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的佛教

姓名：张丽周 班级：2010级历史学专业 学号：20100301056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那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佛教的传入

（一）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入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六四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二）佛教的输人与流布 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

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二、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终东汉一代，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及至汉末，由于战乱迭起，广大群众备受摧残，为宗教的传播造成了有利条件。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走入了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传播的良好时机。故汉末三国时期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

曹魏统治者并未禁止佛教，至其中期，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节译了戒律一卷，汉地始有正规戒律授戒度僧。由于曹魏正始中兴起的贵无论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的性空说相类似，一些佛教僧侣就有意以般若学迎合玄学，大讲《般若经》。而当时《般若经》的翻译还很有限，沙门朱士行遂首次西行求经。

孙吴时期，有祖籍西域的支谦、康僧会先后到了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译出了大批佛经。

蜀汉虽无佛教传播的记载，但从本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境内不断发现汉末蜀汉的佛教出土文物，说明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深受佛教的影响。

西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更为流行，当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放光般若经》后，即在僧俗人士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僧侣、士人都纷纷宣讲、传诵此经。西晋的佛经翻译，以竺法护翻译的最多最重要。竺法护于晋武帝时来到中原译经，至西晋末，共译佛经84部188卷。这些译经范围广泛，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西晋佛教的传播已比较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至边地少数民族，都有信奉佛教的。在民间已有持斋和设斋会之举。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十六国中，尤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最为突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他们虽也接受汉文化，但对外来佛教却有特

殊的感情。后赵石虎就曾说：“ 朕出自边戎，??佛是戎神，所应兼奉。” 加之至后赵的西域僧佛图澄精于法术，遂使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深深崇信。石虎还正式下令取缔汉魏不许汉人出家的禁令，佛教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前秦苻坚崇信佛教，在夺取东晋襄阳后，迎得高僧道安。道安是学识渊博很有影响的名僧，在襄阳时已受到晋孝武帝及朝野名士的崇敬。至苻秦都城长安后，便成为秦国的学术顾问和政治顾问。但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还是弘传佛教与研究佛学。他对《般若经》特别重视，坚持每年宣讲两遍，并将搜集到的不同译本对比研究，撰成《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一系列着作。道安对其他佛经也广为研究，整理撰写了《综理众经目录》。道安在组织译经中，还总结了前代译经的经验教训，提出“五失本”弊病和“三不易”作到的准则，不仅对当时的译经有指导作用，对后世译经也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故有意两次分散徒众，使之遍布于大江南北，这对佛教的传播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秦姚兴更崇信佛教，在他即位后，为了得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竟派兵西伐后凉。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姚兴即 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鸠摩罗什在长安主要从事于译经。在姚兴及其臣僚的大力支持下，鸠摩罗什在长安的11年中，译出大量佛经（包括新译和重译），经现代学者刊定，现存尚有39部313卷。这些译经主要是大乘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尤以《般若经》和 四论（《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影响最大。鸠摩罗什所译经论质量很高，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现代学者也说他的译经，不论技巧和内容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肇论》以般若为中心，对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主要流派作了系统的总结，建立了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后秦弘始中还设置了僧官，管理全国僧众，正职称僧主（即僧正），副职称悦众。在此稍前，北魏与东晋也先后设置僧官，但三方设置的时间很近，可能都是各自设置，没有相互影响。

北凉之佛教，以天竺僧昙无谶至凉州后最盛。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盘经》、《方等大集经》等11部117卷。其中《大般涅盘经》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极大，使佛教学者从研究般若学转到了涅盘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般若学进一步与玄学相融合，士族名士谈玄论释成为时尚；加之皇权衰弱，士族势盛，故东晋诸帝多崇信佛教，因而佛教高僧也备受尊崇。如高僧竺道潜、支道林等均受帝王与名士的崇敬。因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又因般若学者将玄学的不同意见反映在般若学中，便出现了般若学 六家七宗 的不同派别。这标志着佛教的逐步中国化，发展到后世，便出现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东晋后期，慧远在庐山建立了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原是道安的弟子，在道安于襄阳分散徒众时，率弟子数十人到了庐山。当时一些僧侣钻营私利，奔走权门而遭到社会指责，慧远却能在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聚集了不少僧徒和清信士在庐山讲学弘教，使庐山成了南方的佛教中心，为佛教在南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倡导的弥陀净土信仰以及念佛三昧的禅学，对后世净土宗、天台宗和禅宗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东晋后期，兴起了一股西行求法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法显。法显回国后撰着的《佛国记》，对西域、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理、文化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是研究5世纪初这些地区的重要资料。

南朝帝王崇信佛教的甚多，其中以宋文帝、梁武帝和齐竟陵王萧子良最为典型。宋文帝既崇重佛教，又对佛教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时开西邸，即广招名僧讲说佛法，又举办斋仪，抄传佛经，撰写劝善文等。 南朝的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尤其是神灭与神不灭之争，争论的时间最长，参加的人数最多。这一争论在东晋时即已开始，刘宋初何承天、宗炳等人又反复争论。至齐梁时由范缜把争论推到了高峰。范缜撰写了《神灭论》，主张形尽神灭，而萧子良、梁武帝及其臣下60余人

都先后攻击范缜之说。最后虽然范缜之说有理，而梁武帝却用权势压制，使争论不了了之。此外，还有夷夏之争与 三破 之争，都是道家和儒家针对佛教的，但争论不激烈。从总的趋势看，南朝时期虽有儒释道三教之争，但主张三教一致的还是占主导地位。

北朝诸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灭佛外，都不同程度的崇信佛教。魏太武帝之灭佛，与信奉天师道的崔浩的关系很大。其灭佛手段也相当残暴。但灭佛不久太武帝就去世，佛教又得到复兴。周武帝之灭佛比较温和谨慎，在灭佛前，就多欠召集儒释道三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然后宣布废除佛道二教，僧尼、道士还俗为民，并无杀戮措施。北朝佛教，义学不发达，故译经也少。魏宣武帝永平初，才有天竺僧菩提流支等到洛阳译经。菩提流支自永平初至东魏天平间的20多年中，共译佛典39部127卷。与菩提流支同时译经的还有天竺僧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 三、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音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音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

《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三）绘画雕刻艺术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四）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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