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藩府人口

社会史研究·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安介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关键词]明代;山西;藩府人口

[摘 要]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

[中图分类号] K248;C9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5-0097-08 A Study on Growth and Statistics of the Imperial Population of Ming Dynasty in Shanxi AN Jie-sheng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Key Words:Ming dynasty;Shanxi;statistics of imperial population

Abstract:Shanxi is a special area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liv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Byjiajing and Longqing period,the population of the clan families group in Shanxi had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family groups in the country.As parasitic bloc with privileged position,the members of imperial familie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census with narrow and wide meanings.The population data recorded in?Yu Die(玉牒)?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instead of the people number.By the end of Ming dynasty,the population of imperial families in Shanxi has surpassed 200,000.

藩府问题作为明代影响巨大的一大弊政,是研究明代社会史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关于明朝藩府的研究论著已相当丰富。据统计,仅在1981—1991年的10年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70多篇。①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王毓铨先生的《明代的王府庄田》(《莱芜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诚先生的《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德信先生的《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春瑜先生的《弃物论》(《学术月刊》1988年第4期)、王守稼先生的《试论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魏连科先生的《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等。这些论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明朝藩府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从多方面阐发了它对明朝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影响,为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藩府问题涉及面极广,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如有些省份藩王众多,而有的省份则没有封置宗室王。上述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全面性、整体性的论述,而较少区域性、专门性的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朝藩府问题同样是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并出现了逐渐向专业化与地域化研究转变的可喜现象。②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相关资料的整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李琼英、张颖超编的《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李峰、张焯主编的《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上、下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资料性书籍的编辑出版为研究者检索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①②专业性研究成果有:赵全鹏的《明代宗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吴承越、刘大可的《明代王府述略》,《古建园林技术》1996年第4期;苏德荣的《明代宗室文化及其社会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都樾的《明代宗室

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学术论坛》1997年第3期;周致元的《明代的宗室犯罪》,《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王兴亚的《李自成起义军对明宗室的政策》,《洛阳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期;郭孟良的《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雷炳炎的《明代中期罪宗庶人的管理问题初探》,《船山学刊》2003年第1期;郑怀林等的《秦王府的医事述略》,《现代中医药》2003年第5期等。在区域性研究中,以针对河南与陕西宗藩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如赵全鹏的《明代宗藩在河南》,《中州今古》1994年第2期;苏晋予的《周王府的老虎吃豆腐》,《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苏宁的《明代开封的王府》,《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吴宏岐、党安荣的《关于明代西安秦王府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史红帅、吴宏岐的《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张民服、徐晶的《明代河南宗藩浅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参见杨志清《近十年来明代宗藩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

毋庸置疑,就其本质而言,宗藩问题更应该为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社会历史研究课题,因为宗室人口分散居住于各地,其供养以及生老病死的费用也完全由地方官府及百姓承担。从区域社会变迁、地方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增长等微观角度出发来研究藩府问题的产生及其深刻影响,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山西一省地处明朝边防前沿,藩王府分封早、规模大、人口增殖迅速,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极为复杂,极具典型意义与研究价值。然而,迄今为止,针对明代山西藩府的专门性研究尚不多见,与明代山西藩府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不相称。①人口数量的研究,是明代宗藩研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在本文中,笔者即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同时特别注意其与其他省份之间的比较,在宗室人口的估算与统计数据方面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与学术界同行。

一 山西三大藩府的建立与人口的高速增长

明朝藩府人口的空前膨胀,是藩府发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也成为古今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论及藩府人口增长,自然须从山西藩府的建立说起。明朝洪武及永乐年间可谓建藩时期,朱元璋的3个儿子先后开府于今山西省境内,建立起三大藩王系统,号称“山西三大府”。三大山西藩王分别是:1.晋王朱为朱元璋第三子,洪武三年(1370)四月封为晋王,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府(治今太原市);2.代王朱桂为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封为代王,开府大同府(治今大同市);3.沈王朱模为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为沈王,永乐六年(1408)就藩潞州(后改潞安府,治今长治市)。上述山西三大藩王,又习称为晋藩、代藩、沈藩。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明代藩王的分封原则不外乎以下数条: 1.集中于边防及战略重地,藩府有拱卫朝廷之责。

2.避开财赋要地,如江浙地区,其目的在于避免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以及限制宗藩势力膨胀。 3.避开过于偏远的区域,如云贵地区,以免鞭长莫及。

山西既处于北方边防重地,又不是财赋大省,成为封藩的上选之地。《明史·地理志》载:“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沿边九镇(即“九边”),山西独居其二。明朝藩王又通常可分为塞王与内地王两大类。就山西地区而言,沈藩可划为内地王,而晋藩与代藩则属于典型的塞王。早在弘治八年(1495)五月己亥,山西巡抚顾佐就在上奏中着重提到山西藩府的人口问题:“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1](卷一○○,p1839)即明确指出山西省内分封宗室的数量多于其他省份。然而,如果我们稍加分析比较,就会发现山西地区藩府的绝对数量未必为全国第一。确定哪一个省份中分封宗室数量最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原因就在于明朝藩王的分封及人口的增长,都是一个长期的累加过程,各省藩王及藩府人口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万历年间,时人谢肇曾指出:“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2](p297)又据明人徐学谟《题酌议宗藩事宜疏》一文的统计,嘉靖时河南共有亲王5位,郡王80位,将军、中尉、郡县主君以及仪宾等(还包括无名无禄的)宗室成员共6 890余位,因而徐氏指出:“天下藩封之多,未有如河南者。”[3](卷三四一,p3656)亲王分封是藩府建置的基础,现代学者王毓铨先生就做过一个大致统计,如有明一代皇子受封为亲王的共有62人,其中受封建藩就国的有50人,建立了50个王府,这其中只有28个王与明朝同时告终。这些藩王府分布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布政使司。其中山东有3王:德王、鲁王、衡王;山西有3王:晋王、代王、沈王;河南(即“洛中”)有7王:周王、郑王、唐王、赵王、崇王、潞王、福王;陕西(即“陕中”)有5王:秦王、庆王、韩王、肃王、端王;湖广(即“楚中”)有7王:楚王、岷王、襄王、荆王、荣王、惠王、桂王。江西有2王:淮王、益王;四川仅有1王。[4](p111)这一统计与谢肇的说法基本吻合。当然,这些数据大多反映了明朝后期的状况,与顾佐所在弘治初年情况相比显然有不小的差距。

① 如乔志强先生主编的《山西通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是近年来山西地方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之一,但该书涉及明代山西宗藩问题的相关论述也较为简略。

那么如何理解顾佐关于“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的说法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在明朝初年最大规模的一次亲王分封(即太祖诸子的分封)中,山西地区所占比例较大,相对密度较高。明太祖共有26个儿子,除燕王朱棣外,实际封藩开府的亲王还有22位,河南、山西两省都有3个王府。对照今天省区面积,明代陕西布政使司虽有5个王府(即秦王、肃王、庆王、岷王、安王),但其面积广大,覆盖了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之地;湖广布政使司辖区内有4个王府(即楚王、潭王、湘王、郢王),而其面积包括了今天的湖南与湖北两省。永乐以后再也没有亲王分封在山西,恐怕与其相对密度较高有一定关系。 明初藩府分布地简表

藩王名藩府初封地今地藩王名藩府初封地今地 秦王西安陕西西安市 辽王广宁辽宁北镇县 晋王太原山西太原市 庆王宁夏宁夏银川市 周王开封河南开封市 宁王大宁内蒙古宁城县 楚王武昌湖北武汉市 岷王岷州甘肃岷县 齐王青州山东青州市 谷王宣府河北宣化县 潭王长沙湖南长沙市 韩王开原辽宁开原市 鲁王兖州山东兖州市 沈王潞安山西长治市 蜀王成都四川成都市 安王平凉甘肃平凉县 湘王荆州湖北江陵县 唐王南阳河南南阳市 代王大同山西大同市

郢王安陆湖北钟祥市 肃王甘州甘肃张掖市 伊王洛阳河南洛阳市

资料来源:《明史》卷一一六至一一八《诸王列传》。

其次,山西藩府人口增长速度最为突出,地方供给困难的问题也最早凸现出来,故朝野人士论及宗藩人口问题,往往以山西为例证。最迟至明孝宗弘治初年,山西藩府人口问题已变得相当突出,成为令地方官员棘手的问题之一。如弘治七年(1494),山西巡抚张敷华请求增加运城解池盐课以补宗禄之不足,得到朝廷批准。其原因就是 “宗室日繁,而山西累岁荒歉,禄米多缺故也”。[5](卷一三,p313)继任顾佐的上疏更为明证。弘治八年(1495)五月己亥,他在上奏中称:“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岁禄七十七万有奇,递年修治第宅,工价亦至数万,况地临各边,州县供亿刍粮动以百万计,频年被灾,军民疲敝已极。”[1](卷一○○,p1839)明朝宗室待遇优厚,朱姓后代按不同等级每人均有封禄,而这些宗禄都由当地百姓承担。随着藩府人口的增长,宗禄数量激增,为当地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藩府人口的高速增长,让原本就以“地瘠民贫”著称的山西地区雪上加霜,宗禄不给的矛盾也变得最为突出。还应注意的是,顾佐在上言中首先提到了当时宗室成员的数量,“毋虑千余”,即已经超过了1 000位。

至世宗嘉靖初年,藩府人口问题已成为困扰明朝朝野内外的一大难题,山西的问题又首当其冲。如在嘉靖八年(1529)六月,詹事霍韬等人在所上《修书陈言疏》中对山西藩府的人口膨胀与禄粮陡增问题忧心忡忡:“再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由一万石增而八十七万石,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推之天下可也。”[6](卷一○二,p2405)当时,礼部尚书梁材对于霍韬等人的奏疏所言极表赞同,为支持与附和霍韬等人的意见,他在所上《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中特意列举了当时山西、河南、山东、湖广等四省的藩府人口与禄粮增长的具体数字,为我们了解与比较当时的藩府人口情况提供了莫大的帮助。[3](卷一○三,p921)①根据梁材提供的资料,各省藩府人口增加情况列如下表。 省份名称初封亲王数初封禄粮数新增成员数现支禄粮数量 山西晋王1位10 000石1 851位872 306石 河南周王1位10 000石1 440位690 250石 山东鲁王1位10 000石361位139 237石 湖广楚王1位10 000石587位259 830石

梁材所列山西、河南、山东、湖广等4省,应该是明朝藩府人口最为集中的4个省份,在与其他各省的比较中,山西藩府成员无论在新增人口数量,还是在需支禄粮数上,又是首屈一指。可以说,时至嘉靖初年,山西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拥有最大数量的宗室人口的省份之一。又如至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乙酉,户科都给事中管怀理等人又在上言中提到宗禄问题,同样以山西为例:“及查天下粮额岁率不给,如山西晋、代、沈三府岁用禄粮九十五万六千有奇,而岁派不过八十四万二千余石,即此一省,天下可知!”[6](卷一六七,p3671)从嘉靖八年到十三年,仅仅5年的时间,山西藩府的岁用禄粮就由872 306石增加至956 000余石,较原来禄粮数增加了近10%,真令人兴匪夷所思之叹!①梁材在奏疏中提到山西藩府人口新增至1 851位,恐怕是刊刻之误。与霍韬奏疏参证,应为2 851位。明人王世贞曾对宗室人口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他亲自查阅过《玉牒》,提出了宗室人口每10余年增长一半的推论。他指出:“愚尝得宗正籍观之,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见存者一万余人,今又十余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当为二万人也。又十余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当为四万五千人也。”[3](卷三三五,p3587)另外,王世贞还在其所著《山堂别集》第一卷中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藩府人口资料,根据这份资料,我们可以排列出当时人口数量前10位的十大藩府名单以及各省藩府成员数量对照表。

隆庆初年数量位居前十位的各大藩府成员 情况表(单位:名)

亲王名称郡王数将军数中尉数郡县主君数庶人数合计名次 周王46 1 349 2 559 1 265 15 5 235 1 晋王12 1 085 2 200 1 511 170 4 979 2 代王18 1 279 1 340 1 330 150 4 118 3 韩王17 403 586 643 29 1 679 4 楚王6 198 604 447 4 1 260 5 秦王1 107 507 242 149 1 007 6 宁王3 276 265 324 44 913 7 靖江

郡王15 712 74 14 816 8

沈王16 242 220 276 13 768 9 赵王8 186 117 283 3 598 10

明人王士性曾在《广志绎》中强调说:“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郡王至48位,宗室几五千人。”[7](p280)王世贞提供的数据充分证明了他的说法,当时天下最为繁盛的藩府正是河南开封府周王家族,在天下藩府中名列第一位①,而晋王、代王、沈王分别名列第二、第三与第九位,在十大藩府中占据了三席。 隆庆初年各省藩府成员数量对照表

省份名称亲王数②郡王数将军数中尉数郡县主君数庶人数合计 陕西4 29 577 1 149 950 185 2 894 山西3 46 2 606 3 760 3 117 333 9 865 河南7 81 1 635 2 698 1 642 23 6 086 湖广7 42 459 783 697 15 2 003 山东3 23 179 170 268 6 649 江西3 28 319 267 366 44 1 027 四川1 7 46 72 56 0 182 广西1 15 712 74 14 816

合计28 257 5 836 9 611 7 170 620 23 522

根据王世贞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亲王28位,郡王251位,将军7 100位,中尉8 951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7 073位,庶人620位,合计有24 023位。“而未封未名者,与齐府之庶、高墙之庶,皆不与焉”。[8](卷一,p9)③当时宗室人口分布于除首都之外的8个省份,按省份平均计算,山西藩府人口在这8个省份中不仅数量名列前茅,而且总数竟占到各省合计总数的41.1%!

王世贞并没有指明这份资料的确切年代,只是说:“隆庆、万历之际,宗室蕃衍,可谓极矣。宗伯苛为革削,司寇严其条禁,以故时损时益,而其见在者,余得而志之。”我们必须与其他资料相比照推定。如张翰也曾考察过宗藩问题,并指出:“尝考宗正籍,在嘉靖中叶见存者一万五千余,隆庆初年丽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9](卷八,p138)又如隆庆三年(1569)五月,礼部郎中戚元佐在上言中讲道:“国初,亲王、郡王仅四十九位,今入《玉牒》者见存二万八千有奇,视国初不啻千倍!”[5](卷一三,p315)又如隆庆五年(1571)六月丁未,河南巡按栗永禄、杨家相,礼科给事中张国彦等上奏称:“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者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10](卷五八,p1424)可以说,多数朝臣与研究者核定的隆庆初年的数量应为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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