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历史真相

“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历史真相

周戊丁

2014年第一期的《襄汾文史》载有署名张平义的一篇短文《舜避丹朱在古城》，文章以为山西襄汾的古城镇政府所在地就是历史上舜避丹朱时的都城，作者非常肯定的断言“史书上明明写着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指的就是古城镇”。对于这一新的考证发现很是让人觉得新颖，在这篇800字的文章中，有多处的考证非常含糊，笔者读后觉得论者行文过于随意，特挑检几处以论之：

其一，张文说尧舜时期属于传说历史阶段，既然是传说，那就肯定不是历史的真实，即不是信史，可是张文最后得出的南河之南的古城是舜的都城却是“历史史实”。那么舜避丹朱是传说还是信史，此其一也；其二，既然先说了尧舜政权的更替有“禅让”和“舜逼尧”，接着又说史学家对于“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说法没有异议，试想传说已经有了禅让和逼宫的不同说法了，怎么还说没有异议？再者，舜避丹朱是在禅让的前提下才发生的礼让行为，而逼宫囚尧都已经政变成功了，血腥的政治暴动和残酷的犯上兵变后，还会有对被政变者子孙的仁礼避让吗？此其二也。其三，张文在已经难以自圆其说的时候，仍然指责历史上史学家对于南河地望的误解。认为把南河认定到晋陕豫交汇处的黄河是说不通的，理由是此处的南河之南已经越出唐国之界，“远离了诸侯朝见的中国”，加上大禹尚未治理九州，交通不便，百姓找舜诉讼距离太远。先把南河之南是不是在黄河以南放下不说，只说越出唐国之界。按史记说述，舜避丹朱是不愿意接受尧的禅让，要把部落统帅权礼让给尧的儿子丹朱的，如果真心礼让丹朱舜就应该躲避到很远的地方，最好是离开尧所在的唐国才是真实的可能，怎么越出唐国之界反而说不通了。舜不离开诸侯朝见的中国又怎能说明自己礼让的真诚？还有大禹治理九州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大禹治水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舜避让到很远的南河之南之时并未接受尧的禅让，也就是说舜还没有开始执政，即《五帝本纪》“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一事还没有发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找舜来处理部落大事和诉讼纷争？

以上是张文的否定考证，下面说说张文的肯定考证。

张文最大胆的论证就是大禹治水前“龙门未开，吕梁未发，”不知其话从何说起，来自何处，张文未做交代，我们不得而知。关键是张文认为其时黄河洪水从吉县孟门山向东溢出，经乡宁、出豁都峪，从古城北边注入汾河。另一股从洪洞临汾流出，成为穿越尧都平阳南北的两条黄河古道。“所以便把流经古城的河叫南河，把流经洪洞的河称为北河。”如果说张文此前的论证还可以商榷的话，那么这里的想当然的臆测就让人难以相信了。

在中国地质史上，山西省的构造格架形成于中生代。李四光先生在1939年提出来的吕梁运动即是古元古代与中元古代的地壳运动。吕梁运动时的造山运动形成了今天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北部的五台山、东部的太行山、中部的太岳山和南部的中条山的。形成时间距今在18.5亿年左右，是山西早期寒武纪构造最为重要的一期构造。也就是说今天山西的地质地貌形成时间距离今天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期。在西部吕梁山南段的姑射山，在这些形成于近20亿年前的古老的山岳上有几条由东向西注入黄河的河流，它们是大宁的昕水河（沿途容纳了东川河、千家峪河、朱家峪河、北沟河、峪沟河）、乡宁的鄂河（发源于乡宁管头镇蒿地沟，收纳18条支流）、吉县的卅川河（容纳清水河等河流）。这些河流的源头地方都在姑射山的几座海拔较高的山上，它们是吉县的高祖山，海拔1512米，人祖山，海拔1742米，富家上，海拔1503米。姑射山的这几座山峰成了汾河和黄河的分水岭，向东没有河流只有泄洪的山峪，临汾以南有尉村的三官峪，发源于管头镇甘草山东麓，由西向东出尉村灌溉附近农田，全长仅10公里、侯村的豁都峪，发源于乡宁县双鹤乡周家沟向东出侯村，全长12公里。临汾以北有发源于洪洞山头乡杨家崾的高池河，注入七一渠，发源于洪洞左木乡金山沟的三交河，同样注入七一渠。

细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距今大约是四千多年，流传的禅让说如果真实也应在这个时间区域内。可是吕梁山的地质年龄久远的让人难以想象，相信熟悉临汾地貌和文物古迹的同好有这样的印象：临汾姑射山仙洞沟前的深沟石壁上流水冲刷的印痕证明仙洞沟的地质年代在12万年以上，襄汾龙树峪山门的沟壑冲刷时间也在10万年左右，黄河壶口禹门渡的禹门石和壶口的口深也在10万年以上。这些沟壑的形成尚且需要如此之多的时间，那么吕梁山系的形成时间过于久远就容易接受了。至此已经证明张文所引的大禹治水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的

十足虚妄。再者孟门山也不是一座山，而是黄河壶口龙槽以南的河心两座小岛，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小孟门山。可见张文以为上古大禹治水前黄河之水从孟门山东溢穿过吕梁山系南翼的姑射山，从襄汾的侯村豁都峪出山注入汾河，是缺乏地质构造史的支撑的。而在此基础上认为古城在豁都峪出山后的涧滩之南，就是黄河东溢姑射山后的南河之南，然后和传说中的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相联系，得出襄汾的古城就是舜避丹朱的地方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张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论证的时候不说引用资料出自何处何人，让读者不知从哪里来印证其论证的可靠性。如“人们以为”、“史书说”、“有文章指出”、“据史载”－等。不过从张文看很可能是引用了《史记 五帝本纪》。我们已经知道张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史记 五帝本纪》中关于尧的禅让和舜避丹朱的记载能不能站住脚也很令人怀疑的。文献中最早记载舜避丹朱的是战国中期的《孟子 万章》：

万章“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在孟子之前的《论语 尧曰》中有：

“咨，尔舜！天子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哦，舜呀，依次登位的天命已经降临到你的身上了，一定要忠诚不二的执行中庸，如果你让天下的百姓受了穷困苦难，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消失的。）

这才应该是最早记载尧舜禅让的文献，上文引用的《孟子 万章》一段话应该是从《论语 尧曰》中衍化而来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把儒家文化捧为道德和专制的圭臬，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时代，都是统一在儒家的文化之下的。在春秋孔子之前是没有关于尧舜的任何记载的，夏朝目前还没有出土文物证明有文字出现。商朝也只是在晚期出现了甲骨文，但甲骨文只是记录商王朝自己的简略历史。不必说上古的尧舜禹，就连与之相距不远的前朝夏王朝也没有只字记录。目前能

够证明上古传说中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只有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上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意思是上天命令大禹部署和规划天下的土地，根据山势的变化来疏浚河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个铭器上的金文具有很大的文献记录的性质，即它还不是夏代的直接记录而是西周时期对上古传说的记录。这样孔子论语中的关于尧舜禹的言论也可能是孔子根据传闻而转述给他的学生的。因为尧舜的传说如果全是假的，都是后人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捏造，那么孔子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学生面前讲的。可是如果尧舜真是厥功其伟、勋德盖世的话，那么孔子之前的本身就是民风民情和历史存留的《诗经》也不会只字不提的。

唯一的可能便是尧舜的丰功伟绩都是儒家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把传说中的人物无限夸大，像易中天说的那样是“儒家战战兢兢的请出传说的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了。

孔子夸大尧舜的功德，渲染禅让的神话，目的是要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倡导他的仁政理想，扩大他的以礼乐治天下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都很清楚，也难怪战国的亚圣孟轲先生在其《孟子》中不仅对传说中的尧舜禹偏爱有加，而且把尧舜禹的传说故事化、文学化。并在尧舜的前边加上了“帝”的称谓，把尧舜的禅让故事描写的有声有色，呈现一派天荐贤能、君臣礼让的大同祥和气象。这就直接催生了其后的《尧典》中的一班名人齐聚舜廷踉踉济济、相揖相让的动人情景，表现了一个上古社会极其诱人的黄金时代的灿烂绚丽景象。笔者想后世对尧舜的无限崇拜和敬仰多半是由《尧典》这一篇的蛊惑而致的。如果读者细心的话一看到《尧典》的第一句“曰若稽古”便可知《尧典》也是承认自己的记载来源于传说的，只是《尧典》把传说更加的具体美化而已。

尧舜禅让的故事非常的可疑，它应是儒家仁政和墨家尚贤理想的委托。孟子非常的聪明，说尧舜禹禅让是天让禅让，尧舜禹才禅让的，等到禹的儿子启不是禅让接班而是世袭登基时说是天让传子的。（见《孟子 万章上》：万章曰：“人有言，

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看到这里就知道孟子说的尧舜禹的故事都是由着他自己任意发挥和随性渲染的。甭说我们后人，其实战国时的韩非就已经开始公开反对禅让制了。他认为禅让制

纯属于儒墨两家的凭空杜撰，历史的真实是“舜囚尧，禹逼舜”的。当然我们质疑禅让制，未必就是相信韩非的篡位夺权说是真的。

所以说禅让制不是儒家的仁政礼让，也不是墨家的尚贤推能，还不是道家吹嘘的无为而治和崇尚自由、追求快乐。看看阪泉之战、看看涿鹿之战，再看看尧的杀伐和舜的征战，到处充斥的血腥和杀戮，无时不有的惩处让人不免心惊胆寒、惴惴惧焉的，上古社会的祥和昌隆，自由快乐和贤明政治只能是儒教的乌托邦了。

那么到了西汉的司马迁笔下，尧舜禅让的故事演化成什么了呢？我们试看《史记 五帝本纪》：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这段话的大意是：帝尧，就是放勋。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覆润大地。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他戴的是黄色的帽子，穿的是黑色衣裳，朱红色的车子驾着白马。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我们看到尧乘彤车御驾，衣着华丽服饰，身上洋溢着圣人仁德的光辉和无上的智慧，如同日月云雨一样把他的祥光和甘霖都播撒给天下的万民。既富且贵的尧能够平易近人亲和百姓，既能亲睦九族又能便章百姓，还能合和万国。在司马迁的笔下，尧已经不是上古部落联盟的领袖，而是一个君临天下，治国有方且大有作为、受万民爱戴的圣明帝王了。传说中的尧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我们文明初始时期，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其实是非常朦胧和模糊的，亏了司马迁的如椽巨笔我们才得以窥见上古世界的大同祥和。

当我们明白史记在第一篇就已经开始用丰富的想象和文学的手段来构思远古社会的昌盛昊明时，其他的历史故事的绘声绘色和人物的栩栩如生就好理解了。

再看一段：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

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本段的大意是：尧说自己执政的时间太久了，想把帝位传给受命于天的贤能的人，大家就推荐了年轻的虞舜。于是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其德，又让舜参与了典章、吏治和外交等方面的决策与管理，还让舜深入基层去锻炼。经过了认真的考核和实践的检验，尧认为舜深谋远虑、处事缜密、言行一致、政绩非凡便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历史上从孔子到墨子到孟子再到司马子一脉相承的禅让说的精彩汇演。如果说我们仅仅怀疑这段话过于彬彬有礼的夸大尧的禅让和歌颂舜的美德贤能的话，还不足以说明《五帝本纪》的叙事的随意、情节的粗疏、还有情理的杵逆。

尧在位执政七十年已是不可信的言辞，四岳推荐了虞舜而尧又对舜的德行能力和家庭背景一点不知道，这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虞舜还是帝尧的四世堂孙呢，不信请看下边《五帝本纪》的几段话：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子孙而昌意之子也。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桥极，桥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桥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把这几段文字所述的从黄帝到虞舜的谱系排列一下成下表：

玄嚣-桥极-高辛-放勋 少典-黄帝 帝喾 帝尧

昌意-高阳-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 颛顼 虞舜

在这个表中，黄帝有两个儿子分别叫玄嚣和昌意，玄嚣是帝喾高辛的祖父，帝尧放勋的曾祖父。昌意是颛顼高阳的父亲，是虞舜重华的七世祖父。颛顼是继承他的祖父黄帝的帝位的，帝喾继承的是他的叔父颛顼的帝王，帝尧继承的父亲的帝王，而虞舜继承的是他的四世堂祖帝尧的帝位的。这样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禅让的故事就全都发生在黄帝一脉相传的家族之中了。美丽动人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神话在这里被撕得粉碎。相信我们再读《史记》的时候不再会为上古的民主选举制和任贤禅让制而击节赞赏了，所谓的民主转了一圈还在家族中延续，这是真实的上古史还是杜撰的神话史，是家一统的世袭还是选贤荐能的禅让，不言自明。

我们接着从家族的角度再看一下黄帝家族的传奇故事，尧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四世堂孙还打着光棍四处流浪，难道也不知道有一个三世堂孙即重华的父亲瞽叟吗？不仅不知道有三世孙瞽叟的存在，更不知道瞽叟家的家庭情况，还要四岳给他做介绍，进而开始考察虞舜。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是尧自己老糊涂了，还是太史公忘记了尧和舜原本是被他给安排在一个家族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正因为尧不知道舜是自己的四世孙，所以就有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虞舜的举动。要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娥皇、女英按黄帝家的族谱应该是虞舜的曾祖姑母呢。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就太可怕了。做了司徒“慎和五典”（五典即五常之教，即父义、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宾于四门”的舜已经被尧考察合格了，怎么可以娶曾

祖姑母做自己的夫人呢？而且还是两个！孟子说过“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长幼有序”。（契是帝喾高阳的儿子，和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传说是商人的祖先。）现在发生在尧舜身上的乱伦失序的事件一旦被揭露实在是一件拿不出台面的事情。其实古人早就看出了这个家族谱系的纰漏，宋代的欧阳修在《帝王世次图后序》中说

舜娶尧二女“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可是太史公的五帝本纪说的明明白白，我们不信不行，相信又觉得这不可能。可怜的太史公费尽千辛万苦，搜罗数不清的的文献典籍，披荆斩棘行程数万里寻古探幽，结果整理出这么一篇前后矛盾的上古故事来，让后人读了真是万般的为难。

不管怎样，禅让这事成了，虞舜顺利的登上了帝位，但事还没有完。请看五帝本纪的下一段：

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争权呢，他就是尧的儿子丹朱，这可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太子，合法的帝位继承人。尽管尧并不看好自己的亲生儿子而选择了让舜继承帝位，但是丹朱这个帝舜的大舅兄兼曾祖叔父并不甘心，于是才有了“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让位之举。当然我们都可以怀疑舜是在作秀，以此赢得天下人尊戴之心，也可以理解为聪明的舜采用的是以退为进的智谋，也许是为了避免因争帝位而引起家族和姻亲的内讧也未曾不可，但此处的前提必须是舜知道自己和尧是同族的。

舜的招数很厉害，最后在群众的欢呼中，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终于把一个完美的禅让故事给收尾了。舜的故事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的疑惑反而更多了，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期人，即公元前145年出生，卒于公元前89年，距离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有两千多年，司马迁时代距离尧舜禹的时间如同我们距离太史公的时间，悠悠两千年岁月，太史公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史是依靠什么了编写的《五帝本纪》，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分析的问题。

五帝本纪最后有一段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史公编写五帝历史的缘由和根据：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话第一句说的很明白：人们常说的五帝其实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这是一句真话，惟其遥远所以传说就不一定是可靠的历史，太史公说的清清楚楚，而且非常诚恳。可是太史公不信战国之间百家对黄帝的“不雅之言”，独尊孔子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并以自己的“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的实地考察和《《国语》、《春秋》对《五帝德》和《帝系姓》的阐发证明了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说明其言绝不虚妄。也就是说太史公是认为自己的五帝本纪是真实不虚的，是有文献可考和实地调查为证的。我们知道，尽管传说中有历史的影子，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但是传说绝对不等于历史。两千多年前的传说故事在民间经过漫长发酵后的传播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太史公东西南北中的艰苦探索精神固然可嘉，但是我们还是心存疑惑：太史公足迹所至，北到燕山脚下，南游长江流域，西行宁夏甘肃，东往黄海之滨。结果所到之处，到处都有五帝活动的足迹，到处都有五帝的故事，也就是说在后来秦汉的大一统版图上，几乎每一处都有黄帝和他的子孙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业的履痕。王国维说《五帝本纪》“其术甚为谨慎”但结合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考虑到黄帝家族传承流播的可能途径，还有当时人类在生活质量极其不高的情况下的短寿事实，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太史公撰写的这段上古史的真实性。

在这个漫长的两千纪岁月之中，夏朝470年，目前没有文字发现。商朝513年，仅有甲骨文还是商朝晚期的而且只记录了商王朝的简单历史。周朝823年，除了金文和籀文就是西周的《诗经》、春秋的《论语》、《左传》和《国语》了，《尚书》的《虞舜》篇中的《尧典》和《舜典》是战国末期和秦汉人后补的。其

次就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上古传说的各执一词的肆意渲染和古为我用的虚妄杜撰了。太史公不信百家言，只采信孔子之说，那么孔子的《五帝德》和《帝系记》就是可信的吗？

严格意义上说，司马迁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是信奉和继承儒教六书圣典的，其所做的史记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明显的倾向。儒家是不说尧舜之前的事的，这在前边所引的《论语》和《孟子》、《尧典》《舜典》和《荀子》的论述中已经谈到。到了汉代司马迁的时候，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就要动手了，东汉的班固曾说过“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说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断已勤矣。”就是司马迁动手之勤被后世首肯，但“采经摭传”却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了。

我们先看看《五帝德》的几段文字：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川’。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

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 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 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瞉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这几段话很有意思，面对一个是穷根究底的认死理的宰我，无可奈何的孔子只好对学生来一番海侃了。反正是讲给自己的学生听的，那就尽情的发挥吧，于是有了以上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有几点特别的明显。一是宰我对黄帝身份的质疑，无奈的孔子只好实事求是了：“我们连禹汤文武周公的事情都说不清楚，何况上古时期传说中的黄帝呢？”孰料宰我穷追不舍，非要问老师一个究竟，结

果就是孔子的“吾略闻其说”了。这个略闻其说也就是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对不对就不是我的事了。我们不管孔子在《五帝德》中要表白的真正要义是什么，单是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就够了，那就是这些都是老人们流传下来的，仅仅是传说而已。于是孔子一鼓作气地对自己的学生把其余的四个传说中的帝王也一一讲给宰我听了：

“颛顼，渊而有谋，疏通以知远，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而制义，治气性以教众，洁诚以祭祀，巡四海以宁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东极蟠木，动静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属。”

“高辛，生而神异，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动也时，其服也哀，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

“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说。”

“有虞，舜孝友闻于四方，陶渔事亲。宽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瞉明智通，为天下帝。”

“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亹亹穆穆，为纪为纲。其功为百神之主，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四极之民，莫敢不服。”

把孔子口中的五帝形象做一个对比，就可以发现这绝然不是历史的倾诉而是文学的渲染和艺术的夸张了。五帝在孔子心中几乎是一个模式，一个样板，一样的眉目，他们有一样的出身，一样的业绩，一样的功德，一样的仁厚，难怪宰我问“他们是不是人？”单独读一个帝王还有一点新鲜的感觉，五帝一起读完，我的天，你突然有了腻味的感觉，感觉到不真实的做作和虚伪的扭捏。可见《五帝德》是儒家自己借了古人来说其教义的，全然不是上古历史图景的真实再现。如

果再把《五帝德》中的世系谱牒做一个汇总便又看到了少典之子是黄帝、黄帝之子是昌意和玄嚣，玄嚣又生峤极，孙为帝喾高辛，曾孙为帝尧放勋一脉。 昌意传子高阳颛顼、孙穷蝉以至于八世孙重华虞舜。这恰好于司马迁的《五帝本纪》的世系相同，与《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姓》也完全一致，这说明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源于《孔子家语》中的《五帝德》和《帝系姓》的。要知道在《五帝德》之前所有的战国秦汉的文献典籍中都没有如此细腻周密的家族谱系的。

那么《帝系姓》中的记录又如何呢？有人说“《帝系》一篇，与《纪年》、《世本》、《山海经》等书的有关叙述大体符合，对古史研究有很高价值。”我们先请看《帝系姓》原文的开头黄帝家族谱系：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 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把这一段谱系和五帝德的谱系一比较就发现它们是如此的同一，只是有一处即帝系说“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在《五帝德》中没有，在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也没有。如果把这个黄帝家族的支系排到《五帝德》的谱系中就又有好戏看了。后来治水的大禹的父亲是鲧，而鲧是颛顼的儿子，前边我们知道穷蝉也是颛顼的儿子，敬康是颛顼的孙子。这样尧和敬康和禹都是黄帝的四世孙，是同一个家族的堂兄弟了。而且禹比禅让帝位给他的舜还大了四辈。也就是禹后来继承的是他的堂重孙的帝位。当黄帝家族的家谱排到这里的时候，连笔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可是司马迁却振振有辞的说“不离古文者近是”，“其所表见皆不虚”，最后自己才“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的。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司马迁的采访调查的民间传说未必“近是”，所引用的《五帝德》和《帝系姓》也未必“不虚”，选择编次的谱系未必“尤雅”。

其实远古的历史越是简单我们越是相信，相反远古神话越是具体准确、越是形象生动就越发的令人生疑。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在编撰五帝故事时，查阅大量文献典籍，可谓用心良苦。当然到西汉时期浩如烟海的典籍既让司马迁高兴也让他为难，资料的丰富貌似好事，可是众口不一、各执一词、互相矛盾的观点让司马迁真有些不知所从了。辛苦的太史公斟酌再三、再三斟酌，反复权衡对比择取，还得去亲自到民间采风调查，最后对丰满的传说和残缺的历史真相只能是缝缝补补、修饰润色，终于编成了错讹连连、破绽百出的《五帝本纪》，也难怪后人总是说《五帝本纪》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典籍了。也难怪顾颉刚会说：“说起真事来，民众的和儒家的都不真。”

至此，对于《五帝本纪》的质疑可以概括如下：

古书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它肯定曾被歪曲和篡改过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少典可能是古代一个国或者一个氏族的称号，也有可能是部族的称号，反正在《史记》中是横空出世的，来源不明，地域不定，西晋皇甫谧认为在今河南的新郑地区，是不足为凭的；

公孙是周代才有的姓氏，而上古时期的男子是说氏不说姓的；

封禅是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帝王所为，三代时期都没有封禅的，何况上古？ 黄帝的业绩比天都高，简直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地步，显然是后人的有意夸大；

黄帝迁徙往来征战四方，地域之广几乎囊括了后世的中华大一统时期的版图，这在石器时代是绝然做不到的，目前的考古学结果无法支持这一传说；

帝尧“百姓昭明”之后“合和万国”把话说的太大了，今人所谓的帝尧之都陶寺遗址的文化征候是没有任何扩张迹象的，那么“和合万国”又从何而来？

因为少典来历不确定，所以黄帝及其后裔的传承世袭是不可靠的杜撰；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五帝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 尧和舜并不是古代的圣帝贤王，至多是一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 三代时期称王、称天子，并没有帝，也没有皇，恭恭敬敬的称五帝绝对是战

国秦汉人的附会；

尧舜时代绝对不是国家形成的时代，也没有国家的概念；

炎帝和黄帝的阪泉之战、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说明上古时期也是暴力和血腥交加的，部落和族团的战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讲禅让，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儒家的古史是以德化为中心的。儒家对于宇宙的来源问题从来是不谈不论的。因为他只关心现实的社会，现在流传的古籍大多的战国以后到秦汉间的人作的。

肯定历史上是有尧舜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尧舜禹的真实我们不得而知，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的伪托和编造。什么巍巍功高万世宗之、什么孝德崇伟千古无有、什么温良恭俭让民无能名，我们一认真，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所以的敬仰和向往在瞬间都化为了乌有。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让自己骄傲自豪的祖先，都希望自己的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都希望五帝的传说是真实可信、古史体系所叙述的华夏文明是真实不虚的。可是《五帝本纪》按司马迁所说是依了战国秦汉间儒家的古史体系编写的，其中有如此之多的难解之处，确实很是困扰人。其实五帝说最早形成于战国末年，《孙子兵法 行军篇》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之语。《鬻子》：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也。若以昼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为万世之始，后之不能加也。”

虽然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的历史典籍，但是学界对于《鬻子》一书的成书年代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包括鬻子的历史都是传说，如说“鬻子姓鬻名熊，是玄帝姬颛顼的后裔，楚国的先祖，楚国开国君主熊丽之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1世纪。是陆终第六子季连的嫡系子孙，楚人以他为始祖”等等都是后人杜撰，《鬻子》一书当是秦汉间人假托鬻子之名而著的。战国时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荀子 非相》中也提到了“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外无传政”，“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但是荀子并没有说清五帝的具体名号。太史公的“予观国语春秋，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

清楚表明自己的五帝世系是完全采用的《国语》和《春秋》的。然而顾颉刚却说“《国语》所说的史事的信实的程度，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事件是真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描写很多是假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五帝本纪切莫当做真实的历史来读，只可以当做传说故事来看，这样我们方才可以不再对《五帝本纪》进行各种的质疑和非难，也就没有了各种各样无聊的商榷和探讨，也就不再会依据《五帝本纪》的记载而对我们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进行各种各样的无谓考证和印证了。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原始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持续的中原逐鹿和各部落之间的融合交流使得社会快速的向着国家的方向发展，历史传说得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庞杂的人群中传播，从而被记录下来。在记录传说的过程中，由于地域、族群和传说者的立场观点的不同，历史传说便根据传说者各自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而臧否。于是便出现了光辉灿烂的辉煌创业英雄，迷人离奇的传说故事和荒诞不经的神话。笔者想我们民族的早期历史也许就是这样被我们的祖先一步一步的逐渐人为复原和放大的。传说的地域之广、历史之久和人口之多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洋洋洒洒、自炫于人的，也足以让我们的早期历史扑朔迷离、南穷真相的。

本文开头说了张平义先生是把山西襄汾的古城镇作为舜避让丹朱的地方的，我们姑且称之为襄汾说。此外还有安徽说：

孟祥才等在《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9 ，155页）中认为孟子万章上所谓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的南河应为《商诰》四瀆“南为淮”的淮河流域，亦即《尚书 禹贡》的“逾于洛，至于南河”。由此证之，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许曈镇毕集村尉迟寺类型的典型遗址蒙城尉迟寺、固镇垓下遗址可能就是舜避尧子的避居之所。该地段处于淮河中游腹地，其北面的濉sui河、沱河、浍河均为淮河的重要支流，将其视为南河之南也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个是山东说：

《史记集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云：“故尧城在濮州鄄juan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纪年》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纪年》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地在今天山东省菏泽市北部。今（今山东鄄城县西北一带）

最后一个是河南说：

陕西潼关以东的黄河段史称南河。历史上称晋西南为河东，豫北为河内，豫西为河南，冀南为河北，则南河之南即指晋陕豫交界处黄河段以南的豫西地区。

当我们把《五帝本纪》的史料梳理清楚以后，便不会为这么多的舜避让丹朱的南河之南而纠缠了。因为是传说，所以说不准，因为太遥远，所以说不清，也因为说的人太多，所以我们后人包括两千年前的太史公也无所适从而不知所措。还是那句话，传说中是有史实包含在其中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传说有着神秘离奇和诱人的美丽，就对传说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传说的历史真实性，过度的沉浸在对古史传说的阐释、解析之中，或者过度的把传说和考古牵强附会进而走上一条新的释古道路，来完善上古史的真实不虚，也是一种偏执。

战国秦汉人竭力要复原上古史，结果百花齐放，百家各执一词，到司马迁要把一切归于大一统的华夏帝王世系，最后还是错讹百出、前后抵牾，难以服人。晋唐时期对史记不但不质疑，而且深信不疑的集解、索隐和正义。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辨伪疑古是由来久之的，宋代欧阳修是第一个公开质询史记的荒谬的。北宋的王应麟《困学纪闻》有：“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古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集宋学大成的朱熹，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直接考察古书，自行裁断而不迷信古人。清代阎若璩qu指责古文《尚书》，胡渭批评“河图洛书”，刘逢禄做《左氏春秋疏证》，到龚自珍、梁启超、魏源、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的今文经学）都竭力主张辨伪。1920年代由顾颉刚先生掀起的蔚为大观的疑古思潮是中国古史研究的一次开天辟地的历史革命。这一次的史学革命是一次向传统的“信古”学派的挑战，并由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信古与疑古的大战。参加的历史学家之多，持续时间之久，著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绝后的。时值当今，还有很多的释古学派专家在结合考古印证古史传说时还不是的对于疑古派的观点予以引用，虽然对于

疑古派的有些过激观点不予赞同，但是对于疑古学派的贡献还是予以充分肯定的。李学勤先生说过：“无论从政治史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古史辩思潮都是进步的。他是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冲决网罗、推翻偶像的强大作用。”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提到了“中国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现在李学勤先生又呼吁“走出疑古时代，”进而“对古书进行第二次的大反思。”即把主张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笔者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对《史记 五帝本纪》提出自己的质疑，实是不愿意看到后人对于历史的无限想象和乡土情结引发的无由指认。这种质疑并无损于《史记》这本煌煌史学巨著的伟大光芒，也不会对司马迁的历史地位产生任何的撼动，更不会因此而削弱自己对于司马迁人格的无限敬仰和追羡。只是把自己读书时的感受和思考进行了一番梳理，以期引起人民对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慎重和严谨。相信现代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果会慢慢印证传说中的可信历史并完成古史重建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的。

2015.6.29一稿

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沈长云 张渭莲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论语注释》孙钦善译注 巴蜀书社 1991年 《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大舜文化与夏商西周历史》孟祥才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 《史记 五帝本纪讲稿》李学勤著 三联书店 2012年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顾颉刚著 中华书局 2009年 《古史辩自序》顾颉刚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中国上古史纲》王玉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韩非子》 马玉婷译注 广州出版社 2001年 《墨子》 施明译注 广州出版社 2001年 《荀子》 潘嘉卓译注 广州出版社 2001年

《中国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 张培忠 严文明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世袭与禅让》美 艾兰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中国早期文明》李济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祖先》 易中天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 《帝王世纪 世本》齐鲁书社 2010年

《帝王新研》郭永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帝尧传说与地域文化》张晨霞著 学苑出版社 2013年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年

《山海经》郭璞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竹书纪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2009年 邮箱：zhxf30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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