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边际做舆论监督_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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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边际做舆论监督

——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二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曲长缨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

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大家都比较熟悉,间接原因牵扯到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三就是提出一些需要解决但还没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灵石矿难表面看上去是因为爆破小煤窑操作不当造成的事故,其实都是违法违规、不按安全生产的操作规范做而导致的,而且也是小煤窑太猖獗造成的恶果。一边是违规操

【观点摘要】

——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只有努力去了解事实、了解真相的

权利,没有这个调查和了解的过程,节目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

——在现有体制下,不要去抱怨外界的因素,只能是有多大的笼屉

蒸多大的馒头,不要指望馒头大得超过蒸笼。

作,没有把地下情况弄清楚就弄了几吨炸药炸,一边是偷偷生产,也没有想到有谁会去炸窑,结果就造成了悲剧,所以,两家都是有问题的。

张:有一些观众说,现在的《焦点访谈》跟过去相比,“真焦点”少了,“假焦点”或“命题作文”越来越多了。你们听到这种评论,会怎样回应?

曲:我们只能在现有体制和政策前提下去做节目,因为大的方面国家在提倡和谐社会建设,可能对我们监督报道有一定影响吧。另外,各地面临换届,有些节目不一定能去拍,有些节目就算拍了也不能播,这个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只能是尽力而为吧。

张:现在一年300多期节目中,舆论监督的节目大致占多少比例?

曲:三分之一吧。其实,关于舆论监督,我们内部也有争论,有人认为已经破了的案件,公开了的问题再报,不能算是舆论监督,只有全程靠自己挖掘的才能算。我是不太同意的,破了的案和公开的问题再去报,应该算是舆论监督,只不过它监督的力度、角度、方式可能不太一样。尽管不是我们破的案,

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得宽泛些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您在《焦点访谈》做过很多矿难题材的报道,尤其2003年的临汾矿难节目给您带来很高的职业声誉。最近,您还做矿难题材吗?

曲长缨(以下简称“曲”):2005年做得比较大的是山西宁武矿难,36人死亡,17具矿工尸体被运到内蒙古。这是一个副书记、一个副县长、县煤炭局局长、县煤炭局总工程师4个人合谋的,和矿主合谋一块把尸体运去。我们做了节目,温家宝总理批示要查处,由公安部牵头联合国家安监局等部门组成国务院调查组去查,查出了主要策划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期节目,讲救护队收了不少钱、悄悄运送尸体的事和其中的内幕。

张:你们是怎么得到信息的?曲:民工举报吧。山西灵石矿难时,很多媒体都去了,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也去了,他只接受了我一个人的采访。我们的报道比同行要深一点,除了矿难本身、指出死亡人数50多人外,我们突出李毅中的讲话,分析矿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地小煤窑太多,私挖滥采太严重,炸药管理混乱。不是光就这个事说这个事。

张:《焦点访谈》节目时间很短,要做得比同行深一点似乎不太容易。怎么在有限的容量中体现深度呢?

曲:我们独家挖掘的事件就不说了,就说同样的事件,包括台风、矿难等大家都知道的事件。要体现深度,主要从三点入手:第一就是找角度,找最适合自己栏目特色的角度;第二就是揭示它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有直接原因和

青年记者 2007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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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首先发现的线索,也不是我们独家报道的,但只要它采访播出后起到监督作用、有监督形式,也算是一种舆论监督吧。当然,这种肯定不像独家发现、独家报道更能引起全国轰动。如果《焦点访谈》都靠自己挖掘、自己破获的话,那就很难做了,新闻媒体可监督的范围就太小了,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有关部门,依靠各方面配合甚至去查处,才能跟进报道。

2006年我做了两个节目,关于湖北王子鞋城公司偷税事件,上、下集,上集是我们自己调查的情况,下集是国税局查处的情况。2005年11月份就开始关注,一直到2006年3月份才拍摄,6月份播出。这个属于独家报道,涉税数额巨大,一年就两三个亿,持续近十年,而且牵扯到一些税务部门的问题,开始我还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但播出的时候,只把矛头对准公司本身,其他方面涉及很少。我们跟踪半年,力度很大,但因为大家可以想到的原因,只完成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舍掉不少,这样一来,深度和力度都受到影响。

我们内部有人说这不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因为最终是在税务部门协助下才完成了整个报道,我说,如果非要说第二集不属于舆论监督,第一集总算吧,而且没有我们去采访调查,税务局不可能行动。当时,我们完全可以先播第一集,但考虑到税务局方面的要求,就拖到查处后再播。其实,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前已经进行了舆论监督,我们的调查不但惊动了老板,更惊动了税务部门,促使他们下决心彻底查处。其实,能报道查处过程和结果本身也是一种舆论监督,但最后,不知为什么还是把这个报道确定为中性节目,也许是高标准严要求吧。

我认为,是不是舆论监督节目关键看采访报道能不能起到实际作用。至于最后能不能赶在查处前播出,不由我们记者决定。你去了,未播前他就查处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有些可以在节目中提一下,而好多只能作为内参,连播出的

机会都没有,但它却引起了领导重视,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所以,应该把舆论监督看宽泛一点,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那怕是死老虎打打也好。

张:还有一种观点,基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台的特殊背景,《焦点访谈》的监督实际上不是媒体监督而是政府监督。

曲:我们国家的媒体都是在党和政府领导和指挥下行动的,哪有纯粹民间的媒体呢?这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新闻体制决定的,不可能逾越体制之外去搞别的。《中国青年报》的监督也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会引起党组织的重视,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也是党和政府出钱、出力、出人办的,其他媒体也大同小异。

张:您觉得,《焦点访谈》的记者在采访中,会存在自上而下看问题的视角么?

曲:应该说也会有,如果你指的是站在全局,站在国家角度看问题。但如果你指的是居高临下,以“上面来的”自居,就可笑了。更多时候就算有这种心态也没用,很大部分报道是在求人的情况下才完成的。你想让他接受采访,他不接受,你也没有什么强制性命令和手段,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去给人家做工作、说好话、讲道理才行。我们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只有努力去了解事实、了解真相的权利,没有这个调查和了解的过程,节目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

张:您在《焦点访谈》工作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社会问题,做了这么多舆论监督节目,对社会的看法会改变么,比如趋于乐观或悲观?

曲:既没悲观也没乐观,很平和。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始终是在动荡和斗争氛围中成长的。对我来说,那种年代都经历过,现在的社会问题少多了,起码你出去采访危险性没那么大啊,没有什么武斗啊。从小到大,我都是在那种环境气氛下度过的,包括到农村去啊,下放啊……就会觉得,现在比以前好了。问题还是有那么多,有些花样变了但本质没变:比如一些人争权夺利呀、贪污受贿呀、为一己之私呀,说来说去还是那么点儿东

《焦点访谈》已经走到现行体制能容纳的边际

张: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焦点访谈》是距离权力最近的栏目,在央视内部级别最高,中央领导多次视察及题词。你们怎么看这种观点?

曲:领导重视和社会关注这是事实,尽管现在的力度跟以前不一定能比了,但这是一个现有国情的例子吧。在现有体制下,有它总比没它要好,领导关注总比领导不闻不问要好。我希望各级领导重视起来,让舆论监督能切实起到作用,我们也才有发挥作用的成就感。最重要的是,切实能为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对社会进步有所推动。

张:有学者讲,舆论监督应该是一种公众授权、自下而上的监督,《焦点访谈》是依托中央领导关心重视这种背景,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实际上是党和政府自我治理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来自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

曲:这话不完全对。一方面,我们大部分选题都是来自基层群众,来自每天的举报信、邮件、热线电话等,而且力求独家,反映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虽有一些上面布置的舆论监督的题目,但报道的角度主要还是来源于百姓的视角,报道的内容是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而且很多报道是不经过上面审查的,只需要走中央台的正常审查程序。包括矿难、脱衣舞、医药回扣、司法不公、高考作弊等,这些都不是上面安排的,从选题到拍摄都是老百姓们帮助进行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为了反映百姓的呼声是顶着各方压力来抢时间、争速度、千方百计播出去的。当然,中央领导一直是很重视的。应该说,这个栏目即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也是来自百姓对政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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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不就是为个利么、为个权么、为个财么,可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这点事!我们很多节目揭露的也就是这些。

张:您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新闻教育强调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宣传,现在媒体市场化、功能多元化。在您看来,媒体在当前社会中应该主要承担什么功能呢?

曲:我上学的时候已经不光是宣传了,已经强调传播信息和舆论监督了。而且很多观念,比如舆论监督、信息及反思等都有了。我当时写的论文就叫《中国的名记者为什么少?》,就是讲现在新闻圈为什么产生不了名记者,以及各种限制的原因。这么多年,相比以前进步很大,舆论监督比任何时候宽松度都大。那时候,能够想象有《焦点访谈》这种节目吗?而且,《焦点访谈》有些节目已经走得很远了。尤其电视这种媒体冲击力非常强,它的报道震撼力比报纸

要大得多。

1996年底,我做过了一个节目叫《盗伐危及大动脉》①,讲宁夏铁路两边树都被砍光了。在人民大会堂,朱基总理说,画面对他刺激非常大,看了之后一夜都没睡着觉,之后就下决心停止砍伐天然林。其实,朱总理以前看内参,能不知道砍伐森林的事吗,肯定是知道的,但没有电视画面对他冲击力这么大。当时,我用了两个镜头作对比,一个是砍光之前绿油油的森林,一个是风沙骤起树全砍掉了的画面。我觉得,这就好像我告诉你:一个人杀了十个人,你不会有太大的震惊,但只要让你看到那个人砍下一刀的情景,你就会感到可怕。照我看来,媒体的功能很多,但主要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并加以分析和评论,在此基础上进行舆论引导。

张:您是从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的,如果从比较短的时间跨度来看呢?比如跟前几年相比,最近异地监督不能做了,舆论监督的空间是不是越来越紧、越来越小?

曲:也许在我们国家,这是很正常的。一届政府和一届政府的特色和风格都不一样,一个时期的重点和空间也不一样。舆论监督一直往高了说也不太可能,今天揭露一个县长,明天就得揭露一个市长,后天就得揭露一个省长,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咱们国家,舆论监督在政治体制紧密制约下,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太大改革和变化,新闻改革的力度也同样大不了,舆论监督的力度和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至于异地监督,要看具体情况,都不让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很多问题是跨地区的。

我觉得《焦点访谈》已经走到现行体制能够容纳的边际了,如果再往前走就比较困难了,要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其实很多节目能够做成内参就可以了,也不指望能播出。以前没有内参制度,做完节目不能播,就没能起到作用,能让拍成内参让领导关注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以说,就看你怎么说了。比如,报纸里经常有这种说法,“据当地的一些群众反映”,电视就很难做,必须表现出群众说什么话,要马上出现一个群众对着话筒讲话的画面。很多重复的事、过去的事,报纸可以表现,但我们无法还原、只能放弃,这叫“拍不到的等于没发生”,要用镜头来说话。所以,报纸舆论监督的空间余地范围比我们大、比我们广,甚至比我们有力度和深度,它的版面也多,可以同时发很多稿,但它不够直观。

张:这些报纸从业者也许会说,我们没有《焦点访谈》的背景、资源和权力,区域性都市报要做异地监督现在就做不了。

曲:也不完全是这样。在现有体制下,不要去抱怨外界的因素,只能是有多大的笼屉蒸多大的馒头,不要指望馒头大得超过蒸笼。

张:在《新闻调查》,张洁会和同事们交流西方新闻理论的概念(比如新闻专业主义),会探讨很多美国的调查性报道记者是怎么做的。在《焦点访谈》内部,你们也会谈论这些么?

曲:很少,因为《新闻调查》的模式、类型、做法很多是直接从国外借鉴过来的,篇幅比较长,要掌握章法,讲究曲折转行、高潮迭起,大片气势。《焦点访谈》不一样,我们就是轻骑兵,没他们那么讲究,探讨问题的深度也没有他们那么长的篇幅,对题材深度的把握也是比较浅的,加上更注重新闻性,要抢时间,所以,理论学习和思考方面也没有那么多。《新闻调查》在观念上、理论探讨上的确比较注重。

张:聊天的时候,会讨论媒体的公共责任、记者的专业操守这些东西么?

曲:我们很少有时间去聊这些。我们在外边严格遵守台里各项规定纪律,不贪不拿,不做影响节目的事。一些节目的制作方法,比如偷拍不当,会被人提意见。如果是《新闻调查》,就会公开采访,面对面交锋,他们的舆论监督基本是在人家同意拍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我们的难处,

不要指望馒头大得超过蒸笼

张:您怎么理解深度报道这种报道体裁?

曲:深度报道也不一定都是舆论监督,比如报道台风带来的危害,还有一些经济现象也可以做深度报道,像环境污染和发展经济的矛盾问题,一方主张先发展再治理,另一方主张先保护环境再发展,等等。可惜的是,《焦点访谈》大多是“红与黑”的模式,要不就是先进典型、热情歌颂,要不就是坏人坏事、猛烈抨击,缺少那种探索性、思考性、开放性的节目,没有结论式的题材做得太少。

张: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也有一些媒体在做舆论监督,包括像《南方都市报》、《新京报》那样的都市报。在您看来,他们做的舆论监督报道与《焦点访谈》相比有什么不同?

曲:我原来在《经济日报》干过,做过很多经济报道,报纸文字伸缩性很大,很多话电视里没办法说,但报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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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不同意我们也要做。

《新闻调查》话题性的舆论监督比较多,我们是实际动作的节目比较多,客观记录的色彩重,评论的色彩不太重。虽然是焦点“访谈”,很多节目完全是实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副主任赵微采访时访谈的东西比较多,很精彩,当时很多人不知道《焦点访谈》为何物,能接受采访。后来他们发现,《焦点访谈》不是好玩儿的,就不愿意接受采访了。所以在她之后,很难有哪个《焦点访谈》记者采访做得特别优秀,有个记者范本吉,出色一些,采访比较好。有时,记者都没有采访对象了,一些人跑了,这就要求我们得下更大工夫去找旁证。

张:回头想想,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当记者,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转行的?

曲:我喜欢到基层去,了解这个社会和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的名声并不好,所以有一些想法,如果我搞新闻就会如何如何,想抓紧时间,做些对社会有好作用的事,最好能做些实事,加上喜爱写作。后来,也许就这样上了新闻系。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过书。后来,我上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去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也许我不太适应,光上传下达不是我性格适合做的事情。后来又到《经济日报》工作了几年。1994年《焦点访谈》成立后,非常喜欢,就到了这里,一直做到现在。我喜欢跟众多普通人打交道,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呆着。至于转行,也想过,因为很多题目做不了有时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因为还有责任感。

张:跟您接触时间不长,觉得您性格很温和,为什么矿难报道时却又能如此犀利、大胆,尤其临汾矿难中能躲开监控、找出那些蛛丝马迹呢?

曲:我是学公安出身的,在公安院校里学的新闻。我的一些同学现在都在公安部担任司局级干部。我体会,搞调

查性报道就跟破一个案子似的,就要不怕费劲,肯吃苦,不放过任何线索,还要分析和判断。像我们现在做这些调查报道,很多都不是单纯的报道,不是说这个事发生我去报道一下就行了,仅当个传声筒,而是这个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团乱麻,要靠你去挖掘,去揭露真相。

张:回过头来看您自己的新闻生涯,一路走来感觉欣慰吗?

曲:不欣慰,很不舒服吧。因为感觉费劲很大,真正起的作用不大,很多是劳而无功,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只能做一个节目是一个,说白了,已经不仅是在做新闻了,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务实了。但还不行,比如矿难事件中的这些干部,本来都应该追究责任,现在很多都是不了了之,按道理应该算触犯刑法,起码是玩忽职守或渎职罪,但由于矿难瞒报应被处罚的官员往往只是接受点行政处罚,没有法律处罚。当然,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抓。

现在的难度是比较大,尤其做了这么多年,一个栏目老是一种模式,观众看着也容易审美疲劳,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但我们自身能够超越的空间却很小。

台里现在实行制片人制、收视率制、末位淘汰制,几个制度加在一块,每一期光收视率就让大家压力很大,一些节目焦点性并不太强啊,有些节目收视率不一定能保证。另外,做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对你这一套比较熟悉,反调查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手段有限,还是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啊。

注释:

① 《焦点访谈》于1996年底播出这期

节目,主要反映三北防护林被滥砍滥伐的情况。

(本文属复旦大学2007年度文科金

苗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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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gs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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