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风采-武清图书馆

雍阳代有才人出（代序）

李蔚兰

武清亦称雍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浑厚，于是名人辈出，英才荟萃，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纵观历史，曾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涌现一批又一批为国为民的时代英才。《英才风采》就汇集了众多当代英才大师。其中有桃李芬芳的名师、学贯中西的鸿儒、叱咤体坛的宿将、巨笔如椽的画家……他们有的出生武清，负笈远游；有的根在故土，入京建功。总之都是走出武清而有所成就的雍阳骄子、杰出英才。他们是中国的骄傲，是武清的骄傲。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汇编成书，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前辈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俄罗斯文学史》第1406页）读一读《英才风采》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武清是个好地方，武清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在武清出生的人们，将会十分欣慰地发现：在自己的身边，原来有那么多杰出的知名人士。真是不说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为家乡的昨天和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武清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劳绩。吸取这些前辈的一切，将使你获得更多的人文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你更好地往前走。

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智力资源的挖掘是无限的。请看，武清有那么多的英才，他们的智力资源，同样是人类重要的知识财富，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我们的挖掘，弘扬开去，发扬光大，就可以转化为非凡的物质力量。

这是一本完全写实的书。它纯粹但并不单纯，它是文学作品但完全可以当做励志指南来读，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从而嗅出人生成长的气味，收获一份难得的感动。

我首先被作者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他告诉我，利用三年多的时间，数百次上京下卫，走南闯北，在外采访，街头小馆仓促一顿，有时干脆忍饥挨饿，但收获的是精神慰藉。几年来，他的心思都被这些所采访到的家乡英才人物占领，日思夜想，欲罢不能，奋笔疾书，一吐为快。正是这上百位“熟悉的陌生人”，陪伴着作者，也激励着作者。因此，在这部纪实作品里，作者满怀对家乡英才深厚的感情，记载的不单单是一些事件，更多的是记录了他们曾走过的路，指明了一代人生命的路标，必将照亮又一代人延展的前行之路。这在充斥着虚饰浮嚣的当下社会，尤为可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弘扬本地英才的影响，和一般地弘扬英才的事迹，还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些名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有的人还可能和自己有点沾亲带故。这样一来，他们的事迹更为可亲可敬，更容易仿效。

读一读这本书，对武清的读者来说，其积极影响比其他的名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作者系武清区文联秘书长、区作协主席、《运河》文学主编）

梦系五环旗的篮坛宿将

2005年4月13日，中国篮球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篮球至尊杯暨CBA联赛总冠军牟作云杯揭幕仪式，被誉为“世界体育史上最昂贵最豪华”由翡翠制作的“中国篮球至尊鼎”揭开神秘的面纱，中国篮球以九十二岁高龄的中国篮球泰斗牟作云老先生的名字为奖杯命名“CBA联赛总冠军牟作云杯”。该杯重约十公斤，底座套装一樽重达十五公斤、刻有“中国篮球至尊印”的翡翠印章。未来的CBA总冠军将流动收藏“CBA总冠军至尊杯”，每位冠军队员将获得一幅装裱过的“中国篮球至尊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李元伟将第一幅“中国篮球至尊印”赠送给了参加揭幕仪式的牟作云这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

1913年牟作云出生在天津市武清黄花店的一个农民家庭，几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育英中学读书。上初中时，他已比同龄人高出半头，并且肩宽、腿长 ，更重要的是他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的悟性和灵气。他既好动爱玩，又踏实不浮躁，对老师的指点，总要认真地琢磨，不仅成了学校的体育尖子，也是全市中学生中的知名人物。

牟作云不仅田径好，足、篮、排球等项目也样样都行。他当时还入选北平市中学生排球代表队。1928年，他考人北平育英中学，第二年就参加了全市运动会，获得了跳高、跳远、三级跳三项冠军。初三时，他人选校篮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得了冠军。高中二年级，牟作云又代表北平市参加华北中学生运动会，得了三级跳、标枪、跳远三项冠军，个人总分第一名，标枪成绩还打破了全国纪录。1934年，高中最后一年，他又入选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获得亚军，冠军为菲律宾所得。没拿到冠军，牟作云很遗憾，但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队，也为中国人长了志气。在那一刻，他初步有了将来从事体育的想法，想到已经沦陷的东北，想到在日本铁蹄下的三千万同胞，体育也是可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关内，当时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百米全国记录保持者刘长春也来到北平，借育英中学场地继续进行训练。牟作云也因之结识了这位旧中国田坛上的佼佼者。

牟作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高中毕业时，完全有条件报考名牌大学，从事任何专业的学习。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国立师范大学（北师大前身）体育系，这主要是受清华大学体育教授、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先生的鼓励。他突出的体育成绩，自然会受到关心体育事业的马约翰的注意。马先生很喜欢这个极具体育才华的青年人，多次对他说：“你应该学体育，要立志改变国家体育落后的面貌。国家要富强，体育也是不可缺少的，你要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贡献。

北师大体育系聚集着一批当时杰出的体育人才，有袁郭礼、董守义、徐英超、曾仲鲁、郭毓彬、万福恩、王石卿、王耀东等著名教授。牟作云在名师们的培养下，如鱼得水，他不但是篮球赛场上的“师大五虎”之一，而且学习刻苦，准备将来以体育报效祖国。

由于田径基础十分优秀，牟作云成为校篮球队前锋，很快又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优秀选手。1936年，柏林举办11届奥运会，牟作云无可争议地人选了。

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经费预算是22万法币，政府只拨给了17万，其余的要靠体育协进会四处化缘。不足部分还要靠球王李惠堂的足球队先期出访东南亚赚取一些门票收入补齐。为了节约开支，69名运动员只配一名随队医生。

1936年 4月10日至 6月 10日，田径队、篮球队在清华大学强化训练两个月，由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担任总教练。

在马约翰教授大运动量的强化训练下，两个月就打破了9项全国纪录。

集训期满到上海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做出国准备。哪知一些运动员在假期中被上海的款爷请去寻欢作乐去了，到出发时，有些运动员萎靡不振，气得马约翰捶胸顿足：“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东亚病夫’的帽子还想戴多久？！”

这件事给牟作云印象很深，他叮嘱自己要抵御社会恶劣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事业。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轮“康梯罗梭”号从上海启程。

近一月的行程，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到柏林后，精神都未调整过来便仓促上阵。 结果与代表团事先估计大相径庭，只有符保卢的撑杆跳进入了决赛，但技术未发挥好，未取得名次，而足球队首场对英国就输了。

篮球队抽签结果是首战日本、次战法国、秘鲁、巴西，按当时各队实力，中国队完全可能冲进前6名。

当时留德华侨和留学生及驻德大使都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地，要求首场必须胜日本队。教练董守义住进了医院，哪知这样的赛前施加压力给队员造成严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一紧张，技术发挥不会正常，加之无教练临场指导，结果以19：35惨败于日本。

虽开局不利，但8月8日，仍小胜法国队，比分是 45：38、8月 9日，战秘鲁队又 21：29输了。10日，与巴西的交战，中国队已毫无斗志，以 14：32惨败。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军覆没！

更惨的是中国队被淘汰后，没钱回国，只能留在奥运村看别人比赛，等闭幕式。 闭幕式结束后，运动员必须离村。牟作云他们因为没有回国旅费，只能撤到柏林一个极简陋的小旅馆里去等钱。使大家愤愤不平的是，团长王正廷根本没到柏林来，带队的官员闭幕式后竟带夫人到美国旅游一番后飞回国内！

后来，还是靠使馆内工作人员募捐了一部分钱，李惠堂等人又拿出来一部分旅费，才得以买了车、船票原路返回。

当时的沮丧心情就别提了，六尺男儿的牟作云和伙伴们，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满腹除了屈辱感还是屈辱感，牟作云痛心疾首地想：中国体育什么时候才能在世界之林崛起？…·

厄运并未到此结束，第11届奥运会一结束，希特勒就撕下伪装进攻波兰，不久中国也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后，同学们四分五散。

家境贫寒的牟作云在大学读书时曾半工半读，在育英中学兼课外老师，事变后书没法念

了，他就去了育英中学教体育。

日本伪政权成立后，拟举办一个“中日满亲善运动会”，用来装饰门面。听说牟作云是篮球“五虎将”之一，参加过奥运会，就派人拉他参加代表团去东京。牟作云当即拒绝。

牟作云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便化装成一个阔少爷，穿着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坐头等车厢逃到了天津。在租界同学家住了一天，又乘船到了上海。本想继续去后方，但囊中羞涩，就住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宿舍里。

这时他才得知，他离开育英中学的当晚，日本宪兵队就来抓他。在旧中国，体育带给他的不仅是屈辱，还有杀身之祸……

牟作云逃亡到上海后，手中的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马约翰教授。马教授不仅在奥运会代表团集训时接触过牟作云，而且是他就读的国立师范大学的兼职体育教授，给他上过一年多体育课。马约翰对青年人的爱心给牟作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向马教授求援。

这时，北大等校成立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于是他就给马约翰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马约翰果然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牟作云来后方。这样牟作云从上海乘船辗转路过香港、越南河内才到了昆明。

马约翰热情地接待了他，安排他当体育教师。后来又让他到国立师范大学继续念体育系，以便拿到毕业文凭。毕业后联大正式聘牟作云为体育老师，从此他成了马约翰的得力助手。

当时西南联大校舍简陋，体育设施什么也没有。教授们全住乡村，每天步行很远来上课。马约翰一如既往地坚持学生必须上满四年体育课，成绩及格才可以毕业。他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徒手操、军事操练、跳障碍物、爬墙等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以便为民族救亡冲锋陷阵。

牟作云担任的课程很重，每天五六节课，但他教课一丝不苟，所以马约翰很喜欢这个有强烈上进心的年轻人，做什么事总让牟作云当助理，牟作云都做得很出色。他虚心好学，经常登门向马约翰请教，几乎每周都要到马约翰家开会，研究帮助昆明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计划。时间一长，他和马约翰家的人全都很熟悉了。

马约翰的二女儿马佩伦，是云南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教员，性格热情开朗，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他和牟作云常一起出去参加体育活动、看电影……后来两人就不愿再离开了。

1944年4月，牟作云和马佩伦举行了婚礼，牟作云成了马约翰的爱婿兼助手，这使中年失掉长子和长女的马约翰夫妇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而牟作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耳濡目染马约翰的学识风范。抗战胜利后，马约翰推荐牟作云去他的母校一一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习。

在这篮球发源地，牟作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体育行政、体育统计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员健康检查与治疗等课程；主修了初级篮球、中级篮球、高级篮球的训练理论，为将来振兴祖国篮球事业拼命武装自己。牟作云在美国还有机会观摩了世界一流的篮球比赛，使他不仅学习了美国篮球教学方法，也了解了篮球队的训练方法，大大开阔了视野。

正当牟作云在春田拿到学士学位向硕士学位努力时，国内因准备参加1948年奥运会而催他火速归国担任篮球队教练，为雪柏林奥运会奇耻，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国。

不想等待牟作云的却是厄运，他回国才知道篮球队教练已换了别人。马约翰看到被自己召回的爱婿报国无门，毅然辞去代表团总教练，以抗议当局不顾国家荣誉出尔反尔的行径!

北平解放了，牟作云见到不少体育工作者去问马约翰：“共产党还要不要体育？” 马约翰十分坚定地回答：“当然要，体育不可能取消！”

事实很快验证了马约翰的预见：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体育，而且要像抓其他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一样抓出名堂来。

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接到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第十届大学生运动会组委会及主办国匈牙利的邀请。经周恩来副主席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决定派一个150人左右的大型文艺体育代表团前往。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和从清华走上革命道路的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去拜访老师马约翰，请牟作云出任联欢节中国代表团篮球队的领队兼教练，马约翰爽快地答应了。

牟作云连续奔波，经过几个月反复筛选，到6月底，从京津两地选拔出8名选手组成代表队参加培训。

离成行还有一段时间，代表团早早组成。起初，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杨尚昆的夫人、剧作家李伯钊。代表团临出发前，由于廖承志有其他重要任务，改由肖华将军任团长。1949年7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那天，大家早早列队等候，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进来时，人们拼命鼓掌，许多人流下了热泪。毛主席特意走到篮球队员面前，风趣地指着他们说：“还是你们高大威武。我打篮球不行，踢过足球，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当过守门员。”毛主席又一一握着队员们的手，勉励他们：“出国比赛很辛苦，记住，你们是代表新中国的，一定要为国争光。”领队黄振声、教练牟作云向毛主席一一介绍队员的情况。当介绍到程世春、张文仁是天津队员时，周副主席笑着补充道：“天津是篮球之乡，曾涌现出名扬海内外的‘南开五虎’。”“好！‘五虎’就是不怕外国人，你们就是要有种虎劲，‘东亚病夫’的帽子将从你们开始把它扔掉！”毛主席再次鼓励大家。

8月初，牟作云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率篮球队坐火车经莫斯科抵达布达佩斯。1951年他又率篮球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邀请新中国参加第七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议，荣高棠接到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兰凯尔的邀请电时，距奥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没有集训，没有时间做充分准备，这样仓促上阵能赛出好成绩吗？如果篮球队重蹈1936年奥运会惨败的覆辙，自己又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牟作云思来想去，觉得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这张迟到的邀请真是出了道难题，不仅是体育难题，还有政治难题，因为他们同时也对台湾发出了邀请……

基于这些考虑，本来在会议上大部分人倾向放弃这届奥运会，荣高棠将报告打了上去，周总理却批示“要去。”

军令如山，牟作云火速调兵遣将，选拔好篮球队人马，自己夜以继日地投人了训练。 7月23日深夜，牟作云在荣高棠带领下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恩来指示。周恩来说：“关于你们担心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据我看，现在他们尚未到达，也就不一定去了。即使想去，你们走北路也会比他们先到。总之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的三架伊尔一14型小飞机，7月24日凌晨5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已是 29日上午11时。

中午，在奥运村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对牟作云来说，更有一种感染力，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到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五星红旗，对准这庄严的仪式，对准致欢迎词的组委会副主席马托拉将军，对准中国体育代表团40人的队伍……在此时，牟作云才进一步理解了周恩来的政治眼光。

果然，台湾当局得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进村，取消了参加此届奥运会的计划。 遗憾的是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太晚，错过了足球、篮球的预赛，只有吴传玉第二天可以赶上仰泳预赛。预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虽然没取得决赛权，但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

看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取得了与世界体育大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好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敬羡之余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新中国的体育怎样迎头赶上去？！

40年后，北京奥申委代表团200多人乘专机飞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 101次全会将在这里召开，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此时已80岁高龄的牟作云作为奥申委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随团乘专机飞上万里云空。望着窗外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代表团里李宁、邓亚萍、李小双、伏明霞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欢声笑语，饱经沧桑的牟作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要一鼓作气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是不是在做梦？

这的确是个梦，这个梦中国人做了近一个世纪。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上，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全军覆没，但留下了牟作云这些立志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火种。1952年中国终于争取到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后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奥委会里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和8个国际体育组织……

1979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又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委讨论通过的三名候选人中排在第二名的就是牟作云。

牟作云所以能获此殊荣，是与他对新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

解放初期，他带的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打破最轻量级世界挺举纪录的陈镜开和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郑凤荣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56年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的牟作云，为振兴祖国篮球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球类司制订了国家篮球竞赛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他还投人大力气抓全国甲乙级教练员培训工作。每个甲乙队的年度训练计划，他都亲自过目，检查该队训练大方向对不对。他还提出教练员升级时必须写一篇对篮球训练的体会与设想，作为评选等级的根据。与此同时，牟作云还把统计学运用到训练比赛中，如全国甲级联赛，抢篮板球抢多少次？投篮命中率多少？罚球命中率多少！……既有统计又有分析，注重训练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一套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训练方法对中国篮球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篮球队逐渐超越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和菲律宾队，而且还曾战胜欧洲强队。

牟作云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球队，也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谊。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时；曾经获亚洲篮球冠军的菲律宾队来华比赛，结果输给了中国队。随后牟作云又率团回访，马科斯总统在总统体育馆里邀请牟作云与他打壁球，通过广播实况，在菲律宾引起广泛良好的影响。

翌年，牟作云率篮球队访问日本时，曾得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见。1978年，牟作云率队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在华盛顿两场比赛都赢了对手，在纽约也打得不分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官方给予球队很高的礼遇：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亲切地接见了球队；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字样的笔赠送给牟作云，称他们是继乒乓外交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

牟作云退休了，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世界只有6人获此殊荣），亚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

在蒙特卡洛举行的中国申奥新闻发布会上，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特向各国记者介绍了牟作云：“这次来的还有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牟作云先生，他是我国篮球宿将，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时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牟作云的镜头。

投票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当听萨马兰奇主席说出了“悉尼”时，牟作云惊愕万分，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牟作云甚至想到，也许他今生会留下一个巨大遗憾：不会见到在自己祖国举办奥运会！没想到7年后的2001年，中国申奥就取得了成功！

国学大师、布衣学者 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武清河北屯镇石薄庄村一个普通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学、大学，主编过佛学杂志。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张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已七八十岁的张中行先生的大名和一系列作品，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并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声名鹊起。

张中行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文人。首先，他身上有光环，这种光环是由他的道德和文章交相辉映而成的；其次，他身上有阴影，这种阴影则是由杨沫那本小说《青春之歌》涂抹上的。张中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就是带着仰慕和好奇这样两种心情购买了张老许多书。几年来，我既读张老的书，又对这位大师级人物进行了走访；认真读张老其人，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于他的了解。

2006年2月24日，张老在解放军305医院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

他是一位国学大师

冰心老人生前有句名言：“人生从80岁开始”。张中行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张老是在80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的，人称“文坛老旋风”。

张老出名之后，前些年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钱钟书、施哲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也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为北大的“未名四老”。这虽然不是正式评选（老实说也难以评选）的结果，但张老的确是为众多人们所公认的国学大师。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与张老密切交往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启功先生，称张老既是“哲人”，又是“痴人”，赞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

一身傲骨、满腹才华的吴祖光先生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比较年轻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者唐师曾（绰号“唐老鸭”）说：“没读张老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老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上述这些评论，绝非溢美之辞。张中行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北大四年，他进一步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他终生孜孜不倦，广泛涉猎，潜心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

往往说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说一个人学问大，又往往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把这些说法用在张老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是一回事，能不能通过文笔表达出来又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只是堆积了很多知识，但却不能创造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无异于鲁迅笔下只会记忆的“两脚书架”。张中行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文笔奇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清明，已届耄耋之年的张中行亦如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而下，陆续流出了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等为代表的数百万文字。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放着张中行的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有的地方还有专门阅读和讨论张中行书籍的自发性组织，名曰“张迷协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出版业和读书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开始蔓延，各种各样的“大师”也多如牛毛。但是，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国学大师？未必人人都能说得清楚，当然人们更讲不明白。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应具备四个条件：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二、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三、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追随者、继承者；四、不仅学问高，道德也高。就张老的品德、学识、著作、影响而言，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张中行的确是一位“国学大师”。

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

人一出名，各种各样的称谓也就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张中行，除称为国学大师外，还有称之为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的，也有称他为杂家的，此外还有什么文学家、散文家、教育家、哲学家、编辑家，等等。的确，对于张老这样的大师，确实很难用一个头衔，比如用一个什么“家”来加以概括的。有人这样问过张老：“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张老这样回答：“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张老的这个回答既令人意外，又发人深思。

思想之于人的确是最为重要的。2005年9月29日，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少将和《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同志去305医院探望张老。小蕙请教了张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觉得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拼足力气回答：“思想最重要！”并且在小蕙带的本子上郑重地写下了这5个字。

张老的这个回答，和古今中外许多大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利剑。”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两句名言：“笑和让别人笑，思考和让别人思考。”美国阿诺德·施瓦辛格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美国哈尼·鲁宾说：“注意你的思想，它们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们会决定你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思想的富有者。一切大有作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思想、善思索。

张老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强调个人服从整体、下面服从上面，从而淹没于整体、淹没于上面。很多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才，就这样被埋没甚至被扼杀了。倘若一个人思想平庸，没有独立见解，阻挡者很少；倘若一个人很出色，很有思想，则阻挡者很多。真正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人。在张老“自己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存疑”，就是不盲从、不轻信。这种“存疑”，这种“不信”，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就缺乏判断力，就可能过于轻信。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有许多是围绕着“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主题的，因此显得很博大、很整体，也很深刻。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 ‘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有人称张老为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生哲学，其结晶就是历经数十年学习、研究最终写作而成的《顺生论》这部书。在张老的“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顺生”。概括地说，所谓“顺生”，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一些著作，堪称经典之作，必能传之久远。好的文章不仅是词藻华美、抒情动人，更重要的是能表达思想。有些人的文章，长篇大论，水分很多，看起来说南道北，想起来没有东西。张老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采、情感、深思、哲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穷余韵，在别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张老的作品对于广大读者有着一种独特而又强大的吸引力。张老是一位思想多于行动、思考多于言谈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拿起笔来宣泄“自己的思想”，而使张老名扬四海的，正是他的许多饱含人生哲理的著作。

他是一位大度君子

在当代中国文坛，曾经流传过两男两女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故事。

一个是说，关于“张恨水”之名，有传言说是张恨水曾经追求冰心，但始终得不到青睐，失恋失意之余，愤而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话，引申而成“恨水”。实际上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他取“恨水”两字为笔名，是借用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后主李煜《乌夜啼》句）之本意，为的是时刻勉励、提醒自己珍惜时间。事实上，张恨水的婚姻浪漫而美满，他的妻子小他近20岁，原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特别喜欢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而对他产生爱慕之心，后来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就冰心这方面而言，田政委的老战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的李一信同志，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面向她询问过这个问题。冰心老人并没有因为李一信的唐突而面带愠色，她安详而诙谐地说：“那些小道传言都是没根的事儿，我那时早已跟吴文藻恋爱定婚，他恨哪门子水呀！”

另一个传言是，张中行与杨沫年轻时曾经相爱并且同居。这个倒是确有其事，并且由此演绎出了许多故事。

正常进行，有人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管是哪种主义，陈福汉知道，从上车当学徒起，师傅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晚点。

当陈福汉回忆起那段历史，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深思。“文革”前，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民间访问团都曾参观过“毛泽东号”，还一定要上车留影，陈福汉早已习惯了用各种词汇褒奖“毛泽东号”。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陈福汉作为“毛泽东号”司机长，代表首都工人，站在毛泽东遗体前守灵。三个月后，“毛泽东号”蒸汽机车退役，正式启用国产第一代东风4型0002号内燃机车。

每当回忆起和“毛泽东号”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陈福汉抑制不住无比依恋的心情，有时他就到中国铁路博物馆看一看曾经在中国铁路上奔驰了30年，为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朋友”，内心感触溢于言表，毕竟陈福汉在这辆车上整整工作20年。

从命名那天起，“毛泽东号”一直是中国铁路多拉快跑、安全行车的一面旗帜，它见证了新中国铁路事业由弱到强飞速发展的历程，也造就了象陈福汉这样的工人代表。他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和郭凤莲、邢燕子等工农代表一起参加了党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郭振清

人们喜欢郭振清，源于看过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源于把鬼子打得团团转的“李向阳”；人们喜爱郭振清，源于重温老片《平原游击队》，源于喜欢那个坚强沉着、机智勇敢的“李向阳”；人们热爱郭振清，源于走近《平原游击队》，源于多年以后仍无人能取而代之的“李向阳”。

郭振清，1927年8月15日（农历）出生，祖籍武清石各庄。父亲靠摆小摊所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郭振清断断续续念了四年私塾，后来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少年时代他就是个活泼、爽朗的孩子，好舞刀弄棒，还能踩高跷，遇有民间文艺活动场所总要去看热闹。对曲艺大鼓、杂耍、驴皮影等都有浓厚兴趣，早就产生了想当艺人的念头。十三岁，由于家境所迫，去天津市里拉洋车。在他十六、七岁时，由于家境日趋贫困，到天津市电车公司当学徒，后来就在电车上当售票员。天长日久，他结识了一些乘车的艺人，跟他们处得挺熟，并学会了单弦、数来宝、相声和评剧等多种表演技巧，为了消愁解闷就自编自演一些讽刺性的顺口溜或评剧小段给工友们听。

天津解放后，他被推举为电车公司的文教委员，把工会的文娱活动搞得热火朝天。1949

年5月被保送到全总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11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49年底开始了他的表演艺术生涯，1949年底至1953年，他先后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从事话剧表演工作。1953年至1981年，他先后在北京电影演员团、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表演工作。1981年至1988年，他回到天津，先后在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天津电视台电视剧部从事演员、导演工作。1988年离职休养，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他历任吉林省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理事、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电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天津戏剧家协会会员等职务，国家一级演员。

他参加演出的话剧、电影、电视剧上百部，曾主演《独立大队》、《英雄儿女》、《英雄司机》、《羌笛颂》和《花好月圆》等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他主演的电影《六号门》、《平原游击队》荣获国家文化部的嘉奖，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家喻户晓、广为传颂，成为教育人民、教育青年的爱国主义经典作品。他在多部盛映不衰的影片中有突出表演成就，在观众中影响至深，备受爱戴，成绩卓著。1957年荣获全国最受观众欢迎的演员荣誉称号，1995年荣获第五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奖”，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郭振清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奔放而又细腻，质朴无华而又真实可信。尤其是看过《平原游击队》的观众，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纵横驰骋在敌人心脏里的游击队长李向阳，这个传奇的抗日英雄，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的行为轨迹，一度成了勇敢、机智的代名词。他在《独立大队》中塑造的大队长马龙的形象，也令人难忘。他把马龙的自信、怀疑以及最后的转化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实可信。在长影建厂３５周年的大会上，他主演的《六号门》《平原游击队》《独立大队》，被评为优秀影片。

郭振清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从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永不满足。他说：“作为一名演员要创造一个成功的角色，一要生活，二要真实，三要动情。要让观众从演员的动作和表情中去看出人物的思想感情。”１９５７年，郭沫若在“北京日报读者推选１９５６年最受欢迎之电影演员郭振清同志荣膺第五名”的奖品上，曾题诗一首赠郭振清同志，诗曰：凤头鸠见桑葚，独立枝头有所思。自我陶醉不可耽，高飞四海颂和平，月桂菊可寻。郭沫若的这首诗，在当时看来，是对郭振清的赞誉和希冀；在今天，是对他所走的艺术道路的一个真实而概括的写照。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评选活动中，郭振清当选为中国电影百年明星。

郭振清于2005年8月24日逝世。他为话剧、电影及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驰骋影坛几十载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胡同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蓝荫海

蓝荫海，这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写剧本为主的顶梁柱，曾荣获1991年北京精神文明建设奖章、1994年文化部文华剧作奖、国务院对文化艺术事业有突出贡献者表彰和奖励。

他是国家一级编剧，一生奉献给北京人艺。

他是京味作家、平民编剧。笔底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北京风情。

他创作的《旮旯胡同》、《吉祥胡同甲五号》》、《好人润五》、《风雨同仁堂》、《如意胡同》、《立体大杂院》等戏，受到各界赞誉，这一系列写北京胡同生活的剧本，使蓝荫海得到了“胡同剧作家”的雅号。

一

蓝荫海，1931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大孟庄镇小押虎寨村。“七七事变”后便投亲去北京谋生。

为创作，他几十年来坚持深入生活，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厚积薄发，终于在晚年赢得了成功与辉煌。

蓝荫海的创作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少年时，母亲早逝，他郁郁寡欢。尽管作为知识分子的叔父婶母，给予他父母般的关怀，但具有敏感气质的他，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生活的多愁善感，他用纸笔记录下来，开始最初的创作。

他的剧本创作是从演剧开始的，当他上中学时，寻找到了宣泄内心世界的办法——演戏。他与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们，将解放区创作的《白毛女》搬上旧北平的学校舞台。这些演出、改编，使蓝荫海受到大众文艺的启迪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献身戏剧。１９５１年，跻身于北京人艺。当时，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他，在明星荟萃的艺术殿堂里，只能跑龙套，充当群众演员。《龙须沟》中搀扶老妇在小客栈避雨的后生，就是蓝荫海扮演的。当时同台当群众演员的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黄宗洛、李婉芬、林连昆等。

从演员到编剧，古已有之，但并非每个演员都能成为剧作家。蓝荫海这条道走得较顺，得利于他有作家的敏感素质，得利于对舞台的熟悉，得利于人艺这个艺术殿堂，得利于名家的指点和帮助，更得利于他深入生活，刻苦用功。

蓝荫海没上过大学，没学过戏剧创作，可说来幸运，他一出道，就与焦菊隐、老舍、曹禺这些大师共事。焦菊隐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导演要求，培养出一批名演员、名剧作家。作为群众演员的蓝荫海，不敢丝毫放松对角色的体验，即使演一句台词的角色，焦先生也要求他们组成“家庭”，写演员日记，人物自传，与“家庭”成员一起编小品，

写完后由导演评论。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一个有志编剧的年轻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编剧能力的培养。

老舍的剧本对蓝荫海是绝好的范本。老舍多次到人艺讲解他的剧本，从取材、结构、人物、矛盾乃至细节处理都认真与导演和演员交流座谈……这使蓝荫海受益匪浅。蓝荫海是有心人，对《龙须沟》、《茶馆》等剧，他琢磨了上百遍。

当然，手把手教蓝荫海写剧的是曹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蓝荫海给曹禺当助手，天天到曹禺家里上班。一次，为以一个优秀售货员为原型创作剧本，曹禺带着他一头扎进北礼士路副食店体验生活。师徒俩穿上工作服，在柜台上卖油盐酱醋。曹禺深入生活的认真态度，至今令蓝荫海记忆犹新。

副食店下班后，师徒俩住在店后小屋中，那是个酷夏，天热蚊咬，无法入睡，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他们谈剧本，谈生活。曹禺耐心地讲解创作《雷雨》、《日出》等名著的心得。曹禺注重深入生活，给蓝荫海留下难忘的印象：“不要信编剧法，那是套子，从生活中

环境是良师。蓝荫海生活在北京人艺这座独具北京韵味的艺术殿堂，街坊邻居不是大导演，就是大明星，几代艺术家创造的人艺风格，四十多年的熏染，造就了蓝荫海。

蓝荫海在创作中，坚持深入生活。他坦言：“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没有火热的生活冲撞，我写不出剧本！”

１９９０年，京城实施危旧房改造，市领导建议蓝荫海，抓住百姓的热点、难点，写一台危改大戏，对这种“遵命文学”，蓝荫海也发怵。当时，同类电视剧和话剧都有过，别人劝他：“甭去碰它，危改令人头疼！”他在本子上写下两句话：民以食为天，民以房为地。到生活中去，一种责任感催促着他。深入到德宝小区、槐柏树街、菊儿胡同，火热、鲜活的生活扑面而来。

深入到小胡同、大杂院中，接触三代、甚至四代同居陋室的群众，当然都是满腹牢骚、一腔怨气；接触房管干部、职工，也都是一肚子邪火，一位房管所朋友劝他：“老蓝，这么大岁数别添堵了。戏怎么写，都挨骂。”甚至有人给他支招：“你把房管干部写成乌龟王八蛋，老百姓肯定叫好！”

从哪儿下笔？蓝荫海困惑了。他想起了曹禺的教诲：“从生活中找素材，提炼主题！”他一头扎进危改办公室，天天在那儿上班，跟着工作人员调查走访，参与谈判，目睹大量房管干部的苦衷。在找不到主题，找不着切入点时，一幕幕发生在生活中的活戏给了他启迪。

晚上九点多了，拆迁科长接待了十几个拆迁户，已经口干舌噪、嗓音嘶哑，刚泡下一杯胖大海，想润润喉咙，坐下歇会儿。门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踢开了房门：“一进门，我就憋气！”

科长明白了：老太太在子女怂恿下发难来了。科长忙陪笑脸：“大妈，您憋气不是？我开窗，您先透气，慢慢消气。”

老太太指着科长的鼻子：“告诉你，我可有心脏病！今儿个房子要定不下来，我死给你看！”

科长不慌不忙：“大妈，心脏病不怕，我这儿有药。”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两个药瓶：“这是硝酸甘油，这是救心丸。”

老太太愣了，赶情科长也是带病工作。人心肉长的，老太太感动得涕泪横流，蓝荫海也热泪盈眶。百姓不易，房管干部也难，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大家劲往一块使……突然，思维己的艰辛，唱出一首时代的同心曲。

1998年，《风雨同仁堂》剧组共赴同仁堂制药厂，向广大干部职工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编剧之一的蓝荫海与同仁堂上上下下亲如家人般熟悉。乐家后人对蓝荫海无话不谈的亲密，他对同仁堂二百多年风雨的熟谙，无不令人惊讶。合作者张永和说：“蓝大哥为写同仁堂，两年多泡在药厂。”同仁堂的干部笑称：“蓝大哥是同仁堂的人，组织关系都在这！”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７年，蓝荫海在同仁堂上上下下交朋友，没有一个车间没去过，没有一道工序不熟悉。连位于通州的药酒厂、位于昌平的养鹿场，他都一去几天。如意长生酒怎么泡的，鹿茸怎么割的，他门儿清。同仁堂过去采购药，一直在河北祁州（今安国），连那儿他也跟着采购员奔波数趟。同仁堂的领导说：“蓝大哥成专家了！”

为真实再现同仁堂的辉煌与衰落，蓝荫海寻访同仁堂的后人，乐家的几十位后辈大多成了他的朋友。有些细节，无法考证。蓝荫海就上故宫，去北图，查阅史料。提起同仁堂，他总是兴致极高，如数家珍。

没有这些苦功夫，就没有《同仁堂传奇》、《风雨同仁堂》的成功与获奖。蓝荫海家中，一堆堆多年搜集的珍贵史料，是为明证。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蓝荫海厚积薄发，老当益壮。迎来了晚年的辉煌。

他创作了话剧《你争我夺》、《旮旯胡同》、《好人润五》；创作了《吉祥胡同甲五号》、《立体大杂院》、《如意胡同》、《同仁堂传说》等电视剧；写出了《同仁堂传说》等小说，与人合作创作《风雨同仁堂》京剧。

《旮旯胡同》演出１４０多场，为人艺创效益５０万元，并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又夺得文化部文华大奖和文化剧作奖。《好人润五》演出逾百场，受到江泽民、李鹏、丁关根、李铁映等中央领导的称赞。《立体大杂院》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2000年，蓝荫海被评为北京第二届十佳电视艺术家。

蓝荫海是个有４０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催促着他接手别人不愿碰的题材。他的艺术风格与人艺的风格一脉相成：炙手可热的生活气息，平易亲切的生活实感，凡人小事的描写，古都文明的新风新貌。

观蓝荫海的剧作，会感到不是在看戏，而是看生活。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就发生我们身边、家庭邻里之间。下一代教育、商品大潮下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一些公安劳教问题，他在作品中屡次触及。这与他长期和街道居民组织关系密切，关注浪子回头的社会环境有关，这除了作者对失足青年的仁爱之心外，也是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心理的反映。

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戏，真实反映了京城的市民生活，观众在似曾相识中感到亲切。从《吉祥胡同甲五号》中可以看到，每集的标题是“上任”、“夜话”、“绝情”、“探亲”、“春雨”、“自主”、“调解”、“敬老”、“退礼”、“乔迁”。

北京风情、京味作品，近年来成为一种追求，赢得了海内外的关注，北京人艺取得了卓越成绩。作为人艺的主创人员，蓝荫海也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京味创作不仅体现在语言，更体现在他对独具风貌的京城居民生活真切体验和把握上。在《同仁堂传说》中，观众从荧屏上可以看到满台充盈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一幅清末大都市的社会画面呈现眼前，那逼真的街道、人群构成的旧京闹市，那“乐家老铺”的招牌，每日例行的张灯、收灯程式，以至人物造型、店规店貌……无不栩栩如生。

蓝荫海的艺术特点是，艺术地再现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人和事。他的剧本自然、宁静，娓娓道来，从容自信，少有插科打诨，这些踏雪无痕的功夫，源于他对生活的熟悉，对京城居民定向的注意。长期的积累，训练的有素，终于使他在晚年达到创作高峰。

1996年离休的蓝荫海似乎比过去更忙了，他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为创作寻找生活原型。这位“胡同作家”还有一系列京味作品有待完成。

军营艺术家 郑振环

作为军人，郑振环是将军。作为艺术家，他编剧的话剧《三个人的冰山》、《摸天》，特别是《天边有一簇圣火》被称为军事题材划时代的作品。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自１９９７年上任以来，策划出品了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冲出亚马逊》等一批优秀影片。

作为将军、艺术家的郑振环，给人的印象很随和、亲切、机智、幽默，没有半点名人的架子。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的机智和幽默使接触到他的人感到他出色的才华。郑振环，1943年12月生人，祖籍是天津武清。他从小就爱好广泛，画画，演小戏，说快板，体育，样样都好，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对学习充满兴趣。大哥当时在民主德国大

使馆工作，知道他喜欢文学，就把国外的小说买来翻译成中文给他看，外国文学对他影响很大。郑振环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大学生，开始考上了哈军工，学理工的，由于在艺术才能上过人，被解放军艺术学院选中，经过几番周折，与军事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虽然是军人，但没扛过枪打过仗。却在军事艺术领域有着颇高的造诣，在银幕上、教学讲台上、话剧舞台上施展着他的才华，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的艺术家之一。他搞话剧很有名，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他编剧的《三个人的冰山》、《摸天》，特别是他的《天边有一簇圣火》，是描写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的，被称为戍边将士的无私奉献的颂歌。郑振环将军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解放军艺术学院创研室研究员、《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总政话剧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中央电影电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是国家一级编剧，少将军衔。曾创作过《江淮风云》、《军营笑声》等多部话剧作品。从事影视创作以来，在三十余部影视片中担任过编剧和艺术指导。

许多人是看着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大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柳堡的故事》、《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影片老百姓都喜欢看。郑振环将军，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厂长很偶然，那是１９９７年，本来他应该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就因为晚报到了一天，就去了八一厂当了厂长（在这之前任总政话剧团团长）。当时八一厂处于不景气状态，他去后，组织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轰动了全国，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壮了中国人的志气。紧接着又拍了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是解放战争三个系列片《大转折》、《大决战》最后一部。在风格上作了探索，注重了叙事性和纪实性，采取真人回忆的手法，有很多细节都是他亲自写的。这部电影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电影的格调和形式，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基本上中国电影方面的大奖该得都得了。前几年在全国热映的《冲出亚马逊》，是他策划的。本片取材于１９９９年８月至１１月，我军空降兵特种兵大队两名年轻军官被派往南美洲委内瑞拉接受国际军事组织举办的“猎人学校”训练的亲身经历，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塑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军人豪迈地走向世界的崭新形象，是一部扬国威、壮军威的当代现实题材影片。虽然郑振环将军刚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退下来不当厂长了，但他对军事题材的电影抱有一生执著，对中国电影前景充满信心。谈到中国电影目前的困境时，他说中国电影要继承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但决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绳索，把自己束缚住了，不敢往前想，但大的规则不变，文学是人学，电影就是写人，包括纪录片也一样，也是写人的。

郑振环将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爱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小儿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写剧本、当导演，挺有名气的，他说他和他儿子像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剧本，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到了要打架的地步，但他们都是为了艺术。

他崇尚自然，淡泊名利。他喜欢跟人唠嗑，最大的乐趣是写作。很多电影剧本都有他参与创作，但他从来不挂名，他说要多扶持年轻人。人可以隐姓埋名活着，给人留下形象，不要留下名字。

享誉三秦的书法家 石宪章

石宪章，原名石彦章，1930年6月生于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杨凤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祖父是位教书匠，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在祖父的熏陶下，石宪章从小爱好书法。他先是读私塾，后到天津上学。大街小巷里晚清翰林华世奎雄健浑厚、气势磅礴的招牌大字，深深地吸引着他。但由于家贫，买不起纸笔，他便经常蹲在牌匾下，以大地为纸，木棍当笔，专心临摹。经过努力，几年后，其书法变华氏圆润为宽博，遒劲而成雄健，后来，由于家境所迫，石宪章随叔父到上海，在熙光书局供职，读了不少书。

1950年，石宪章只身一人来到陕西，尽管他的本职工作是文秘，但他陶醉的却是墨海驰骋，碑林更是成了他工作之余潜心钻研书法的圣地。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宪章与陕西省文史馆馆长张寒衫相识。张寒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感染着石宪章。那时候，石宪章的行为很有点异于“常人”：人家忙于玩乐，石宪章忙于读书、练字；人家忙于筑巢垒窝，石宪章忙于涉古猎今；或徜徉于名寺，或流连于古刹，凡有碑石之地，都有他的足迹。

成家后，他住在西安市南广济街一间土木结构的小阁楼里。阁楼低矮潮湿，登楼一步三摇，入室俯首躬行，低微的薪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连一张大的书案都置办不起。写小张字，他或把那个老式柜做桌面，或把那张吃饭用的八仙桌腾出来；写大张字，他就把阁楼的地板做案，或蹲或跪或趴于地上，写个不停。直到后来调入钟楼饭店，才有了一张像样的办公桌。

苍天不负有心人。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刻苦钻研，石宪章终成“正果”。他先是驰名于单位，之后驰名于地段，再后驰名于西安、陕西、西北、中华大地，并不断应邀到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办展览，声名大振，而他的榜书题字，更是遍布海内外。

在张寒杉先生指导下，他广泛涉猎文史，深研书论。既得唐楷之法度，又窥秦汉之风范，所题榜书或汪洋恣肆、或雄浑雅健，有“长安榜书家”盛誉。其行书舒卷天放，大气磅礴，偶作篆隶，盘结屈纵，苍郁古茂，已臻“人书俱老”之境。又因生性豪爽，为人坦荡，身存燕赵遗风，深得长安书法界人士尊仰。有诗人观石先生作书后，欣然赞曰：“擎来雁塔作笔锥，墨入曲江五色飞。长安真似千摞纸，留与石翁醉后挥?”石先生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展获奖，被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港、台等地收藏。应邀为黄帝陵、司马祠、大雁塔、屈原碑林、黄河碑林题写碑石。榜书牌匾遍及省内外。作品还被中央文史馆、毛主席纪念堂、周总理纪念馆、人民大会堂、中国军事博物馆及中南海收藏并集辑出版。石宪章先生历年来多次参加国际书学理论研讨会并发表学术论文。曾被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1993年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书展和在陕西美术馆举办汇报展，反响热烈。1999年被新华社推选为“世纪之交陕西文化艺术界十大新闻人物”。作品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传略收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中国人物年鉴》等多种辞书。

石宪章于2004年7月16日逝世，生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书画研究会副会长、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陕西书画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香港东方文化艺术书画部委员；政协西安市委常委、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西安市文联荣誉委员。曾两次赴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表演，并接受采访，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余年前，他以酣畅浑厚的榜书而骤得大名，“石式”牌匾火热一时，悬于古城大街小巷，成为一种文化风景，著名学者霍松林称其字“刚健见骨气，雄浑蕴情意”。由陕西省政协和省书协等主办的“石宪章、石瑞芳父女书法艺术展”，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时，也成为当时热点话题。2002年，应邀赴台湾举行书画联展。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书画展“特奥金质奖章”。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说石宪章的书法“如秦陵兵马俑之复活，铁马金戈无声舞动，肃穆中显出逼人的威严，有一种霸悍之气，一种帝王景象，有牌楼的绚丽，华表的跋扈，宫殿的辉煌和龙凤的尊严，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意挥洒，随意中又有刻意的结构，挥洒中是那无处不在的自信”。陕西省书协副主席茹桂认为石宪章的字“活现出了一个铁铮铮的秦人风范”，认为“石宪章是一位把临池视为炼狱而让生命在毫端充分燃烧的书家，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艺术创作及欣赏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石宪章的书法并不为一些人所喜爱，但谁也无法否定他在三秦大地上曾创下过的流传之广的奇迹。

对同道及爱好者，他有求必应、挥毫不辍，其仁慈宽厚自有一种长者之风。曾师从石宪章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徐松林说当年上书法函授班时，石老师给他批改的作业他还保留着，一直舍不得扔，那认真评析的点点墨痕，常常使他感受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认真负责。

但凡有公益活动，石宪章从来随叫随到，绝不推诿，不讲任何条件地欣然前往，他一生低调，淡泊名利，常常让自己的作品无条件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宪章热心公益的种种义举，使他在书坛内外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尊敬。

集音乐理论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蓝玉崧

知道蓝玉菘，源于2008年11月21日去北京采访国家一级编剧、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蓝荫海先生。蓝玉菘是蓝荫海的叔叔。他说：“我只是个写剧本的，要写还是写写他吧，他老人家终生无嗣，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钟爱的书法事业。”

蓝玉崧先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及教学数十载，以音乐理论家闻名，数年前忽然以书法家面目出现在读者跟前，而且很快蜚声国内外书坛。《文艺研究》把他选为全国杰出的四位书法家之一。他的作品参加过多次全国书法展，还到日本、新加坡展出；个人书法展也相继在南京、香港举办过两次。并出版了《蓝玉崧书宋词小楷》。

蓝玉崧（1925——1997）祖籍天津武清小押虎寨村。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及民族音乐理论家。生前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原音乐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艺术顾问。被选为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及音乐分会会长、中国音协理事。又是著名的民族

乐器教育家，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名誉理事、二胡研究会顾问、古琴研究会顾问等。为二胡界元老之一，其及门弟子王国潼、闵惠芬、黄安源、姜建华等。同时，又是当代书坛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在国内外的书法界均甚获好评。

一位音乐家何以在书法艺术上有这样高的造诣呢？

蓝玉崧出身书香门第，四岁开始练字，十三岁投师学艺。他广泛研习碑学、帖学、金石，对《圣教序》、《书谱》、云峰山刻石、晋唐写经、汉简等用力最勤。少年时代，他还曾拜黄孝纾为师攻宋词，从寿石治金石，向黄宾虹学国画，见重于当时文化界的一些耆宿名流。喜爱文史书画的蓝玉崧早年没有以此立身扬名。国运维艰，他以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之中。上大学时是学生领袖、学联主席和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后来被组织派到东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他先后在鲁艺和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在中国音乐史和二胡领域独树一帜，极有影响。

行家们都知道，一幅字不但可以表现出书法家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还可以从中透出他的人格、气质和审美情趣。蓝玉崧的丰富经历和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对他的书法艺术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唯其如此，才更加容易博取众家之长，加以消化，形成全然属于蓝玉崧的\这一个\。他在书法上有几十年的丰厚积累和卓荦的才华，只是在近二三十年间由于政治原因使他不得不\韬光隐晦\，近年他在书坛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

书法界对蓝玉崧的书法艺术评价很高。黄苗子说，蓝玉崧的草书，乍看似从怀素和赵佶出来，但完全摆脱了这些\家数\，有了自己的面目，并且还很鲜明，说他的书法气势磅礴，有韵律感和生命力。\如果把古人的动感比作公孙大娘的洒脱，那么蓝玉崧的书法则正是现代芭蕾舞。\启功则说蓝玉崧有\真见识，大本领\。

想想看，热热闹闹的书苑，有几人够得上有了自己面目的呢?! 近年他写的草篆和汉隶，\功力既深，且变化有神。\

蓝玉崧生性豁达、豪放，甚至孤高傲岸。唯自信者独来独往。这一点，同历代的草圣不是有几分相似么？！他的狂草堪称\中国一绝\。铁锥划沙，远观如疏风朗月，线条流丽，细看似剑影飞腾。神闲气定，但精光湛湛，看着看着就叫你心驰神摇。

\真善美是艺术的真谛，我只想真实地表现自己。\说得对!谁想读懂蓝玉崧，尽可以从他的书法艺术中去了解他。

我国早期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 陈同度

陈同度教授1904年11月15日生于武清区杨村，是我国早期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我国首先研究氧化还原理论和技术的老科学家。

陈同度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之后，任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助教。旋即改就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助教。1930年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随当时的氧化还原理论权威W.M.Clark教授学习，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是年回国，仍返协和医学院工作，晋升为讲师。1937年升助教授，直至1942年协和医学院因日军侵华关闭时止。1942年至1943年，就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旋因北京大学内迁昆明，他以家事累未同往，遂告失业。从1943年到1946年的战争结束时止的三年中，陈教授的生活即进入崎岖夹道中，先后被迫在天津化学厂、药厂等单位工作。

1946年北京大学迁回北京，陈教授回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生物化学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年秋改任天津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同时兼任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1957年春回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研室任教授，至1969年去世为止，他一生兢兢业业为生物化学教学研究工作了42年。

陈同度教授在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教学方面，他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他强调师资培养，他十分重视生物化学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和实验室的建设，他主持编写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学教材，还同郑集教授合编了一本全国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学》教本，为我国生化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同度教授善于写书，亦善于讲课。他讲授理论课时，概念清晰、论点明确、逻辑推论严密，教学效果极好。

在研究方面，陈同度教授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与同事先后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有36篇。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主要是参加吴宪教授领导的蛋白质变性和荤素膳营养价值的比较两方面。在吴宪等发表的蛋白质变性论文中，陈同度参加的有六篇，在荤素膳食研究论文中，陈同度参加的有十三篇。在1933年到1936年的三年中陈同度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他本人主持的氧化还原方面的研究，连同他在美国与W.M.Clark教授等共同发表的论文在内，共有七篇。

陈同度教授天资聪颖，性情耿直，工作勤奋，治学谨严。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自己的祖国，解放前夕，有人劝他离开中国，他毅然回答说“我不走，我准备迎接共产党”。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全心全意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服务。他对我国生物化学的科研和教学，原有一番打算，但因时局动乱，使他不能如愿以偿，深堪痛惜。“文革”中，陈教授遭到迫害，卒于1969年8月28日。

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 陈同燮

陈同燮是一位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辛勤园丁，也是我国较早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

陈同燮1898年生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1919年毕业于南开中学，旋即进入刚刚成立的南开大学。1923年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被张伯苓校长聘为南开中学教师。1930年春，他用七年中学教师的积蓄，自费留学，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史，翌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应聘为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发生，陈先生愤而回到关内。1932年春，去厦门大学任教。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任北京大学副教授，讲授西洋史。此后，又先后在广州学海书院、广州勷勤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在这期间，陈同燮教授以他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人才，著名学者齐思和、杨向奎、邓广铭、何兹全、孙思白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陈同燮教授在欧洲先后生活了十五年，精通四五种外语，这为其研究世界史奠定了基础。曾为谢德风翻译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审校，据其学生说，陈教授对谢氏译稿的校改简直是大开花，可见其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出版著作有《希腊罗马简史》，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的重要著作。

1951年，年过半百的陈同燮教授来青岛山东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先后讲授过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和世界近代史。陈同燮教授在教学和教研中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风严谨、扎实。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楚。为了教学需要，陈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编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希腊罗马史》教材。这部书立意新颖，论证严密，资料充实，文字简明，被当时的高教部推荐为全国高校交流教材。这部著作在陈先生故去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五十年代，陈同燮教授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上。他经常用自己对新旧社会的感受，启发青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还时常以崇敬的心情回忆他在南开的老同学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教育青年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在业务上，他热心授业，循循善诱，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不能说一句缺乏史实的话。为了加强世界史专业的建设，他强调要抓教师的外语进修，而且身体力行，不顾年迈，每周拿出很多时间定期辅导教师的外语学习。

六十年代以后，陈先生致力于培养研究生和世界史学科建设。他曾计划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详尽的希腊罗马史专著，翻译一批史料。但除完成了谢德风教授译的《罗马史》（约80万字）的校订工作外，其余的计划随着“十年浩劫”的开始，而被迫中断了。

陈同燮教授生活异常简朴，常年粗食布衣。为人正派，待人热情、诚恳，团结同志。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见风使舵，说违心话。

陈同燮教授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且用毕生精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的老一辈历史学家。1970年卒于山东曲阜。值得一提的是，其弟陈同度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

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张海洋

张海洋1955年5月出生于天津武清下朱庄五间房的一个小学教师家里，幼时家庭并不富裕，“三年困难”时期更成了农民。小时候一心想读书的他，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未能如愿，那段时间里，张海洋做过大队里的饲养员，成日和牲口打交道，却一直坚持在业余时间苦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国恢复高考后，张海洋顺利考上了吉林大学。

由于中学课程都是自学，理科基础薄弱，而英语专业不用考数学，于是他选择了吉大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吉林大学的几年里，张海洋逐渐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就算和民族学搭上了界。本科毕业后，张海洋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跨入民族学这一古老的学科领域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虽然历经文革浩劫，但无疑仍是国内社科领域的学术重镇之一。1982年他入学时，张海洋意识到了自身基础的薄弱，于是听从了林耀华和金天明两位教授的指导，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学术著作。扎实的外语功底为他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念研究生的第四学期，张海洋随林、金两位先生到四川凉山和广西龙胜两地实习，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关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研究，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了两位导师的通过。1985年3月，张海洋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地理基础》的初稿，两位导师基本认可，林先生将题目改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张海洋也曾想逐个类型地从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一层一层往上系统地研究，并写出一部充实、完整的中国人文地理。后来由于工作忙碌，一直未能完成。

研究生毕业时，便留校过上了忙碌的教书生涯。1985年以来相继开设体质人类学、专业英语、民族学通论、人类学概论、学科名著讲读、调查方法、政治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等课程，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1988年考上在职博士生，蹉跎了8年，直到1996年6月，终以二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参加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远赴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富布赖特学者，在国际讲坛上传递中国人类学的声音，从此声名远播海外。

《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堪称集大成之作，它综合了古今中国人的体质类型、中国的考古文化区系、经济文化类型、历史上多民族的共生互动及近现代中国与西方互动等四方面的材料，从中国各地、各民族多样的文化小传统中概括出了一个共性的历史文化大传统，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认同的需求，说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出一个系统的、既不异内又不排外的“中国人”概念，充实了费孝通先生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来，该论文经修改后整理成《中国的文化多样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出版，并成为国内文化生态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作为国内人类学领域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张海洋以其深厚的功底、严谨的态度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赞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学问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张海洋教授正是这样一种怀着激情和耐心、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在民族大学图书馆里，有一间张海洋的办公室，他时常就在那里过夜，无论寒暑冬夏，不管蚊子叮还是蟑螂咬，一床破席子，往办公桌下一铺就是他的床。二十多年来，偏远的麻风病村、艾滋病村、贩毒村，他和他的学生们长久以来就是在跟这样的人群接触，从不畏难，也

从无抱怨。他始终铭记着恩师林耀华先生的教诲，承继着学术的薪火，也支撑着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大厦。翻开他的著作，通篇传递着人文的理念和身为学者对社会的忧思。他醉心于体质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诸领域，呼吁确立人类学的一级学科地位，并大胆地提出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新思路，在学术界内无异于引发了一场“地震”，令人耳目一新。

身为一名公众学者，不仅要有足够广博的学术视野，更要有宽广的胸襟，承担起相应的一份社会责任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张海洋无愧于学者这一称号。如今的海洋老师身兼数职，他既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员、教育部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术年鉴》编委，承担着多项国家级学术研究课题，同时还在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全球环境GEF项目评估专家，在四川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担任董事。他深入穷乡僻壤，扎扎实实地做田野调查，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并积极地为弱势群体奔走，在各种场合大力倡导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这无疑令那些抛弃了学术精神、为既得利益代言的“拜金”学者们感到汗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老师的张海洋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身上，既有菩萨之悲，又有斗士之勇，更有博儒之美。形以方成，势以圆动。现今的社会缺少的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和一具真正的精神标尺，高校里更应该有这样的学者、师者和长者，来为社会播种福音。这些都在张海洋身上得到了体现，又经过他的教诲而传授给了学生，并洒播得更广。如一学生所言：“我不敢确定他能不能算上一位大师，但他绝对是一个具备了独立风骨、学术良知和大师风范的学者，一个时常背着双肩书包在校园里穿梭、让学生没有任何距离感的老师，一个年逾50而还会嬉皮笑脸向晚辈飞吻、还会和学生短信谈天论地、还每周定期为学生解答所有该问和不该问的问题的长者。”师者至此，海洋足矣。

夕阳下，海洋老师眼望远方，颔首沉思。从他坚毅的表情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人文关怀的智者的光辉。这种光辉，让他渐行渐远，也渐离渐近。

开国特级爆破英雄 李广正

李广正，1924年10月出生于武清黄花店，1945年加入东北野战军七纵十九师五十五团(原辽吉纵队独立一师一团一连，1947年改称西满纵队，1948年1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笫四十四军一三零师。1952年编入第五十四军建制）参加了著名的四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抗美援朝及中印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中（三战四平）他带领八班（后又加强二班）一夜时间连续对敌七十一军二六三团据守的法院大楼（俗称大红楼），实施了十二次爆破用炸药三千余斤，最后一次用药八百多斤，将三百米长的大红楼炸塌一大半，一连仅以伤亡四十八人的微小代

价取得了歼敌一千余人的巨大胜利。一连因此荣获“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该面锦旗现陈列在四平战役纪念馆）李广正荣立特等功，并获“毛泽东奖章”和“特级爆破英雄”称号。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李广正任二连排长，在锦州攻坚战中再次表现了大智大勇的战斗作风，连队突入城区后，副连长负伤，指导员火线任命李广正代理副连长，他带领全连机智勇敢向敌人纵深猛插，连续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多处，出色的完成上级赋予的穿插分割任务。二连仅以伤亡八人的代价，取得了歼俘敌二千余名、缴获战防炮二十余门的辉煌战绩。战后再一次荣获大功两次，获“英雄奖章”一枚（辽沈战役纪念馆英雄榜是这样评价：李广正，七纵副连长，河北武清县人，曾创造连续爆破十二次的爆破战术新纪录，是一位勇敢的战斗员、优秀的指挥员和工作模范，曾立一特功、四大功、二小功）。

1949年1月，四十四军一三零师参加平津战役中，在天津市城东郊广东义地地区部署，李广正带领二连担任全师警戒任务，一天，敌军一个营突然向我军疯狂反扑，李广正指挥全连一边沉着应战一边向上级报告，团首长严令坚守阵地。他们一连打退敌人八次密集冲 击，鉴于战斗的激烈和残酷，团首长来电话指示：“如果实在不行可撤退到后一防线”。而此时敌人第九次冲击已经开始，李广正对团首长说：“有我就有阵地” 随即率领战友们顽强的迎击敌人。在英勇的战士们面前敌人最终放弃了反扑，乖乖地缩了回去，李广正又一次荣立大功一次，再一次荣获“英雄奖章”一枚。现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英雄榜上李广正是唯一的天津籍人。李广正共参加战役战斗四十余次，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七次，共荣获“毛泽东奖章”一枚，“英雄奖章”两枚，“艰苦奋斗”奖章一枚，“勇敢奖章”一枚。

1949年4月，李广正光荣地出席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49年5月4日又出席了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1950年9月再一次代表四十四军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及宴请！

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80年5月离职休养。离任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副师长。1996年9月去世。

地导专家 周玉生

周玉生，祖籍天津武清，生于1938年7月30日，1963年毕业于西安西工大，同年11月入伍，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与1994年11月24日16时在西安病逝，享年56岁。

生前历任国防科工委二十基地三部二科助理员、空军第二实验训练基地技术部靶试设备室主任、三站主任工程师、二站总工程师、驻七八六厂军事代表室高级工程师等职。1988年被授予空军技术大校军衔。先后曾荣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三次；1984年至1994年先后十次被兰空及空军表彰为“优秀知识分子”、“优秀科研人员”、“优秀专业技术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先进个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他怀着对祖国无限忠诚和对国防科技知识的渴求被保送到西安西北工业大学，1963年7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人称“不毛之地、死亡之海”的地空导弹试验基地，从事地空导弹武器检验、定型和科研试验工作。

入伍三十年来，他发扬基地第一代创业者“忘其家、忘其身、忘其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地空导弹事业。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夜以继日的、废寝忘食的刻苦攻关，解决了许多地空导弹试验任务中出现的复杂技术难题，取得了九项科研成果，其中四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1980年他作为空军进口雷达设备组组长，三次赴国外谈判，解决了设备进口中多项技术鉴定难题，为国家挽回近百万元的经济损失。1993年3至4月为引进新装备随团出国考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他在大漠深处奋斗了三十年；与妻子儿女分居了三十年；为地空导弹事业贡献了三十年。由于他常年的忘我工作和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以至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在试验任务的第一线。

1993年12月他调入七八六厂军代室后，仍然继续攻关，执著追求，勇于探索，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他的感人事迹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空军报》、《工人日报》、《求是》杂志和中央电视台等市多家新闻单位都进行了宣传报道。

在周玉生逝世的悼词中这样写到：周玉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热爱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呕心沥血、忠心报国、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废寝忘食、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他生活俭朴、和蔼可亲、无私无怨、鞠躬尽瘁，为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忘我而奉献的一生；是清贫而富有的一生，他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军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地空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著名藏传佛教学者、梵文学者、佛学家 张克强

张克强，号建木，1917年5月6日生于天津武清，一生长期在北京读书工作。他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受教于陈垣、沈兼士、余嘉锡诸耆

宿，植根极厚，在文史哲各科，造诣极深。在魏建功先生领导下由他主要负责编纂的《新华字典》，无论在选字、正音、释文、证义各方面，均属上乘。至今已印刷上亿册，嘉惠国人，可谓大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们武清人张克强的贡献。

张克强居士潜心佛学，精研梵文、藏文，蜚声国内外，1956年应邀到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的学术活动，发表《大乘起信论研究》，在国际佛学交流中作出了贡献。与法尊法师一道将藏文《格西曲札藏文字典》译为汉文，是建国后第一部沟通藏汉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为国人学习藏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他在法尊法师指导下，做出的又一贡献。后应聘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古藏文研究班授课，还翻译了一些关于印度佛教历史的著作，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至今被公认为雅洁、信实、流畅的藏文汉译本上品。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宗喀巴、胆巴、阿底夏等藏传佛教大师的条目。另著有《布敦教法史经录义例》、《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40年代初即应赵朴初居士之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任研究部及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兼职教授，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北京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时人称颂他：“学贯文史哲，语通藏梵英”。

张克强居士为人诚恳，淡于名利，勤奋工作，不计其他。他以会为家，悉心钻研，为英文本《佛教大百科全书》(即《中国佛教》)、《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现代佛学》、《法音》撰写论文及条目数十篇，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汉语文系兼职授课，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学识渊博，乐于助人，以自己丰富的治学经验传授青年。藏文史学名著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一书，就是他反复讲授多次以后译为汉文的，成为佛学界传颂的模范译本。

张克强居士自奉俭朴、待人和善、言行一致、坚毅不拔，是佛学界、宗教学界和民族语文学界深受爱戴的长者，在长达六年的卧病之中他仍念念不忘要为祖国四化做贡献。

张克强居士于1989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撰写了挽联：“为道精进，治学谨严，弘法叹才难，而今又弱一个；临事笃诚，待人忠恕，利生悲愿重，世间切望重来。”是对他一生不断追求学问的高度概括和褒扬。

著名侨界实业家、爱国侨领 李海天

李海天，祖籍天津市武清，出生于1923年6月6日。

李海天幼读诗书，勤勉好学，深受其尊翁影响。少时养成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之美德，慷慨解囊，自持豪爽之习性，待人以诚，处世以公，德泽广被，远近悦服，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旅居日本五十余年，荣获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明治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于侨界担任甚多重要职务，深受侨界崇敬与爱戴。因此，被蒋经国先生遴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复遴聘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总统

府国策顾问等要职。其后担任世华银行常务董事及副董事长多年，并担任纽约侨声广播电台董事长，同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李海天经营海天航业、龙门商事、横滨国际假日大饭店等企业集团，于日本工商业界占有重要地位，对旅日侨界及日本社会颇有贡献。

李海天热心国际文化交流及中日关系发展，在横滨成立中华国剧同乐社，并发起国际梅樱狮子会，被推为会长。另于东京成立蒋经国中日文化交流基金会，担任主席，同时兼任中日关系研究会日本分会会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日本地区分会会长等职，对留日学生奖助、国际事业交流、中华文化复兴、中日关系发展，均不遗余力，勤奋以赴。

2006年6月，李海天率领台湾侨联总会访问团抵访中国大陆，受到时任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的会见，并且参加了中国侨联与台湾侨联总会共同举办的“和平与发展”论坛。此后，李海天老先生更加想“家”，几乎每年都要回大陆看看，病前还回大陆与亲属一起为父母迁墓安置在北京八宝山。

李海天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老先生一生坚持“中国一定要统一”的立场，坚决反对台独，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老先生多次信函来往，被汪道涵称为“神交”之友。李海天曾经在东京主办反“台独”大会，振臂痛斥陈水扁的分裂行径，遭到台湾“独派”的猛烈抨击，但他丝毫不为所动。马英九执政以后，作为全球华侨马萧后援会总会长的李海天老先生表示，民进党执政8年来，执意搞“去中国化”，排斥传统侨社。现在，熬过了“去中国化”的8年，侨胞脱离黑暗，重返光明。他经常对看望他的人说：“还要努力，我还盼着统一的那一天。”

海天先生的爱国精神，素为台湾各界及海外华侨社会所肯定，曾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颁赠华夏一等奖章、台湾光华二等、光华一等奖章等殊荣，另有奖状、奖牌、匾额、银盾、荣誉章等多种。正因海天先生对中华民族及国际社会有杰出的贡献，美国圣若望大学曾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兹表扬。海天先生一些可兹崇敬的往事，以为后世留存典范，并可纪念于永久。

中国情报科学家、著名管理科学家 杨沛霆

杨沛霆，1931年3月4日生于天津市武清大碱厂勾兆屯。195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1983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主任、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供职27年，主要从事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1958年编写的《大爆破述评》是我国科技情报界的首批研究报告。上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了《日本情报工作分析》、《情报理论若干问题》、《情报工作发展趋势预测》、《建立检索系

统的几个问题》等情报理论研究专著并参加编著了中国第一部情报工作教材《情报工作讲义》，在中国情报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主持情报理论和分类法研究工作期间，发表了《论情报的综合性与专业性》、《情报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关于使用统一分类法的商榷》、《关于健全我国情报体系的问题》、《情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情报学科的建设和情报工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曾获得3项科技情报成果奖,并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在管理科学方面出版了《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科学技术概论》、《人事学》等十余部专著。

杨沛霆现任《中外管理》杂志社长兼总编，该杂志已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刊物，在经济界、企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杨沛霆教授历任《情报学报》主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兼任过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管理学会等多个社会团体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现代管理讲师团、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副团长，中国市长协会，“瞭望”杂志社，河南、广西等省市顾问。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杨沛霆教授曾先后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中科院科技情报学研究成果奖；国务院国家级突出贡献管理专家奖；管理科学著作“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

天安门国徽的制作者、雕塑艺术家 郭效儒

他是中国国徽的制作者，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至于这位老先生的身家姓氏，则似乎成为了一个谜。

在电视节目《建国55周年专题》中介绍国徽诞生的过程时，曾提到了己故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老先生。这位郭效儒老先生的祖籍就是武清，曾用名郭通城，1921年6月生人。尤其令人崇敬的是：他的许多事一直都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还能够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年国徽的制作者。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毛泽东号”机车的车徽浮雕、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胸像、南开大学的周总理青铜浮雕像……这些都是北京工美集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的作品。但是，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级人物，人们往往只记住他们的作品，而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作品的作者。据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在着手雕塑一尊郭效儒的塑像。而年轻一代的学生们早已不知道郭效儒是何许人也了。

那是1951年的秋天，雕塑家高庄用最短的时间塑成了国徽泥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的模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于是多次到郭老的“美术供应社”找他。建国初期，满北京城也没有几个真正学过雕塑的。但郭效儒是正经的科班出身，北平国立艺专（中央工艺美院前身）雕塑科出身，又读了3年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1948年，郭效儒就以为辅仁大学公教美术会雕塑的“中国六朝时代耶酥圣像”而闻名艺术界。这是中西观念、风格在雕塑上的首次结合。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教会迁往意大利还特地带上了这件作品。因为郭老是雕塑科出身，所以他的办法就比较实用。他将高庄制作的石膏全部立体部分的凸起角度改为75度角，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而郭老改过的这稿也最终成为共和国国徽的定稿。至今，这枚国徽的小样儿仍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一天，郭效儒的一位邻居找上门来，原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80诞辰快到了。艾黎先生的一个养子非常想送给他一份礼物，想来想去，觉得给老人家塑个像最好。于是想到了郭效儒，就托这位邻居帮着给牵个线。郭效儒一听，这是一份孝心。很痛快地就应下来，只是叮嘱“多拿几张艾黎先生的照片”。

郭效儒选择了薄浮雕的艺术形式。薄浮雕像可以说是郭效儒的绝活，一个浮雕的厚度只有5毫米，但是浮雕上的图案却纤毫毕现。这种作品的创作过程必须像微雕一样，达到老僧入定的境界。郭效儒的女儿郭正懿现在还记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才取出玻璃板，看着案头路易·艾黎的照片，一点一点地将塑泥塑到玻璃板上。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父亲拿出一个薄浮雕石膏像，问她雕得好吗？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面带微笑、慈祥的外国老人，眉眼间凝聚着一种慈爱的神情。他就是路易·艾黎，但又不仅仅是。

路易·艾黎80诞辰的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郭效儒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当路易·艾黎浮雕像被揭开的时候，这位国际友人端详了许久。转过身来和郭效儒亲切握手，说：“你是我中国的知音。”后来，路易·艾黎回国的时候，特地将这幅浮雕运送回新西兰。现在，郭效儒的《路易·艾黎像》被新西兰博物馆收藏。

后来，郭效儒又创作了周总理青铜浮雕像、张仲景像、郑成功像、陈嘉庚像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纪念币等一系列传世佳作。直到2003年6月27日去世，仍有许多作品停留在草图阶段。郭效儒在一份简历中这样总结自己：“我由一名纯美术家转向工艺美术工作者，走了一条与一般美术家不同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基本上放弃了个人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基于我在青年时代的两个追求：一是致力于把欧美雕塑艺术与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试图形成我国现代雕塑艺术风格；一是致力于把纯艺术与现代工艺技术有机结合，力图把我国工艺美术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艺技术能力的实用美术工艺，以期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现代蜡染之父、纤维专家 刘子龙

他是一位传承者，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民间蜡染艺术；他是一位开拓者，打开了现代蜡染艺术新的大门。他就是被誉为“现代蜡染之父”的刘子龙。

刘子龙，1941年9月28日生于天津武清甄马庄。1961年自办“子龙画社”。1965年从事纺织印染图案设计。1981年入中央工艺美院进修。1985年任唐山市彩色蜡染研究所所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北省彩色蜡染中心总工艺师，同年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科院第七支社社员。现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旅游工艺品专业委员会会长。

1981年，刘子龙40岁，他对蜡染一无所知，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蜡染门外汉； 1983年，刘子龙42岁，他已被列为河北省“重点国家攻关科研项目”——彩色蜡染工艺项目的课题带头人；

1984年，刘子龙43岁，他带着79幅彩色蜡染画，以个人名义进驻中国美术馆主厅，成为我国在该厅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现代青年画家；

1985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为其拍摄影片《刘子龙蜡染画》，译成七国语言,发往157个中国驻外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四十不惑方入行，四十三岁已在业内声名显赫。传奇何以生？刘子龙说，因为二十分钟！ 刘子龙出生在一个赤贫如洗的家庭，因为家贫，他只上过几个月的艺术学校美术班。15岁时他已开始在一家蔬菜公司做临时辅助工；17岁到一家水泥厂；19岁失业开设“子龙画社”；23岁，国家个体户政策收缩，他再一次失业；次年，刘子龙在某针织厂开始他第一份正式职业——出口图案设计，一干十几载。1981年，时年40岁的刘子龙作为针织厂的重点培养对象，进入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进修。年逾不惑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平凡的生命就此拐入另一个奇特的轨道，传奇开始了。

1982年，美国一流纤维艺术家、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授罗·斯高先生来华讲学“纤维艺术”，刘子龙凭着勤奋好学的劲头在袁运甫教授的推荐下以编外学生身份挤进了这个仅有16个名额的特别班。讲学结束时，教授为每个学生安排了20分钟的结业定项单独谈话，点对点分析每个学生特点，帮助大家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就是这短短20分钟的谈话，让刘子龙的艺术探索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罗·斯高教授对他的蜡笔画——《暖色的阳光》大为赞叹，并深入分析，认为刘子龙最大的优势在于色彩运用上的独特和对色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建议他结合自己所长，去挖掘中国民间最传统、最古老、最原始的纤维艺术，在发挥纺织品的特长中挖掘自己艺术创作的潜力。

罗教授的建议让刘子龙久久不能平静，他反复回想、仔细斟酌，久酝胸中的一些想法一点点清晰起来了，他想到了蜡染，这流传千古的染织艺术不正是中国最传统、最古老、最原

始的纤维艺术吗？一个大胆的决定产生了——刘子龙毅然从西方绘画创作转向挖掘民间艺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蜡染的探索。

刘子龙的蜡染传奇开始了！

传统蜡染出于靛蓝染料的限制，一般是单色的，只作用于棉布，且容易褪色。刘子龙拥有多年的西方绘画经验，他的长处在于对色调的运用，但对蜡染却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在查阅一些资料后，突然异想天开：何不先在纸上作个试验？

纸上做蜡染？！但凡有点蜡染从业经验的，当时可能都要呵斥他荒诞不经、不懂规矩了！可刘子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还真就这么干了！当刘子龙拿出自己第一批蜡染画作品，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主任的袁运甫先生忍不住拍案叫绝，连呼：“你怎么画出来的?！!”这位惜才如金的艺术家当即拍板：延长刘子龙的进修期。

袁运甫给刘子龙配了一间工作室，并让他结合自己对色彩把握的特长，攻克彩色蜡染画新课题。

一幅幅彩色蜡染画就这样以独立艺术品的形式从工作室诞生了！刘子龙打破常规，大胆地运用自己熟悉的绘画技巧，把他的思想、情感、个性完美地融入蜡染作品，既保存了传统蜡染纹理清晰、简朴明快的民族风味，又加入了独特的洒脱深厚的现代感和现代的绘画理念，作品极具现代感。同时他不断研究各种纤维材质的表现效果，进行科学试验，改进工艺器具和涂染方法，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他终于在蜡染的材质运用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棉扩展到麻、毛、丝、化纤等多种织物。

1987年，刘子龙研制成功皮革蜡染绘画，同年申请专利。皮革上蜡染，匪夷所思吧！ 1994年，刘子龙的彩色蜡染工艺法也获取了专利。

执著，是任何一个想要成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纵观刘子龙走过的道路，从他坚持自学绘画到从头摸索蜡染艺术，执著二字伴随他始终。生活的窘迫从没让他产生放下手中画笔的念头，在从头探索蜡染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曾将他压倒。他就像一个执著的斗士，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始终紧握手中的画笔不动摇。这种精神曾带给无数坚持自己理想的有志青年莫大的鼓舞。

刘子龙拥有多项彩色蜡染专利，他一直抱有一个理想：让人们把我的蜡染画穿在身上。他的彩色蜡染工艺在行内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领头的刘子龙艺术工作室做为一项极有国际市场前景的工艺项目，本身蕴藏很高的创新技术含量，适逢文化春风遍吹大地，它应该能生枝长叶、开花结果了吧？

体育界知名学者 杨钟秀

杨钟秀先生1910年10月生于天津武清，1932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专修科，直至去世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六十年。

解放前，杨先生历任山东大学体育助教，四川大学体育讲师，东北大学体育副教授、教授，解放后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体育系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任吉林省体委副主任，吉林体育学院副院长，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任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年离休，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50年杨先生作为中国赴苏联体育考察团成员，对苏联体育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国后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体育系、科的教学工作计划，调整完善了课程设置，改革了教育内容，修订了各科教学理论实践的比重，建立了教学组织，培养了教师队伍，使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体育系步入了正轨，为我国体育系科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杨先生一贯坚持学校体育是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始终强调学校体育对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他始终认为：体育是研究人的，应该把发展身体，增强体质放在第一位，以造就体格匀称、肌肉坚实、动作协调的人。基于这种思想，杨先生强调对体育系科学进行理论知识传授的重要性，强调“三基”的示范性，并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不断增设新学科，使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系较早较全地开设了几乎所有的体育基础理论课程，并使当时的诸如运动生理、运动生化、运动解剖、运动生物力学及体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有关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都居于全国体育院系的领先地位。

在担任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期间，他积极主张体育教育改革，坚决反对旧思想、旧作风。在学科设置上，坚持体育理论课与术科教学并重的原则，课程设置计划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的肯定。1978年以后，他在体育系又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增设了人体测量、遗传学、统计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为此引起教育部高度重视。执教60年，他把毕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祖国的体育教育事业。

杨钟秀先生工作认真，治学严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建国初期师范体育系建设和教材编写做出了重大贡献，填补了我国体育系教材建设的空白。1982年，在杨钟秀教授及他所带领的学术梯队共同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体育理论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使体育系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所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体育院系之一，奠定了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发展壮大的基石。

杨先生不仅是一名出色的体育行政领导者，而且是老一辈著名的学校体育专家、学者。现今活跃在学校体育界的我国著名的王占春研究员和孙长林教授、林笑峰教授等都曾先后师从于杨先生。杨先生才思敏捷，知识渊博，他曾担任大学体育课及体育教学法、体育史、体育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于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培养了两批体育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

由于杨先生出色的工作和贡献，近年来，使他担任了较多的社会职务。1981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编委。还担任过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会员，国家教委高等师范院校体育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九三学社社员等职。

六十余年来，杨先生不辞辛苦，兢兢业业，辛勤的耕耘在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园地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此，党和人民将会铭记不忘。

我国著名连环画画家 墨浪

著名美术家墨浪，字赞虞，原名王肃达，1910年6月16日生于北京，1963年9月逝世，祖籍天津武清，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曾任辅仁大学美术系研究员、辅仁中学教员，曾向徐燕荪学习中国画人物画。新中国成立后即投入年画、连环画创作，1951年参加人美社任创作员、编辑，他在《水浒》画库中创作的《石碣村》、《大破连环马》、《三败高俅》都是上乘之作。《石碣村》在1963年全国首届连环画评奖中获三等奖，是这套画库中优秀作品之一，当年曾专门印成24开本，供美术爱好者作为范本。他传世之作还有《青陵台》（1957年人美社）。晚期更显出艺术功力之炉火纯青，《满江红》连环画。以遒劲刚健的笔法表达了岳飞的浩然正气，带病创作将近完成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一部传世之作。

墨浪为人清正廉洁，绘画功底深厚，画风古朴细腻。曾画过《冯木匠做黑板》、《石碣村》、《大破连环马》、《愚公移山》等多部古装作品。并与他人合作二十多部连环画。《牛郎织女》是墨浪先生的鼎力之作。正当先生倾其心血，悉心作画之际，却不幸因故逝去。这部作品也就未能完成全稿，而成为先生的遗作。

《牛郎织女》连环画，原作全部130多幅图画，现仅存107幅，其中有一部分是尚未完成的铅笔草稿，墨浪先生的画犹如工笔绘画，线条精致细腻，人物形象俊美，服饰物品逼真，意境栩栩如生。要使这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得以完整出版，重见天日，确实并非易事，这就需要由一位有深厚绘画功底，风格又接近墨浪先生作品的画家，才能胜任此项续绘工作。通过北京连环画家谭元杰教授、连环画收藏家王家龙先生的热心推荐，由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连环画出版社邀请广东著名连环画家姚柏先生续绘墨浪先生遗作《牛郎织女》，终让《牛郎织女》四十年后得以“鹊桥相会”，成为连环画坛值得称颂的一段传奇佳话。

台湾国学大师、著名企业管理专家 张家麟

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为，使他解读的《易经》深入浅出，切中时弊，成为企业领导者、政府官员修炼领导智慧、提升人生境界的必修课。他是一位著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不仅能从中国古典哲学角度分析企业成败原因，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指导实践，而且是一位能从战略面到执行面均能胜任的管理专家，他就是张家麟。

张家麟，祖籍天津武清王庆坨，1956年12月出生于台湾。他涉足军事、政治、教育、企业、科技、哲学及传媒等多个领域，既有深厚学术理论作基础，又有丰富国际企业实践经验，曾任台湾中国报总编辑、副社长，泰国向日葵集团（曼谷）助理总裁，IBM北京市场总监。现任中国农业大学MBA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EMBA专任教授，清华大学项目管理（PMP）培训中心专任教授，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石化集团党校专任教授，国家电网公司党校专任教授。

张家麟于1992年开始接触大陆经贸事务，对大陆自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对中国的人文社会，有着深刻的学习与体验。2000年定居北京后，从事两岸贸易与学术事项。自2003年起，成为自由讲师与顾问，并深入中国大西部，从事传播新技术（卫星与网络）对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重视国家动力学的实践工作。曾为一汽集团等十余家企业进行有效的顾问咨询工作，并为国内百余家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各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课培训及企业内训工作。他的每个课程都是本着“以客为尊，务实解读”的态度，进行专精设计，为企业“量身定制”，曾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联通、中国医药集团、999集团、西安杨森、步长集团、东瑞制药公司进行了内部培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平均每年给企业做内训都在150天以上。其中，《周易文化与战略》、《企业执行力》被北大等多个总裁班定为主讲课题。由他讲授的课程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既有大家风范，又能关注细节，许多人评价张教授是他们听过众多课程中不可多得的企业教练，是大陆为数不多集多年跨国企业实践经验与深厚管理理论于一身的企业资深顾问。

张家麟怀着一腔赤子之情，从台湾回到大陆，把广博的学识投入到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大业之中。中央电视台曾在《海峡两岸》节目中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当谈到家乡发展变化时，张教授浓浓的乡情溢于言表，并坦言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发展，献上一颗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

一代武术宗师 王培生

1981年在沈阳体育馆内，中国武术界人士与日本少林拳访华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技术交流会。会上，王培生以其精湛的太极拳艺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日本少林拳手们钦佩之余，邀请王培生前往日本讲学。

王培生，1919年3月24日生于武清梅厂，在军阀割据，战火不熄的时代，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东四海演乐胡同。

王培生自幼喜爱运动，尤其嗜好武术，且爱看武戏。对戏中武打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并常因此摔得鼻青脸肿。

在王培生的邻人中，有一位沧州吴桥马戏团的把式。此人身怀绝技，善翻斤斗，她见王培生喜好此道，就指点其翻斤斗之要领，初时只在他腰上一挑，又嘱他直腰抬眼，由此王培生领悟到凡事皆有要领，而要领即事之诀窍，循此一往，无有不利。这个简单的概念，竟为其以后在鉴别、选择拳种，领悟拳理的道路上有所侧重地向前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以后王培生又随父母搬到东四甘雨胡同，又练起摔跤，一日，王培生正在门口耍红缨枪，一枪向外搠去，恰好这时门口走进一位老者，见枪尖径奔面门，略一挥手，使其脱手而飞……

这位老人就是八卦掌名师马贵，字世清，人称“螃蟹马”，马贵当时已有七十多岁，但精神焕发，步履矫健，这天恰好外出探亲而遇此事，后经马贵亲戚的推荐，王培生遂拜马贵为师，从学八卦。

十三岁时，王培生又向张玉连习教门弹腿，年底又拜杨禹廷为师学太极拳。他三门一起学，天未亮即起，练过硬功夫。在中华路先演十路查拳，十路弹腿，后练八卦掌，太极拳，直至太庙开门又转入里面再练。

那时北平太庙成立了“太极拳研究会”，并设有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杨禹廷在此任教，王培生随杨老师边学边教，历时数载。

王培生十八岁时，杨禹廷看他勤学苦练，日夜不辍，功夫日渐精进，足可独立施教，遂将北平第三民众教育馆武术教练的职务让给王培生担任。不久，王培生又开始教授家馆。

王培生生性侠义，好打不平，亦常遇较技者，一生中轶事较多。一天，王培生去天津探亲，路过一武场，见一壮汉，臂刺青龙，演练形意。王培生看到妙处，不禁脱声叫好。

岂料那壮汉已大步追出来一定要与王比试一下。王无奈只得应允。说时迟那时快，壮汉一个虎扑扑来，王随用一个太极“下势”，使其重心前倾，随后又用‘上步七星’将其打倒。当时，王培生才十七岁。年龄虽小，太极拳却已运用到纯熟自如的地步。

王培生虽然技艺大成，但仍好学不倦，为钻研万家之所长，悟拳术之至理，十九岁时又带艺拜师，从形意拳师赵润廷习拳。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街头到处见持枪佩刀的日本兵。一日，王培生前往“太庙后

河拳社”拜访王芗斋先生，恰遇五六个日本兵，尾随其后，来至拳社。

王芗斋不在，其徒洪连顺正在演练虎头双钩，见王身后日军簇拥，以为是王带他们前来挑衅，不禁面色铁青，虎目圆睁，日本兵受此敌视，心怀忿怨，又以为王是这里的头头，迁怒于他，当王培生告辞时就与其并步而行，寻机报复。

走出不远，突然一个日本兵抽出刺刀朝王腹部扎来，王不慌不忙，看准时机，用太极的抱虎归山，一手抓住对方握刀的手，另一手向其腰部捋去，这个日本兵当即仰面跌出。

接着又扑上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径直向王的前胸扎来，王即用“进步栽锤”，使其前栽倒地。第三个日本兵持刀从背后袭来，刀尖直奔王的后心，王异常敏捷，一个转身，旋用八卦掌中的周仓抗刀，将其仰面摔出，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连续打倒三个日军，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无不高声喝彩。剩下的几个日本兵见王功夫了得，不敢再动，悻悻而去。

王培生此举在日本占领区内，陡然增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王培生时年二十，武艺胆量俱各惊人！与“太庙后河拳社”的误会，事后亦得到澄清。

1946年，韩幕侠先生由津来京，王培生又从学于彼处，蒙先生指点形意、八卦，武艺更臻妙处，此外，王又从梁俊波先生学通臂，从吴秀峰学八极，广采博纳，孜孜以求，从此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皆演纯熟，而其中尤以刀枪剑棍最为精通。

王培生常说：“多知则懂，一通百通，技艺虽不同，而其理则一。”王培生苦心孤诣，穷尽一生之精力，正是要从诸兵百艺中悟出一条武学的至理。

1947年，王培生应邀与“神枪”李书文之弟子张立堂、“鼻子李”李瑞东之弟子高瑞周、韩幕侠之女婿马逸林等几位武术家在北京汇通祠成立了“汇通武术社”，为研究武学，发扬国术作出了贡献。

解放以后，王培生在北京各大院校，如北京工业学院，师范学院，矿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为师生们教授太极拳。1953年参加了华北地区民族形式体育大会担任评判工作。1954年又参加了在北京成立的“群众武术社”。

王培生除在西单体育场教拳外，还在院校、医院、疗养院进行教拳。几十年来，正式拜王为师的达一百多人，从学者数以千计。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老红军战士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此外，王培生还应各省市体委的邀请，前往讲学。并经常会见世界各国来华访问的武术代表团。

王培生晚年，武功已臻上乘，拳理亦至彻悟。他把太极、八卦、五行用科学的思维融于一炉，用科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揭示了他们的内在联系、生化之道和运行规律，由小见大，一通百融。

王培生虽然居室简陋，却门庭若市，或谈论武学，切磋技艺，或拜于门下，精诚学艺，甚至有朋客远自千里而来，为求一晤，得其片言片语，奉若至宝。太极拳学之理不仅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大成，而且也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它包括了医学、力学、心理学等领域，其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奥，非潜心钻研，实际操作难以谙其妙旨。

王培生的主要著作有《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刀》《太极粘杆》《吴式太极拳三十七势》，并且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向国内外发行，为武术的推广作出了贡献。

王培生先生一生致力于继承弘扬中华武术，执著地研究武术攻防技艺，钻研太极拳推手理论，武术著述丰富，武术技艺精湛。王培生先生以其尚武崇德的高尚情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赢得了众多海内外武术爱好者的钦佩和敬仰。2004年9月3日走完了他85岁的武术人生，为中华武坛留下了丰富的武学遗产。

电影导演艺术家 高天红

提起高天红，也许年轻一代不会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提起他导演的影片，三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很感兴趣。苏里导演《奇袭白虎团》时，高天红是执行导演，但后来并未署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彦夫导演拍《创业》时，他又是执行导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导演拍摄的《新中国第一大案》在全国引起轰动，而在公映之前，中央领导还亲自审查了该片，其中许多细节至今尚未披露过。

高天红，原名高永安，1934年生于天津武清大良侯家庄，195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2年毕业后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场记，副导演，导演。

“文革”期间，上级要求把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长影厂分到两部任务，《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高天红被分在《奇袭白虎团》一组，为苏里和王炎做副导演，那时候叫联合拍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连名字也没上银幕。

拍摄过程中，上级反复调片子到北京审查，还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意见，比如逆光拍摄、要出绿什么的。高天红老师解释说，逆光拍摄可以使画面显得凝重，有力度，更容易衬托正面人物。但逆光拍摄弄不好会发黑，尤其是树木、花草的绿色，由于与黑色很近，常常出不来，要出绿，就需要很高的技术。

为什么让高天红做执行导演呢？因为那些演员都直接与上边有联系，不好支配，而高天红“头上没辫子，身后没尾巴”，不会出大的问题。影片拍摄完成后，剧组到北京搞了一次总结，这时，连紧张带累，高天红的腋下鼓起了个大疙瘩。总结的时候，是八个戏都拿到人民大会堂放映，一部一部地讨论。那时候，周总理已经身染重病。一次，记得是后半夜3点多了，高天红上厕所时遇到了周总理，见总理很瘦，便关心地问总理身体怎么样了。周总理说：“没事，不要紧的。”但能看得出，总理的神情是很疲惫的。

《创业》这部电影那大概是1973年开始创作的，长影厂派出一个四人创作小组，于彦夫任导演，张天民任编剧，高天红和华克任副导演。他们就开到大庆油田搜集王进喜等人的资料，后来又去了胜利油田和玉门，搞出一个提纲后，由张天民执笔写剧本。

片子拍了八个月，冷，艰苦。导演于彦夫扭伤了腰，心脏也不好，常常躺在草地上，支部书记就让高天红做了执行导演工作。片子公映后，影响很大，举国振奋，其中秦咏诚作曲的歌《满怀深情望北京》流传至今。

后来影片遭到了扼杀，剧组人员坚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此片的意义。不久，毛主席的批示下来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975年7月25日。”这就是有名的“7·25批示”。批示一下来，全剧组人员欢欣鼓舞，作为执行导演的高天红更是激动不已。

新时期以来，高天红导演还拍摄了《雁鸣湖畔》、《玉碎宫倾》、《神奇的土地》、《神丐》、《风尘女侠吕四娘》、《神龙剑侠吕四娘》、《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多部影片，还亲手创作改编了多部反映历史和现代题材的影视剧，这期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很多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中，《玉碎宫倾》还获得了厄瓜多尔第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荣誉奖。而在拍摄表现打击腐败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片子《新中国第一大案》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亲自看片审查，他又经历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这部影片荣获第十五届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电影《关东民谣》获吉林省第八届长白山文艺奖提名奖，并荣获第九届“全国农业电影神农奖”影视剧类银奖；故事片《神奇的土地》获优秀故事片奖，他所在的摄制组获故事片特别奖。

1994年高天红被授予中国当代艺术家称号，并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名录》；1999年获世纪艺术家称号；2008年，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协会授予他“共和国艺术家”称号。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中国电影第十六届金鸡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退休后的高天红仍然热爱自己从事的影视事业，一有同事前来取经，他都毫不保留地奉献出来。业余时间他还写写论文、散文、评论等，在报刊上发表，对“红学”、书法、金石也有涉足。耄耋之年的高老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虽然我离开家乡多年，但故乡的那种亲情，使我始终难忘，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一代书法大师 孙有恭

提起孙有恭，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是谁，但提起北京的密云水库，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密云水库”的库名恰是孙有恭书写的。当年，孙有恭称得上是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书法大家，尤其在天津享有很高声誉，清末学者，曾主讲莲池书院，以至于在第三届中国

（天津）书法艺术节上，入选二十世纪津门百名书法家名录。

孙有恭（1894—1977），字敬轩，是原东蒲洼街北章庙村人。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尤其擅长颜体。十几岁时，在天津经营文房四宝的宝文斋学做买卖，聪明伶俐的孙有恭经常和一些文人墨客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余便开始练习书法。虽然时间不长宝文斋的买卖就日渐萧条，但孙有恭临池不辍，每天晚上在油灯下专心练字。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开了一个经营文房四宝的门店——振轩书局，寓意振兴自己书法事业的志向。他十分崇尚书法大家华世奎的书法风格，经常买华璧老（华世奎的尊称）的字，在二楼临摹。华世奎曾官居清廷正三品，是赏加二品顶戴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清帝退位后，以省亲为名在津隐居。一次，他在店前摆摊卖字，书法大家华世奎正好路过，看到孙有恭的书法很有功力，连声称赞。当场有人认出华世奎。孙有恭急忙上前叩拜华老，并约定择日上门求教。几天后，孙有恭登门拜见了这位书法大师。华老对孙有恭格外重视，在多年的交往中，将书法中的“进”、“退”之理口传心授给他，使其书法技艺突飞猛进，为他独具一格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石。

孙有恭20多岁时，其书法技艺已名闻天津，被公认为书法界的“奇才”。以至于后来华世奎特别赠送给孙有恭一枚“璧臣华世奎”的印章，并嘱托说：今后为别人写字可署华老名讳。

孙有恭善于从继承中求得变化，既追求古帖的真意，又能抒发个人性情，在严谨中求变化，于平稳中显精神，体现了他的睿智与灵性。他的书风以厚重见长，但不失隽逸；以静穆为主，但不失灵动；以宽博取胜，但不失缜密。其颜体小到蝇头小楷，大到擘窠榜书，均极精妙。在华老的影响下，他讲究用行书的笔法做正书，以严谨的楷书笔法入行书，做到出入潇洒，使转分明，遒劲古朴，浑然一体。他讲求间架结构，方圆兼施，内紧外拓，蕴含筋骨，秀润飘逸，雍容壮伟。面对简化汉字的具体写法，他以积极严肃的态度对待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从间架结构到运笔规律，做过不少理论性的探索，其治学精神，给书法爱好者树立了楷模。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受华世奎的教导和影响，加上他自身经历的磨练，孙有恭修养很好，人品极佳，待人诚恳，有求必应，对同道多赞许，对求教者多鼓励。

可惜的是，孙有恭生未逢时。解放前，从天津回到老家，种了几十亩地，那时地里十年九涝，根本收不了多少粮食，但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成份，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而此时，正是孙有恭学识与书法水平的全盛时期，只因为家中贫困和诸多条件限制，没能进行大规模书法艺术创作。但他把生活的辛酸往事、不懈的求索通过对书法独特的理解融入到他一点一画所凝结的艺术境界之中，释放自己的品格、睿智、情感、思想、心境……十年“文革”期间，红卫兵把他仅存的一部分书法收藏品也抄走烧毁了。此后，孙有恭不幸患病导致思维迟钝，失去了他所热爱着的书法事业，于1977年9月14日离开人世。

孙有恭从自学书法至临终近60年不曾辍笔，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选为当时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政治生涯增加了他的修养和品格，培植了他书法艺术的深层内涵，他的书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每年春节，很多人慕名而来求他写字。他写字一不要钱，二不着急，一个一个地认真书写，从不怠慢。

孙有恭现存的书法作品为数不多，尤其是在社会上较为罕见。有一套手抄本《红楼梦》

中的金陵十二钗图背后的题诗是孙有恭亲自书写的，现手抄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市区他过去曾经书写过大约40多个牌匾，其中有的是代表华世奎写的，如：东北角的“马聚源鞋帽店”、劝业场对过的“华竹百货商店”、滨江道上的“仁昌百货商店”等。他曾书写过“天津百货大楼”几个大字，虽然没被启用，但现在已作为藏品被珍藏起来。天津文物公司也收藏有孙有恭的书法作品。在武清，他书写的牌匾也曾不少，比较有名的如“四一四毛主席纪念馆”。1958年国家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全国许多书法家在京开会，国务院向众书法家征字，孙有恭写的“密云水库”四个大字备受专家关注，最终被周恩来总理选中，这成为孙有恭书法成就最杰出的代表作。

著名民间武术家、长春市八极拳名师 宋碧山

宋碧山先生是武清区黄庄人，生于1917年正月十一，名贵云，字碧山，幼年随父亲闯关东到长春,在洋服店当学徒、做工。

宋碧山自幼崇尚武侠，被武侠仗义豪情所感染，尤其是武清传奇武侠“鼻子李”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

宋碧山18岁与师兄李广荣一起，在长春随山东海阳县拳师孙沛立练习尹氏八卦、罗汉拳半年。孙沛立回籍，宋碧山无师自练。

宋碧山20岁时（中华民国26年，伪满康德4年，1937年。），经少林名家严昆山引荐到三马路武馆拜周馨武先生为师，宋碧山与师兄董连碧一起在德胜楼饭店请客递帖拜师,得周先生亲自传授十趟弹腿。

八极拳圣手“神枪”李书文的高第弟子“神枪”霍殿阁（溥仪的武师，教授溥仪武艺。）先生当时在三马路武馆传授八极拳，霍殿阁直接教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三位核心骨干学员，后面的学员由他们带练。在周馨武先生的督促下，宋碧山在师兄陈金财、李树南带领下练习撑捶、迎面掌等八极拳内容。霍庆云当时也来三马路，与来访切磋的武术名家比试，这样三马路的武馆誉满长春。

宋碧山在洋服店工作，每天晚上工作到八—九点钟，下班跑着到三马路武馆，抓紧时间练武，非常刻苦，练到深夜，时常住在武馆。同时宋碧山诚实忠厚人品好，逐渐得到老师和师兄弟们的喜欢。

1939年霍殿阁把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三人挑选到家中武场（北头）深造。一个月以后，在师兄陈金财、李树南、尹庆和的推荐下，宋碧山、董连碧也来到霍殿阁家深造。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宋碧山、董连碧在宾宴楼饭店请客举行仪式，正式递帖拜师入霍殿阁门下。

陈金财、李树南、尹庆和、宋碧山等到霍殿阁家中武场后，不忘周馨武先生的推荐恩情，为了报答周馨武先生，他们在霍殿阁家中武场练习四至五天，在师兄陈金财的带领下再到三马路武馆练一至二天，协助周馨武先生教学，八极的更多内容进一步传到三马路武馆。

刘霖春在四马路开个拳房，拜霍殿阁为师，宋碧山又介绍师兄李广荣到四马路学习，同时王玉胡和宫内府的司机朱某等人也在此学习，霍殿阁到时，陈金财、尹庆和、宋碧山等也随师去练习。

1939年到1942年，宋碧山跟随霍殿阁习武，得到霍先生的亲自传授和点拨，学得八极小架、金刚八式、八极拳、八极对接、六大开、八极应手拳、劈挂掌、易筋经第一、二、三、四趟、高老道108太极拳、六合枪、夜战刀第一趟、纯阳剑以及搂桩靠打、崩弓、掌板、吊球、扇球、挎球、吸球、铁沙掌等功法。

1942年霍殿阁去世后，宋又回到三马路武馆练习。由于宋碧山直接随霍殿阁学三年，功架潇洒漂亮，劲道独特无拙力、无犟劲。很多师弟请他调架子、教枪圈、教溜刀势等。

时局动荡，宋碧山家境窘迫，得师兄弟龚天德、杨斌大力帮助。长春被围困，出卡子后，宋一家生活陷入窘境，逃难到公主岭，得师兄曲一心慷慨相助。后为避战乱，举家赴黑龙江，宋碧山以做服装为生。

新中国成立，宋碧山于1950年重返长春。并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长春武术研究会任会员。60年代，与霍庆云、陈金财、康绍远、周明德、高里和等一起担任长春武术裁判工作。60年代中期武术研究会成立研究组和表演组，霍庆云、陈金财任研究组教练，宋碧山和姜瑞担任表演组教练。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今，宋碧山曾先后在家中武场、北安路小学、人民广场、儿童公园、南湖公园、松原市等地大力传播八极拳，桃李满天下，其弟子徒孙在各级比赛中成绩优异。几十年来，宋碧山在教授和传播八极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碧山先生博采众长，先后学习了国家套路二十四式、四十八式、八十八式太极拳及太极推手，并义务为爱好者辅导，为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宋碧山先生曾担任南关区武协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现在担任长春市南关区八极拳研究会顾问。

1994年亲自赴沧州小集，参加霍殿阁、霍庆云的树碑立传仪式。

2000年10月，应辽宁省武协主席、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王国强（尹庆和先生的弟子）的邀请，担任沈阳八极拳大赛仲裁顾问。并以85岁高龄，应邀表演八极小架，得到会行家赞叹。

90岁高龄时的宋碧山先生，仍不遗余力的传播八极拳。在儿童公园亲自指导徒子徒孙滑大杆子、进顶抱肘、朝阳手等，示范讲解六合大枪的拥挫、带环、缠战等精要和六大开三盘连进的窍要。

宋碧山是霍殿阁的递帖亲传弟子，故他习武时行拳走架非常的潇洒自然、舒展大方，一招一式交代的准确到位，自然灵巧无拙力，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霍殿阁习武的影子，有相当高

的武学文化价值，值得后辈的珍惜、效仿、继承。

宋碧山先生尊师重道，对师爷李书文、师父霍殿阁等前辈非常敬仰、崇拜；对周馨武的人品、武学知识非常的钦佩；对老师兄霍庆云、陈金财也是执礼甚恭；与其他师兄弟互爱互助感情融洽。宋碧山先生德艺双馨，对后辈真诚教导，诲人不倦，是一位慈祥谦和的师长。他教导弟子徒孙，习武先修德，诚信为本，崇尚礼义廉耻，他极其重视传统道德，堪称师表。

2006年8月6日，宋碧山先生抱病率众徒子徒孙参加师兄霍庆云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并在大会致辞。

2006年2月11日，长春市武术协会主办了宋碧山先生的90岁寿诞庆典，对其在传播八极拳和全民健身活动做出的贡献，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独具哲眼的书法家 李世文

他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专业，他曾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虽然是官员，但他却是一位在书法理论和创作中以及在美学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的大家。他就是李世文，现在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书协、沈阳艺海拍卖代理中心顾问，河北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李世文，1943年11月生于武清大王古庄乡利尚屯村，196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专业，历任丰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职。

他在任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期间，组织拍摄了《关外青山》、《紫塞明珠》、《青松岭的人们》等电视片，组织编著《山区经济学概论》，主编《个体和私营经济经营者必读》。个人发表过时政、哲学、经济学、散文、影视评论等百余篇，2004年与人合著的65万字《书学美学詹言》，引起书法界的关注，获河北省政府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还有政治经济学专著和编写五卷本《资政大典》中的《历代政治家诗赋名篇》。其书法作品入展中国（天津）第二届书法艺术节和全国首届老年书法展，以及多次省级以上展览，并被国家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家体育场（鸟巢）收藏。还曾参加日本、韩国、泰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书法艺术交流活动。

李世文先生以行草书见长，风格静雅飘逸。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传统的钟情。略参于右任笔意，又增加了几许沉雄老辣。所书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和李白《月下独酌》横幅，可窥其源流。所书中堂《枫桥夜泊》和四条屏《醉翁亭记》，气韵生动，浑然一体，是难得的佳作。由此可以品出世文先生挥毫时从容不迫的心境。正如蔡邕《笔论》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世文先生原本不是书家，然其潜心临池，积十数年所得成此气象，实在是来之不易。他

的字一如其人：不板不滞，平生所学、所感、所悟、所得溢于字里行间。

作品要创新，须得传统精髓。功力不深，认知粗浅，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便会误入左道旁门。正如卫铄《笔阵图》所指：“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纵观古今有大成就者，哪一位没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哪一位没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哪一位没有经年的执著追求？

世文先生的书法不仅是勤学苦练而成，而且学识修养是他书法的培养基，也是他成功的支点。

古今中外的文学和书法、绘画、音乐艺术创作，描绘形象、传递情性、追求诗意和撼动心灵既相通互动，又殊途同归。尽管这一切肇于自然和源于生活，但艺术是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展示。无论是学术的还是艺术的作品，都是作者心智的果实。

世文先生的人生阅历，学识修养与书法创作厚积薄发，互动相生，各有所得，正是其独到之处。由此，观世文先生的书法，当重宏观，莫拘具象。假以时日，勇猛精进的他，自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李世文先生虽然是官员，但和其交谈，感受更多的则是一个学者的谦和。其思维敏捷，谈及书学美学抑或是更宽范围的书法美学时，旁征博引，令人受益。谈书法创作、谈人生哲理，更有一番独到见解。此种视界，唯学者所独有。

李世文先生在其入选“全国第五届书学研讨会”的论文《书法与辩证法》中高度概括：“辩证法与书法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从动态的书写过程中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静态的书法作品上看是灵魂与形体的关系；在主体与客体融会贯通的学书历程方面考量，是指导方法与实践体现的关系。”时人多以为，书法传统中所提到的“精”、“气”、“神”、“韵”表述的是一种模糊的整体观，在审美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较难把握的，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虽然有其形质为基础，但多凭个人的感觉来评判。而李世文先生却能把这些用辩证的思维进行简练的具象概括：“古代书法名家反复指出的精、气、神、韵、性情是什么？是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处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袭而掩之、空而坠之、架儿抢之、蜇而伸之、收而纵之等辩证用笔出现的笔势、笔意、笔态；是雄浑、飘逸、跌宕、险绝、牵连等笔画偏旁辩证组合而形成的字法、章法的千姿百态。”

很显然，这种对书法艺术内涵的精炼概括，是得益于他对哲学及美学观念的深刻体味。 在谈到习练书法的境界时，他说，书法本身存在技、艺、道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书通大道”，即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时候，可以体现出生命的韵律，可以蕴涵世间万象，可以涵盖天地古今。从微观角度看，在书法创作中对立统一这一哲学基本规律无处不在，如运笔方向的顺逆、行笔速度的疾涩、用笔空间的提按；形成线条的长短、粗细、斜正；结体的疏密、参差、向背；用墨的浓淡、燥润、干湿；布局的对称、平稳、错落等等，不一而足。习书过程中的“顿悟”是日积月累的豁然开朗，是量变质规律的体现。而线条的“一波三折”，学书过程中的平正—险绝—平正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写照。总之，书作的内涵、味道全由哲学的元素构成，没有哲学的思维即创作不出书法佳作。

在谈到对自己还有哪些期待时，李世文先生说：“孔子曰：游于艺。欧阳询说，学书为乐。我赞成上述观点。我喜好书法，能有机会、有条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幸运的。在习书过程中我心情舒畅，肢体得到了锻炼，既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又能以书交友，实在是一种享受。因此我练习书法不在意结果，更注重美好的过程。我在这个过程之中得到的比结果所给与我的多得多。这个过程会伴随我一生。李世文先生的谈话处处蕴含着哲理。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刘长瑞

刘长瑞1919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后巷村，幼时家境贫寒，在村私塾就读3年，随即辍学在家。17岁时，刘长瑞赴天津学习瓦工技艺，学徒4年期满后，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地辗转谋生，卖工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熟练瓦工技艺的刘长瑞定居佳木斯，1952年6月成为市第一建筑公司工人。仅仅一年，因为劳动出色，成绩突出，思想进步，刘长瑞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由波兰援建的友谊糖厂破土动工，刘长瑞所在的一建公司负责施工。在紧张的施工中，刘长瑞发挥特长，埋头苦干，以高标准的质量完成砌筑任务，连续突破生产纪录，深受有关部门及波兰专家的好评。年内，他4次受奖，被提升为瓦工组长。

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刘长瑞常年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兢兢业业，率先垂范，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曾创连续7年出满勤纪录，连年超额完成任务。每当遇到生产任务紧张时，他就带领工人加班加点，不分日夜连续奋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全市建筑工程战线的一面旗帜。为提高砌筑技术水平，他带领全组人员刻苦钻研瓦工技艺，坚持推广“苏长有双手挤浆和三段砌砖法”等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工作条件，创造了细砂罩面抹灰法，先后制作大瓢铺灰器、挖冻土机等20余种先进生产工具，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实现半机械化施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刘长瑞小组连年荣膺公司先进生产小组及省、市红旗小组称号，其本人多次被评为各级先进生产者及劳模标兵。

1959年，刘长瑞成为佳木斯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此后，刘长瑞作为佳木斯市先进人物代表9次进京，6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3年，刘长瑞任佳木斯市建筑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1976年任佳木斯市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去世。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gro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