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课 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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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课 社会变革与百家争鸣

社会大变革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北),洛邑在镐京的东面,后人把东迁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由西周的“封邦建国”体制变为秦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大转型,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逐渐积累,到秦朝终告完成。

据学者统计,春秋时期共有140多国,其中大国约有十几个。经大国争霸,进入战国时期,除七强外,也还有十几个小国。在兼并过程中,华夏族与四周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许多小国和部族渐次合并、融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最深刻的变革来自与经济领域。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境内的空旷生地,不断被开辟为农耕熟地,耕地不能转让买卖的规定也逐渐失效。诸侯、卿大夫们竞相占地,列国间的战争也多以攻城略地为目标。各国推行奖励农耕军功的政策,促进了自耕农和新型地主的产生。随着农业的发展,私人手工业、商业也活跃起来。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新局面。

当时的国力竞争,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增长水平,于是列国竞相鼓励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进步,突出地表现为耕作方式由休耕易地到垄沟互换、轮番耕作的过渡。大约到战国后期,一些先进地区已经完成了这一过渡。在连年种植的耕作制度下,即使单位面积产量不断增加,农业总产量至少也能增长一倍以上。

经济领域的变革、列国纷争的态度,迫使各国当政者进行不同程度的内政改革,贬抑或废黜无能的旧贵族,启用贤能之士,实施耕战并重的政策。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在战国时达到高潮,改革的范围扩大到官吏、行政、财政、赋税、户籍、法律等各个方面。

百家争鸣

当此社会转型之时,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士”最为活跃。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不同,思考方式各异,为治理社会、安定人心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方案,形成了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灿烂的一页。先秦诸子的思想是我国后世学术思想的源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三家。

儒家学派兴起于春秋,由孔子创始。孔子发展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创造出“仁”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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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念,倡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为“礼”输入了新的生命力。孔子的“礼”和“仁”以早就理想人格为最高目标,试图以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方向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由“仁”发展出“仁政”。荀子重新解释孔子的“礼”,熔礼、法于一炉,其学生韩非、李斯由此而走向法家。后世儒家多认孟子为正统,奉为儒家的又一宗师,而视荀子为旁门左支。

孔子对春秋以来的社会变动深表不满,追慕西周盛世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他崇拜周公的礼治,从检讨当时社会的社会风气入手,意识到仅仅强制维护礼节、仪式一类的行为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尖锐地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认为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没有来自内心的道德追求和自我约束,礼和乐不是徒具形式,便是礼崩乐坏。孔子以伦理道德和自我约束来协调人际关系,常被人视为迂阔空想。但每当社会失范、道德沦丧时,人们又会思念起儒家关于道德必要性的思想价值,意识到这时一份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

法家兴起于战国初期。法家正面肯定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以提倡“法治”为特色,倡导激进的功利主义,主张实行君主集权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受到当政者的欢迎。然而其提倡专制独断、严刑峻法等,消极面也十分明显。

法家的后期代表韩非,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气力。”在这种“争于气力”的时代,只有论功行赏与严刑峻法并重,“唯法为治”,才可能富国强兵。韩非重权势,轻道德,提倡君主独断,为君王精心设计了一套操纵臣下、防止臣下篡逆的统治权术。

道家以老子为始祖。道家对现实政治持绝对否定的态度,认为仁礼、法治都徒生是非,主张“无为而治”,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他们鄙视世俗的物质享受,鄙薄财富权力的追逐。道家关于事物恒变、矛盾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经历秦亡的教训,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心态就比较平和了。司马谈说的好:《易大传》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都出于治理天下的共同目的,只是各有不同的考虑、不同的思路,就看后世的人能不能正确领悟,能不能择其善者而用之(这篇文章被保存在他儿子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直至今天,如何判断先秦诸子的思想价值,批判地继承,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和正确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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