尾（2007）。但是Hayashi和Prescott（2002） 并没有考虑劳动力质量增长率的下降，并错误地把对外投资收益对GNP的贡献等同于国内投资对GDP的贡献，极有可能过大估计了TFP增长率的下降。

26 深尾和金（2009）使用JIP数据模式中的周转率数据来进行发展计算，即使考虑周转率变化因素，同样得出1990年以后TFP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结论。乾和权（2005）通过对检测TFP增长进行的先行研究，调查其方法和结果，来分析不同的原因。

27 虽然JIP数据库与EU KLEMS 数据库在劳动力属性细分度与资本成本推算方法方面存在若干不同之处，但数据采集方法基本相同（EU KLEMS 数据是以JIP数据为基础的），对依据这两个数据库计算得出的增长核算结果进行比较是可行的。

28 详细讨论请参见Fukao、Miyagawa、Pyo和Rhee（2009）。他们运用EU KLEMS数据库对各国进行了增长核算，并对结果进行了国际对比，认为1995年以后法国、英国与日本相比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的原因不是TFP增长率的差距，而是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不同。EU四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经历了95年以后同样规模的TFP增长率下降的情况。而且韩国的TFP增长率下降比日本更严重，TFP加速增长的只有美国。

29 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09）。在该资料中，日本的数据为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推算值，其他国家的数据则依据OECD Annual National Accounts Database。

30 从1990年以后平均来看，宏观经济整体来看（两个来看在一块儿，显得重复）劳动生产率提高率，日美间的差距不大。但是，在日本，①资本系数上升带来的每一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成本增加；②制造业的TFP增长率的下降要比其他产业显著，日本制造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与美国相比有所增加。通过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日本制造业，可认为是高成本制造。据Dekle和Fukao（2009），日本制造业中生产率下降带来的高成本，在市场汇率中，换算成美元的日本单位时间工资率比美国大幅下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相抵。也就是高成本的不良后果（这句话缺主语）。日元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下降被认为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变化的结果。日本生产率与汇率的关系，请参见宫川（2005）、Jorgenson和Nomura（2005）、Dekle and Fukao（2009）、和Obstfeld（2009）。

31 即使是同样1亿日元的资本，对企业来说，与损耗率低、价格下降缓慢的固定厂房相比，信息通信设备损耗率高，且技术革新会造成新产品价格急速下降，因而资本成本更高。但是，信息通信设备对生产的贡献要比固定厂房高。因此，要确定各类资本对生产的贡献，必须考虑其资本成本。鉴于此，在第三节的增长核算中，资本劳动比率指的就是包含资本成本的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之比。本节在分析资本积累时也对日美（包含资本成本的）资本与劳动之比、（包含资本成本的）资本与GDP之比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不过主要结论并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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