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论文：大学语文定位之后

大学语文论文：

大学语文定位之后

大学语文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设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近年来，逐渐升温，逐渐普及，已蔚然成风。但是，需要研究与探讨的问题也相应多起来。作为一名大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真感到有些不堪重负，顾此失彼，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按下葫芦起了瓢。而诸多问题都牵涉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大学语文的定位问题。去年全国大学语文研讨会召开，将大学语文定位为“高等教育层面上的母语教育”，定得及时，定得准确。今后的大学语文教学有所遵循了。但是，如何体现并逐步落实这个定位并不那样简单，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课程 在高校，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字方面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这一点从上到下能取得共识，承担着哪些方面素质教育，理解也大致不差。但是做起来，却有许多具体矛盾。

首先是“语”与“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前些年曾有过“语”与“文”的争论，人们已听惯用惯的“语文”，想不到竟没有把内涵搞清楚。到底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章”，抑或是“语言文学”，似乎都有道理。我觉得还是陈黎明、林化君的见解比较中肯，切实可行。他们认为：“应根据学生年龄阶段而有所不同，小学侧重语言文字，中学侧重语言文章，大学侧重语言文学。”[1]这是前几年的情况，近年来随着人文精神的呼声渐高，“语”与“文”的话题逐渐变异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讨论，工具性逐渐淡化，甚至于立锥之地都没有了，有的明确宣称，“凸显价值性，冲淡知识性，舍弃工具性。”[2]可是我们也同时听到另一种呼声：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面临两个危机，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贫富问题。浙江大学一位搞化学的教授大声疾呼：“我们外语过四级六级，可是我们的母语一级不级。”南开大学副教授，博士王正毅甚至主张，“在外语过四级六级的同时，考古汉语。”[3] 各民族都重视自己的母语，这是保持民族尊严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都德有小说《最后一课》，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6年欧盟的一次会议上，突然离开会场，原来是法国代表正用英语发言，直到发言结束，才与外长回到会场。我们的语言有值得骄傲的辉煌历史，其博大精深恐怕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不能说那是大学之前的任务，大学就不需要学了。[4]

其次是如何看待人文性，怎样体现人文性的问题。“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基础是文。”[5]大学语文理应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每一篇文学精品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芒。可是不能只要人文性，其他“性”都不要了。语文课永远是基础课，把它变成纯粹的人文课就不是语文课了。另外，人文精神承载到什么程度，不能企图几十节语文课就可以将古今中外的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领域，定论的、没有定论的都装到里面来，十分八分钟讲不清楚的，只能给学生造成思想混乱。人文精神内涵丰富，解释也不尽一致，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在讲，针对不同年龄段是否应有不同的把握；人文精神与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关系，怎样把二者统一起来，这都是并非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郝文武这样定义：“人文精神是对自然、价值、终极关怀和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根本看法和不懈追求。”[6]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增订本）通俗具体、切合实际地解释为：“人的尊严和使命，人的权利和责任，人的理想和品格，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协调，人类共同发展的需要和追求，这些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应能成为大学生们经常关注的焦点，将这些思考同所学专业联系起来，有助于扩大视野，树立远大目标，确定自己的正确人生追求和价值标准。”[7]按照如上理解，教师易于把握，也可以把人文教育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起来。 二、教材

教材是教学思想、教学目标的物质体现，至关重要。大学语文开设二十多年来说不清编写了多少种教材，仅我校图书馆就藏有四十多种。前些年，自编自用或校际之间的比较多，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只有徐中玉主编的几种《大学语文》。近年来，热心编写的人多起来，出现了优势互补、争芳斗艳的繁荣局面。为适应新形势，多以人文教育为线索，突出和加强了以人为本、反专制、爱科学、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有关文化、审美的内容，选文的思路拓宽了，琳琅满目，令人爱不释卷。但若深入思考一下，有些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 1.单元的组织。这不仅是一个编写体例的问题，若仔细比较一下会发现，组织单元的不同思路体现着编写者心中的不同的人才模式，是塑造成具有民族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品格的知识分子，还是塑造成具有西方理性思维和现代精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者忧国忧民，注重道德、品格、胸怀、气节的修养，后者注重知识、科学、思想、真理。正确的人才观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塑造出既有民族文化品格，又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但应该强调的是，首先他应该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否则再有本事于民族于国家何益。

还有的教材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放入“盗火者”单元，而把与各种宗教有关的篇目编入“我的信仰”单元。[8]这实在令人费解，这是否意味着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肯定他们的启蒙思想和为人类献身精神，而作为“主义”是不足信仰的；而可以信仰的只有那些不同类型的宗教。虽然这两个单元都属于顶级的礼赞，但用什么作为引导学生的精神归宿还是有明显不同的。这样做恰与某些西方学者主张相契合，他们认为人类的终极关怀只有宗教，人的最高境界是宗教情怀。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是终极关怀，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

2.篇目的选取。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的语文教材应该以中国的文学作品为主，但有的教材过于偏重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合起来仅占四分之一；有些教材古代文学分量又过轻，数量虽相差不多，但几乎全是短小的诗词，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无论哪个民族，都是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何况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大国，尤其应该如此，万不可像匡亚明曾指出的那样得了“集体健忘症”。现在面临全球化的语境，更要有清醒的认识，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教授在北京大学2006年举办的“海峡两岸大学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华人地区的高等教育，应厚植学生的民族文化之根基，使大学生免于在“全球化”巨流中，沦为“无根的兰花”，随波逐流，失去“自我文化认同”。[10]所以在三足鼎立的总格局下，古代文学应有所侧重。

3.教材与教师的关系。正确的关系是教师适应教材，而不是教材适应教师。过去的教材过于偏重古文，这是对现代性重视不够，并非为了迁就老教师知识陈旧，现在的教材增加了新的内容也并非因为新教师知识广博，新老教师各有长处，应互相学习，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与教材编写无关。 三、教学

大学语文负荷较重，要达到各方面目标要求确实难度很大，这就要求教师精心设计每一节课，以文本解读为基础，文学鉴赏为重点，语言知识须精要，词语分析是关键，审美与情感细心体悟，人文教育水到渠成。 文本解读为基础：语文学习的各方面目标都不应是空对空，都要依据对课文的理解而实现。花朵不开放，就无从谈它究竟如何美丽、鲜艳、芳香……所以教师一定要尽自己功力之所极，把课文讲懂、讲好、讲准确。这是第一位的，也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

文学鉴赏为重点：前文已论及大学的语文应理解为“语言文学”，与中小学的区别在于“文学”，所以接近于文学赏析。但不能只是老师“析”，学生“赏”；老师讲，学生听这样单一的课堂模式，更应是领着学生一起“赏”，指导学生“赏”，或学生“赏”，老师指导。这样就要充分运用启发式，多安排讨论课，讲读课与阅读课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

语言知识须精要：既称“语文”，就不能逃避语言教学的责任，不能视之为多余，视之为累赘，视之为负担，或视之为“小儿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确有教师不喜欢讲，不屑于讲。确有学生不喜欢听，不屑于听。尤其是古文，不讲古汉语知识如何能理解。笔者发现程度好的学生，也很喜欢学古文、古汉语，越是程度低的同学，越讨厌学古文、古汉语。笔者还发现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词类活用、名词作状语等古汉语语法，这说明古汉语在今天仍有生命力。但讲解要依据理解课文的需要，不必多讲，多了学生厌烦。再说学时有限，过多地研究生理结构，就无暇领略形体之美了。

词语分析是关键：古人讲究炼字、炼句，“一字见精神”，也有“诗眼”“词眼”“文眼”之说。一个人，一件精美的时装，也并非一切都好，其佳处往往集中在一点或几点上。讲课也如此，要抓住那些富有表现力、能充分体现作者艺术风格和艺术功力的重点词语，充分挖掘，理解到位，可以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审美与情感细心体悟：文学的最大特点与功能就是审美与感情熏陶，失去这些就不是文学。同样，没有审美与情感的体悟，就不是语文课。如果从教书育人的角度看，语文课的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也正在于此。语文课义不容辞地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的任务，而语文教师则应该是一个情感丰富、健康，审美层次较高的人。语文课不应该是感情枯燥的课，要引导学生深入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并能充分表达，使语文课富有感染力。 人文教育水到渠成：语文课是人文精神的载体，人文精神是语文课的灵魂。但是离开了上述几点，人文教育就无法承载，就失去了依托。而上述几点做得好，做得到位，人文教育就会自然而然得以实现，水到渠成。

这样说只在说明语文课的人文教育不应离开语文的特点而空洞地说教，即人们所说的“两层皮”，并不意味着对人文教育可以不放在心上，其他方面做好了，它也自然而然地做好了；并非如此，有自觉性与没有自觉性是大不一样的，备课时制定教学目的与教学要求不能忘记这一条。此外教师要特别注意在课堂上不要讲对学生成长不利的话，不能流露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作为国家公民，允许你有各种不同想法，但在课堂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大原则。

还有一个似与定位无关其实也有关的问题，教材太厚与课时太少的矛盾。教材多达六七十篇到二百余篇，课时只有三五十节。教材太厚加重了学生经济负担，课时太少达不到前面所说的设课目标。如果开设一学年可以每周两学时，如果开设一学期应每周四学时。教材应按讲读与阅读一比二或一比三安排。 参考文献：

[1]陈黎明，林化君.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学[M].青岛：青岛海洋出版社. [2][4]夏中义.大学新语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正毅.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传统的继承与现实的创新：法国奏出的二重奏》. [5][6]郝文武.当代人文精神的特征和形式方式[J].教育研究，2006（10）. [7]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M].华东师大出版社.

[8]丁帆，朱晓进，徐兴无.新编大学语文[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

[10]黄俊杰.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教育的新挑战及其因应策略[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6（1）.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h1m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