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封面（题目及要求） - 图文

华东理工大学2010 ——2011 学年第 二 学期

《 经济学说史 》课程论文

班级 信管081 学号 10081692 姓名 周旖灵

开课学院 商学院 任课教师 沈晗耀 成绩 论文题目：评析四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 论文要求： 1. 简述四位经济学家（两位为课堂上老师介绍的，两位为课外的当代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 2. 对四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要有自己的评析。 3. 字数要求为3000字以上，字体为宋体小四。 教师评语： 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如果考虑到人口增加和价格的变动情况，经济增长还应包括人均福利的增长。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 一、李斯特的经济增长理论 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财富是交换价值，而财富的原因是生产力，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许多倍。所以必须动态地考虑一个国家的财富问题，必须从长期来看，既要考虑现在的财富量，也要考虑将来能够获得的财富量。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要考虑与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生存、发展等有重要关系的因素，要考虑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落后国家应该牺牲一些眼前的贸易利益，依靠保护贸易政策，使国内重要的幼稚产业的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然后再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当本国幼稚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人们的损失会得到补偿，从长远看来可以增加本国财富。这种为了提高自身生产力而暂时失去一部分国际贸易利益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对本国再生产的一种投入，在将来必然带来财富的大幅增加。 李斯特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特征是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物质资本、技术、精神资本、政治与法律制度、文化心理差异等因素全部作为内生变量而存在。因此，与传统的西方主流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封闭体系相比，李斯特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理论体系，几乎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被他纳入了研究视野。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主流派经济学未能将这些因素内生化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李斯特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其符合落后国家实际的特点填补了西方主流派理论的空缺，在指导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显著成效。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对李斯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增长模式还只是刚刚创立，尚未经过足够的时间予以验证。此外，对于技术、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心理差异等因素的定量化分析还只是刚刚起步，尚待取得进一步突破。加之李斯特作为一个几乎涉猎了增长经济学所有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提出的经济增长问题也是包罗万象的，要想在短期内完全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还有很大困难。因此，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如果完全终结和替代李斯特的经济增长理论还需在研究方法上取得更多、更大的突破。 二、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 熊彼特认为分析经济周期可分为“纯模式”或“二阶段模式”分析和“四阶段模式”分析两个步骤，前者是排除了外来因素干扰的纯理论分析，后者的分析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为基础。 在“纯模式”中，熊彼特假定：在“创新”之前经济处于静态均衡，企业的支出等于收入，没有利息和利润。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的重组，企业家为获得超额利润（新产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价值差额）而努力创新，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上对银行信用和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当创新扩展时，竞争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盈利机会减少，银行信用收缩，

于是经济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 在“四阶段模式”分析中，熊彼特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创新浪潮不止一次，“第一次浪潮”中“创新”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和银行信贷的扩张，同时引起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增产。这时一般又会伴随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社会出现许多投资机会，出现了投机。此即，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扩张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因此，“第二次浪潮”中就已包含了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并且它不可能有自动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均衡阶段——“萧条”，这个阶段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还会引起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次“创新”浪潮。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并不是平稳进行的，同时各种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因而经济周期的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他在总结归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 （1）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2）从1840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代； （3）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经济增长正是经由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的。 三、郎咸平的经济增长理论 郎咸平在为国企体制辩护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大肆抨击中国的民营企业，打压本来就生存困难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一点，倒与左愤和左派们鼓吹回到计划经济的全盘公有制、消灭资本家高度一致，这也难怪左愤和左派们都想拉郎咸平入伙。 郎咸平在反对\国退民进\上是明确无误的。 然而，即使是马克思也认为，只有在物质资料或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消灭所谓剥削、阶级等不平等现象，而财富的增长依靠的是经济增长。正如诺斯所言：\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西方世界的兴起》第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经济增长则依赖于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的经济组织则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追求自利而进行创新的人们，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率接近私人收益率，这样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从经济学上来看，诸如交易成本理论、专有资产理论、剩余与准剩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此不做赘述，但无论什么经济学理论，最终的结论都是殊归同途：只有当产权制度建立并实施之后，产权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足以激励其活动之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从事那些有益于促进社会福利的活动。 四、吴敬琏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十一五”规划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基本指导方针之后，中国经

济出现了许多走出传统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可喜迹象，但一年半的实践也表明，摆脱对旧增长模式的依赖，绝非易事。 正如吴敬琏教授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所指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所以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自我革命，因为这将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结构调整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权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从现在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中可以看到，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能够给党和政府的机体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 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必须实现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改革，避免政府“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 政府坚决把自己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群组织和市场去处理，并不等于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职能，实行“无为而治”或者无所事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政府低成本地履行以下几方面的职责：(1)提供法治环境；(2)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3)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维护社会公平；(4)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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