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篇一：司马迁与史记的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2、掌握司马迁写有《史记》一书《史记》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能力目标：1、通过了解司马迁写《史记》的艰辛，学习司马迁“坚忍不拔”的精神，培养学生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并用以指导自己在学习生活当中秉承这一思想，充满意志力，向着目标前进。2、学会思考、搜集、分析和整理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选择了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提倡和传承的人文精神的先人，通过活动、了解我国历史上除孔子、司马迁外还有许多名人。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及其叙事艺术

知识点：

1、司马迁的生平；

2、《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3、《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这个地方在当时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司马迁在这个地方长大，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很多灵气当然有着这种熏陶作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是西汉的太史令，而且是个很勤奋的学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他的求学过程，他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他有很深的学术功底，他的兼蓄并包的学术思想以及以道家为主的学术取向，对司马迁的影响一定很大。

司马迁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读书很多，转益多师，在孔安国那里学习古文《尚书》，在董仲舒那里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他世袭父职，做了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阅读国家所藏的很多书，他不仅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到各地去实证书上的记载，并在民间寻访过去的传说，在写古代圣贤的时候，司马迁读其书，论其世，知其人，比如在写孔子与孟子的时候，司马迁就反复读了他们的著作，在《史记》中，“余曾读……书，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种句式是很常见的。在《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出外探访的线索。正是因为在广阔的地域流下了他的足迹，才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都写进了他的书中。由于是太史令出身，司马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既有史官的职责，也有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促使，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在《史记》中，司马迁一再以圣人自居，他写《史记》就是要继孔子序《春秋》和《易传》的，这种立言传名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因李陵案遭宫刑，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承受住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思想心理压力，正是他的史官使命感在支撑着他，也有儒家不朽思想的支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是一种史官职责，也是他的人生理念，但由于他自身的人生悲剧，使得《史记》一书感情激越，渗透着司马迁很多的主观色彩，而悲剧美也成为《史记》最明显的审美特征之一。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心灵史。

二、《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史记》的编撰，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已经开始了。李陵案受刑之后，司马迁入狱，出狱后，司马迁忍辱含垢，又开始继续写《史记》。前后经过了14年，《史记》的

写作才基本完成。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这些文章的用意，我们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获知。《史记》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后世的正史多遵循之，因此鲁迅">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虽然各有区别，但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叙述的历史年限上自轩辕黄帝，下至西汉武帝一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三、《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主要文学价值，在于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独特的叙事脉络。比如本纪和世家都是基本上以皇帝侯王为传主，但司马迁却以自己历史家的眼光，有所取舍。西汉惠帝虽然当政，却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不在本纪之列，项羽和吕后都曾经号令天下，因此传在本纪，孔子和陈胜的地位都可以和侯王相比，故司马迁将他们写在世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独具只眼，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合乎逻辑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但又兼顾各个传记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传主的身份、主要活动事迹、学术源流等都是《史记》安排传主的原则。司马迁这种对人物传记顺序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就是一人一传，合传就是几个人在一篇传记之中，合传的编排原则也是以类相从。《史记》的合传通过对某一类型的人物描写，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面貌，也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在对事件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善于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因此，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非常敏锐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远见卓识。这些看法大都在《史记》的论赞中，如在评价项羽的成败功过时，司马迁就不赞成项羽自己所说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但这种因果关系的探究，有时候又使司马迁陷入宿命论的误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的人生悲剧，一再强调“数奇”，这可能和他的史官身份有关。总之，司马迁虽然有的评价并不正确，但却很真实地表现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一篇当中的灵魂所在，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展现。

《史记》的叙事，有详有略，对于事情的起因，往往详细描写，而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略写。在每一篇当中，都有一个叙事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一般详细写，无关的则略写。这里面的取舍，和他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又和《左传》的写战争相似。总之，通过详和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事情原因的展示。

司马迁驾驭材料，犹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通过对许多事件的剪裁和运用，以及对顺序、倒叙、正序和侧序的综合运用，再现了真实的历史画面，如《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等，通过白描、铺陈和渲染手法的运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史记》在叙述大事的同时，也不时穿插生活琐事。这些都构成了《史记》的厚重和真实。

第二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知识点：

1、《史记》的人物刻画；

2、《史记》的风格特征；

3、《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以描写人物见长，它的描写范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的人物有数百名。这么广阔的涉及面，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司马迁本人有立言不朽的思想，所以他对于虽出身卑贱但在历史上有卓越表现的布衣平民，抱有深切地同情，因此，他把许多下层人物写进书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而且这些人物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的时候，善于分析这些个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如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这样就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做了铺垫。如对樊哙的描写，他出身于屠户，所以一直是莽撞豪爽。但人物的个性刻画还有共性的东西，如《史记》人物共性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如韩信之于漂母，刘邦之于萧何；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李广之于霸陵尉，伍子胥之于楚平王；三是士为知己者死。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四是富贵还乡。如项羽、苏秦等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物的共性之处。另外还有暴得富贵不详的描写。

总之，《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既有共性的描写，也有个性的刻画，个性和共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人物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展现，人物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在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尤其如此，如对项羽和李斯的描写，对于他们的复杂性格可以说刻画得细致入微。对于这些复杂的性格刻画，有的是在同一篇中完成的，有的则采取旁见侧出法，也就是互见法，在不同的篇中来完成这种刻画。这些刻画大多是作者不好直接议论的，如对刘邦的刻画，在本传中写他的雄才大略，而在别的传中则表现出他的贪婪好色、自私傲慢等；又如对汉武帝的刻画，在《封禅书》中有很多微词。因此，要对《史记》中的人物做到全面了解，必须对全书进行仔细地阅读。

二、《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在写人物的时候，虽然也穿插了一些生活琐事，但更多的描写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上展开。这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韵，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者把人物的命运进行不同侧面的展现，揭示人物命运中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在叙事写人中，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者、演员，又把他们写成事件的造就者，通过描写，揭示出个体命运和历史时势的相互作用和复杂的关系，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有很深的历史、人生哲学蕴含在里面。

由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悲剧，使他在《史记》中刻画了一大批悲剧性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刻画得都很成功，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史记》的悲剧人物有很多种类型，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有的人物悲剧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因此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一些变法人物吴起、商鞅等；还有的悲剧人物是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如田横及其所率领的五百义士。按照人物的性格来划分，有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如一些刺客，有的悲剧人物的自身性格有某些缺陷，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如项羽。完美的东西陨灭了，悲剧的色彩就更加浓烈！

《史记》的悲剧之美，和作者自己的命运悲剧是密切相关的。在众多的悲剧人物刻画中，有很多司马迁个人的人生感慨和思索。司马迁写悲剧人物，无疑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探索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时，司马迁表现出无限的感慨和怀疑，以及迷茫和无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司马迁对天道和天命的质疑。在列传中，第一篇《伯夷列传》很短，但主

要的思想就是对人生命运的追寻的质疑，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列传的序言。

《史记》极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在《史记》中，传说故事的描写为全书增加了许多神秘感。比如写刘邦的神奇发迹和张良的神秘，这些都不可以坐实来看，它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微言大义。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神奇的效果。

三、《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 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作为历史著作，它有着诗一样的意韵和魅力。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记》一书中弘扬的人文精神，为后世作家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二，《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和语言特点，使后世很多散文作家竞相模仿学习。

第三，《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经验。 第四，《史记》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取材对象，如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

篇二：中国文学史之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鲁迅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 一、家庭影响

? 1、良好的家庭教育

?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 “年十岁，则诵古文” （《太史公自序》）

? 进京后，有机会向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向当时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

羊派《春秋》。

? 2、史官世家的影响

?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序》）

?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

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自序》)

?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 38岁继任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

? 二、二十岁的一次漫游

? 壮游路线：“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

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

? 宋代马存：“子长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

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

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

漫；望云梦洞庭之波，彭蠡之渚，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

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

春装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

? 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

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噁，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

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

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

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

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见《史记评林》）

? 三、李陵之祸、遭遇宫刑

? 42岁参加制定太初历。

? 并开始著述《史记》。

? 47岁遭遇李陵事件。

? 50岁出任中书令。

? 约53岁著成《史记》。

? 近60岁去世。

司马迁的其他著作

?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主张

? 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 这一理论自提出以后，作为我国古典文论中一条历史贯穿线，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非

常深远。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或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或从时代政治的影响

上，或从个人的遭遇上，以各自的体会，从不同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理

论。

? [梁]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

而造文也。

?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 [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

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

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

者而后工也。

? [清]刘鹗《老残游记自序》：《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

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

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史记》的注本

? 裴骃的《史记集解》

?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 张守节《史记正义》

《史记》的体例结构

? 纪传体：指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由“本

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组成，其中“本纪”、“世家”、“列传”都是

人物传记。后来班固《汉书》去掉“世家”并入“传”，这样就只有“纪”、“传”两种了。

后世由此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为纪传体。

? 《史记》由五体组成:

? 1、《本纪》十二篇。

? 2、《表》十篇。

? 3、《书》八篇。

? 4、《世家》三十篇。

? 5、《列传》七十篇。

? 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

始专名《史记》。

? 本纪：记载从皇帝到武帝各代帝王的兴废和政治大事。

? 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是按世代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各个历史时期的

大事记）

? 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专章。

? 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

? 列传：是历代上自将相，下至游侠，社会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

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

七十列传，围绕十二本纪、三十世家而展开。

《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司马迁的修史理想

究天人之际：

即探讨天道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时代氛围的笼罩下，司马迁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天命论的影响。（《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

从整体上看，他能从叙述史实出发，客观地反映人物的生平活动，基本上摆脱天道、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

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岂不谬哉！

——《项羽本纪》

? 通古今之变:

? 就是要通过对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考察来寻求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 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

成败兴坏之理”，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求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既突出了司

马迁对治乱兴衰规律的总结，也表现出他进步的政治思想。

? 成一家之言：

? 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

政治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寄寓理想于其中，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

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鲁迅先生的评价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文学史纲要》

史家之绝唱

? 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1，在宏大的时空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

图。

? 2，《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是24史之首。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

从未断绝，《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

意志修撰的。而司马迁虽说也是朝廷的史官，但其《史记》并不代表汉武帝的意志。

? 二、《史记》的史学精神。

? 1、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说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叙）事理，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中最重

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成了后代一些正直的史官秉笔直书必须遵循的原则。

? ①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

? 陈涉、项羽。

? ②歌颂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 。

? 《游侠列传》 ：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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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 。 ③歌颂爱国人物和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 。 蔺相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 李广：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王昌龄《出塞》）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 《 李将军列传》：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 2、批判精神。总体上看，《史记》不是一部为统治者唱赞歌的史书（当然其中也不乏赞颂性的传记，如《李将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而是一部批判性的史书。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 ①暴露最高统治者帝王的丑恶面目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②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及骄奢荒淫揭露批判。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徒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③对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和谀儒的丑态进行了暴露和谴责。 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 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杜周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

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

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

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

? 3、人本精神。

?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

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

? 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多集中在社会上层，二是多为政治人物。《史记》

所记人物，虽然仍以上层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

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

无韵之离骚

? 抒情性：

?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

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而

自见。

——《报任安书》

? 作者追踪先贤，发愤著书，以泄自己心中之不平，这一点，跟屈原写作《离骚》的

动机和心态是十分相似的。故一部《史记》，仿佛《离骚》，只是无韵而已。

? 1、在每篇传记的最后都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作者直接对所记人和事议论、

抒情。

?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

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

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

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

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

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感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 ——《伯夷列传》

? 2、在叙事中抒情，即把深沉的感情寄寓在叙事之中。《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

悲剧人物形象，并在叙述这些人物的事迹中寄寓了司马迁的同情和不幸遭遇，使全

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 如：《李将军列传》

《史记》的文学成就

? 一、人物刻画

? 1、能抓住带本质意义的典型性重大历史事件，选取这些事件，写出人物在当时的作

用，也表现了人物性格。

? 2、善于运用“互见法”。

? 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

记中显示。

? 3、善于通过琐事来刻画人物。

?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

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县狱磔

篇三：浅谈《史记》的“德”

浅谈《史记》中的“德”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德”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最好的论证就是他对孝文帝与伯夷的推崇。

《孝文帝本纪》中，仅是“德”字就出现三十一处，司马迁更是评价孝文帝“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将孝文帝与开国皇帝高祖相提并论，可想而知，孝文帝的“德”是足以让他感动。 《史记·孝文本纪》中说：“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文帝带头为天下人作敦朴的示范，并制定一些节俭的规章制度，推动自上而下实行。据说他的一件黄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补之再补。他尽量减轻刑罚，减轻赋税，宽大包容，为人称颂。

时人贾山曾说，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西汉后期的刘向因此评价说：“文帝遵汉家，基业初定，重承军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难，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轻刑事少，与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

可见，孝文帝的德行是昭然于天下的，也得到天下人的认同。除了对孝文帝的德行的彰显外，他还对实行仁政，以德服民的尧、舜、禹、汤、文王和武王大加赞扬，而对实行暴政的桀、纣、幽、历等大加鞭挞。这一褒一贬，高下立叛。显示出司马迁提倡“仁政”的德礼之治的立场。而孝文帝的“德”显然是儒家的“德”，具指有高尚的人格，有美德的人。

道家的“德”却与儒家的“德”大有不同。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在这个生的过程中，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老子说：“万物不尊道而贵德。”“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所以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以为这些德行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

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家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有“德”的品性却不知“德”的存在。由此可见，这是道家与儒家关于“德”的直接冲突。司马迁是受儒家思想深刻一点还是还是受道家思想深刻一点，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是颇受争议的。倘若说他受儒家思想更深刻，那也能理的清楚，因为他师从孔安国与董仲舒，儒家思想对他著《史记》影响的体现也是很明了的。但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受道家影响的人物，如果说司马迁受其影响不大，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司马迁在书中对儒、道有直接冲突的“德”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孝文帝的例子自然是对儒家关于“德”的最好论证。下面我们再谈谈道家的“德”。 谦者,“让”也。古人对谦让之德是非常肯定与重视的。老子一再强调“柔”和“无为”，以适应不固定的、自然而然的“道”与“德”。什么是“柔”？老子的“柔”不是一种实力的表现，而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具体表现为谦卑逊让、内敛含藏、以退为进。他言：“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认为善于避其锋芒，懂得谦让之术的人其实比表现突出的强者更强，因为“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道德经·九章》），锋芒毕露的人往往容易招惹祸害，不可持续，不得善终。对于那些尚让的人来说，柔弱、逃避不是他们的目的，而仅仅是通向某个目的的工具。

《伯夷列传》是司马迁尚让思想的最高表现。“末世争利,唯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伯夷列传》的原因,而把这篇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更可见司马迁对“让”的崇尚。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开篇就列举了具有“禅让”之“至德”的尧和舜,“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接着又列举了具有让国之德的许由、卞随、务光,“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可见,司马迁对伯夷的“让”德是有意加以彰显的。这与三十世家之首的《吴太伯世家》“嘉伯之让”的创作目的是遥相呼应的。在那个为夺权柄而父子、叔侄、兄弟间常白刃相加的乱世里,这种“让”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为争权夺位而兄弟相残、亲人反目的史实的描写,恰好与伯夷、叔齐之让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司马迁“以让化争”的主旨所在。在《史记》一书中，“以让化争”的列子比比皆是，通过对比范蠡与文中，张良与韩信等人的命运，他赞许

主动退让,也为那些不谙君心不知退让终遭横祸的功臣表达了深深的惋惜。因此他敬告世人“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田叔列传》)。

通过孝文帝的仁义之德和伯夷谦让之德的举例说明，我们基本可以理解儒家与道家的“德”的区别，也能够明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儒家之“德”与道家之“德”的双向融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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