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综述

第十三讲 作为一种现代景象的思想争鸣

一说到现代化，人们往往马上想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这四个层面，最后一项跟“人的现代化”关系密切。然而，四个层面的现代化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其中，经济现代化有许多明白无误的指标，如工业化、市场化，都比较容易测量；政治和社会现代化也有一些公认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惟独思想文化情况复杂。某些道德习俗、思想观念，可以比较容易地分辨出其陈旧、过时，判断为应当被改造甚至抛弃的传统糟粕成分。更多的则难以量度。其中有许多尽管相互龃龉，相互抵触，有的已经相持了数百年，其实都跟世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甚至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其产生就是为了应对现代化给人们所带来的种种烦恼、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一些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自又不断演变，发展到今日，双方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对这一类思想争鸣和各种思潮的分分合合做一番梳理，比起判断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思想文化，可能难度要大得多，但对于我们了解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或者人的精神观念的现代化，一定会更有意义。

第一节 科技与人文之争

科技与人文之争是一种最普遍、最鲜明的现代景象。两者之中，科学技术作为“现代性”的首席，常常居于优势地位。然而，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意见，科学跟意义无关，更不涉及终极关怀。正像医学科学可以延长垂死病人的生命，却不顾病人的痛苦和愿望，不考虑该生命继续存在的意义；艺术科学探讨艺术品产生的条件，却不追问它是否跟人类的博爱精神对立。历史与现实中，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遇到了这种尴尬，甚至还有更难堪的局面，例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技术和武器，进而引发空前的灾难；基因技术导致各种危害性转基因食品甚至出现克隆人怪物的危险；经济发展理论在促进生产力和财富增长、造就一部分富人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环境破坏。所以，很难证明科学所描述、改造或创造的世界是否值得存在。科学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严，但人的价值选择却可能是非理性的、多元的、相对性的。从科学中找不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学不提供人生指南。因而科学应当自律。韦伯讨论的是科学与价值之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科学与人文之争。

谈到科学与人文，不能不提到对中国人来说完全是舶来品的“科学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译“科学崇拜”。《大英百科全书》释义为“获得知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应当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韦氏新国际词典》（1987）的解释大致相同。《科学史词典》（W. F. Bynum,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rinceton）释义的科学主义则是指赋予科学以“超越科学合理范围的权威的那些学说、观点以及伴生的社会实践”。科学主义在不同场合跟科技理性或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工业主义等等意义相近。极端的科学主义或称“唯科学主义”持一种自然-社会二元论的立场，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凌驾于一切思想之上，以科学的名义剥夺了人在自然、社会和思想中的自由权力。

“人文”则兼有中、西血统。中华思想讲到人文，一般都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一般理解意即文明，《论语》里反复讲“人者仁也”，仁即“爱人”，所以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所以要建立以“仁”为依归的礼仪典章制度。人文的践行即“化成天下”或曰“人文教化”，也就是作为动词的、或者说应当是中华元典中的 “文化”。人文精神就是仁爱精神，就是以人为中心。西学到来以前，中国古老而博大的传统学问体系被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除少量农学、数学、化学、天文地理学著作，基本上都属于这种以“化成天下”为己任的人文之学。西方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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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m）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初德国学者首先使用了人文主义一词。人文主义有人性、文明、文化教养、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或人类中心论等含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则明确指向人的自由。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二者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存在重大的差异：前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相反，它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身、认识自然。但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文没有相通之处，更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主义者，或者说人文学者都反科学。相反，许多科学家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许多人文学者则热心科学，虚心研究和运用科学方法。前者可以爱因斯坦为代表。这位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却严厉批评“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告诫人们“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尖锐地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要使学生对价值(values)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象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当我把‘人文学科’（humanities）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他甚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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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 如果不明就里，人们会误认为这些话出自哪个对科学认识偏激而且口无遮拦的人文学者之口。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潮或文化倾向，其传播、发展从科学技术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助力。威尼斯之所以在15世纪60年代成为人文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威尼斯印刷术的发达使之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出版国，其人文主义思想得以通过大量书籍迅速地向外部地区传播、扩散。这一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许多又是科学家，他们的创作体现了科学、艺术、人文关怀之间的交融汇合。

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影响。培根所确立的实验观察和归纳推理法、牛顿提出的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不但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引发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宗教神秘主义的面纱被理性之手撩开，传统的权威受到撼动，人类第一次从对自然的恐惧的阴影下走出来，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奠定了怀疑主义、批判理性的人文主义基调。许多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其思想的人文主义光辉、对传统的批判锋芒，都直接来源于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科学本身的充分信心和乐观态度。

19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对自然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歌德对地质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都进行过系统研究，在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用客观性制约过度的主观，以科学的理性滤除艺术想象中的神秘主义、狂热主义，像探索自然法则那样尝试寻求艺术形式中的规律与和谐。这些“使他有了一个诗人这样的直接的发言能力和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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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人所达到的平静心境”。

到了20世纪，随着科技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表现形态有了新的变化，人文主义也更加趋于多元化。尼采从现实中看到了社会的过分组织化、理性化对情感、天性、创造力的威胁，以非理性主义或悲观主义情结向19世纪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人文传统挑战，这种对资本、权力、科技，乃至理性的垄断地位的反动，以一种特殊的形 12

爱因斯坦：《走近爱因斯坦》，许良英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第69-70页，105页，125页。 同上书，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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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寻求新的价值体系、人文传统提供了思路。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向既有哲学观念提出挑战：关于宇宙膨胀、天体年龄的观察研究向原有的宇宙无限说提出了挑战；由于迄今找不到粒子世界的自由夸克，科学家因而设想只有无穷大的功才能把夸克和反夸克分开，关于“夸克禁闭”这一假设，向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提出了挑战；量子力学研究者对磁荷（磁单极子）的寻找，涉及到磁极两极不可分离的观念能否成立，而这一直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例证；因果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物质、能量、信息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时空观等哲学观念，也正在随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此外，科技对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巨大影响。

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动力。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具有“生产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现代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一是促进工具理性的兴起。

根据韦伯的定义，所谓工具理性（目的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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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所表达的是通过对从个人本性和内心愿望出发的“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的权衡与判断来决定行止，既不受个人情绪控制，也不受传统左右的行为取向，其核心是“天生的自我利益”，商人对顾客行为的期待，对利润的追求就是工具理性行为的典型体现。形式理性是指“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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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的程度”。 与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相对的概念是价值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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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这是一种后天学习的、非自我利益的行为取向。实质理性是一个相对模糊、泛化的概念，它除了要求技术上的可计算性外，还要求用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原则来考虑伦理、功利主义、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合理性。4

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发生而确立的。工具理性、形式理性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了从现代科技进步中汲取的动力和借此获得的合法地位。 对科技发展的担忧，也更多的体现为对其背后的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极端膨胀的忧虑。

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虽然是现代性的精髓，但也有其特定的关注对象、适用范围，社会生活中有其所无法触及的领域。工具理性/形式理性是工具性的，强调判断标准的客观性、中立性，以及结果和形式的合理性，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不涉及价值判断，也不关心情感需求和道德需要。“由于功利主义文化强调成果的评价，其注意力的中心立即自然而逻辑地从道德转向了认知判断??功利主义有一种先天的局限道德格局并有强调纯认知判断的趋向。事实与价值由是彻底分离。所以，中产阶级功利文化天然地倾向于道德破产与‘孤僻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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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倾向。” 这种先天的局限性必须要靠价值理性/实质理性来节制和弥补，一旦工具理性片面发展，过分膨胀，超出自身界限，涉足其他领域，对价值理性进行压制，就会造成危害，导致人性的扭曲、异化。

还应当看到，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强大的利润驱动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产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但更深层的动力，却来源于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乃至社会生产力的土层中，后者的发展趋势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基本进程。扩张性、掠夺性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特性，这一方面为现代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但另一方面，也将其功用引向一个又一个死胡同。例如，环境、能源问题从资本主义早期就开始积累，到20世纪50年代，弊端逐渐 1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 同上书，第106页。 3

同上书，第56页。 4

同上书，第107。 5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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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来，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大公害。从煤烟污染、工业“三废”污染、石油、化工、毒气污染，到农药污染、核污染和噪声污染，都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正是在此背景下，对以科学为新上帝和极端经验论的科学主义，新一代科学哲学家提出了挑战，于是有波普以“猜想”、“证伪”为标识的“进化认识论”和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后者更关心科学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强调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科学相对于人文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此后，中国的科学哲学家又发出“让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指出科学在古希腊时代一开始就是关乎自由的学问。科学的第一个样本是哲学，哲学是“爱智”之学，自由之学，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知识体系分科化、专业化的结果，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来自诉求效率与力量的技术理性。所谓“宏扬科学精神”，不应当是特别地张扬科学的优越性，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走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老路，而应当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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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文合一的层面上重新审视自由与理性。

第二节 当自由成为“主义”

“自由主义”来自西欧，是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思想的现代表达。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享有自然权利的非社会的个人。作为一种世界观，它萌芽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对神权的挑战。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自由主义兴起也有重要作用，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个人主义由新教伦理孕育。而个人主义、个人权利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一种原则而出现，却起因于天主教人文主义者莫尔、伊拉斯谟等对新教的批评、对宗教宽容的呼吁。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最早出现于英国。一般认为，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1632-1704）。法国的启蒙学者孟德斯鸠（1689-1755）以三权分立作为保证公民政治自由的必要制度。亚当·斯密（1723-1790）则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然而，自由主义作为名词，迟至19世纪初叶才出现于反抗拿破仑入侵的西班牙。

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最早来自保守主义阵营。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梅斯特尔批评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会削弱权威、宗教等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认为先于社会而出现的、享有自然权利的个人只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种假设，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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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必须服从于世俗的和上帝的权威。 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虽然经常冲突，两者的关系却常常“剪不断、理还乱”。柏克被公认为保守主义的鼻祖。他的思想强调传统，重视秩序，重视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职责，主张有机体论的社会和国家观。但柏克始终以老辉格党人即老自由派自居。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也反对英国国王的专制，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国王的斗争。柏克支持个人自由，经济思想方面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与亚当斯密在许多地方完全吻合。柏克以后的保守主义名家如阿克顿勋爵、梅因、托克维尔也都是自由主义者。阿克顿甚至批评洛克的自由概念只有财产保护而无精神自由，认为“辉格党的最伟大作家”柏克才称得上现代自由的先驱。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思想，被称为实用的极端自由主义。他也自认是一个辉格主义者。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和英国，保守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多半是古典自由主义跟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分野。

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又先后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社群主义者等不同方向的各种批评。当然，批评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自由”。自由和科学、民主、法治一样，仍然是公认的现代社会的标识性观念。没有哪个现代人会向往奴役、愚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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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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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和无法无天。

让我们暂时抛开“主义”而先来看看“自由”。依照洛克的解释，所谓自由，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按自己的愿望思想和行动，生命不受伤害、人身不受奴役、财产免于侵犯，人人都可以追求个人利益和快乐；其次，自由要受法律的约束，是在法律保护和约束下的自由。按照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的分类，可以从四个维度定义和认识自由：

政治自由，或者说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政治民主是19世纪自由内涵的中心。政治自由问题与“自由与政治体制的关系”问题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民自由，或者说个人可以用来反抗权威的权利。（在美国，公民自由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进步的故事。19世纪30年代对废奴运动的镇压，一战后的“恐红”运动，冷战初期的麦卡锡主义，都曾以自由的名义限制和剥夺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即个人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作出重要的个人决定的能力。（在20世纪美国，这种“选择的能力”可能是自由认知中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自由，即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构成了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自由。按照斯密的学说，经济自由是最好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其基本要求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干预。能够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和谐的最自然的制度，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然而，正如方纳特别指出的，“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众多的定义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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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交锋，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得以创造和再创造。” 洛克式的自由本质上是利己的自由，与之相对的是卢梭基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意志的自由。17-18世纪的英国人，崇尚和提倡自由跟社会等级森严并不冲突，臣民们经济不独立自然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财产达不到一定标准，可以享有“公民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不能参与政治社会。推而广之，自由的英国人可以也应该奴役不自由的殖民地。民主本是19世纪自由内涵的中心，但当时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害怕出现“暴民政治”，害怕政治过激，不情愿接受普选权，在鼓吹自由放任的同时，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的要求，甚至不愿承受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问题，要求让贫困的“过剩人口”自生自灭。李嘉图反对任何形式的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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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改济贫法的任何计划如果不以废除它为最终目标则不值一顾。” 马尔萨斯甚至认为养不起妻子儿女的穷人就不该结婚，否则只会给社会增加负担。就自由与政治制度的关系而言，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可以保护自由，现代君主制下臣民地位的不平等既是自由的动力又是自由的条件。他的得意门生托克维尔则认为，虽然现代民主社会可以是自由的也可能是专制的，自由还是应当以地位平等为基础并受到民主政治的保护。联邦制的美国就是这种保护自由的民主制度的模型。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史上，自由与平等关系密切。在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和社会条件的平等，但真正达到前三种平等，有赖于自由公民权利的扩大，而社会条件的平等，则常常只能由一部分人享有。所以，跟北方工商业者一样崇尚自由的南方大农场主，却跟西欧奴隶贩子一样极力维护奴隶制，于是，对大英帝国把奴隶制强加于美洲的谴责，被仔细地从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删除了。自由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文件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但法国国民议会在宣布《人权宣言》之后，宣称它并不施用于殖民地。阿克顿纵论自由与民主的关系，结论是“奴隶制经常与民主政体联系在一起，??废奴的争论使每个人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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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柏克的说法，人们发现自由的代价是做奴隶的主人。” 不无辛辣，但一针见血。

19世纪曾经经历了自由主义全盛的时期，英国实行了一系列议会改革，扩大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1832年开始的议会改革使辉格党人首次获得自由派称号，此后，自由主义开始在英国广泛被使用。1832年以后，辉格党人和反对保护主义的部分托利党人合作，渐渐 12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引书馆，2002，第11页。 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第90页。 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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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自由党人”。1839年J. 罗素开始正式使用“自由党”名称，1846年由他组成的政府，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由党政府，但直到1868年格拉斯顿组阁，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各派别才形成统一的议会政党。19世纪人们以“自由主义者”为荣：拿破仑把自己建立的法兰西帝国说成是自由的制度；英国人更将自己的国家看作自由的国度并以此自豪。今天当人们回顾19世纪历史时，常常将自由主义跟英国的世界工场地位和英国极力推行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主义联系起来。“1866年，英国一位经济学家深为惊异地看到，今天的英国在芝加哥和奥德萨有它的粮仓，在加拿大和波罗的海与它的森林，它的养羊场在澳大利亚，它的金矿和银矿在加利福尼亚和秘鲁，它喝从中国运来的茶叶，从东印度种植场弄来的咖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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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业已建立起来。”

恩格斯曾评价19世纪英国人极力推动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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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种假设上的。” 据此推论，如果不是或者不再是大工业中心，自由贸易也就很容易变成非自由贸易。因而，贸易自由很难成为一种贯彻始终的“主义”。工业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国家之间对世界工业中心地位的激烈竞争，造成贸易自由的衰落。竞争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危机，1873年爆发并持续到1893年的经济萧条，包括遍及西欧的农业危机。危机的深层根源，正是工业资本自由扩张的结果——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工业资本利用自由贸易压低农产品价格。危机形势下，西欧各国农场主都要求国家保护。美国60年代就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德国1879年，法国1892年相继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和农业。国家间竞争的另一后果，是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改变了英国工业独霸世界市场的局面。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1932年，大英帝国也在渥太华会议上制定了“帝国特惠制”，将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市场围起来。古典自由主义正是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开始衰落的。取代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潮，一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一是国家主义(statism, étatism)。

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里程碑式人物是被誉为“自由主义之圣”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表作是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密尔的思想被视为自由主义完成的标志，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他的政治经济学说放弃了自由放任的一些基本原则。密尔之后，由格林（1836-1882）开创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传统,接受德国哲学中的社会有机体说，批评传统自由主义的个人先于社会说，提出集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利益高于部分和个体的利益。格林最早提出“积极的自由”。他指出：“我们所谓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不受强制的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些人可以享受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的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从而可以做或者享受某种值得做或享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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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也是我们和其他人共同做或享受的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提出系统的国家干预理论的凯恩斯主义和行动的国家干预主义罗斯福新政，也应当属于这一新自由主义的行列。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流派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也提出了公正分配和福利国家的问题。他强调收入和财富应当平等分配。如果必须有不平等，也要有利于社会上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很多人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极端自由主义统称为“权利优先论”，因为他们都赞成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优先于物质利益和经济福利。实则罗尔斯强调平等的权利的普遍利益，主张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至于二战结束以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虽然常常被称为另一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这种“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无论表现为“撒切尔主义”还是“里根经济学”，都可以视为保守主义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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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默等：《近现代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92，第7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9页。 3

李强：《自由主义》，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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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可以释义为“由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实行经济控制和计划”。 作为跟自由主义尖锐对立的政治经济理念和国家行为准则，它比自由主义稍晚出现，形成的背景是在19世纪后期，一批继起的工业化国家急于追赶先进工业化国家英国，为此而运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全社会的动员以全力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在这方面做得最典型的是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李斯特曾经是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但是，在拿破仑实行封锁英国的大陆体系时，欧洲大陆包括德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当大陆体系崩溃、自由贸易再次盛行时，欧洲大陆的制造业及农牧业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一事实最终动摇了李斯特的信仰，并建立起与古典自由主义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李斯特的一生，在奔波于关税保护、铁路修筑、经济联合等实际事务之余，留下了三部著作：《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183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分别写给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三部著作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国家主义发展学说。他指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 “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李斯特成功地使人们——包括自由主义者——接受他对幼稚工业应采取保护政策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其实何止李斯特，从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有影响的思想家，许多都有国家主义倾向，有的比李斯特走得更远。黑格尔所讲的绝对精神，理想的归宿就是普鲁士国家；韦伯推崇强权政治，被他的同胞称为“德国的马基雅维里”；桑巴特坦承自己认同“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在我们对于民族运动应‘诺’的人当中，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个精神用文字表示出来就是：一切为的是德意志国！”他还罗列了历史上主张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长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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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就是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欧各国社会党纷纷号召工人为“保卫祖国”而参战，让他们到战场上去互相厮杀。1914年10月，普朗克、伦琴等93位德国科学家、艺术家联合签名为德国皇帝的战争行为辩解，要求世界接受“真正德国精神”，著名科学家中只有爱因斯坦等4人反战。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勒纳德、1919年的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后来都成为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人，出于政治原因而疯狂攻击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自由”本身都经历了严峻考验。出现了自由竞争与垄断、贸易自由与关税保护、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极权专制等等之间的尖锐碰撞。种种社会主义和其他非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或模式，纷纷提出 “反对自由主义”、“反自由化”的主张，也是一种平等对自由、“独裁”对自由的挑战。但是，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罗斯福新政的出台，都不能看作自由主义的衰落。相反，自由作为现代化社会的基本价值，无论从哪个维度定义，无论政治自由还是公民自由、个人自由，都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族和民众的认同。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之一严复就曾主张过“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自由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响亮的口号。另一方面，从李斯特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走向反面，纳粹上台后野蛮残暴的极权统治，不仅对自由而且对德意志国家都构成了真正威胁。从1917年革命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和“大清洗”，再到四人帮极左思潮支配下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也走向反面，破坏了人们对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好理想的憧憬。

选择自由，还是选择极权专制？对此人们不需多做思考。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对历史上出现过的国家主义做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否定了事。被第三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的“凯末尔主义”，其六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家主义。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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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Watson ed.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ichard Clay, Ltd, 1976, p.1083. 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5页，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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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代崛起的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反自由主义”、“反自由化”的举动。当代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对迟发展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奇迹”起过一定推动作用。从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权主义”到亨廷顿所总结的“新权威主义”，都可以看作国家主义的不同表达方式。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多副面孔

民族主义有不同形态，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都有重要地位，把它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并不过分。正如以赛亚·伯林用气势磅礴的排句所描述的：“有一场支配着欧洲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运动，它是普遍的，这样为人熟知，只有依靠故意的想象，人们才能够设想一个它不起作用的世界；它有自己的党派和敌人，有它的民主的、贵族的和君主制的派系，它激励着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大众。??在当今世界上，它是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惟一最强大的运动；有些没有预见到这一发展的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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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生命。这就是民族主义运动。” 霍布斯鲍姆则讲了一个“星际史学家”来到地球的寓言式的故事，用来说明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这位星际史学家的结论是，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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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讲民族主义当然离不开“民族”。“民族”(nation)一词在一些场合（如联合国United Nations）也可以中译为“国家”。所以民族主义也被译为“国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但民族偏重于民众及其心理文化，国家（state）偏重政治法律。西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则反映了文化与政治的融合或者民族与国家合体。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源出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1798年第一次有人使用“民族主义”一词。1836年编撰的《英国牛津词典》第一次将它收入，释义为一种学说，以后的词典指明其意义为“集体本位主义”（Collective Egotism），有民族独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义。尽管对民族主义有众多的解释，但追根溯源，认为民族主义形成于西欧反封建斗争，是没有问题的。用不同语言翻译（圣经）和写作（故事传说、文学作品）、独立的国家教会和英法等王朝国家的建立，是为民族后民族主义奠定基础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宗教神权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人将对世俗贵族和国王的忠诚转向对“祖国”（Patrie）的忠诚、对民族全体成员的热爱。所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也常常难解难分。法国大革命中动员国民为保卫革命而战，要求公民都说一种“国家的语言”来代替众多的地区方言，建立公民小学灌输对国家的热爱，各种宣传革命的出版物，创立国旗、国歌、国家节日等象征和仪式等等，促进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

在1914年以前的40年里，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例如：英国不仅有纷扰已久的爱尔兰问题，还有苏格兰自治运动和威尔士民族利益要求得到承认的问题；西班牙有“巴斯克民族党”（1894年成立）；挪威要求脱离瑞典并于1907年正式独立建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尔干各民族、波罗的海各民族、阿拉伯民族要求独立的呼声日高。随着希腊、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巴尔干各国等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原则已经普及欧洲，虽然还有奥匈帝国、残缺不全的奥斯曼帝国、被列宁称为“各民族的监狱”的沙皇俄国，但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一战以后，除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大英帝国”，欧亚大陆所有旧帝国接连崩溃。亚非各被压迫民族纷纷觉醒，民族主义继续高涨，成为“有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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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个人类接受的同一政治理念”。 12

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401-402页。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导言第1页。 3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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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里专列一章讲1870-1918年间民族主义的转型。其中一项重要转变是：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最后10年成为右派政治人物挥舞的大旗。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片高正的仇外情绪。民族主义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强权主义帝国主义的运动。“中间阶层所表现的爱国热情，甚至已经超出致力于帝国扩张的各国政府所欢迎的程度。”“即使到1914年，也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敢像民族狂热分子那样大肆宣扬种族沙文主义，并借此动员群众。” 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 “现代化意识形态”或现代性的两面性。

有必要区别法国式的民族主义和德国式的民族主义：前者与反对号称“朕即国家”的王朝专制、要求共和民主和保卫并扩大革命的原则紧密联系，过程已如上述。因为要抗击组成反法同盟的各国君主，这种民族主义在一定时期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矛盾，如同我们所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德国民族主义兴起于18世纪对普遍的醉心和模仿法国文化的反正。在对“法国化”的抵抗中产生了弘扬德意志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文化民族主义。由知识界倡导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有着“向后看”歌颂古代、反理性（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的世界普遍性和统一性、主张独特性多样性）的倾向，但反映了当时德国民众要求结束分裂和衰败状态的强烈愿望。拿破仑入侵德国和法国对德国的分割统治，使德国知识界对革命法国的向往盼望法军在同反法同盟的战斗中获胜，一变而为对拿破仑法国甚至法兰西民族的仇恨。对民族压迫下痛苦与屈辱的感受正如海涅所写：“国家由于战争和外国统治而陷入的那种悲惨景况，战败的君主匍匐在拿破仑膝下的可怜光景，真使德意志人感到无限悲哀。”一批知识分子仍然从文化角度探讨德意志的民族性，认为德意志民族是最纯正的民族。如洪堡所说：“在所有民族中，德意志的天赋是较少受到破坏的民族，是始终养育自身的民族，获得自由的德意志，将在文化和思想的一切形式中占据杰出的地位。”国家分裂和衰败使德意志民族与民族主义还没有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的基础，只能诉诸文化。但这种看似复古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目标，却是民族解放战争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19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形势影响下， “向后看”是会很快转变为面向科学和理性的“向前看”的，对王朝统一的拥护也终将转变为对人民主权的向往。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也先后发生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拉美早期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专制统治中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独立后随着种族融合和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民族认同感。随着20世纪的到来，尤其是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日益加剧的边缘化危机所产生的压力，推动了拉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的有关主张和实践，最终为在拉美创立关于发展的新理论打下了基础，这就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拉美“发展主义”。它是民族主义转向经济领域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理论表现。

亚洲由于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民族解放的进程各异，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更为斑斓。在西亚北非，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首先产生了泛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人中产生了泛突厥主义，由于三者都不能奏效，于是出现了世俗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印度的民族主义集中表现为甘地对英国人实行“非暴力不合作”的印度自治思想，和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的“自产”跟自治相结合的经济思想。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强调“三元”（“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和“五基”（以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协商制、社会繁荣和信仰神为“建国五基”）的民族主义最为典型。东亚则有孙中山的革命民族主义和为亚洲各被压迫民族打不平的“大亚洲主义”。

第四节 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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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伴随后者的形成而产生。“社会主义”一词最早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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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 但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比这要早得多。1516年写了《乌托邦》的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堪称第一个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早期社会主义具有空想的色彩，设想在手工劳动基础上实现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政治上则主张君主制或者君主立宪。莫尔在他的这部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著作中，虚构了一个航海家关于某个理想国度——“乌托邦”的谈话。《乌托邦》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社会存在的少数人贪得无厌、奢侈无度而多数人贫困不堪的两极对立状况，提出彻底消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公有，按需分配。“乌托邦”由54个城镇组成。每30户住一幢大楼，享用一个餐厅。家庭所需物品到仓库申领，住房每10年要调换一次以防据为私有。各城镇和基层行政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乌托邦里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尊重女性，尊重自由信仰，重视教育，轻视金银珠宝，黄金被用来制作马桶和镣铐。对外互通有无，友好往来，避免战争，但可以应别国要求，派人去教其人民按乌托邦的办法治理国家，消除暴政。但乌托邦里有奴隶：每家可以有两个来自死囚和俘虏的奴隶，生产部门也有奴隶。乌托邦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是从200名首席行政官中选出的，但其身份是王爷，而且是终身制。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比之中国古人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大法官莫尔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的确具体得多，但也杂乱得多。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跟莫尔同时代的德国宗教改革-社会改革家闵采尔，稍后于二人的意大利思想家、《太阳城》的作者、因思想异端和密谋反抗西班牙统治而一生坐牢达33年的康帕内拉（1568-1639），英国革命后期掘地派的领袖和理论家温斯坦莱（1609-1652）等。随着时代的前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制度也从君主制变为民主共和制。热月党人执政时期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1760-1797），设想用财产公有、自由平等、采用机器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和平等消费的国民公社取代现存私有制度，并领导建立了平等派密谋组织的中央委员会，企图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专政的方式实现向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过渡。

到了19世纪，现代世界经由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1760-1825）是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的学生，实证主义鼻祖孔德的老师，曾被马克思称为当时法国“最博学的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建立的社会只是旧制度和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过渡。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实业制度”，其中，领袖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的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每个人的收入同他的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但能让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对外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实业社会也是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的。圣西门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他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上升和进步的发展过程，未来社会是以科学、艺术和工业取得的成果为手段满足人们需要、“把人们联合成为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能够“最圆满的改造无产者的身心生活”，国家的政治职能则将消亡。马克思明确宣布“圣西门是工人阶级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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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傅立叶（1772-1837）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对工人的剥削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批评，认为现代社会里充满利己主义，“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 ，并进而提出了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建立在大规模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基础上，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生产和消费协作组织。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和交换工作，从而使产品成百倍的增长。产品依劳动、才能和资本投入各占一定比例分 12

参见高放等：《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第2页。本节内容主要参照该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 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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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人们亦工亦农，没有城乡和工农差别。公职人员选举产生。傅立叶的和谐社会保留私有制，通往和谐社会也是和平的、非暴力的道路。

19世纪另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1-1858）同时是位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家。他出生于英国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年轻时曾经做过一个大型机械化棉纺厂的经理。1824年，欧文带人来到美国印第安那购地三万英亩，进行名为“新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试验，但很快失败。1829年回到英国在工人中宣讲和倡导合作运动，先后成立了“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和“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在1833年召开的英国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总工会主席。1839年他又在英格兰汉普郡组织“皇后林新村”进行共产主义实验。欧文的理想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按需分配，政治民主、人人道德高尚。跟欧文同时的著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实践家还有法国的卡贝（1788-1856）。他在1840年出版描绘理想社会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8年组织信从者前往美国，在德克萨斯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直到1856年瓦解。

19世纪比较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还有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它们的特点都是不限于著书立说，而是直接跟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魏特林是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布朗基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影响巨大，以致于被缺席推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和名誉主席。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非没有科学成分和实践意义的纯粹“空想”。所谓“空想”，只是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的。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实现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美好愿望。1848年，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问世。《宣言》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指出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地区、各民族相互封闭的状态，在它不到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此同时又造成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现代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越来越尖锐，最后终将冲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给即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指出的重要任务，是继续提高现代大工业生产力。亦即将继续建设现代社会的任务、将现代化的继续深入、深化，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

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本身已经有很多变化。有些过时的结论被修正甚至被放弃，同时又有许多新思想正在被补充进来。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新批评。哈耶克代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批评社会主义，连带也批评了一些稍有社会民主倾向或者“福利国家”倾向的变革，认为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通往奴役之路”。也有来自左翼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批评。例如沃勒斯坦和弗兰克都不同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观点，也质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未来目标。对这些批评，需要通过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过去、现代和未来趋势，用理论和事实给以回答。

另一种思潮和运动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都密切相关。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俄国早期的民意党人和后来的社会革命党、美国人民党和平民主义运动、拉丁美洲的各种民众主义之类的政治力量、运动和思潮。它们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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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的英文名字——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也被译为“平民主义”或者“民众主义”。就其基本意义来讲，就是强调民众的价值和理想。直到20世纪末，民粹主义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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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幽灵，欧洲的左、右派政治力量一致视之为威胁，甚至互相指责对方是民粹主义。 对民粹主义迄今没有一个能为多数人接受的定义。以赛亚·伯林把它说成是一种“灰姑娘情结”，必须从众多的实例之“脚”中去寻找它的真实身份和含义。但又总结出它的若干共同特征，包括留恋过去、设法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说话，等等。爱德华·希尔斯认为民粹主义是对现代性或者现代世界的特点的反应，同时指出：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信任现存机构——国家、大学、官僚和金融机构——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不仅腐败，而且缺乏智慧；政治机构只有认同于——而不是代表——人民的意愿，政治才被看成是合法的。有人强调民粹主义就是献身于人民，而这里的人民，主体就是已经或者即将为工业化、现代化作出牺牲的农民。有人认为应当区别政治民粹主义和农民民粹主义。后者又可以分解为农场主民粹主义、农民民粹主义和知识分子民粹主义。也有人指出，不同的民粹主义者对“人民”有完全不同的认识，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人民”就不只是农民，还包括城市工人。1967年由著名民族主义学者盖尔纳等人召集40多位专家讨论民粹主义问题，“试图澄清这个概念的主要方面”，因为“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这个概念对政治思想的形成比普遍公认的还要重要得多。”会议最后形成的论文集被认为是一项划时代的研究，但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理论。所以有人总结：民粹主义飘忽易变，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无论作为一种观念还是作为一种运动都很难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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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定义了。

在19-20世纪之交俄国反对沙皇专制和后来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可以不断看到民粹派的活动和民粹主义的强大影响。19世纪70年代，在沙皇统治下的农业大国俄罗斯，出现了一场数千名城市男女青年自发地到农村去、“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此后，民粹主义和民粹派等术语被广泛运用。一般认为赫尔岑奠定了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许多民粹主义者在被迫流亡西欧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个俄文版本就由民粹主义者译出，比英文版问世早了15年。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民粹派的蜕变中产生出来的。早期革命民粹派柔和了斯拉夫主义和西化派的一些观点，也深受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俄国不同于西欧各国，俄国社会有其特殊性，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经由农民的“村社”小共同体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对俄国民粹派既有严厉的批判，也有热情的赞颂。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就是跟革命民粹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夺取政权的。1917年颁布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令》，都体现了民粹主义要求保留村社、平分土地的“土地社会化”纲领。

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其历史作用是不尽相同的。19世纪60年代俄国出现的民粹主义，是其古老的农村公社面临资本主义化下的一种非资本主义选择。19世纪后期美国平民主义的人民党运动，是农民和农场主对工业社会急剧转变所带来巨大冲击的一种回应，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具有某种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反工业化的倾向。学界把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这一类民粹主义运动，称为第一代民粹主义。

20世纪在拉美兴起的民众主义被称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到20世纪中期，民众主义进一步与发展主义结合起来，被称为“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这是拉美民众主义与19世纪俄国、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很大不同之点。这一时期民众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和阿根廷的庇隆。卡德纳斯主义、瓦加斯主义、庇隆主义成为拉丁美洲民众主义的最重要代表。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拉美社会转型时期的“两大政治主题”，它们在调 1

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185-204页（“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2

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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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种社会力量，努力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权力体系的过程中成为主旋律并发挥着最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以民众政治取代寡头政治。30年代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拉美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通过选举（如卡德纳斯、庇隆）或是政变（如瓦加斯）上台，由于取得了民众的支持，才得以创建相对稳固的政治局面。“考迪罗主义”时代到此终结。民众主义运动对于拉美民主政治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的拉美经历了选举有名无实到大众普遍参与的过程。1930年以前，多数国家参与选举的人数不到10％，而到1960年普遍增加到40％以上，尤其是妇女在很多国家第一次得到了选举权。由于有民众广泛参与政治，这一时期被称为“民众主义政治”时期。

“第二代民粹主义”的出现不限于拉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关于“中国没有英美那样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故社会革命比较容易、可以预防资本主义进攻”的思想，就被列宁视为民粹主义。“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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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因素。” 无论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继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民粹主义都不断闪现其身影。考虑到近现代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背景，以及中国革命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特点，人们对此完全不必感到奇怪。

思考题：

1．如何认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2．从不同维度认识和理解“自由”。

3．民族主义何以称为“现代化意识形态”。

4．各种民粹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关系。

推荐阅读书目：

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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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1卷，第423—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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