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林文俏

摘要

人们只知道黄埔军校大门彩楼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原来是挂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只不过改了几个字：“行往他处”原是“另找他路”，“勿入斯门”原是“莫入此门” 。

一

昆明翠湖，因其八面水翠，四季竹翠，春夏柳翠，而得其名。它没有北京昆明湖那种雍容尊贵，没有杭州西子湖那份绰约风姿，它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居民休闲的普通公园。虽然园居闹市，被尘嚣围绕，但以碧波柳堤之隔，仍然为昆明居民保持着一隅清幽，一份闲适。这里最初曾是滇池中的一个湖湾，后来因水位下降而成为一汪清湖。由于湖东北有“九泉所出，汇而成池”，又名“九龙池”。翠湖是孕育昆明历史文化的摇篮。元代有菜海秀水，明朝设湖畔贡院，康熙置平西新府。聂耳为它创作了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当今翠湖有两个景观最吸引人，一是荷花，二是红嘴鸥。前者在夏日绽放吐妍，后者在冬天翩然而至。红嘴鸥白翅翩翩，红嘴点点;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近30年来也曾飞入中国的其他城市，却只与昆明结缘。尤其以翠湖最多。但是，过去翠湖最美的景观却是山茶花。“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彤彤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 昆明的年轻人已没有几个知道杨朔的经典散文《茶花赋》了。

2012年春节，又一个“彩云落到湖岸”的日子，“红嘴鸥翩然而至”的季节。我和妻子沿着昆明翠湖西路，走到翠湖公园西侧。一栋庄重恢弘的二层走马式转角正方形四合院建筑映入眼帘：人字青瓦的屋顶，圆拱纹饰的门窗，透视着典雅;门楼高大雄伟，大门黑色铁栅，折射出威严;中式长廊，法式廊柱，两者合璧堪称完美;尤其那墙，一看见就会使人想到“最是橙黄”。那“最是橙黄”是寓意着崇高尊贵?民主自由?人间朝霞?天国晨曦?还是兼而有之?历史从没给出过答案，也永远不会有答案了。这里几个月前迎接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建筑大门却没有刻意修饰，它斑驳而锈旧，使人一来到门口，就感受着一股血火交织的历史烟云扑面而来。

这栋建筑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它是我妻子外公、民国云南省代主席、民国上将胡瑛的母校。它被称做“民国的将校摇篮”。 这里走出了朱德和叶剑英两个解放军元帅，缅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还有12个省长，43位上将，133位中将和141位少将。朱德在他的《辛亥革命回忆》中，把云南陆军讲武堂比喻为“革命熔炉”。 讲武堂毕业生是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军的核心力量，以讲武堂毕业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抗日战争中战绩辉煌。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但人们仍习惯称它为云南陆军讲武堂。

我曾在昆明工作了12年，翠湖是我每年都要去几次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脚步和无法忘却的记忆：一月观鸥，四月赏柳;长堤漫步，湖心泛舟;朋友聚会，同学叙旧……但记忆里唯独没有陆军讲武堂。因为那时的讲武堂不是现在的模样。1980年，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决定利用讲武堂旧址建设昆明市青少年宫。后任昆明日报社总编辑的孙学敏作为筹备组工作人员，被派进入讲武堂对其财产、房产、住户情况以及房屋的损坏情况进行调查。孙学敏后来著文对当时的讲武堂做了如下描述：

“讲武堂主体建筑四合院，当时无论东楼、北楼、西楼、南楼，共住了上百户人家。全部烧蜂窝煤。下午的时候，家家户户各自为政，生火做饭，浓烟滚滚，活像一个大厨房。私接的电线密如蛛网，有的已严重老化。当时在讲武堂的内操场，共有南北向四幢仓库。仓库里边堆满了各种扫把、铲子、碗、盘子、罐子、绳子、箱子。拉货的大车从门洞里出出进进，仓库的所有者是日杂公司、供销社、农展馆等，这里成为全省各种物资堆积和分流的集散地。”

历史即使暂时被忘却，也无法磨灭。1983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讲武堂建成百年庆典之际，正式挂牌成为历史博物馆。拂去历史尘埃后几经修复，云南陆军讲武堂展露出我现在所看到的模样。但是其面积比过去却大大缩小了。它原来的地域非常宽广，面积有七万多平方米，是现有面积的约两倍。现今昆明面积恐怕比清末扩大几倍了。把现在的昆明市缩小几倍，再把现在的讲武堂扩大两倍，绘在一张地图上，你会知道当年的云南讲武堂是何等寥廓! 二

朱德当年是怎么考入讲武堂的呢?1909年，时叫朱建德的朱德离开四川仪陇家乡，与其好友敬容，经过70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寻找救国的道路。敬容在考试之前跟在昆明的亲戚见了面，得知云南陆军讲武堂只招云南籍学生，自己报考填了云南籍却忘告知朱德。尽管成绩不如朱德，敬容被录取了，朱德却榜上无名。又过两三周，讲武堂因急需人才进行第二次补招。朱德看见消息，吸取了教训，选了一个没人报的地方---“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并改名“朱德”。报到那一天，因口音问题被点名者发现了。这时，来了个长官模样的人，将其上下打量了一番，一声“交由我处理”带走了朱德。听闻朱德一番祖籍云南，现在四川仪陇的说法，告诉他“珍惜机会、好好学习”，便留下了他。此人就是当时讲武堂的监督，后来的总办(校长)李根源。当时，他正在为同盟会物色优秀人才，机敏的朱德正是他需要的。

在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展览馆内至今仍收藏着一本毕业证，这本毕业证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讲武堂收藏的唯一一本毕业证书，这就是叶剑英的毕业证。 广东客家人叶剑英怎么会到昆明读军校呢?原来，1916年，孙中山为贮备将来征战天下的人才，捎信给唐继尧建议：打破云南陆军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人的陋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最好同时招收越南、朝鲜学员。唐继尧立即派特派员陈觉民到马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当时，为了谋生，叶剑英(时叫叶宜伟)到马来西亚投奔他的伯父。华侨子弟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六七十人，叶剑英顺利地通过考试，成为讲武堂12期学员。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叶剑英十分兴奋。他在给弟弟道英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叶宜伟”改为“叶剑英”。讲武堂有个日本教官，精于劈刀技

术，他自认为全校无敌。叶剑英邀日本教官比武，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击败了日本教官。

1948年8月大韩民国政府在成立文告中对88位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受赏者申谢，唐继尧是其中少有的外国人之一。从没到过韩国的唐继尧怎么会获得韩国建国勋章? 2005年韩国MBC电视台记者道破秘密：“民国初期曾有一批韩国军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训练，其中一人后来成为韩国军队的缔造者和韩国首任总理，他的名字叫李范奭。”李范奭1916年秋入学云南陆军讲武堂，时唐继尧任云南督军兼省长，而胡瑛已从讲武堂毕业5年，当上了黔军团长。

人们只知道黄埔军校大门彩楼原挂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原来是挂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只不过改了几个字：“行往他处”原是“另找他路”，“勿入斯门”原是“莫入此门” 。至于黄埔军校4大兵科主要教官均来自云南陆军讲武堂，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李烈钧极力推荐，就更少有人知道了。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特别邀请云南陆军讲武堂协助办学。原因一是经过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及靖国护法战争，民主革命思想和以爱国主义为宗旨的“讲武精神”，已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风;二是作为当时一所最进步、最新式的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开办了15年，并在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多处设立了分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官;三是这所军校师生指挥的滇军，两进广东，在讨伐陈炯明、消灭龙济光等广东军阀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战斗中，在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拱卫军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如张开儒、方声涛、范石生等，坚决拥护共和。其中张开儒、方声涛分别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广州卫戍司令，更是给孙中山留下了“极佳印象”。黄埔军校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引入教官， 沿用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关于入学必须接受的“养成教育”，在机构设置、精神教育和管理、训练等各个方面也都吸取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很多有益的做法。蔡锷当年为云南陆军讲武堂所撰写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也被引入到黄埔军校的教学之中，教官和学员人手一册 。[page] 三

中国边陲的昆明，为何会办起如此恢弘的陆军讲武堂?它与清末新军有关。 甲午战后，清廷痛感八旗绿营不可救药，防军练军也不堪重用，打破原有的窠臼，仿照西法编练“新军”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1894年底，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受膺重命，在天津新农镇练就新军10营，号“定武军”。正当胡燏棻要大展

拳脚之时，清廷却将之调任津卢铁路督办，改由袁世凯接办。袁上任后将“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计划在全国编36镇(相当于师)。至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实际只勉强练成陆军14镇以及18个混成协(相当于旅)，外加禁卫军2协。由于云南地处边陲，介于当时英、法两国侵略势力之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云南新军编制为第十九镇(辖第37、第38协)，官兵总计为10900人。这就是滇军前身。清朝云南驻军在编练新军之前，不同时期称绿营、练勇、防军、巡防队，是朝廷的经制之师。云南在编练新军同时，全省巡防队也改为营制，共62个营。第19镇与云南巡防营官兵总计约3.5万人。有了兵就需要军官，1908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堃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包括胡瑛在内的一些云南讲武堂学员是云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清末创办的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师范院校，其毕业生可以以举人的资格录用做官当吏，至少也可做中学教师。为何还要从军呢?这要从清末的社会阶层体系嬗变和流动谈起。

传统中国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士”居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居其列的资格也够不上。对于士大夫而言，如果触怒皇权，那么除死刑外，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充军”。可是在清末，传统社会阶层体系逐渐发生嬗变和多元的流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尚武救国”成为共识，从军成为1905年科举废除后年轻人新的选择。另外，袁世凯规定士兵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那就是起薪5两白银。如果可以做到了步兵营文案，月薪可以达到22两白银。李宗仁回忆当时桂林的物价，一碗叉烧面不过十文，而一两白银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据李宗仁回忆，仅建立一年的广西陆军小学堂系官费学堂，学费全免，学生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等均为免费，每月尚有津贴零用。上述原因导致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官宦子弟、学人士子以从军为“进身之途”，商家贾人也“弃贾从军，以酬平生之志。”作为传统社会精英和四民之首的“士”，也开始向“兵”阶层流动。这种流动打破了“士、农、工、商”的四民传统社会阶层划分形式和“兵民分治”的传统社会阶层结构模式。军人角色开始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

对这种嬗变和流动，当时的学者多给予肯定。严复提出“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基本组织构成。梁启超主张近代社会结构应有兵一席之地。他根据近代西方社会的角色架构得出结论：“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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