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第九讲 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展。

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贸、战争为中介，中华各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国文化因此易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化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随着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分布中国内地各个地区的先民，也由为数众多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秦汉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类型，这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上述三个文化类型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多方面交汇融合，而气象恢宏的中国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

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边际线。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发展。这一地区的广大区间，先后辟为农业经济区，进而成为声名文物昌盛发达的地域。 400毫米等降水线西北部，虽然有少量由内陆河与地下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但这里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游牧人在这片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以放牧为生。

清代王夫之曾经概括“中国”与“夷狄”，亦即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

族的文化特征说：“中国”是有城廓可守，墟市可利，田土可耕，赋税可纳，婚姻仕进可荣的地区；“夷狄”则无城廓、耕地，不知礼仪，迁徙无定，以游牧为主，全民善骑战，极其勇猛剽悍。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宋时的契丹、女真、党项，以及后起的蒙古，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东北的夫余、靺鞫、女真，以及由女真演化而成的满族，则是半农半猎的骑马民族。欧阳修的《明妃曲》日：“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此话正可用以概括游牧人、半游牧人的生活方式。

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人是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当然，农耕区的富庶对他们也不无吸引力，他们以畜产品同农耕人交换粮食、茶叶和布帛、铁器，这种被称为“茶马互市”的物质交换活动自古在游牧-农耕界线的长城各关口进行。然而，在草枯水乏之际，饥饿使游牧人躁动起来，他们竞相南下劫掠，来如飚风，去若闪电。如果游牧人建立起比较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产生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便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甚至“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耕区和农耕区的王朝。公元5世纪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即为一例；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更是游牧人入主中原的大文章。

在枪炮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前的冷兵器时代，由硬弓长矛装备起来的骁勇骑兵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而酷烈的气候，流动畜牧、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使“骑马民族”自幼养育为善战的骑士，他们只须掌握铁兵器的制作，便立即可以变成令农耕人战栗的武装力量。

为了抵御游牧人的来袭，华夏-汉人作过各种努力。当他们相对衰弱时，便退守农耕区边界线；相对强大时，则西出邀击，或远征漠北。汉武帝“发十万骑”

远征匈奴，明成祖“五征漠北”，便是农耕民族向游牧人主动出击的实例。然而，游牧人朝发夕至，来去无定，农耕区却固定难移，为着确立一种退可守、进可攻的态势，中原农耕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修筑起万里长城，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明长城的线路走向，几乎与前述400毫米等降水线相重合，这恰恰说明，长城是中华文化圈内农耕与游牧这两大部类文明形态的分界线，是农耕人护卫先进农耕文明，使其不致在游牧人元止境的袭击中归于毁灭的防线。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

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城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延伸。一方面，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在较低层次，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因生活的流动性而富于变化，勇于创新，善于传播。在整个古代，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取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而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的飞跃。

在长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诸多北方民族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唐以后，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元代以后，契丹、党项这些民族也不再见于史籍。而因被掳掠或流亡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亦发生“胡化”。他们“用胡书”、“为胡语”，最终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 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交融

分布于南中国热带、亚热带地域的游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一样，形成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有的学者将此种经济形态称为“游种”①。

人类学词典上则称为“Shifting Cultivation”，亦即“游移耕作”。游耕的核心要素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和“不定居的生活”：编纂于民国年间的《桂平县志》曾概括南方山地游耕民族的基本特点说：“其人以耕山为业，迁徙縻恒，略如北方之游牧。”所言即是。

然而，“游耕不只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徙的不定居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综合性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定善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

第一，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所谓“刀耕火种”，即“耕无犁锄，壅以刀治土，种五谷”，“燔林木使灰人士，土暖而虫蛇死，以为肥”（李调元《南越笔记》卷7）。

第二，与汉族“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不同，游耕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如海南黎族“迁徙无常，村落聚散无定”。湖南过山瑶“岁时迁徙无定处”（民国《蓝山县图志·礼俗》）。广西瑶人“地力渐薄，辄他徙”(《皇清职贡图》卷4)。广东等地畲族“其俗易迁徙”（吴震方《岭志杂记》）

第三，由游耕经济模式所决定，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水平。这种不成熟性包括商品交换与手工业生产不发达；种植作物单一；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住宅简陋；保留原始婚俗风习等等。

南方游耕民族在流徙不定的山地游种生活中多呈散在状态，和汉族不存在争

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双方关系不像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那样长期剑拔弩张地对立，争端不息。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往往是一方面设官治理，柔远政策与强硬镇压并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教化。中央政权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一管辖，地方官吏推行的教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在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中广泛传播，对于这些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移民在促进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秦开五岭后，大批移民随之拥入。南北朝时统治者在对蛮人进行征伐后，采取移居政策，将蛮人或移入京师，或徙以实边。移民一方面使汉族先进生产方式乃至生活习俗，随移民传播于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使内迁的南方少数民族置身于强大的汉文化氛围中，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长足进步。诚然，历代王朝移民的根本目的是消弭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反抗，但其直接结果是加速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文明形态的转化。

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同样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游耕民族“汉化”程度日益加深，以至某些支系消泯于汉族之中。如居住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山越族，南北朝时，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从此不再见于记载。另一方面，与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汉人，亦出现“夷化”现象。如南中大姓爨(cuan窜)氏，在南朝时已发展融合为“爨蛮”；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则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

农耕、游耕与游牧是中国大地上的基本经济类型，是中国文化大系统中不断相互交流的源泉，在中国文化的灿烂与伟大中，包含着各少数民族的杰出贡献。

经济生活。中国上古的主要粮食作物为五谷（黍、稷、菽、麦、稻），然而，用麦磨面的粮食加工方法却是秦汉以后由西域少数民族传人内地的。以面烤制饼的方法也来自胡人，东汉时人称烤饼为胡饼。多种瓜果蔬菜与粮食作物均经由少数民族地区传人内地，如黄瓜（胡瓜）、香菜（胡荽）、洋葱（胡蒜）、胡萝卜、菠菜（波斯菜）、石榴（安石榴）、核桃（胡桃）、葡萄、蚕豆（胡豆）、芝麻等。葡萄酒、烈性酒（烧酒）的酿制技术也来自西域。人们盛夏消暑的最佳食品西瓜，则以契丹为中介，来自居住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回纥。

衣着服饰。汉族的衣着最初以丝、麻和毛为原料，织成各种丝织品、麻布毛褐。汉魏之际，西北新疆的高昌人地区以及云南哀牢山一带开始种植棉花，生产棉布。其后，棉花由少数民族地区沿南北两道传人内地。元朝以后，棉花已在内地广泛种植。在纺织技术上，黎族的纺织术远较内地先进。早在宋代，黎族的黎幕、黎单、鞍褡等织品已行销内地。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在崖州生活四十年的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县乌泾镇）人黄道婆返回故乡，推广黎族纺织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纺织技术。

古代汉族的服饰，上衣下裳，长领宽袖，行动颇不方便。春秋时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博衣大带”的华夏服式为上衣下袴的“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人们改造传统服装样式，吸收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最后形成了唐代的“缺鍨袍”、“四骻衫”等袍服。近代流行的旗袍、马褂则是从满族人那儿 学来的服装样式。

日常起居。汉以前的中原居民，虽然已有匡床（即筐床），但是还没有桌椅

常常“席地而坐”。汉以后，西域坐具传人内地。当时出现一种新坐具——“马札子”，即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坐在马札子上面，两腿下垂，汉族人把这种坐法称为“胡坐”。从少数民族地区还传来一种类似后来“交椅”的坐具，时人称为“胡床”。在西域坐具的启示下，中原居民不断创新，桌椅板凳相继出现，凭桌坐椅自此替代“席地而坐”的起居旧俗。

音乐舞蹈。和注重温柔敦厚品性的汉民族比较起来，少数民族要热情奔放得多，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因而十分出色。唐时，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洛阳家家学胡乐”。不少少数民族乐器也传人内地，沿用至今。如笛是古代羌族人首先发明，管子（筚篥）是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人首先发明，手鼓是维吾尔族的乐器，笙最早是壮、苗等族的乐器，另外箜葔、琵琶、铜钹、唢呐、胡琴等，都是通过古代新疆各民族传人中原地区的。

文学。在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在文学领域中产生了众多杰出作品。藏族的《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英雄史诗之冠。蒙古族的长篇史诗《江格尔》也甚为精彩，它们的产生，填补了汉族缺少英雄史诗的三白。位于葱岭西的维吾尔族亦于15世纪产生长篇韵文巨著《福乐智慧》。该书85章，13900行。它那优美的诗句，严格的韵律，娴熟的艺术手法，成为中亚以及伊朗高原大多数卓有成效的诗人们的楷模。著名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则魅力无穷，永无结尾，其生命力至今不衰。

史学。用蒙文创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并称为蒙古三大历史名著。西藏史学家宣奴贝所著《青史》，以编年史体例记录吐蕃王室传承的历史以及喇嘛教派的创建、发展史，此书向被推崇为研究藏史的信史。新疆喀什噶尔人穆罕默德·海答儿以波斯文著《拉什德史》，为至今保存下来的关于

察合台蒙古仅有的一部历史著作。清代满族人图里琛出使俄国，归来后撰成《异域录》，对沙皇俄国的历史、内政、外交、民族、宗教、疆域、四邻等多方面情况都有记载。此书一出，名扬国外，先后译成法、德、俄、英四国文字。 此外，如藏族的医学及其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式宫殿建筑与寺庙建筑，藏传佛教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藏文大藏经》；壮族的壮锦、铜鼓、刘三姐的山歌；维吾尔族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编纂的《突厥语大辞典》，鲁明善撰著的《农桑衣食撮要》以及大型乐章《十二木卡姆》；回族的回回历法以及回族人李贽、萨都刺、郑和在哲学、文学以及航海业中的建树，都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正是由于有了农耕人、游牧人和游耕人历数千年的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互摄互补，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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