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2009年第11期
更新时间:2023-10-25 07:50:01 阅读量: 综合文库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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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2009年第11期
警惕投资后遗症
内需催生订单中国东部沿海有望率先经济复苏
自去年底以来,中央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果断出台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目前这些措施已初显成效,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1%,农村消费增速首次超过城市,经济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当前的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刻,让投资发挥对增长的有力拉动无可厚非,但针对目前各地涌现的空前投资热情,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前些年不少地方抛出各种优惠政策,大量圈地、招商引资、上项目,低水平重复投资结果变为闲置的土石方、混凝土或生锈的设备,土地被荒废,环境遭污染,一时的GDP换来长久的包袱,类似的教训已多次上演!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中,千万不能头脑发热,陷入\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更大问题\的误区。
对此保持警惕,有助于我们在保增长的同时防止因盲目投资而引发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投资后遗症。
对本轮地方投资热潮,首先要警惕的是区域性失衡加剧,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各省(区、市)相继公布了自己的5年投资计划,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大抵在1万亿元上下,个别省份超过了2万亿元,中西部大抵在5000亿元上下,如果这些投资落实到位,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和失衡状态不仅难以缩小,反而会随着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拉大。因此,地方投资也应树立全局观念,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定位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推进东部产业和资金向中西部转移、流动。
其次要警惕的是结构性失衡加剧,生产与消费断裂,供给与需求脱节。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区GDP等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感受很不合拍,表现在投资与就业增长不协调,与居民收入增长不协调,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不协调。这些已成为保增长、扩内需的主要制约,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果消费长期乏力,就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把投资的目标瞄准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上,而非异化为凸显政绩的几个数据上。 还要警惕各种可能影响金融运行安全和地区和谐稳定的\竭泽而投\。目前各地的投资计划都比较庞大,这些资金究竟从哪里来?在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地方,最多的来源恐怕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收益,而如果地方政府及企业争相攀比,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引发银行坏账的风险就会加大;如果超越土地补偿能力和失地农民安置能力强行征地、拆迁,则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的花草楼宇,成为地区稳定的隐患。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按规律办事,同时严把项目的准入门槛和节能标准,防止国家投资再度走上低水平扩张的老路。
警惕投资后遗症并非要因噎废食,而是要在投资的同时,努力用好投资,把握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以投资带动消费,把宝贵的投资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避免大规模的投资给未来的发展带来风险隐患。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低迷周期,国内经济增速回落。但\危\中有\机\,如:危机时期市场约束加剧形成的倒逼机制,有利于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业的新一轮全球性转移;还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这些都为调整经济结构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有利于各地把握科学的投资方向,构筑多元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保证科学投资,各地区必须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追求长期目标与解决眼前困难相结合,把扩大内需与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把投资的重点切实放在民生工程、节能环保和技术进步产业、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事业和流通服务业等方面。
保证科学投资,最根本的还是要深入改革那些不适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形成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改变\屁股指挥脑袋\的本位主义官场潜规则。(惠小勇) 《半月谈》专题报道:聚焦农房改造跑偏怪象 编者按:
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集中居住、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近几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惠农利民的好举措接连出台,许多农民因此得到实惠,住进了新房,改善了居住环境。然而从半月谈编辑部接到的来信、来电,以及半月谈记者的调查采访情况来看,这些惠农政策跑偏走样的也绝非个别,其主要症结在于,一些地方上马的工程、项目,
偏离了中央政策惠农利民的初衷,违背了农民自愿自主的原则,变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捞钱工程,最终的结果,非但未能惠农,反而坑农不浅。为此,本刊特推出专题报道,揭示农房拆迁改造中暴露的问题,以期引起各界关注,把中央的惠农好政策落实好。
惠农区里的拆房乱象
本刊记者王永前
强拆,把村民推向绝路
铲车轰鸣、墙倒屋塌、尘土四扬??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邻居家住房被乡村干部强行拆除的嘈杂场景撞击着王玉莲本已脆弱的神经。眼看自己家的土坯房难逃厄运,恐惧、愤懑、无奈之下,王玉莲喝了农药,以死抗争。多亏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拆房给她精神造成的沉重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王玉莲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上宝闸村村民,她的遭遇是惠农区近万名农民的一个缩影。5月14日深夜,半月谈记者经多方打听,终于叩开了惠农区尾闸镇团结村村民雷惠珍的家门。听清记者来意后,老人放声痛哭。去年4月,冯正忠、雷惠珍夫妇住了20多年的土坯房遭到强拆。镇里原答应给予安置,可一直拖到去年6月麦收时迟迟没有下落。一家人无处安身,只好在残垣断壁上搭建房顶,临时居住。时逢暴雨,屋漏甚烈,冯正忠老汉不得已爬上房顶修葺,不幸失足摔落,造成颈椎折断,送往医院,25天后去世。家中的“顶梁柱”倒了,老伴雷惠珍深受刺激,精神恍惚。如今,她带着5岁的小孙儿依然住在岌岌可危的土坯房里艰难度日。
今年5月13日是吴金兰老人去世一周年祭日。去年4月,家住庙台乡省悟村的她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乡里、村里隔三差五来人催逼其搬出土坯房,实在经不起多番折腾,老人被迫搬到乡政府指定的房子里居住。离群索居、无人照顾,老人悲愤交加,含恨而亡。据村民们反映,同村77岁的任金花原本十分健旺,也因被强迫搬离老宅子于去年5月抑郁辞世。
5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靠近110国道的燕子墩乡汪家庄村采访。一片片倒塌的废墟上,破碎的土墙,横七竖八的房梁,之间不时露出桌椅凳腿等家具。眼前的景象让记者一时有些错觉,好像刚刚发生了地震。
这里没有发生地震,但对村民们来说,却比地震更可怕。村民曹美英向记者哭诉:5月13日、14日两天,乡里、村里来了十几个人,还开着铲车,将她家的正屋、伙房、粮房大小12间全部推倒,连羊圈、猪圈也不放过。如今无家可归的她,只好花钱租别人的房子住。
老百姓连自己家的房子都保不住,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惠农”还是“瞎折腾”
记者采访了解到,自去年初以来,惠农区层层下指标、定任务,强力推行农村土坯房改造。
记者手中的一份惠农区“塞上农民新居”建设进度表显示:截至2008年7月10日,红果子镇共拆土房474户2435间,尾闸镇共拆土房369户2151间,庙台乡共拆土房542户2595间,燕子墩乡共拆土房308户930间,礼和乡共拆土房646户1974间??
今年2月,惠农区又推出了《农民住房改造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将辖区内2601户农村土坯危房全部拆除,其中:尾闸镇497户,庙台乡502户,礼和乡453户,燕子墩乡757户,红果子镇392户。 如此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当地官员和老百姓是如何评价的呢?惠农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贾赞信说,此举是为了彻底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整体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村民们却反映,“这是瞎折腾”。 一间间土坯房被拆,或许被一些干部当作“政绩”,但对于当地许多老百姓来说,却是居无定所甚至流离失所,并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去年5月,在外打工的尾闸镇村民赵伟(化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4间土坯房被强行拆除,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使他返乡,无家可归,只好在外租房。庙台乡省悟村村民梅全孝家的6间土坯房被拆后,无处栖身,乡里把他老两口安置在乡敬老院废弃的旧房中。老人腿有残疾,行走不便,里外的活全靠老伴一人,去趟地里要跑6里远。汪家庄村是当地的枸杞种植基地,再过10多天,就到了采摘季节。让村民们忧虑的是,房子拆了,枸杞晾晒、储存怎么办?接下来的麦收,又该如何开展?
虽然实施方案确定的住房改造对象是危房户,但许多被拆户认为土坯房并不等于危房。省悟村老党员谢庭勇今年被拆了7间房,还剩下三间房待拆。记者走进他家,丝毫感觉不到“危”在哪儿。而汪家庄村村民杨廷华家的房子前几年刚刚装修、加固过,花了5000多元,却被拆得一间不剩。村民们反映,乡村干部三番五次催促拆房,纯粹是“忽悠人”:去年拆房的理由是,奥运会快开了,土坯房影响奥运会形象;今年又变了,说要来地震,土坯房不结实。村民们不解:真来了大地震,砖瓦房就能抗住吗?省悟村村民李克明说,我先后当了10多年的村小组长,还从来没听说本村的土坯房因为下雨、刮风倒塌过。
拆房得补偿,理所应当。但在惠农区,记者却听到一名乡干部这么说,城里拆迁是“红拆”,给补偿;咱这儿不给钱,是“白拆”。虽然被拆房的农户也听说每户有5000元~1.3万元不等的补助,但至今连钱的影子也没见着,不仅今年刚被拆的没有,去年4月被拆的也分文未得。记者在庙台乡省悟村随机采访了6户农民: 李秀成:去年4月拆了7间,一分钱未补;
李口子:去年拆了5间,今年拆了7间,一分钱未补; 谢庭收:去年拆了3间,今年拆了3间,一分钱未补; 谢庭勇:今年拆了7间,一分钱未补; 李永春:去年拆了6间,一分钱未补; 李克明:今年拆了8间,一分钱未补。 即使补钱,也设定了重重“门槛”,即必须到指定的楼盘买房或到集体点建房。记者看到尾闸镇尾闸村村委会今年4月发布的《拆迁通知》这样写道:凡申请在集体点建房,现在居住的土坯房,在4月30日前拆迁完毕的,每户补助1.3万元;5月31日拆迁完毕的,每户补助0.8万元;6月1日以后拆迁完毕的,每户补助0.5万元。该通知的潜台词是,谁配合得好,补助越多;谁“对抗”政府,补助越少。而补助的钱对于绝大多数想盖房或买房的被拆房户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记者调查得知,在惠农区农村居住土坯房的,大多是老、弱、病、残者,经济承受能力普遍较弱。村民李克明说:“砖房、楼房谁不想住?可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村民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购买红果子镇集中居住点的楼房为例,即使买一套最小70平方米的房子,按每平方米950元算,也要66500元,扣去补助,一家至少要掏5万元。这对每年仅有四五千元收入的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沉重包袱。而集中居住点离庙台乡、尾闸镇、燕子墩乡至少有10多里,远的有40多里,以后种地怎么办?
更荒唐的是,所谓的红果子镇集中居住点才刚刚破土动工,好似“水中月、镜中花”。许多被拆房户无家可归,只好投亲靠友或被迫在外租房。 防“天灾”,更怕“人祸”
虽然惠农区参加农房改造工作的干部强调,他们为说服、安置被拆迁户,做了大量工作,但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被拆迁户都表示,他们是被强迫的。村民们反映,那些天,乡里、村里轮番派人做工作,有的干部嘴里骂骂咧咧,把人都快逼疯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拆房没有任何协议,老百姓不知道政府的依据是什么。庙台乡去年印发的《拆除通知》明令:“通知你户于2008年4月29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者,乡人民政府将进行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你户承担。”
5月16日上午,记者二访汪家庄村,正好看到一座土坯房面临被拆。大铲车就停在房前,10多个区、乡、村干部围着房子跃跃欲试,而房主的女儿正堵在房门口阻止强拆。为避免一场冲突的发生,记者亮明身份,与在场的燕子墩乡党委书记赵建国进行了交谈。 记者问:群众对拆房满意吗?
答:我问他们,他们会说满意,你问他们,可能就会说不满意。 记者问:为何? 无语。 记者说:“那我们一起问吧。”
在场的10多名村民几乎异口同声:“不满意!”
一名村民告诉记者,我们这里墙倒屋塌,不是天灾,是人祸啊。 显然,惠农区农民住房改造工程并不“惠农”,而是“害农”。
5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指出,除非原址经技术鉴定有重大地质安全隐患的,农村危房改造方式应以加固修缮和原地重建为主,一般不异址重建,更不能不顾农民意愿进行集中重建。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宁夏塞上农民新居五年建设计划》也明确要求:“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做到量力而行,依民愿行事,不搞强迫命令”。记者调查发现,惠农区的做法明显违背了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要求。 截至发稿时,记者再次核实了惠农区农房改造的最新情况:一辆辆铲车依然在轰鸣声中推向一座座农房,大拆强拆之举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地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呐喊声依然得不到有效伸张??
农房拆迁改造八大怪状
本刊记者高远至王圣志李钧德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加速开展,越来越多的村庄面临整
治、开发,农房得到改造或遭遇拆迁。这一过程,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必然,也使许多村庄旧貌换新颜,农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房拆迁改造中存在着种种跑偏现象。半月谈记者根据调查采访,将这些跑偏怪状归纳如下:
怪状一:圈地卖钱,中饱私囊
去年,半月谈记者在安徽省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采访时看到,这里道路两旁成片的良田上,一幢幢上下两层的房屋拔地而起,工地上机器轰鸣,一片繁忙的建设景象。路边的公示牌上介绍,这是凤台县批准的一个新农村建设试点项目,总占地面积300多亩。
然而建设新农村不过是个幌子。钱庙村村民告诉记者,2006年以来,村党支部书记刘利等人从群众手中按照每亩19800元强行征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谁不卖地就要挨打,而建成的房屋按每平方米1100元销售。
在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记者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这个村占用良地300多亩,开发建设了大批商品房,并以每间房6万元的价格卖给农民。
新农村建设是面大旗,发展经济、改善交通也是一面大旗,在此之下,有的地方行的却是圈地卖钱、中饱私囊之实。 河南省商丘市平台镇平台村村民反映,从2007年5月开始,平台镇政府借建设“商虞快速通道”之名,欺上瞒下,非法违规强占村民承包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利,并在没有同村民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补偿款没到位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扒毁农民居住房屋,不仅给村民家庭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怪状二:形象工程,劳民伤财
有为了钱的,也有为了名的,于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粉墨登场了。
今年初,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大足县宝(顶)邮(亭)路沿线两侧,粉刷才一年时间的农房墙面就开始起包脱落,变成了一张张“大花脸”。原来,宝邮路是从成渝高速去往大足石刻的必经之路,为了给途经大足的旅客留下良好印象,2007年9月,大足县决定对沿线农房实施风貌改造,由村民每户集资2000元,再加上政府补贴,把原来颜色各异的房屋外墙,统一漆成白色,然后勾上红边。工程于2008年春节前全部完成。 “刚粉刷后看上去还不错,我这盖了10多年的楼房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当地一名村民说,可住“新房”的感觉只持续半年多,他就发现墙体开始起包,经雨水一淋,一些地方开始脱落,附近几个村民家的墙体同样如此。“当时施工单位说要管5年,但要求在春节前完成,当时气温较低,加上赶工,一些墙体没有黏合好,一到热天就脱落了”。 类似的“脸面”工程不在少数,有的地方为了改善村庄环境,花钱买来大量景观树栽种,看上去很美,可老百姓不认可:如果让我们做主搞绿化,才不要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景观树,我们会栽苹果树、核桃树、柿子树,不仅美观,又能发展庭院经济,还可以纳凉。
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可一些地方却乐此不疲。记者最近在河南省新乡市采访,发现有村庄正在建设中心社区,而农民们对此多有不满。“近几年村里不少人已经新建了房屋,现在又让建多层住宅楼,搞中心社区,农民的农具放哪?老人上下楼怎么办?”
怪状三:高价建房,加重负担 在陕西咸阳市的一些新农村“示范村”,农民们普遍为建造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而背上了债务。泾阳县兴隆镇兴隆“新村”的村民反映,他们每户建房花费5万~7万元,虽然政府采取“5+1”方式进行了补助,即每户补助5000元,每人补助1000元,但大部分农户还要靠借贷盖房。
该市彬县情况类似。新民镇东坡村农民魏玉梅说,自己家进“新村”盖房共花5万多元,除积蓄外向亲戚朋友借了1万多元,向信用社贷款1万元,利息八厘四,每年利息要还1000元。小章镇小章村一组进“新村”盖房的农民有22户,没有借钱贷款的只有五六家。该镇一位农民说,自己进“新村”盖房花费8万多元,贷款1万多元,全家人以后都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虽然住上了新房,但家底空了,今后恐怕要“吃糠咽菜”。 咸阳的农民已经吃不消,然而还不算最糟。《人民日报》曾报道,山东省某镇政府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决定在中心村规划兴建东西宽64米、南北长1150米的“商业一条街”,强行对中心村南北大街东西两侧的140余户民房大拆大建。该镇政府不但没有对拆迁户进行妥善安置,还要将拆迁腾出的宅基地收回,再以每户2.6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并要求购买宅基地的住户按照镇政府统一的标准,自己出资建造不低于两层的沿街楼房。这样一来,许多拆迁户只能靠借款、贷款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老百姓不堪重负。
凡此种种,多是当地官员一味求政绩、树形象,不听民声,不顾百姓死活所致,把许多惠民的好政策变成了负担,压在农民本已沉重的肩上。于是不少人感叹:“新房亮堂堂、里面空荡荡、债务压脊梁”。 怪状四:暴力开道,强制拆迁
去年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碱滩村农房一直面临强拆。该村2006年被纳入拆迁改造范围,由于开发商沿用2001年和2002年的补偿办法,部分村民要求按照一比一原则进行回迁安置,双方始终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到2008年,开发商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始实施逼迁、强拆。
当地一名村民反映,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往他家里扔石块,逼迫拆迁。去年10月至今,门窗玻璃被砸了5次,住在外屋因怕被砸,家人只好挪到黑黢黢的储藏室里住。同村的几户农房已于4月13日凌晨被强行拆除,屋内不少物品被压毁。
由于对拆迁补偿难以达成一致,类似的暴力强拆还在不断上演,而且政府和开发商往往理由充分。曾有负责拆迁的官员向记者解释:第一,强拆都是经过法院、城建、公安等部门认可的,并不是想拆就拆;第二,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影响施工进度,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暴力拆迁既合法理,又合情理。然而,拆迁户显然有不同的声音,只可惜这声音往往被压在推土机下无法听到。 强拆也要有堂皇的“说法”,最常用的就是“违章建筑”之类。去年2月,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镇红星村几乎每户都收到《违法建设责令拆除告知书》,政府要求村民5天内自行拆除民房,逾期则强制拆除。拆迁行动被村民称为“砍头”行动,所有3层楼以上的房屋都属“违法建筑”,因此有近半村民的房屋拿不到任何赔偿。本来农村房屋产权关系复杂,证照多有不全,如果拆迁不考虑这个实际,恐怕“违章建筑”还有许多。 怪状五:自愿不自愿,农民说了不算
“你说我到底签还是不签?”记者在某地采访农房拆迁时,当地一位村民反复地问这个问题。他面临两难:要是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就表示自愿,到哪儿去都有白纸黑字为证;如果不签,政府将要强拆,到时可能一点拆迁补偿都拿不到。
在此之前,多数村民已经签了协议。“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搬走,可是没有办法。”当地一名村民说,政府有的是办法让你签字。如果有亲属或家人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在医院、学校上班的,甚至在国企、私企上班的,都要回家动员拆迁,否则饭碗就端不稳。有经商做买卖的,要去工商部门验照;有看病吃药的,要去医院报销医药费;或者有别的什么事,要找政府办的,对不起,都得先签字,再办理。
这些办法,绝不限于一时一地。媒体报道,山东某县一名71岁的村支书,因为完不成拆迁摊派任务,压力过大而上吊自杀。当然,这属于极端情况,一般来讲,有争吵但不会死人,有埋怨但仍会签字。所以最后负责拆迁的官员总能自信地说:你看,绝大多数人都是自愿拆迁,说明大家对拆迁工作还是很认可嘛。
上述的办法可谓常规措施,各地还有“因地制宜、发展创新”的新招。前不久,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政府为完成青阳屯村拆迁任务,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由该村中小学生交给家长签字。“亲爱的爸爸妈妈,让我和你们一样一辈子住在又脏又乱的村里,我会开心吗?让我和你们一样天天下地干活、一辈子当农民,我能过好吗?亲爱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支持小区建设就请签上名字??” 怪状六:补偿有多少,标准不统一
对于城市房屋的拆迁补偿,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予以规范;然而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只在土地管理法中有较为原则的规定。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可以说,农房拆迁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为了进行农村房屋拆迁工作,各地制定有各种条例、规定、意见,许多时候,这些条例、规定、意见都是为了开展具体工作而制定的。如今年3月出台的《福州市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规定(试行)》就明确指出,只适用于该市仓山区、晋安区、马尾区的农房拆迁补偿安置。
一地一策,一时一策,这是我国农房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的现状,同时由于农民无从参与政策制定,农房拆迁补偿的多少,就全凭地方政府说了算。记者接触过一个案例,农房拆迁的补偿标准,当地政府从2005年划断,2005年之前建的房按面积1︰1还房,或按2800元/平方米补偿;而2005年之后的新建房屋,只按500元/平方米补偿。 当地官员这样解释,2005年,当地进行了全面的农房普查,而从2002年起,该市已停止发放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所以以2005年的农房普查数据为基础进行补偿是合法合理的。可是村民们认为,2002年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儿女长大了要成家不可能不建房,况且建房的时候也没人制止,所以所有房屋应按同样标准补偿。尽管村民们的意见有道理,但对拆迁补偿方案的确定很难起作用。 怪状七:政策执行,因人而异
农房拆迁的补偿政策一经确定,很难变更,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将一定享受相同的待遇。实际上,政策在执行
府领导牵头召开的规格大小不等、长短不一的各类协调会、碰头会、督导会、调度会也越来越多。有时是同一项工作、同一个问题开会反复研究磋商多次,有的见效甚微,有的毫无进展,会开得无奈,但无奈的会还得继续开。 还有些是一级一级压下来的会。市里有些电视电话会,那么多县区、乡镇、村庄甚至企业的负责人都要当天按时收听收看。会上,各级领导还要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总结讲话,这种电视电话会议初衷本是为了精简压缩会议,到头来却开了满满当当半天多。会后各部门还要再开会向下属传达,又会耗掉半天。
一年下来,我自己参加的大小会议不下200个,多的甚至达到300多个。200多个工作日,平均下来一天至少要开一个会,有时同一时间要求参加的会议有三、四个,而且必须一把手参加,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实在分身无术,只能找人替开。
县委主要领导,一年中参加的大小会议、活动更多,绝不会少于1000个,再加上平时迎来送往、接待应酬,这些领导干部一天中能有多少分钟静下心来理思路、想办法?能有多少分钟扑下身子抓工作、促落实?他们在为会所累、为应酬所累、身心疲惫的同时,更多的是无奈和憎恶!可是,“文山会海”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些被其所累、所苦、所无奈着的领导干部,这个制造“文山会海”──憎恶“文山会海”──为“文山会海”所累、所苦的怪圈何时能破解,又由谁去破解呢?
沉下去、办实事、变角色——一位镇党委书记的工作口诀 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乡镇干部的工作背景、目标和任务都在发生变化。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农村工作,是各地面临的共同难题。半月谈记者最近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杏河镇采访发现,这里基层干部的工作深受群众好评,镇领导办公室堆满了群众送的牌匾。已有21年农村工作经历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总结出了“沉下去、办实事、变角色”的9字口诀。他说:“现在群众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干部自身转变,才能赢得群众信赖。” 农村干部就要沉下去,经常和农民在一起
“我对搞好农村工作的感受是,必须踏踏实实地沉下去。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太好,主要是干部和群众有隔阂。如果干部都浮在机关里,隔阂怎么消除?”刘刚说,“当这么多年农村干部,有一点我非常自豪,除了县上和镇上开会,我基本都沉在村子里。有时一天要跑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甚至要天天跑,一跑几个月。”
沉到基层让刘刚自己觉得受益匪浅。他说,2005年镇上为搞好退耕还林,要求干部天天下基层,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一个地块一个地块地看。“到后来,我对全镇18个村91个小组的上万块退耕还林地块都了如指掌,哪个村哪一地块我都知道。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没出过一次差错,这都是沉下去的功劳!”
杏河镇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时,对每一个示范点都派有干部蹲点,许多时候都是镇领导坐守指导。“我们干部是光着胳膊和群众一起干活,正是我们这种沉得下去的扎实作风,全镇11个示范点没有一个烂尾工程,没有一个跨年度工程,也没有一例上访。”
记者在杏河镇采访发现,许多干部都将“家”安到了办公室。副镇长白小康说:“我们这里干部的作息时间十分简单。刚来时,很不习惯这种工作方式,后来一看书记、镇长都是这样,也就慢慢适应了。现在这里没有一个‘走读干部’。” 刘刚家住在30公里外的志丹县城。虽然有时很想老婆和孩子,但他都忍着尽量不开车回家,只有到县城开会时才回一趟家。他解释说:“领导在单位是一个象征,如果书记带头走,镇长带头走,其他干部可能也都走了。虽然我们对干部沉下去没有硬性规定,但在全镇大风气影响下,干部都很自觉,能够安安心心地沉下去。” 多给老百姓办实事,群众对干部才会有感情
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刘刚感受到了近年来老百姓对乡镇干部的认识在发生变化,从对抗、抵触、不理不睬,逐步向信任、依赖转变。他认为,这种转变得益于国家惠农政策,干部只要多帮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群众自然就会对你有感情。
近年来杏河镇干部想方设法为这些生活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群众办实事,修路、打井、造田、建设新农村,正是这一件件看得见的实惠,拉近了群众和干部的距离。
曾被媒体称为“寂寞的村庄”的王家湾村牛嘴沟、唐家河小组,200余人一直过着“走在沟底下,难见一线天”的生活,东西进山要靠人扛驴驮。两年前镇上筹资300万元为他们修路,架了3座桥,打了5个涵洞。这些村民在实现走出大山的夙愿后说,政府不仅把人解放了,把驴也解放了。
为解决农村饮水问题,杏河镇近年来共打了100多口机井,使杏河镇成为白云山区第一个完全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乡镇。狼岔咀自然村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几十户人家吃水十分困难,镇政府做工作让他们搬下了悬崖,一次就解决了行路、吃水难的村民称他们是“第二次翻身”。 要转变角色,以农民的思维和农民打交道
“我们在农村基层工作,定位就是基层,对象就是农民,事业就在农村,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安下心干事,才能放下架子做事。”刘刚说,干部与农民打交道时,不要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国家干部,而要注意角色转变,要用农民的思维,用农村的辩证法,这样工作起来才能事半功倍。
基层干部一定要尊重农民,要考虑到他们的尊严。他说,不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群众根本不理你那一套子。“这是我经过多少年周折才体会到的。过去我拉人家牛、背人家粮时也挨了不少骂,根本想不到今天会有百姓说干部的好话。后来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考虑农民意愿,把建设标准和农民承受能力分别对待,做到求大同存小异,老百姓特别接受和理解。只有尊重农民,干部才不会被社会淘汰,不会被农民淘汰。”
农村矛盾较为复杂,干部必须从农民角度注意小节,避免制造矛盾。刘刚举例说,镇上没有派一个工程队,没有推销一袋水泥,只有一张硬性要求的规范性图纸。镇上干部在驻点新农村建设时,都是自己办灶,不准吃群众一粥一饭。“你吃了后下次人家要求你多支持一些,你怎么办?农村工作一定要一碗水端平,这样就不容易制造矛盾。”
泛珠:区域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肆虐,世界经济步入下行通道,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人们十分关注:泛珠\区域合作的继续深化,能否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新的动力。 国家战略:\区域屡获青睐
泛珠\包括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这些省区是中央和地方开放战略引领的政策叠加之地。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在综合配套改革、重大项目布局、保税物流体系、金融改革、开放合作五大方面的支持,给广西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插上了翅膀。 --广东《珠三角区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赋予珠三角发展更大的自主权,支持率先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为全国科学发展提供示范。
--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渐成规模。2004年初,福建正式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规划,这一着眼台海、融入全局的战略规划为福建的发展重新找到了合适的定位。\海西\战略成为引领福建走向勃兴的关键元素。
--湖南\两型社会\谋求\中部崛起\。到2020年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将完成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形成\两型社会\体制机制和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专家陈雄章认为,泛珠\的区域合作将中央赋予的不同省区历史定位和省区相互之间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形成了地方区域合作领跑相应改革的全局性优势。 区域合作:\产生联动效应
常年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郑维宽认为,泛珠\区域合作使地方政府打破行政分割,市场资源配置失衡有所矫正,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联动效应。
2004年6月1日至3日,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连续举行。根据框架协议提出的泛珠合作宗旨、原则、要求、领域和机制,\制定了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政府秘书长协调会议等制度,以保证区域合作的有效开展。
通过四届泛珠三角论坛暨洽谈会,\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推进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及交通、能源、科技、信息化等专项规划。四届泛珠三角洽谈会,各方累计签约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通过区域合作,近年来泛珠内地九省(区)GDP快速增长,占全国总量的1/3,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郑维宽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实力,这是泛珠区域合作的强大内在动力取得的实际效果。\人才流动:夯实就业的市场基础
金融危机中,就业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涉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问题。令人庆幸的是,早在2004年7月,泛珠三角区域人才服务合作联席会议就开始实施,其目标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人才市场体系,建立区域间的人才通道,加强区域间人才合作,逐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
2009年5月,以\共同行动--心系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主题的泛珠三角区域人才服务合作第八次联席会议拉开帷幕,仅开幕当天就向泛珠三角区域的贫困优秀高校毕业生免费发放2万张\泛珠三角区域高校毕业生就业一卡通\,持卡人可在泛珠九省区任意省区本级人才市场免费享受诸多人才市场服务,如办理档案托管、落户等人事代理手续;参加现场交流会;在人才网发布求职信息;参加各类培训班;在人才市场出版的相关媒体上免费刊登求职信息等。
湖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杨春林说:\人才流动是金融危机中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能够实现'就业一卡通'的背景,恰恰是泛珠'9+2'相关人才协议的签订,从这个意义上看,泛珠区域人才合作早在2004年就破茧而出,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奠定了扎实基础。\(记者何丰伦向志强高远至)
绿涌南昌--一个城市的绿色发展道路
第三次走进南昌,还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感受--
艾溪湖城中湿地,天香园空中鸟道,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城市的绿色生态让人陶醉; 打造世界光都,吸引服务外包,推进低碳经济,南昌的绿色崛起令人赞叹;
新世纪以来,城市的工业增加值翻了四番,经济规模、人口规模都增长了1.3倍,同时空气质量优良率反而提升了10个百分点。高起点,大平台,新道路,一个制造业基地的绿色发展尤其引人注目。 [亲绿,亲水,亲鸟,凝聚着市民生活的幸福情趣,映现了城市个性的独特神韵。] 初夏的南昌,一片生机盎然:芳草萋萋,杨柳依依,树荫如盖,绿色如烟。
南昌人的亲绿,是他们浓得化不开的心结。连续八个年头,全市干部职工每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的工作,就是义务植树。这,已经成为南昌新民俗。
\建设花园城市\的向往,推进了系列绿化工程:拆墙透绿,腾地建绿,见缝插绿,沿江布绿,依湖造绿,傍路栽绿?? 绿是城市之魂,水是城市之灵。
以水为纲,依水建市,是南昌市坚定不移的城市建设路线。 清淤,截污,引水,是整治河湖的重点工程。玉带河曾有\南昌的龙须沟\之称,12公里长的排渍道不堪重负,每逢雨季,城区内涝连连。一番整治,玉带河已呈现一幅\河水清清、绿草茵茵、小船悠悠\的水城画卷。邻水而居,近水休闲,已经成为南昌市民的生活时尚。
城市湿地的保护和建设,是南昌人的得意之笔。高新区中的艾溪湖东岸有一片2600亩湿地,作为建设用地,可建住房,可上项目,区里不为轻松便能到手的大笔收入诱惑,倾心的还是打造湿地公园。几年来,从市园林局\挖\来的专家林雯,牵头经营这片湿地。生态重于景观,她摈弃大兴土木、搭建亭台楼阁的思路,因地制宜,还原自然生态,将一处处荒丘、池塘精心修饰;保护原有生物,一株株乡土树种、花草着意装点;坚持原土护坡,缓处草坡入水,陡处生态绿格网保护。走进湿地,满目葱茏,回归乡野,曲径通幽处,寂静中鸟啼虫鸣清晰可闻,漫步时野鸡野兔偶或可见。林雯们像绣花一样装扮着、对孩子一样呵护着这片珍贵的家园,堪称城市湿地\守护神\。 添了绿,活了水,鸟也多了起来。
同行的南昌朋友介绍,有时在家打开窗子,便会有小鸟飞进屋里。
空中鸟道,更是城市生态的一个奇迹。位于南昌青山湖区的天香园,呈现着吸引18万多羽候鸟\定居\的罕见景观。为保护候鸟顺利迁徙,南昌在城市建设规划中为候鸟留下一条横穿城区上空的\鸟道\候鸟经过的迁徙道上不准建高楼、噪音大污染大的工厂和密集高层的住宅小区,这条\绿色\路线,被人们称为南昌候鸟的\天路\。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生态资源,保护拓展生态优势,形成生机盎然的城市魅力。南昌的独特个性,从这里张扬;南昌的科学发展,从这里起步。
[南昌的绿色发展所意味的,不只是一种生态环境,
它还是一种产业结构、一种经济素质、一种发展空间。] 在南昌人的实践中,发展,不在绿色之外,尽在绿色之中。
南昌是一个在传统制造业中发展起来的城市。绿色发展牵引、对接出诸多更具活力、更见特色的新兴产业:青云谱区以八大山人艺术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业,青山湖区以天香园鸟道为脉络的生态观光产业,湾里区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旅游休闲、旅游产品、旅游服务产业,还有广大乡村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绿色,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优化。
绿色,着力的是经济素质的提升。向何处提升?发展低碳经济,营造低碳城市。一个亮点是太阳能光伏产业。随着江西赛维等一批企业落户,全国第一家光伏学院建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南昌正打造世界级光伏产业的生产基地、人才培训基地。第二个大力推动的是电变光的产业,即LED产业。它的最大特点是少费电,多发光。如果全国按照现在的规模,70%的照明改用LED,等于又新建了一座三峡电站。南昌的优势是通过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拥有自主的研发机制,具备与世界前沿最先进技术竞争的能力,高新区LED产业基地已初步形成。三是推进服务外包产业,2009年南昌已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绿色,标志的是发展空间的拓展。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带来了城市土地的升值、城市品位的上扬,增添了环境承载的容量、永续发展的能量。
我们从这\绿色\之中,当可看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发展取向和发展机遇,看到牵引南昌登上新的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强大引擎。
[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绿色发展,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 就是南昌市精心构建的\绿色支持体系\。]
南昌的城市规划,是典型的\绿色规划\一是对发展深具前瞻意识,二是对自然常怀敬畏之心。在营造个性张扬、富有魅力的文化名城、山水都城和现代新城的进程中,如何让人鸟和谐的自然之美成为城市一道悠远、隽永的风景?南昌市已在着手规划\世界都市候鸟公园\以天香园和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为两翼,以候鸟通道为走廊,以观光保护为主题,打造一个总面积近5600亩的\都市桃源\。为抢救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南昌市科学统筹,及早规划出3000亩土地,文化产业有了发展空间,城市之中又添了一座\绿岛\多了一个\绿楔\。
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南昌的\绿色考核体系\。按照辖区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特色分类,南昌市对14个县级区划单位,根据\六大板块\的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考核,引导和鼓励各县区在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板块定位、区域特色、产业优势竞相错位发展。南昌是山水都城,山就是梅岭,被称为南昌的\绿肺\它的最大的产出、最大的效益就是负氧离子,就是生态环境。对梅岭所在的湾里区,就得有个性化考核。由此,市里对湾里区取消了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的考核,较大幅度降低了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等经济指标要求,新增了森林覆盖率、水源水质等生态环保指标以及生态旅游经济指标的考核,生态考核占比接近1/3。同时,\绿色财政\及时跟进,政府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目前的标准是每年转移支付3000万元。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说得好:对绿色发展,光口头支持不行,不能让区县因为发展生态,推进环境建设,生产负氧离子,就在经济上吃亏,在财政收入上吃亏。在湾里区的座谈中,林业等部门的同志由衷感慨:生态保护、建设的春天来了!
\绿色支持体系\中还有配套的法律支持、项目支持、科技支持、人才支持,等等。 [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也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它换得的是更优质的发展,更丰厚的利益,更美好的生活。] 确实,坚持绿色发展可能牺牲一些眼前的速度。但是,它为今后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南昌的实践证明,绿色和发展并非绝然对立,绿色,是发展的条件,发展的价值,发展的创新。以高新区为例,当年放弃艾溪湖湿地的房地产和工业项目开发的收益,转而投资于湿地的生态保护,引起多少争议?在采访中,我询问管委会喻克忠副主任:\今天看,你们究竟是赔了,还是赚了?\他连连表示:\赚了,赚大了!湿地公园建起来,园区生态改善了,就成了风水宝地、金字招牌,商机也源源涌流,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前来落户。高新区的经济增速年年都在30%以上。\确实,坚持绿色发展可能牺牲一些现实的利益。为了保护梅岭景区的空气、水质,湾里区要求景区农民将规模养猪场逐步退出。这里是传统的生猪养殖地,全年出栏生猪30万头,当地农民70%的收入来自养猪。这块损失如何弥补?利益矛盾如何化解?除了财政补偿1500多万元,政府还大力扶持农民发展替代产业,加速建设茶叶、蔬菜和花卉苗木三大基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开展规模经营,开拓多元市场,从绿色发展中稳步增收。
确实,坚持绿色发展可能牺牲一些统计的政绩。南昌的应对是推出\差异化\考核制度,同时,深刻转换官员的执政理念。 我们在好多地方领略了官场政绩追求中\当年栽树、当年挂果、当年收益\的\摘果思维\还是来欣赏一下南昌余欣荣书记多年提倡、努力践行的另一种\栽树理念\吧:一任官员,一级领导,不能总想着为个人为自己摘果,要多想着为百姓为后人栽树,多栽绿色发展之树。南昌的发展,正从传统型的城市向现代型的城市转变,从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向绿色的发展模式转变,要相应的为这种转变多栽绿树,多打基础。这就要耐得寂寞,心中要有主义,要有绿色。对百姓而言,要在不断绿化的过程中,让他们享受到绿色发展的成果,绿色生活方式的文明,从过去的煤球炉到现在的太阳能,从过去的垃圾填埋到现在的垃圾发电,还有LED灯,低排放汽车,使老百姓进入一种重视环保、重视建设低碳社会的生活方式。对世界而言,中国的国际责任,社会主义优越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体现在我们的发展模式上,更可持续,对人类有更多贡献,对臭氧层的影响更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更快。
这是一座现代城市坚持绿色发展的价值坚守,这是一位共产党人践行\栽树理念\的人生襟怀。 南昌的绿色发展之树,常青。(记者张正宪)
业内激辩:消费金融公司能否撬动民间消费
5月12日,中国银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将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四个城市首批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这一新型金融业态。消费金融公司,这个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已经存在400年之久而在我国仍是新鲜事物的金融机构,即将登场亮相。
征求意见稿界定的消费金融公司,是指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
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经银监会批准,消费金融公司可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人民币业务:办理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办理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办理信贷资产转让;境内同业拆借;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以及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消费金融服务方式目前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均已得到广泛使用,受到不同消费群体欢迎,具有单笔授信额度小、审批速度快、无需抵押担保、服务方式灵活、贷款周期短等独特优势,被认为能刺激居民消费,增加有效需求。 申万巴黎消费增长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魏立说,目前中国储蓄率较高,而消费能力偏低,这与发达国家情况恰好相反;随着社保体系、医保制度及教育制度的逐渐完善,国民的消费需求会越来越大,消费能力也将逐步提高。“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将会对改变中国居民相对保守的消费习惯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也有望提高中国个人短期小额信贷率。”魏立说。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各地纷纷加快了试点消费金融公司的步伐。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于5月16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签署推进消费金融战略合作协议。据此协议,浦东有望在国内率先试点消费金融公司。上海市银监局副局长谈伟宪指出,上海将充分发挥浦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支持在浦东率先试点成立消费金融公司。
浦东新区副区长严旭介绍说,浦东新区已将消费金融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今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方案中。具有潜在消费能力和偿还能力的年轻白领,将作为消费金融公司优先考虑的客户群。 目前,浦东以陆家嘴金融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主要集聚区,吸引了约10万名金融高端人才和10万名科技高端人才,他们对于婚庆、教育、旅游等消费金融重点业务有着旺盛的消费意愿,同时又比较愿意接受和尝试新型便捷的消费金融模式。
而今年上半年浦东消费市场的迅猛发展态势,也是浦东愿意率先试水消费金融公司的重要原因。在今年1~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浦东新区和新近并入的南汇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192亿元和76.3亿元,分别增长14.4%和13.4%。
经济学家分析,在改革先行地区浦东率先试点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专业化的消费信贷服务,将合理引导居民消费需求,繁荣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市场,以及教育、服务等服务业市场,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消费金融公司先行探路。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很难改变中国的消费疲态。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中国推广消费金融可能无助刺激内需》的分析文章中说,尽管中国的抵押贷款近来有所增加,但借钱购物或旅游历来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状况不太可能迅速改变。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一个居民储蓄率约为50%的国家而言,要使人们改变根深蒂固的储蓄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看到西方国家出现的抵押贷款问题后,中国人对举债的态度变得更加谨慎。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尽管监管当局设置了资本充足率、公司经营活动的资金来源等规则来加以规范,但相对门槛较低的消费金融公司仍然可能导致业务的高风险,从而为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带来一定隐患。(记者季明姚玉洁)
央行副行长谈文化建设
文化,对内是一种向心力;对外则是一面旗帜。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作支撑,同时需要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去牵引。
在艰苦年代塑造的以\三铁\铁账、铁款、铁算盘\精神为代表的央行文化,曾激励老一辈央行人为金融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金融宏观调控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深化文化建设,具有哪些现实意义?怎样使央行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阀\和\助推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德伦接受了半月谈记者专访。
半月谈记者:怎样用最凝练的语言来概括,什么是央行文化?
马德伦: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央行文化是指央行干部职工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以金融文化为特色,以信用文化为灵魂,充分体现央行职能特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组织文化,它包含着广大央行员工认同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思想信念、群体意识、管理目标和前进方向,其核心是央行价值观和央行精神。
央行文化的根本,就是要培育一种信念、一种精神,让央行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产生合力。 半月谈记者: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央行文化有什么重要意义?
斯里兰卡内战由民族矛盾激化而引起,其起源正是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杰作”。斯里兰卡人口近2000万,僧伽罗人约占74%,是斯里兰卡的原住民,泰米尔人约占18%。在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英国人从英属印度南部迁入数十万泰米尔劳工,并以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播下了矛盾和仇恨的种子。
1948年独立后,斯里兰卡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为猛虎组织发展壮大提供了土壤。斯政府1956年提出“只能使用僧伽罗语法案”,将僧伽罗人的语言作为惟一官方语言;斯政府还剥夺了中部茶园93万泰米尔劳工的公民权;鼓励僧伽罗人向东部和北部传统的泰米尔人聚居区移民;大学录取时泰米尔学生的分数线要高于僧伽罗人等。这些措施使泰米尔人在独立后的斯里兰卡被边缘化。失去了学习和工作机会的泰米尔青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成立各种准军事组织,普拉巴卡兰领导的猛虎组织逐渐成为与政府军对抗的主力。
从1983年至2002年,政府军与猛虎组织进行了三轮较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在战场上几乎不分高下。在挪威的斡旋下,双方于2002年签署停火协议,斯经历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时期。但在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的新一轮战争中,猛虎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分析家认为,斯政府坚定的政治决心、创新型的军事战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成了猛虎组织的失败。拉贾帕克萨总统2005年上台后,经过短暂观望即开始对猛虎组织实行军事打击,即使受到一些国家的压力也毫不动摇。
在战术上,政府军始终派出精锐的小股部队,在空军和优势地面火力的支持下以蚕食的方法消灭猛虎组织有生力量,而大部队则始终在猛虎组织的袭击范围之外。从国际上来说,猛虎组织始终无法摆脱“恐怖组织”这件可怕的外衣,包括美国、印度、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30多个国家将其列为恐怖组织,其国际生存空间受到极大挤压。此外,猛虎组织东部省领导人卡鲁纳2004年倒向政府怀抱,也使该组织的力量大为削弱;猛虎组织多年来对其控制区的铁腕统治更招致了很多民众的不满。
虽然猛虎组织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但它在国内外仍然具有一定的支持基础。如何防止该组织卷土重来是对斯政府的严峻考验。
民族和解前景难卜
斯总统拉贾帕克萨5月19日在向议会宣布取得军事彻底胜利时,提出他将致力于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民族和解与政治解决方案。在印度外交部常务秘书梅农和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访问斯里兰卡之后,双方共同宣布,斯政府将通过实施以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的宪法第13条修正案来解决民族问题。
该修正案是1987年在斯、印两国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作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建立省级政府,并由中央向省级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但猛虎组织一开始就拒绝了该修正案,称它是对泰米尔人权利的背叛,以往历届斯政府都对下放权力持保留态度,因此20多年来该修正案一直没得到实施。斯政府在面临猛虎组织巨大军事压力时都没有完全实施该修正案,那么在失去这一压力、泰米尔族政治力量几乎处于真空的状态下,该修正案能否得到落实确实值得怀疑。 其实,拉贾帕克萨在对猛虎组织实施本轮军事打击之前,就启动了一个“各政党会议”的机制,试图在各主要政党之间形成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共识。但斯最大的反对党统一国民党、左翼的人民解放阵线和最大的泰米尔人政党泰米尔民族联盟均拒绝加入该机制。即使在执政联盟各政党之间也始终达不成共识。其结果就是3年来“各政党会议”开了1000多次会,却连一纸空文都没有出笼。
从军事上击败猛虎组织之后,拉贾帕克萨总统在拥有巨大群众支持的同时,也背负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支持他打击猛虎组织的各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多持强硬立场,反对向泰米尔人做出过多让步。在目前的情况下,拉贾帕克萨并没有多少向泰米尔人让步的空间。当初提出“只能使用僧伽罗语法案”的总理班达拉奈克,就是因为在该法案中向泰米尔人做出一些让步,引起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最终被一名强硬派佛教僧侣刺杀。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向泰米尔人让步,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泰米尔人的自治要求,拉贾帕克萨就无法赢得泰米尔人的人心,也无法从根本上铲除猛虎组织或类似极端组织的生存土壤。 谁来为国家重建埋单
连续多年的内战严重阻碍了斯里兰卡经济发展,近3年来斯政府为赢得战争大规模扩军,今年国防开支已占政府总开支的15%左右。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斯政府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多个大型工程不得不停止或推迟。 另一方面,近30万难民亟须安置,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毁于战火,重建的艰巨任务显然 超出了斯政府的能力。出路惟有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但在这方面也面临不少障碍。
在本轮内战中,斯政府和西方国家因在如何解决泰米尔问题上立场不同而出现了不小的裂痕。战争后期大量平民伤亡,猛虎组织领导成员在已经正式宣布停止抵抗后仍被政府军打死。一些西方国家对斯内战以如此血腥的方式结束颇为不满,欧盟甚至决定对斯政府和猛虎组织双方进行战争罪调查;斯政府则坚称政府军没有打死任何平民,如果
有平民伤亡的话,那都是猛虎组织所为。
此外,政府军在宣称胜利后仍然不允许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和媒体记者前往战场,甚至不允许人道救援机构进入难民营工作,也招来不少非议。斯国内一些人对西方国家指手画脚十分不满,上千名僧伽罗民众5月18日攻击了英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目前斯政府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张,斯政府能否在短期内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将是其能否获取援助的重要前提。
前不久,斯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高达2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因为美国的阻挠而成为悬案,美国在新形势下是否会改变态度还是未知数。传统上对斯援助较多的美国、日本及欧盟国家在金融危机面前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向斯提供大规模援助的意愿和能力值得怀疑。
目前只有北部近邻印度“慷慨”地表示将在扫雷、基础设施及房屋重建等方面提供援助。由于印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过直接派兵干涉斯内政的历史,因此,它能否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为斯重建埋单,斯政府是否愿意把宝都押在印度身上,还需要观察。
分析人士认为,内战结束为斯赢得了极为宝贵的和平及发展机遇,斯政府如能把握这些机遇,用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赢得泰米尔人的人心并取信于国际社会,那么该国就会顺利完成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否则,斯政府就有可能在打赢内战之后,输掉弥合民族裂痕及经济恢复发展之战。(刘咏秋陈占杰)
圆穷孩子大学梦全球第一个免费大学创立 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学费将许多有志青年挡在高等学府的门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更是因付不起学费而望学兴叹。但是,全球第一所免费在线大学——人民大学的创立,为世界上许多穷国的孩子圆大学梦创造了条件。 教育创新穷人受益
该大学的创办者雷谢夫前不久在纽约举行的开学仪式上说:“对全世界几千万人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居住的地区大学数量明显不足,这是他们难以实现自己梦想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民大学为他们打开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门,帮助他们继续接受教育,从而为他们开辟了更美好的前程。” 雷谢夫是一个长期从事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学者,也是联合国全球新闻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联盟的专家顾问小组成员。该联盟由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6年设立,主要是为全球新闻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政策对话平台。 该大学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学校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由美国耶鲁大学、杨百翰大学、纽约大学、赫福斯特拉大学法学院、商学院等高校的著名教授、学者以及孟加拉国驻美国大使胡马云·卡比尔等人组成。卡比尔大使代表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民大学的创立,将大大增加全世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因此“这是一项将长期被人们铭记在心的创新”。
据悉,迄今已有来自52个国家的200多名学生注册入学,主要学习商业管理和计算机这两个专业。学员入学后必须先通过有关电脑技术以及英语水平等定向课程的开卷测试,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每个专业大约有40门课程,这与普通大学本科教育相差无几。他们的年龄大多在25岁至35岁之间,其中55%为男性,45%为女性。在所学专业中,55%的学员学习商业管理专业,45%的学员选择计算机专业。 雷谢夫对半月谈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广告,但在中国还是有人了解我们学校,在过去48小时里,就有27名中国学生注册入学,分别来自哈尔滨、邯郸等21个不同的中国城市。预计中国学生的人数还将继续增加。”他说,人民大学也录取了一些美国学生。他认为,让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学校的教学经验。此外,学校也需要在跨文化、跨种族的交流与学习方面积累经验。 在线学习门槛不高
申请参加人民大学的手续非常简单。申请人只需要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证明本人已接受12年全日制教育的高中毕业证书以及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便可注册入学。每个“虚拟教室”可容纳20名学生,他们从每周一开始都能听到内容相同的授课,然后从网络上获得学习材料,学生之间可通过聊天室在线进行讨论,互帮互学,以增加对授课内容以及学习材料的理解。如果在课堂讨论后,学生还有没有弄懂的问题,他们可以进入课程论坛与老师和充当教学志愿者的研究生进行网络对话,请他们帮助释疑解惑。
雷谢夫说,为了使更多的人接触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高校提供的学习材料,人民大学不使用多媒体材料,所有材料也不需要学员安装宽带才能下载。实际上,学员只要能通过电话拨号上网就可以全程进行在线学习。他还希望实施其他辅助项目,以使那些目前还没有电脑的人拥有学习所必需的电脑。 根据国家的不同,学生只需支付15~50美元不等的申请费,另外每次考试还需缴纳10~100美元的费用,除此之外,
马德伦: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同样,一个行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推动,一项事业的繁荣也要求文化的繁荣。不断深化央行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需要建设富有特色的央行文化。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担负着金融调控、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具有特色的央行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特有功能,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员工、推动工作并检验工作成效。
--不断提高央行的履职能力,迫切需要建设先进的央行文化。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的程度越来越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来引领、需要在社会文化体系重建中确立什么样的位置,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推进央行文化建设是更好地肩负起金融宏观调控职责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面对社会各界对中央银行的较高期望,切实加强央行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
--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迫切需要建设具有特色的央行文化。具有特色的央行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加强央行文化建设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造就优秀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
半月谈记者:央行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在实践中探索建立央行文化体系?
马德伦:大力加强央行文化建设,必须着力丰富央行文化建设内涵,提升文化建设层次,将央行愿景、央行使命、发展战略、运行体制、员工行为等各个方面,按其本质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塑造一个充满生机的系统,使央行文化建设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阀\和\助推器\。
--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发挥央行文化建设活动整体效能。要在金融环境、政策引导、行政效率、诚信法制、服务质量、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努力把央行文化建设成既能体现金融文化的传统性,又具有鲜明行业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文化。
--明确目标,凝心聚力,不断丰富央行文化建设活动细胞。要高度重视\细胞工程\建设,激活每一个\细胞\,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并将促进干部职工履职能力的提高,作为评判央行文化建设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 --研究探索,完善机制,全面提高央行文化建设活动质量。央行文化重在建设,完善央行文化建设的工作机制,是央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把央行精神、管理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员工的动力和自觉行动,使央行文化真正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形神统一,在激励约束中实现价值导向,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
--丰富载体,创新思维,努力拓宽央行文化建设活动平台。央行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学习,也不仅是文娱活动和环境建设,更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理念文化和管理文化,是央行人认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要使央行文化建设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与央行特点相一致,与员工诉求相吻合。当代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和民主与法制思想,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所倡导的尊重、协调、公平、守信、合作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记者颜彦)
城管执法面子里子都要顾应在法理和人性间找平衡
近些年,城管屡屡成为社会及媒体聚焦的对象。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城管在市容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化;与此同时,它所遭受的质疑和批评也越来越多。如何看待城管执法中屡屡出现的执法过当及不和谐现象?如何确立城管在城市管理中的身份定位?如何化解城管与市民已然存在的对立与冲突?请听来自半月谈读者的声音。
“小贩绝招”应对“城管秘籍”
在一些城市,城管与小贩似乎是一对“天敌”:城管与小贩过招的大戏天天上演:城管大打出手,掀车收摊、粗声秽语;小贩满街逃窜、躲躲藏藏;由城管部门制造的暴力流血事件时有发生,社会舆论对于城管的暴力执法多有谴责。 也许是为了避免过多地触犯众怒和惹来麻烦,有关部门专门编写并出版了一部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书,作为指导城管执法的专业教材(被市民称为“城管秘籍”)。由于其中的部分章节有“教唆”之嫌,便有好事者将其摘录并贴上网络,引来网友热议。诸如:“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与“城管秘籍”相对应的是,坊间随之出现了小贩对付城管的“十大绝招”,其中之一是:“遇到手无寸铁被打时,尽量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逃避,并在跑的过程中,向路人、同行、亲戚朋友发出求救信号”;“在求救时,遇到无法使用电话时,请以最高的嗓音向几百米范围内呼叫‘救命啊,救命啊’!”等等。 如此城管对小贩,秘籍对绝招,无异于针尖对麦芒,谁是胜者?
安徽读者徐经胜表示,“城管秘籍”和“小贩绝招”的先后出台,显示当前城管已经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城管与小贩相比,谁处于强势地位,谁处于弱势地位,老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秤。而且,“小贩绝招”教给小贩的多是“哀求”和“逃跑”,显得十分弱势和无奈。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城管管理上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城管秘籍”和“小贩绝招”才会消失,城管和小贩也才会和谐相处。
安徽读者童克震说:城管与商贩矛盾尖锐、执法困难,关键还是执法理念、执法行为上存在问题。简单粗暴执法,抬手即来;以罚代管司空见惯;吃拿卡要、勒索威逼时有发生,必然催生被管理者“以牙还牙”,矛盾冲突的导火索也就由此引发。难怪一些地方城管越管越难、越管越乱。 半月谈不少读者指出,“小摊小贩是不能忽略的民生”,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务必要“给小贩留条活路,给城管留点尊严”,无论什么“秘籍”,都不是城管制胜的“法宝”;“小贩绝招”给小贩带来的安全系数也十分有限,只有文明的人性化管理才是城管和小贩彼此最好的防身术。 城管执法应取消“罚没”条款
近期,一则与城管相关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长沙市芙蓉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把罚没来的水果蔬菜送给当地的福利院或特困户,并把罚没物送出后的回执或收据通过“罚没物资去向”公示栏向公众公示。也许,媒体是希望借此宣传城管执法的某些亮点,但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却适得其反。
许多读者质疑:城管有权处理罚没物资吗?用罚没来的物资做“慈善义举”合适吗?
湖北读者徐光木指出:尽管我国不少城市的地方法规规定城管可以罚没违章小摊贩的物资,可至今尚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授权城管有权罚没小摊贩的物资。根据法律对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限制性规定,城管并不能合法地占有这些罚没的物资,当然也就没有资格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转捐给别人了。 安徽读者张永琪认为:城管罚没物不能一送了之。原因在于,城管对于罚没物资只有管理权,没有支配权。如果城管自作主张,将其全部送人,这是在滥用职权,已经涉嫌违法行政。此外,城管将罚没物资一送了之,轻易就捞了个“慈善”之名,更容易助长城管追求罚没政绩的倾向,导致执法过当,将罚没范围扩大化,给个体摊贩带来灾难。 安徽读者夏慧萍建议,应该在城管执法中取消罚没条款。夏慧萍认为,小摊贩销售的物资都属私人财产,而私人财产按照物权法规定,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何况不少小摊贩都属于困难群体,倘若小摊贩刚将摊子摆出,就因违规遭到罚没,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安徽读者严朝霞的看法是:罚没既不可能“赶走”小商贩,也改善不了市容市貌,这是不争的事实。
湖北读者胡艺表示,城管形象不佳,除了部分执法者作风粗暴以外,城管部门执法权力泛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这么说,没有哪一个部门的权力像城管这样集中,也没有哪一个部门如此密集地与普通百姓打交道。执法权力过于集中,与执法对象密切接触,如果处理不慎,矛盾必然扩大,权力失控在所难免。这或许是城管屡屡出事的重要原因。
在法理和人性之间找平衡
长期以来,城市的面子(市容)和里子(民生)就是一对十分突出的矛盾。城管要市容,商贩要生存。诚如半月谈读者晏扬所形容的那样:城管与小贩长期僵持着、对峙着,没完没了玩“猫捉老鼠”,双方都疲于奔命、精疲力竭,小贩们的生意做得不安生,城管们的形象也被“妖魔化”。
但双方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地寻求对策,既能有效地维护市容市貌,又能兼顾民生。如新修订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就增加了“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前提下,方便群众生活,允许各类摊点在规定地段规定时间经营”的人性化管理条款。按照这一思路,南京将陆续接受四大类摊点的申报,为1万多个“规范”后的摊点发临时摆摊许可。哈尔滨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直属分局推出新措施,对待困难群众实行“六不罚”,即对持有下岗证、学生证、失业证、特困证、残疾证、老人证的商贩,可免于行政处罚。
半月谈不少读者对这些举措表示肯定。他们认为,这些城市管理的思路遵循的正是“给小摊小贩留条生路”的朴素道理,是一种双赢哲学——既有利于城市管理,也有利于底层民众的生存,更方便市民生活,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相吻合。
广东读者叶扩认为:在城市秩序和底层民生之间,要寻求一种兼顾原则。即在社会转型期间,在民生多艰的环境下,许多弱势群体除了摆摊外,很难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如果为了所谓的城市面子而堵住他们的生存之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城管和小贩双方都无法摆脱共存的局面,必须有一方付出代价换取双方的共存。
如果各地的城管部门都能像南京、哈尔滨等地一样,在管理城市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民生之艰,在维护城市环境秩序
的同时努力兼顾底层民众的生存需求,多出台一些利民惠民的举措,给小摊小贩留条生路,这样,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走上和谐发展之路。(汤延涓)
新中国历史上的60个第一(上部分)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风云翻卷,60年奋斗探索,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第一”、“首次”。我们梳理出其中一部分,愿与读者一起,重温共和国历经的风雨波澜、取得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历史上的60个第一(上) 宋月红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于1949年9月21日~30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决定国旗为五星红旗,国都为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于1949年10月1日14时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结束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建交国——苏联周恩来于1949年10月1日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10月2日,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4)第一部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1950年4月13日通过,自1950年5月1日起施行。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该法共8章27条,规定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等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5)第一家政府经办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波海运公司该公司根据我国和波兰之间的协议,于1951年6月15日在天津成立,驻波兰分公司设在格丁尼亚市。它是我国与波兰合资经营的一家远洋运输企业,也是我国第一家政府经办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于1962年迁至上海,1977年起改名为中波轮船股份公司。
(6)反腐第一大案原任和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1951年11月因贪污被揭发。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命令,组织临时法庭进行公审,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全部财产。
(7)第一条完全国产化的铁路干线成渝铁路东起重庆,西到成都,全线长505公里。该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至1952年6月13日完工,7月1日举行了全线通车典礼。它是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完全采用国产材料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8)国产第一架飞机——“初教-5”1954年7月,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在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并首次试飞成功,毛泽东亲自签署了嘉勉信。
(9)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于1954年9月15日~28日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正式确立。
(10)第一部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除序言外,共4章106条,包括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等基本内容。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授勋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军衔,并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人员。
(12)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该桥由国务院于1955年7月18日批准技术设计方案、大桥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总预算,1955年9月正式开工,至1957年9月25日完工,并于10月15日正式通车。它是一座双轨双层的两用桥,下层铺着可同时对开两列火车的双轨铁路,上层的公路桥可并行六辆汽车,桥下可航行轮船。
(13)第一台国产电视机1958年1月,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出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820型35CM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并于3月17日实地接收信号试验成功。
(14)国产第一架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95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架小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有线电厂和其他有关单位合作制成。它由几万个零件构成,包括近4000个半导体锗二极管和800个电子管,计算结果的精确度达到9位数。 (15)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1959年4月5日,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自1927年举行以来,我国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的称号,也是我国运动员在世界体育锦标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6)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1963年10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授权法国总理富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双方代表在瑞士就建交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我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
(17)第一颗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天,我国政府向世界发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并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8)第一颗氢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70年4月24日,命名为“东方红一号”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准确进入轨道,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五个独立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20)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11月15日上午,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
新高考“倒逼”高校改革完善自主招生迫在眉睫
今年全国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的消息,引发舆论对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高度关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目前所谓的打破“一考定终身”,由于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尚未从根本上转变,并不会对基础教育的应试局面真正产生触动。而新高考采取的“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三位一体录取依据,也不过是对过去高考科目的重新组合而已,或者拆分、或者前移。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才能在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使高考与新课改相衔接,并对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形成强有力的引导。
自主招生制度面临两大质疑
近年来,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有所发展。但对于这项制度,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两大质疑。 其一,高校的自主招生公信力如何保障?
根据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我国高校拥有包括自主招生权在内的7项自主权。但高校的自主招生,从2003年才进入公众视野,当年有22所高校尝试拿出5%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招生。也就是从那时起,此前呼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舆论,转而质疑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
为何会如此?是自主招生本身有问题吗?非也!原因在于,虽然高校已尝试自主招生,但高校自身相应的改革并没有跟上来——对应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必须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也就是说,如果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自主权),在校内却没有学术管理的环境,由行政力量主导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配置,受教育者不能
参与学校决策与办学监督,那么,自主权就有被滥用的危险。而事实也验证了公众的担忧:自主招生的高校,并没有按规定充分公布考生的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以至于大家总怀疑这背后有“权分”、“钱分”交易。更令人无奈的是,不能自证清白的高校根本就不理会质疑,依然故我。 其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会否降低?
集中录取制度被公认的“优势”之一,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极高,在短短一个月中,可以完成全国1900所高校600万新生的录取。
反对打破集中录取制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自主招生,由学生来选择高校,必然出现有的高校在一次录取中招不满学生,这就要多次招生,扩大招生周期,提高招生成本,而且还有可能多次招生之后依旧招不满学生。 确实,依照美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经验,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就连耶鲁大学这样的一流名校,新生报到率也不到70%。如果我国推行自主招生,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也会出现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却只有六七十人来报到的情况。那些办学质量一般的学校,情况可能就更加不妙。从资源充分配置角度,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从高等教育的竞争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低正是大学竞争的动力。假使一所学校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来报到的只有10人,这所学校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由此必然重视自己的办学质量。这正是现代教育制度中,重视学校自主招生权的重要原因:通过受教育者以脚投票,形成高等教育的竞争机制,高考不单是学校选学生,更是学生选学校。我国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把学校分在不同批次,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这在增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率的同时,限制了考生的选择,也就降低了学校的竞争。其结果是,学校没有生存压力,不太重视教学质量,受到损失的,依旧是受教育者。这几年,人才培养质量低、大学生对学校教育不满,与此有密切关系。 完善自主招生必须推进高校改革 依旧保持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就只能使所有高考改革,都在集中录取的框架下“加加减减”,换汤不换药地折腾考生。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真希望推行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新高考,就必须打破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健康、公正的自主招生制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彻底改革高等教育制度。这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教育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恢复高校的自治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首先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改变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确定国立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目标。从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通过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遴选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使部属高校成为首先落实自主权、自主办学的高等学校。
其次,实行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仍可以改革按党政干部选拔方式产生大学校长的传统模式,倡导教育家办学。应该强化遴选程序,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官员、社会贤达、知名校友、学校教授等共同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制定校长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征选,确定人选后由理事会或报教育部任命。这一过程必须有更大程度的社会参与,不能由政府主管部门闭门操办。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校长任命的随意性,增强校长的民意基础和权威性,使校长办学更关注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
第三,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应当实行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符合自身属性的特定的组织管理。其核心是改变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行以学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本位的管理。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要发挥学术机构的管理与决策作用。要转变过去学校通过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行政会议,进行所有决策的做法,改为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负责行政事务决策、执行教授会做出的学术决策,教授会负责学校学术事务决策。只有让教授在学术事务决策(包括学科发展、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与发展、学生培养与学位授予等)中发挥作用,才会使学校的管理尊重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淡化行政因素对教育与学术的影响。
其他还包括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以及改变高校治理结构,成立学校理事会,对学校战略发展进行决策等。 简单地说,假使高校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大学理事会,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实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权,强调学术本位管理,那么,自主招生的公信力自然会确立。因为在学术民主管理中,行政的权力十分有限,办学信息必须对教师、学生和公众公开,招生等事务完全透明。
同样,离开集中录取制度保护的高校,面对受教育者的选择,必然会重视人才培养,会以高的人才培养质量来参与自主招生竞争。至于资源配置率问题,不但可以通过从一次集中录取变为多次录取加以解决,而且,其本身也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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