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第七章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第一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产生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失灵，货币主义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利用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批判。

鉴于货币主义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彻底同凯恩斯主义决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卢卡斯于1972年发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率先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等人在货币主义的旗帜下，以理性预期为分析工具，重新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一般价格水平、就业与产量决定的理论，强调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逐渐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但在当时，理性预期学派被看作是货币主义的分支，是一种激进的货币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性预期学派有广泛的发展，在经济学领域开始了理性预期革命。1985年，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在《经济学》第12版中，用理性预期学说重新撰写了宏观经济学，并将理性预期学派正式列入主要经济学流派之中。《经济学》第12版的出版，标志着理性预期学派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流派的产生。

理性预期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重要的发展，使得原来的名称已不足以体现该学派的全部特色。另外这些重要发展本质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相一致，于是，西方学者称其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1979年，萨金特在其《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曾将他们的理论称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或NCM）.于是一些学者就借用这个名称，简称其为“新古典学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由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理性预期学派大体相同，有的经济学家仍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理性预期学派。

2．主要代表人物

（1）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1937—）

罗伯特·卢卡斯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1937年9月15日出生于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市，父亲是船厂的装配工，母亲是时装设计师。1959年获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0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得到教授职位。1975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5年10月10日，由于：“他发展与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并因此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和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等职务。

卢卡斯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周期理论研究（1981），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学实践（1981，与托马斯·萨

1

金特合著）。重要论文有“预期和货币中性”、“对经济周期的理解”等。

罗伯特·卢卡斯虽然因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本人却未能“理性预期”到自己能够获得这一荣誉，而他的前妻芝加哥大学本科时的同学丽塔·莉莉·科恩（Rita Lilli Cohen）却预期到了这一点。他们俩1959年结婚，1982年分居。在1989年办理离婚手续时，丽塔提出若是卢卡斯在1995年年底之前获得诺奖，她应该分得全部奖金的一半。当时卢卡斯认为自己获得诺奖的可能性极小，就漫不经心地答应了。后来当丽塔按离婚合同拿走他的一半奖金时，卢卡斯后悔莫及，认为丽塔简直是个女巫。

（2）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 ，1943—）

托马斯·萨金特出生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1964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学士，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他是卢卡斯的追随者，主张经济自由。他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模型中的理性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学理论和时间序列分析。他的代表性著作有《宏观经济学》，与卢卡斯合著的《理性预期和经济计量实践》等。

（3）罗伯特·巴罗（Robert J. Barro，1944—）

罗伯特·巴罗出生于美国纽约，他于1965年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理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哲学博士。曾在芝加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中的就业、货币和经济周期问题。他的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有相当的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是《货币、就业与通货膨胀》（1976）、《现代周期理论》（1989）和《宏观经济学》（1993）。

（4）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1940—）

芬恩·基德兰德出生在挪威，是挪威公民。1973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校区的教授；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出生在纽约，1967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研究员。

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因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决定因素等问题的研究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共同获得2004年的130万美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明福德（Patrick Minford，1943—）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利物浦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教授明福德，出生于英格兰，1964年获得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学位，1970年和1973年分别获得伦敦大学的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开始在利物浦大学任教。在西方经济学界，他有“英国的卢卡斯”之称号。其代表作为《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译本。

其他代表人物有尼尔·华莱士（Neil·Wallace）等。 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发展阶段

2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从货币主义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是由于正统货币主义存在一定的缺陷：

（1）适应性预期假说与理性人假定相矛盾

在适应性预期中，人们仅仅根据过去的信息来进行预期，完全不考虑现在可能获得的其他信息。此外，当预期的变量值与实际变量值不一致时，经济主体只能缓慢与部分地修正预期。在适应性预期假说下，人们的预期会犯系统性的错误，而不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显然，适应性预期假说与理性人假定相矛盾。根据适应性预期导出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向右下方倾斜，从而意味着只要中央银行不断地增加货币供给量，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不断地右移，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就有持续的交替关系。另外，正统凯恩斯主义也吸收了垂直的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使得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逐渐综合，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大大减弱了货币主义对正统凯恩斯主义的攻击力。

（2）固定货币增长率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稳定经济

弗里德曼坚持货币需求函数相当稳定，因此，要求用固定货币增长率的单一货币规则来稳定经济。然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衰退。1980年的美国通胀率上升到13.4％，失业率达到8％。1982年，通胀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失业率达到10％，形成了严重的滞胀局面（部分原因是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年的国际石油价格由1978年的每桶14美元上升到34美元）。如果货币需求函数本身不稳定，那么，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就不一定能够稳定经济。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

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产生阶段，当时被称作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该阶段的主要贡献是：将理性预期假说运用到宏观经济学研究之中（创新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的弹性价格和弹性工资假说引入宏观经济学；创立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命题。

（2）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等。他们在该阶段的主要贡献是：创立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创立了应用宏观经济学。

第二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3大假说

理性预期假说、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和总供给（自然率）假说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接受所有三个假说，然而持不同主张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也可能只支持其中一个或二个假说，而没有必要把三个假说统统接受。

3

一、理性预期假说 1．三种非理性预期

（1）静态预期（Statical Expectations）

静态预期完全按照变量的过去值来预期变量的未来值，即使错误不断，也从不修正。蛛网模型（见附录）中的预期就是这种预期。其形式为：

Pt?Pt?1

e（2）外推型预期或外插型预期（Extrapolative Expectations）

外插型预期是指凯恩斯“通论”中的预期。凯恩斯认为预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对于有些经济变量，是可以主观估算出其有关的概率分布的；但另一方面，另一些经济变量却根本无法通过计算形成预期。例如投资决策，企业家对于不确定的未来，常常缺少估计投资盈利与否的客观基础，全凭过去的投资盈利情况与自己的主观预测或血气冲动（由生理与心理情况决定）行事。其形式为：

Pt?Pt?1??(Pt?1?Pt?2)

e其中?的大小，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心情的乐观程度：假设从t－2期到t－1期价格上升了，乐观的人将预期这种上涨趋势持续下去，即??1，悲观的人预期未来的价格会下降，即???1。若??0，就变成静态预期了。外推型预期有以下特征：预期的形成缺少可靠的基础，易受情绪的支配；预期被看作是外生变量；预期不受有关经济变量与政策变量的影响。

（3）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指适应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主要根据某种变量的过去值来形成该变量未来的预期值。如果预期不正确，即预期的变量值与实际变量值不一致，经济主体就会按照实际变量值与预期变量值的差额来逐渐地（不是一次性地）调整预期偏差。以通货膨胀为例，对t+1期的适应性预期通货膨胀率可以用下述公式来表示：

?e?P?e??(P??P?e) Pt?1ttt在适应性预期中，人们只能随着价格的变动来滞后地调整对价格的预期。是一种被动的后顾式预期。由于适应性预期仅仅根据过去预测未来，因而只有在将来的情况同过去的情况相类似时，这种预期才可能是大致准确的。但是将来的情况不一定与过去情况保持相似，而且经济政策本身也会加剧未来与过去的区别。因此，适应性预期仍然难以对经济前景做出可靠的推断。认识到现代货币主义在预期问题上的这一失误后，年轻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新颖观点。

2．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概念的提出——穆斯，1961

理性预期概念与美国经济学家穆斯的有关微观经济学研究成果相关。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泽·穆斯（John Fraser Muth，1930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62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7月号的《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率先提出了理

4

性预期概念。他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所能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正确的预期。“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所以预期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言，在本质上是一样，我们将这种预言叫‘理性预期’”（外国经济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他提出理性预期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价格决定的动态模型——蛛网模型完全是以非理性预期为前提的。如果生产者的预期合乎理性，那么商品市场将很快地趋于均衡。

穆斯所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在当时未被人们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因而对经济理论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卢卡斯于1972年发表《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率先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以后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流行，理性预期概念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研究之中。

3．理性预期的含义（理性预期假说的弱版本和强版本） （1）理性预期假说的弱版本：

弱版本的主要含义是，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期时，经济主体会找到该变量的所有决定因素，并会最佳（最有效）地利用有关这些决定因素的所有可公开获知的信息。换句话说，预期是经济主体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理性地形成的。例如，如果经济主体认为通货膨胀率是由货币扩张率决定的，那么他们就会充分利用有关货币扩张率的所有可公开获知的信息来形成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

（2）理性预期假说的强版本

理性预期假说的强版本形式在上文引自穆斯（1961年）论文的文字中已有表述，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中的理性预期正是穆斯的这种强版本形式。理性预期的强版本形式认为，经济主体对某些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相一致。以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例，理性预期假说的强版本形式可以用下述代数式来表示：

?e?E(P?I) Pttt?1?e是t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I是在t－1时期，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有关信息集合。其中的Ptt?1?I)为t期的通货膨胀率的期望值。 E(Ptt?1理性预期的强版本形式不排除存在预期误差的可能性。不存在误差的完美预期只存在于消除了不确定性和经济主体拥有完全信息的世界。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经济主体得不到完全信息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是理性预期，也会产生误差。然而这种预期误差是一种随机误差，它的条件期望值等于零，且与经济主体形成预期时所得到的信息集合没有关系。在理性预期中，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平均来说是正确的，即预期不会产生系统性误差。如果预期有误差，当事人就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改变他们形成预期的方式，这样就排除了系统性错误。因此，强理性预期形式隐含着：

?e?P??? Pttt?为t期的实际通货膨胀率，ε=随机误差项，它的平均值为?是t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P其中的Pttte 5

零，且与预期形成时所能得到的信息集合不相关，否则经济主体就没有充分利用所有可得到的信息。

总之，理性预期假说的强版本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作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有理性的。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

第二，经济主体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会力图获得进行正确预期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各种信息。

第三，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的预期可能存在失误。但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平均来说是正确的，即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同这些经济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相一致，经济主体在预期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这时因为当预期发生错误时，经济主体能够及时地根据他所得到的新的信息来修正他形成预期的方式，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由于理性的经济主体能够随时修正形成预期的方式和自己的行为，使得政府在采用某项政策干预经济时，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的本质含义。

4．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的区别 （1）能否利用所有可以公开得到的信息

在理性预期形式中，经济主体总是能够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对某些经济变量进行预期，而不是仅仅根据这些经济变量的过去值来进行预期。这是它同适应性预期的一大差别。以通货膨胀为例，人们在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适应性预期时，仅仅考虑过去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以及过去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的误差。而在理性预期中，人们不仅考虑这些因素，还考虑政府已经或将要采取的宏观干预政策可能产生的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理性预期假说排除了经济主体浪费有用信息资源的可能性。

（2）预期误差是否具有系统性

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设，经济主体对某一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期（例如通货膨胀）仅仅建立在该变量过去值的基础之上。这种通过“回顾式”方法形成预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除非所预期的变量值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否则对它形成的预期就会重复错误，导致预期误差具有系统性。原因有两个：

第一， 不考虑该变量过去值（实际值与预期值）以外的其他信息，尽管错误不断重复； 第二， 经济主体只是部分地调整预期，调整量为其上次误差的一定比例。

而在理性预期假说下，人们会考虑和利用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理性地形成预期。即使有误差，其原因主要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而且误差具有随机性，它的平均值为零。从而产生了理性预期强版本下的关键性含义：即经济主体不会形成有系统性误差的预期。

5．对理性预期的批评

有许多针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批评，这里简短地介绍一下常见的两种批评。 （1）信息成本

6

获取和处理那些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进行预期，需要一定的成本（时间、努力和金钱等），因此经济主体就不可能使用所有可得到的公开信息。

理性预期假说的辩护者指出，“理性”经济主体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有激励去最佳地利用所有可得到的信息。换句话讲，当事人有激励获得信息并把信息运用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边际收益（以预期精确度的改进来衡量）等于边际成本（从获取和处理所有可得到的公开信息的角度讲）。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与能获得所有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都被利用的情形相比，预期效果会差一些。另外，理性预期假说并不要求所有经济主体独立地去获取和处理可获得的各种信息。经济主体也可以间接地，例如从新闻媒介发表的预测和评论中获取信息。如果预测结果各不相同，那么问题就成为辨别哪一种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从“噪音”中筛选有用的各种信息。

（2）在分散的市场里操作的每个经济主体处理信息、做出正确的预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难以保证他们能够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准确的预期。

事实上，即便是专门的预测机构，他们根据大型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所做出的经济预测也未必都是准确的，有时连方向都预测失误。所以公众的预期也不可能做到平均来说是正确的地步，从而不可能完全抵消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二、市场持续出清假设（这方面的争论比第一个假说多） 1．市场出清的含义

市场出清是指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等，不存在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当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从而市场出清时，交易中所有可能获取的收益都已经被获取。

2．关于市场出清的不同观点 （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货币工资和价格都具有充分的弹性，可以根据供求的变化做出迅速的调整，因此，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在每一个时点上始终是均衡的，市场是持续出清的。经济处于一种持续的均衡状态（短期和长期）。

（2）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看法

凯恩斯认为货币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当某个厂商企图降低工人的货币工资时，工人将因感觉到自己的相对社会地位的下降而反抗降低货币工资），所以劳动市场不能持续出清。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在阐述凯恩斯的劳动市场非出清理论时，常以“货币幻觉”解释工资刚性。正统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货币工资的调整（货币幻觉）比较缓慢，劳动市场可能持续不出清，经济可能持续处于非均衡状态。

（3）正统货币主义认为，由于工人在短期存在货币幻觉（适应性预期），劳动市场短期内可能是非均衡的。但在长期，工人不存在货币幻觉，失业率将自动回到自然率水平，宏观经济将处于均衡状态。

（4）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看法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市场出清问题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完全相同，认为价格\\货币工资和利率可以自由地迅速调整，各种市场在每一时点上都是出清的。

7

评论：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非出清的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是矛盾的，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统一起来。正统货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市场非出清假说，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则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并重新构造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解释市场出清问题。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市场在失衡后，价格和工资调整到市场出清的过程将是缓慢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试图以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均衡”的微观经济意义是指每个经济主体都选择了符合自己正确预期的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就是要从微观经济出发，把产出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解释为是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决策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说明市场是出清的，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市场非出清引起的种种缺陷。

3．对市场连续出清假说的批判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假定市场可以连续出清。这个假定暗含着市场是竞争的，因为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才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因而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供求之间的相等。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更多的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和价格经常受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刚性，短期内难以发生变动。所以，无论是劳动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不是连续出清的。

三、总供给或自然率假说（假定总供给由就业量决定）

总供给假说建立在以下两个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假说基础之上：第一：工人和厂商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做出决策；第二，无论是工人的劳动供给还是厂商的产量供给都取决于相对价格。

1．劳动供给是相对实际工资（现实的实际工资相对于预期的或正常的实际工资的高低）增函数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时期，工人都会将自己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假设工人对正常或预期的平均真实工资有一主观标准。如果目前真实工资在正常真实工资之上，工人就会有激励在当期工作更多的时间（消费更少的闲暇时间），期望在预期真实工资较低的将来有更多的闲暇（工作少一些）。相应地，如果目前真实工资低于正常真实工资，工人就会有激励在当期消费更多的闲暇（工作更少），而期望在预期真实工资较高的未来工作多一些（消费更少的闲暇）。用目前闲暇替代未来闲暇或相反的替代行为称之为跨期替代。在劳动与闲暇的跨期替代模型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用工人的“自愿”选择来解释就业的变化：工人改变劳动供给是对所察觉的真实工资的变化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因此，失业都是自愿的。

2．产量供给是相对价格（本厂商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厂商的产品价格）的增函数

假设，厂商随时都知道自己产品的价格，而对别的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了解在时间上滞后。当自己的产品的价格提高时，它必须确定这种价格变化是否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化：如果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增加了对自己产品的需求，厂商应该（理性地）增加产量，这是对自己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别的商品的价格的上升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如果自己产品价格的提高不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化，仅仅是绝对价格的变化，厂商就不应该增加产量。厂商必须区分相对价格变化与绝对价格变化。实际上，一

8

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越大，生产者提取一个正确的信号（区分相对价格变化与绝对价格变化）就越困难，从而对价格变化所做出的供给反应就可能越小。

3．意外供给函数

从以上两点分析中，可以得出意外供给函数：

e??P?e) （7.1） Y?Yf??(P?P)；或者 Y?Yf??(P?）对其预期产量（Y）对它的自然水平（Yf）的偏离仅仅是对实际价格水平或实际通货膨胀率（P?e）的偏离的反应，也就是对没有预期到的（意外）价格水平的上升所做的反应。例如，通货膨胀率（P当市场价格水平普遍提高，某个厂商的产品价格高于厂商的预期值时，单个厂商感到意外，错误地把自己产品的绝对价格上升当成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劳动需求，提高货币工资，导致经济中就业和产出供给的上升。但在没有价格意外的情况下，产量将保持在它的自然率水平上。

实际上，意外供给函数重述了货币主义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当通货膨胀的预期完全正确（也就是没有价格意外）时，产量和就业才会停留在其自然率水平上。

第三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

一、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1．均衡经济周期理论的特征：用均衡原理来解释经济周期

早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热衷于经济周期的研究。然而凯恩斯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某一时点的产量水平上，而不是产量或经济随时间延伸的动态演变。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周期似乎是非均衡现象，人们不可能得到一个关于经济周期的均衡理论。然而哈耶克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为，“贸易周期理论的最大难题”是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周期现象结合到经济均衡理论体系中去，但二者明显有抵触”。尽管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得到一个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但40年后的卢卡斯进行了这项研究。卢卡斯的最著名的成就，就是他证明对总量不稳定有可能形成一个均衡解释。正如胡佛所说，“无须借助非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总量以及价格变动，这是新古典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东西”。

2．经济波动的机制

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假说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关键理论。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中，影响整个经济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冲击（主要由没有预期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引起）引起预期价格误差（理性地形成），进而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产生这些误差的原因是由于劳动者和厂商拥有的信息不完全（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因此，经济主体不可能获得完全信息），他们错误地把一般价格变化当成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分别变动劳动供给和产出供给。

设起初的产量和就业位于自然率水平。央行未加宣布突然增加货币供给，引起总需求增加和一般价水平上升。私人部门没有预期到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分散生产的厂商们把他们商品价格的上升当成他

9

们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劳动需求量与产量，同时导致货币工资的上升。劳动者则错误地把察觉到的货币工资的上升（相对于它们的预期值）当作真实工资的上升，从而增加劳动供给。与弗里德曼模型中劳动者单方面被愚弄相比，卢卡斯模型中，劳动者和厂商在信息的不完全方面没有任何的不对称：厂商和劳动者都会有预期误差，对没有预期到的普遍的价格上升做出反应，分别提高产品和劳动的供给。结果总产量和就业都将暂时高于它们的自然率水平，最终使经济趋于繁荣。因此，幻觉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一旦私人部门意识到相对价格与实际工资没有变化，劳动者和厂商就会相应减少劳动供给和产品供给，产出和就业就会回到其长期的均衡（自然）水平。即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垂直。

在一般价格水平处于较高水平的经济繁荣时期，如果中央银行未加宣布突然减少货币供给，则会产生相反的情况，使经济最终趋于萧条。

在货币经济周期学派看来，产量和就业偏离其自然水平是货币供给变化产生的“随机冲击”所造成的人们对价格预期的误差的结果。当然这些预期误差本质上也是随机的。理性预期假说和意外供给函数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产量和就业会围绕着它们的自然水平而随机波动。

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如果这些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凯恩斯革命中诞生的宏观经济学就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萨默斯，1986年）。

1．引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Ⅰ的让位

1972年至1982年期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货币意外模型，它最初是由卢卡斯（1972年，1973年）提出的。把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持续市场出清假说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卢卡斯模型得以严格地证明，如果通货膨胀是未预期到的，短期或幻觉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如何产生。由于通货膨胀决定于货币扩张率，同时由于具有理性预期的当事人不可能系统地感到意外，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将是无效的。这个萨金特—华莱士的政策无效主张意味着，真实变量的平均值不可能受到预期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这是一个明显（尽管引起很大争论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结论。

经济周期的货币意外模型，到了1982年，同时陷入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绝境。在理论战线上，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了与信息混乱相关的这个假设的不合理性（奥肯，1980年；托宾，1980年b）。因为，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排除了粘性价格，新古典模型对包含货币与产出之间因果关系的经济周期没有做出令人能够接受的解释。在经验战线上，尽管在早期有一些成功，但支持预期到的货币是中性的这一主张的证据并非那么有力（巴罗，1993年）。由于这两方面的困难，货币意外模型 “已经被广泛地认为在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是不适用的”（麦卡勒姆，1990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总量不稳定的新古典解释主要集中到真实冲击而非货币冲击，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个方法最著名的鼓吹者或对该方法有过贡献的人士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以及查尔斯?普洛瑟、约翰?朗、罗伯特?金、艾伦?斯托克曼、塞尔焦?雷贝洛、罗伯特?巴罗，这些人在罗彻斯特大学任教或者与该大学有一定关系。

2．从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转变

一些新古典理论家对既能在经验上站得住脚又能避免早期新古典模型理论弱点的对经济周期的严密的均衡解释的寻求，导致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以供给冲击——这种冲击以

10

技术随机变化的形式出现——代替早期模型中的刺激机制（也就是末预期到的货币）。但早期新古典模型的传播机制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了发展。托宾（1980年b）在批评卢卡斯的货币失察解释时指出：“在自然禀赋、技术和偏好的波动的推动下，完全信息模型的真实均衡可能发生变动”，同时如果此种波动是持久性的随机过程，那么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就可能像是经济周期”。在这些观点发表两年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着手研究他们的非货币的均衡模型，它与随后朗和普洛瑟（1983年）发表的论文一起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在详细研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之前，先分析新古典模型Ⅰ的两个主要先驱者罗伯特?卢卡斯和罗伯特?巴罗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看法。依据罗伯特?卢卡斯的观点，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宏观经济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卢卡斯，1987年）。然而他确实认为该模型只关注与货币因素相对的真实因素“是错误的”，他认为“杂交”的模型会是一条富有成果的出路。不过卢卡斯热情赞扬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采用的方法论，这些学者遵循了他以前的建议，即要最好地理解经济周期，就得“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1977年）。这些人为的经济系统可以作为实验室，“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试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试验”（卢卡斯，1980年）。这正是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学者制定的研究计划。就卢卡斯自己的工作而言，他已将兴趣转到为货币理论（新货币经济学）和经济增长分析建立更好的微观基础上。在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之后（参见保罗?罗默，1986年；卢卡斯，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再度受到关注。现在卢卡斯似乎把经济周期看作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依据他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更复杂的稳定政策以消除经济周期风险的残差量，而是提高生活标准，那么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更为重要（参见卢卡斯，1987年，第30—31页）。

罗伯特?巴罗（1989年a，1989年c）在80年代末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重点，因为“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在80年代中期，巴罗认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成果是“大有前途的”，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年）。更进一步，他自己的成果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Ⅰ和模型Ⅱ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参见巴罗，1981年）。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因为早期模型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就否认新古典学者在70年代取得的成就。根据巴罗的观点，这些成就导致了“理论和经验分析的更好的方法”（巴罗，1984年）。巴罗指出了新古典学者在70年代取得的三个主要的成就（1989年a），

（1） 均衡模型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2） 理性预期假说的采纳和发展； （3） 博弈论在制定和评价政策上的应用。

前两个贡献实现了在选择性微观基础上建立宏观模型的目标，同时提供了一个能顽强抵挡卢卡斯（1976年）批评的分析框架。与动态博弈有关的第三个方面的成就道出了承诺、信用和声誉在政策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澄清了规则和相机选择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方面的远见卓识已经在广阔的领域里得到了应用而并非只局限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尽管巴罗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表现了热情，但和卢卡斯一样，他最近的研究工作转到了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上面（参见巴罗，1991年）。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透视（产生发展过程）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前提是，技术进步率有着大的随机波动。对生产函数的这些供给

11

冲击造成了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这是理性个体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些发展主要是针对早期的货币失察模型的退位以及卢卡斯对建立“人为模型”的呼吁所做出的反应，它同时也表明对总供求模型中供给方的重新关注。

真实而非货币力量推动着经济周期这一思想肯定不是一个新的思想。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的研究论文唤起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之前的文献中就有许多突出的分析（有关两次大战之间经济周期文献的优秀评述，参见哈伯勒，1963年）。一些经济学家，例如拉尔夫?霍特里，坚持经济周期的极端货币解释，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丹尼斯?罗伯逊，强调真实力量是周期波动背后的原动力（多伊彻，1990年；古德哈特和普雷斯利，1991年）。虽然罗伯逊并不像现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那样在分析经济周期时排除了货币力量，但按照古德哈特和普雷斯利的看法，罗伯逊对技术变迁的强调和均衡理论家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技术变迁同样在约瑟夫?熊彼特的短期不稳定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动态分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新技术的引进影响了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并产生了短期非均衡效应，和现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一样，熊彼特认为周期和增长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着的（参见熊彼特，1939年）。

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建立了强调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的模型（萨缪尔森，1939年，希克斯，1950年）。这些模型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把波动看作是真实总需求（主要是不稳定的投资支出）推动的，它们不重视货币因素，同时认为供给方向的现象提供了形成经济周期转折点的约束条件（参见莱德勒，1992年a）。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长处，乘数—加速数模型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不再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影响，它将宏观经济分析的中心从经济周期现象转到了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方法和政策上面。一些经济学家自信经济周期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甚至到了1969年，一些经济学家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周期过时了吗？（布朗芬布伦纳，1969年）。我们已经看到，在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周期带着复仇心理又杀回来了，同时也看到了对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极度不满如何导致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的反革命。均衡经济学家在80年代期间对经济周期研究的新发展被证明是对所有以前那些把总需求的波动作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的模型的一个挑战。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不仅是新古典综合的“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竞争者，同时它也代表着对所有货币主义和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发展也推动了从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向真实经济理论的转变。首先，与70年代期间两次石油价格上涨有关的供给冲击使得宏观经济学家更加意识到供给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不稳定中的重要性。这些事件，再加上需求取向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明显不能充分解释与加速的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失业的上升，迫使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投入相当多的研究力量，来建立供给方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其次，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成果（1972年）指出，在解释总产量随时间的变化轨迹时，真实冲击可能远比货币冲击重要。因为有证据支持如下主张：产量的变动轨迹用随机游走一词来描述是最恰当的。

4．周期与随机游走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经济周期研究的重新关注，经济学家更专注于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将趋势从周期中分离出来。传统的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的新古典模型（索洛，1956年）描述的反映潜在趋势的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这个方法假设GNP的长期趋势是稳定或

12

平滑的，围绕着趋势的GNP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需求冲击决定。该种传统方法同时被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采用，一直到80年代早期。所有这三家的需求冲击模型都把产出对趋势的偏离解释为暂时的。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者感到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有理由要求矫正性行动。而货币主义，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确信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实施积极的稳定政策。在1982年，纳尔逊和普洛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纳尔逊和普洛瑟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导致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将货币扰动作为纯粹的暂时波动根源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从来都不会成功的解释产量变差（波动）的大部分，由真实因素造成的随机变动是任何宏观经济波动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

纳尔逊和普洛瑟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因为在研究美国的数据时，他们难以拒绝GNP随机游走的假设。这个结论与传统观点有着怎样的区别呢？可逆的周期性波动能够解释真实GNP的大部分短期变动这一观点可以由方程（7.1）表示：

Yt＝gt＋bYt－1＋zt （7.2）

这里t代表时间，g和b是常数，z代表随机冲击，它的平均值为零。在方程（7.2）里gt代表潜在的GNP的平均增长率，它描述必然趋势。假设有些针对zt的冲击，它使得产量在时间t时高于趋势。我们假设冲击只持续一个时期。由于Yt依赖于Yt－1，冲击将在时间上向后传播，形成序列相关。但由于在传统方法里，0

y 0 t1 图7－1 在“趋势复归”情形里产量的轨迹

t

图7－1简述了在趋势稳定性情形下某一冲击对收入运动轨迹的影响。假设在时间t1时发生了一个扩张性货币冲击，使收入暂时偏离趋势轨迹。然而，随着时间的延伸，收入最终将复归到它的趋势轨迹上。因此，这个例子和认为由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引起的产量对其自然水平的偏离是暂时的这一自然率假说是一致的。

和上述观点相对照，纳尔逊和普洛瑟认为我们所观察的GNP的多数变化是持久的，因为在一次冲击之后，不存在产量复归到以前的趋势的倾向。在这种情形里，我们说GNP是随机游走的。方程（7.3）表示GNP的随机游走：

Yt=gt+Yt－1+zt （7.3）

在方程（7.3）里，gt反映产量的“漂移”（drift），由于Yt同样依赖Yt－1，对zt的任何冲击都将永久

13

性地提高产量。在图7－2中，假设在时间t1，有一冲击提高了产量水平。因为下一个时期的产量由时期t1的产量决定，所以产量的提高将持续到未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在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情形下，产量有一个“单位根”；也就是说方程（7.3）里滞后产量项的系数等于单位量，b=1。

y 0 t1 图7－2 在冲击具有持久影响下的产量轨迹

t

纳尔逊和普洛瑟的这些发现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含义。如果技术变迁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那么随机游走之后的产量轨迹将表现出类似经济周期的特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到的GNP波动是产量的自然（趋势）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表面上像是围绕着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持久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每一次持久的生产率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

根据索洛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家习惯上从波动分析中分离出增长分析，与此不同，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成果表明决定趋势的经济力量与造成波动的力量没有区别。根据中性假设，在新古典世界中GNP的持久变动不可能是货币的结果，因此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一定是真实冲击。纳尔逊和普洛瑟认为，他们的发现为经济周期的货币理论的重要性设置了一个极限，而真实扰动很可能是产量波动的更为重要的根源。如果在增长过程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将增长理论与波动分析隔离出的传统做法就是不合逻辑的。通过消除趋势和周期之间的区别，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已经开始整合增长理论和波动理论（参见金等，1988年a，1988年b；普洛瑟，1989年）。

5．供给冲击

总需求冲击或者总供给冲击或者二者的某种组合，可能导致产量周期性不稳定。在需求方，就像凯恩斯以及大多数早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所强调的那样，冲击可能源于IS曲线的不稳定，或者像LM曲线描述的以及货币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冲击可能源于货币方的不稳定。在供给方，我们可以设想一系列由生产率的重大变化引起的冲击：

（1）物质环境的一些不利变化对农业产量形成不利的影响。这类冲击主要是指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干旱和洪水。

（2）能源价格的显著变化，例如石油价格在1973年、1979年的“急剧抬高”和随后1986年的下降以及最近的进一步提高。詹姆斯?汉密尔顿（1983年）认为1945年以来美国的大多数衰退都以能源价格的上涨为先导。

（3）战争、政治大动荡或者劳动者的骚动，它们打乱了经济现存的运行和结构，像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前苏联的解体以及70年代和1984年英国的罢工和劳动者的骚动。

14

（4）政府调控，例如进口配额，它破坏了激励，使企业家的才能转向寻租活动。

（5）由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质量变化造成的生产率冲击，新的管理手段、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新的生产技术的引进。

尽管上述某些或全部因素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可能是重要的，但我们可以把第5条广义地定义为“技术变迁”，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它是先进的工业化经济中长期内供给方的推动力量。不应忘记通常无自然灾害之忧的政治稳定的经济，仍具有总量波动。

6．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阶段将重点从经济周期的货币解释转移开，然而最新发展的均衡模型仍然保留并且精炼了新古典大厦的另外一些砖石。新牌均衡理论具有下述一般特征：

第一，当事人的目的是在现行资源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和利润。

第二，当事人理性地形成预期，不会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危害。当事人可能仍面临信息提取问题（例如，一特定生产率冲击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但是有关一般价格水平轨迹的信息能公开得到。

第三，价格灵活性确保了市场持续出清，使得均衡通常占统治地位。

第四，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是由可得到的生产技术的较大的随机变化引起的，而各种传播机制则使这个最初刺激的影响扩散开来。

第五，就业波动反映人们工作时间的自愿变化。工作和闲暇被假定在时间上是高度可替代的。 第六，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对真实变量没有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 第七，经济波动和趋势分析中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被抛弃。 从上面可以看出，主要的变化是有关

（ⅰ）占主导地位的冲击因素，以技术冲击代零星货币冲击；

（ⅱ）放弃对有关一般价格水平的不完全信息的强调，而与一般价格水平有关的不完全信息在由卢卡斯创立的早期货币失察模型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ⅲ）打破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短期和长期的二分法，这是通过整合增长理论与波动理论进行的。 一般认为，货币构成经济波动的原因缺乏计量研究证据的支持，这一事实为把研究方向转向构建真实力量起关键作用的模型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依据。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可以被很好地描绘成随机游走，而并非波动或对决定性趋势的偏离）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依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同时声称，他们的理论对刻画总量波动特征的“特征事实”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释。确实，就什么是特征事实这一问题，他们对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1）技术冲击

沿用费里希（1933年）的作法，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区分了经济周期的刺激与传播机制。刺激机制是最初的冲击，它使得一变量偏离其稳态值。传播机制包含那些使冲击效应随时间向后传递并使得对稳态的偏离持续化的因素。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些版本允许真实的需求冲击例如偏好或政府消费的变化作为刺激机制发挥作用，但该理论更典型的模型是由外生的生产率冲击推动的。要素生产率的这些随机波动是由较大的技术变化率随机变动引起的。传统的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长期内的人均产量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则假设为随时间稳定发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反对这个观点，他们强调技术变化的不稳定本质，他们将技术变化当作总产量变动的主要原因。如图7－3所示。

15

在图7－3中，图（a）表示的是使生产函数从Y移动到Y的有利的技术冲击的影响。这种移动对劳动的边际产量的影响从而对劳动的需求的影响由图（b）说明。通过提高劳动需求，生产率冲击增加了就业也提高了产量。就业扩大的程度取决于当时真实工资下的劳动供给弹性（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表明，真实工资较小的顺周期变动是与就业的较大的顺周期变动相联系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真实工资弹性很大的劳动供给曲线，以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这些事实相一致，如图7－3（b）中SL2所示。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冲击将使产量从Y0增加到Y2，同时真实工资从（W/P）a上升到（W/P）c，就业从L0增加到L2。如果劳动供给相对缺乏弹性，如SL1所示，技术冲击会导致真实工资较大的变动和就业较小的变化。然而这不符合特征事实。

很清楚，为了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总量波动中观察到的就业的大幅变动，就必须存在闲暇的跨时间替代（闲暇价格效应中的替代效应必须远远大于收入效应）。由于这些模型假设价格和工资是完全灵活的，因此劳动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框架里，劳动者根据他们的偏好和能够得到的机会选择失业和就业。

（2）跨时劳动替代假说

依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观点，作为有力的传播机制跨时劳动替代使得供给对真实工资较小的变

16

*

动做出很大的反应。依据这个最初由卢卡斯和拉平（1969年）采用的假说，家庭随真实工资的时间变化而改变其劳动供给。当真实工资暂时较高时，他们更愿意增加工作时间；而当真实工资暂时较低时，他们工作的时间就会减少。为什么应当如此呢？

劳动供给取决于个人的劳动供给决策，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种种影响个人劳动供给数量的因素。当前就业的好处主要（很明显不是全部）与赚取的收入有关，它使得个人劳动者能够消费商品和劳务。为了赚取收入，劳动者分配给闲暇的时间应当少一些。闲暇一词用来概括所有的不取得收入的活动。代表性劳动者的效用函数表明消费和闲暇都产生效用。但是做出他们的劳动供给决策时，劳动者既考虑未来也考虑当期的消费和闲暇。当决定其当期劳动供给时，劳动者需考虑未来，此时他需要考虑当期真实工资是高于还是低于标准工资。真实工资增加时的替代效应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量。然而，由于较高的真实工资使劳动者感觉更富有一些，从而增加闲暇的消费，导致劳动供给减少。这种财富或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成反方向变动。当期真实工资增加对劳动供给量的影响很清楚将取决于上述占支配地位的效应。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区分了真实工资的持久变化和暂时性变化，目的是为了分析合理的依据最大化自身利益目标行为的个人如何跨时间对由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跨时劳动替代假说说明了两样事情。

首先，如果技术冲击是短暂的，使得当期真实工资只是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晒草要趁太阳好”，以工作替代目前的闲暇，而在预期真实工资较低的未来则少工作，因此在目前供给更多的劳动、减少目前所消费的闲暇的决策同样也就是在未来消费更多闲暇的决策。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预言，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持久的技术冲击，能提高现在和未来的真实工资，造成闲暇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相对不变，没有劳动的跨时替代（参见阿贝尔和伯南克，1992年，第363—381页）。

其次，一些理论家强调灵活价格模型中，真实利率对劳动供给的重要性（参见巴罗，1981年，1993年）。真实利率的上升促使家庭在目前供给更多的劳动，因为在真实利率上升的条件下，通过目前劳动赚取的收入的价值相对于未来赚取的收入的价值而言是上升的。这种效应可以表现为劳动供给曲线向右方的移动。我们可以用方程（7.4）来表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劳动供给函数的一般形式，这里r=真实利率：

SL=SL（W/P，r） （7.4）

相应的跨时间相对价格由方程（7.5）给出：

（1+ r）（W/P）1＝（W/P）2 （7.5）

依据方程（7.5），引起真实利率上升或者使当期真实工资（W/P）（W/P）1相对暂时高于未来真实工资

2的对经济的任何冲击将提高劳动供给从而也将扩大就业（参见曼丘，1994

年）。

7．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在理性预期、完全的价格灵活性以及对货币供给有完全信息的世界里，货币中性是必然的。因为名义变量并不影响真实变量，产量和就业完全是由决定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供给的真实因素决定的。适合该世界的IS—LM模型由图7－4表示。

IS曲线表明真实总需求（RAD）是真实利率的一个减函数。由于价格是完全灵活的，因而LM/P曲线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以与IS曲线相交于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上。真实总供线曲线（RAS）的位置由生产函数的位置以及劳动者供给劳动的意愿决定（参见图7－3）。

17

r

RAS LM/P re IS（RAD） 0 Ye 图7－4含灵活价格的IS－LM模型

Y

改变了生产函数的技术改进将使总供给曲线即RSA向右移动，总供给曲线RAS上的任何点都代表着一个均衡（完全）的就业位置。因为价格水平将自动调整使得LM/P曲线总是与RAD曲线相交于产量的充分就业水平，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RAD曲线和RAS曲线。图7－5给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r RAS re RAD 0 Ye

图7－5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Y

RAS曲线用真实利率的正函数表示，因为真实利率影响劳动的跨时间相对价格。方程（7.5）表明，如果真实利率上升的话，那么当期劳动供给将增加。如下重要观点应当予以指出：

（1）这个模型完全是真实模型，因为货币数量和总价格水平不影响总产量或就业。

（2）在货币主义、早期新古典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起重要作用的短期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区分被放弃了。

（3）RAS曲线描绘一系列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均衡位置的轨迹。

（4）价格灵活性假设使得真实利率能够均衡商品市场，从而使RAD=RAS。

（5）在解释产量波动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强调起因于技术冲击的RAS曲线的移动（参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普洛瑟，1989年）。

18

（6）一些均衡理论家指出，在某些时期真实总需求冲击作为对总量波动的解释同样是重要的。例如，巴罗证明了政府支出的暂时增加是如何造成产量扩张的（参见巴罗，1993年，第12章）。他总结道“政府购买的变化在战时（但不在和平时期）经济波动中起主要作用”。

图7－6代表一个基本的市场出清图形，它是现代新古典均衡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中的核心部分。依据巴罗的观点（1993年），在商品市场上，以YS代表真实总供给，Cd代表总需求，市场出清的条件由公式（7.6）给出：

Cd（r，?）=YS（r，?） （7.6）

方程（7.5）中的被省略并以??表示的变量包括，由对生产函数或政府支出等等的冲击引起的各种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Cd和YS对真实利率变化的反应由沿着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来描述。如果任何别的影响Cd和YS的变量发生变化，比如对生产函数的冲击或者政府支出的增加，那么Cd和YS曲线将发生位移。

为了解在这个模型里技术冲击将怎样影响总产量，从点a开始研究一下图7－6。假设一个有益的技术变化以图7－3中的形式出现。该冲击很明显将使YS曲线从YS1右移到YS*。如果技术冲击被认为暂时的，那么财富效应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很可能较小，Cd向右方的位移小于YS的位移：从点a到点b的移动。产量从Y1上升到Y2，真实利率降至r2。如果技术冲击被认为是持久的，那么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冲击将会更为有力。在这种情况下，YS和Cd向右位移的程度很可能是一样的，导致产量从Y1上升到Y，但真实利率仍停留在r1：从点a到点c的移动。根据巴罗的观点，在解释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方面这个模型是很合理的。

*

8．校准模型

真实经济理论家一般并不试图提供能够进行传统的经济计量检验的模型，而是提供更一般的波动理论的数值化例子。为了考察他们的模型的数量含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发展了一个所谓的校准方法（参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普洛瑟，1989年；阿贝尔和伯南克，1992年）校准方法涉及下述步骤：

（1）建造一个古典的总量经济均衡模型，如图7－5和7－6所示。

（2）提供具体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决策函数的代数式。例如，普洛瑟使用的具体的科布—道格拉斯

19

生产函数。

（3）然后校准步骤用由—带有随机数字发生器的计算机产生的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该模型进行模拟。

（4）这些冲击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然后被记录下来，以使其结果能够和主要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实际行为进行比较。

这些模拟表明，在重复的技术冲击打击下的竞争性经济能够表现出实际观察到的那种波动，由普雷斯科特和普洛瑟进行的那些模拟产生了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结果，因为这些模型能够模拟实际经济中一些重要的时间序列数据。实际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声称，最近有关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的研究支持与波动的“货币”理论相对的“真实”理论的预言。但是，像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货币和产量之间的相关性是一种被接受的特征事实。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怎样处理货币的明显的根源性影响呢？

9．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货币中性

货币中性是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该模型里，货币中性不仅在短期适用而且也在长期适用。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主要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托宾、弗里德曼和卢卡斯，都同意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对经济有真实效应并且对解释产量的波动有重要作用。关于货币和产量二者关系的本质和强度以及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自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观点各异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现象对于经济周期研究是关键性的。货币和产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货币变动领先于产量变动这一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被许多人看作是从货币到产量的因果关系的有力证据（西姆斯，1972年）。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1982年）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货币主义观点——货币不稳定是真实量不稳定的核心。

然而货币和总产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许只是表明货币供给是对经济活动做出反应，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是内生的，我们观察的货币对产量的相关性是反向因果关系的证据；也就是说，对未来产量增长的预期导致目前货币供给的增长。根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在货币当局盯住利率时尤其如此（参见巴罗，1993年，第18章）。西姆斯（1980年，1983年）、利特曼与韦斯（1985年）的贡献提供了支持真实经济周期方法的得要证据，并为其经济周期模型中的非货币倾向提供了支持（参见艾肯鲍姆和辛格尔顿，1986年）。

最初建立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没有货币特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起初着手于建立一个只包括真实变量但能够扩展到考虑名义变量的模型。但在建立他们的真实模型之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总结道，由于经济周期几乎能够完全由真实数量解释，因此货币部门的引入是不必要的（参见普雷斯科特，1996年）。朗和普洛瑟的模型不包含货币部门，金和普洛瑟把货币与产量之间的历史联系解释成货币对产量的内生反应，反对正统货币主义对货币与产量之间关系的解释。在他们的模型里，“货币服务是私人部门生产的中间产品，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和下降。”金和普洛瑟认为金融业提供了便利市场交易的会计服务流。通过将金融部门嫁接到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金和普洛瑟说明了真实产量、信贷和交易服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如何产生，而这些共同运动的时间轨迹则取决于真实产量变化的根源。他们的模型暗示内部货币（inside money）（银行存款）将随产量正向变动。另外，金融服务能比最终产品更快地生产出来的事实意味着，金融服务的扩张很可能先于产量的扩张。银行储蓄的存量因而与产量是高度相关的，银行储蓄成为经济周期的领先指数。

20

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提供的证据是一致的，但观察的角度完全不同。在货币主义模型里，货币数量的外生变化在造成产量的运动方面起重要作用。与此不同，金和普洛瑟强调储蓄对计划的产量运动的内生反应。实际上，金融部门的产量与其他部门的产量的运动是一致的。好笑的是，货币是内生的这一观点正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参见第8章，以及卡尔多，1970年）。例如，关于货币与产量的因果关系这一问题，琼?罗宾逊（1971年）指出，这种相关关系可以“用数量理论来”解释，“如果从方程的右边来看的话。因此市场活动水平的显著上升很可能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似乎结成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同盟，他们似乎都同意罗宾逊的观点，即数量理论方程（MV=PY）应当依照因果关系从右向左来看。正统凯恩斯主义者在考察货币与产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也提出了时间选择问题。托宾（1970年）说明了能够怎样建立一个货币供给是对收入变化的内生反应的超级凯恩斯主义模型。在该模型里，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落于货币供给的扩张之后，因为厂商为了给其计划的扩张提供财力而从银行借入资金。托宾证明，从时间证据推断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导致了真实经济活动的变化，是犯了“发生于其后则为其果”的错误。然而，尽管托宾的观点是对他认为的货币主义对货币力量的夸大的挑战，但它肯定没有得出货币与经济波动没有关系这一结论（参见卡甘，1993年）。

最近，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0年）抛弃了经济周期中与货币总量有关的一个被确认了特征事实，对关于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争论的整个基础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基础或者M1引起了周期，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仍然相信这种货币神话。”很清楚此种主张是对关于货币作用的传统观念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拒绝了这种“对传统观念的不恭”，作为真实经济周期分析的结果，他们结成了同盟，这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托宾和弗里德曼进行激烈的争论期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我们应当注意普洛瑟（1989年）的观点，即“在增长和波动的均衡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仍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它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0．测度技术冲击：索洛剩余

如果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那么区分并测度技术进步率就是重要的了。普雷斯科特（1986年）指出索洛测度技术进步率方法是可取的、合理的。索洛的技巧是把技术变化定义为总产量的变化减去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加权贡献之和。简而言之，索洛剩余测度总产量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可测度的数量变化来解释的那部分变化。索洛剩余的推导可以表述如下：设有总生产函数为：

Qt?Atf(Lt，Kt) （7.7）

其中，Qt代表t期的总产量，At、Lt与Kt分别代表t期的技术水平、劳动投入量与资本投入量。如果A、K和L变化了，那么产量也会变化。对总产量求时间t的导数，可得：

dQtdt?f(Lt，Kt)dAtdt?At?f(Lt，Kt)dLtA?f(Lt，Kt)dKt??t? （7.8）

?Ltdt?tdt?LtQt（7.8）式除以（7.7）式，且令?＝?Qt?Lt（产出的劳动弹性），?＝?Qt?Kt?KtQt（产出的资本弹性），

21

可得：

dQtdt?1Qt?dAtdt?1At??dLtdt?1Lt??dKdtt?1Kt （7.9）

由于没有直接测度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因此不得不把它估计为剩余。与产量以及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关的数据是可以得到的。通过历史数据可以得出对?和?的估计。这样，技术进步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间接地测算出来：技术进步率等于总产量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增长率与资本投入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以后剩余的部分，即：

dAtdt?1At＝dQtdt?dLt1dKt1?????＋???Qt?dtLtdtKt1??? （7.10） ?在方程（7.10）里，索洛剩余等于

dAtdt?1At。普雷斯科特（1986年）指出：“技术进步的变化率的

运动过程是一种随机游走，其幅度等于漂移加上某种序列不相关的测量误差。”普洛瑟（1989年）也认为“把生产率水平看作随机游走似乎是可取的”。经验数据似乎也支持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这一观点，即总量波动主要是由技术扰动诱导的。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1年）发现，战后美国产量方差的大约70%可以由索洛剩余的变差来解释。

11．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特征事实

丹西尼和唐纳森（1993年）指出，真实经济周期研究“迫使理论家承认我们对经济周期现象的知识实际上是多么地不全面”，近斯文献的一个主要成就在于“使人们不受限制地重新考虑我们对经济周期的了解”。这一领域里的新成果对有关什么是确定的特征事实的许多传统观点提出了疑义。对哪个经济周期模型最好地解释了公认的特征事实这一问题也存在争论。这里简短地讨论一下有关真实工资和价格的周期行为的争议。

在总需求扰动推动经济周期的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真实工资被预言是逆周期的。在《通论》里，就业的扩张与真实工资的降低联系在一起，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综合模型同样假设经济沿着总劳动需求曲线运行因而真实工资一定逆周期变化。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有关的理论以及早期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同样具有逆周期的真实工资这种特征（参见费希尔，1977年；费尔普斯和泰勒，1977年。）根据戈登（1993年）的观点，除了70年代的石油冲击之外，不存在真实工资的系统性运动，但如果说有些什么的话，“那么在繁荣期间存在一种微弱的趋势，即价格增长高于工资增长，隐含着逆周期的真实工资”。然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0年）发现，真实工资表现出一种“相当强的”顺周期行为，这个发现和生产函数的位移是一致的。目前一致的看法（参见费希尔，1988年）是真实工资具有“微弱的顺周期性”，这既给经济周期的传统的货币解释也给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疑义。如果真实工资具有温和的顺周期性，那么只有当劳动供给曲线是高弹性的，对生产函数的冲击才会显著地影响就业。然而经验证据并没有支持如下论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需要的显著的跨时替代与表现为经济周期特征的就业的大的变化是一致的。

虽然从邓洛普（1938年）和塔希斯（1939年）与凯恩斯就真实工资的周期行为这一问题展开辨论

22

以来，这一问题就一直是有争议的，但价格（和通货膨胀）通常具有顺周期性这个假设仍被持有各种主张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价格的顺周期行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模型的货币失察形式所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曼丘（1989年）认为，在没有显著的供给冲击时，例如像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的上升，通货膨胀率的顺周期行为是“被充分证明了的事实”。卢卡斯（1981年）同样把价格和通货膨胀率的顺周期特征列为基本的特征事实。与这些观点尖锐对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90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国1954—1989年期间，“价格水平表现出清晰的逆周期形式”，这导致他们做出下述有争议的结论：“我们提醒，在解释战后经济周期波动时，任何具有顺周期价格的理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布莱克本和拉夫恩（1992年）最近通过对英国数据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把有关价格水平的顺周期行为的传统观点说成是“虚构”。根据他们的看法，价格是顺周期性的传统主张绝对与事实相抵触，他们将自己的发现看作是对经济周期的货币解释的“巨大挑战”。巴克斯和基欧（1982年）以及史密斯（1992年）提供的证据同样支持了真实经济周期的观点。

图7－8解释了为什么逆周期的价格水平的证据支持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这里我们使用传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框架，其中价格水平标在纵轴上。由于价格和工资是完全灵活的，总供给曲线（AS）是完全缺乏弹性的。

经济最初在AD和AS0的交点处运行。如果经济遭到一个负的供给冲击的打击，使AS曲线从AS0

移到AS2，对于给定的货币供给来说，产量的均衡水平将从Y0降到Y2。价格水平从P0上升到P2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状态。一个有利的供给冲击将AS曲线从AS0移到AS1，对于给定的货币供给，将导致价格水平下降。均衡位置a、b和c表明，价格水平是逆周期的，如果真实扰动造成总供给曲线沿着给定的总需求曲线位移。当然，总需求曲线位移引起的波动必然造成顺周期的价格水平的观察结果。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明显地可观察到70年代石油冲击之后的价格水平的逆周期行为给传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并没有出难题，1975年他们就把这种效应融入到他们的模型里（参见戈登，1975年；费尔普斯，1978年；布林德，1988年a）。凯恩斯主义者所反对的是这一种看法，即经济周期主要是由供给冲击引起的。价格有时是顺周期的有时是逆周期的这种一致看法是一种折衷主义奉行者的观点，它认为在不同的时期需求和供给冲击都是重要的。

12．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含义

在1980年以前，尽管宏观经济理论家之间存在相当多的论战，但在以下三个重要的问题上仍基本

23

达成共识。

首先，经济学家把总产量的波动看作是对增长率的某种趋势的暂时性偏离。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被看作是外生的稳定的技术进步率。

其次，以经济周期形式出现的总量不稳定被假设是社会所不期望的，因为它们降低了经济福利，不稳定能够从而也应当由适当的政策减弱。

最后，在解释经济周期时，货币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正统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接受了传统观点的这三个支柱。当然这些经济学家对于如何降低总量的不稳定没有形成共识，关于连接货币与产量的传导机制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模型里，货币的非中性是用适应性预期以及面对名义需求冲击时工资和价格的缓慢调整来解释的。在新古典70年代的市场出清模型里，非中性被解释成当事人拥有不完全信息的一种后果。当就如何稳定经济进行政策性讨论时，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却拥护相机选择（参见莫迪利亚尼，1986年）。新古典理论的第一波对政策分析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更强大的反对积极行动主义的理论案例（参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政治性经济周期文献同样怀疑是否能够信任政治家运用稳定政策时是为了降低波动而不是作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诺德豪斯，1975年）。

在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年）以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使得经济学家开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经济周期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感到使用“经济周期”一词是一种不幸（普雷斯科特，1986年），因为它意味着需要解释与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关的一种现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通过将增长和波动整合在一起的方法表明，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产量和就业的大的波动正是“标准的新古典理论所预言的”。的确，“如果经济没有表现产量和就业的大的波动，那倒是个谜”（普雷斯科特，1986年）。由于不稳定是理性经济当事人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作出的最优反应的结果，因此所观察的波动不应当被视作对产量的理想趋势轨迹的降低福利的偏离。在波动的竞争理论中，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参见朗和普洛瑟，1983年；普洛瑟，1989年），因而政府无论如何应当努力减小这些波动的思想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政策几乎肯定会降低福利。正如普雷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1986年）：“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稳定所花费的努力很可能是负效果的。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率的不确定性做出的最优反应。”这就完全推翻了关于经济波动的传统思想。

如果波动是对主要由技术变迁引起的对生产函数的冲击的帕累托有效率的反应，那么用货币因素来解释这种不稳定就不再是恰当的了。同时货币政策也不可能有任何真实效应，货币是超中性的。由于工人能够决定他们想工作多长的时间，因此观察到的失业总是自愿的。实际上，所观察到的GNP波动的轨迹不过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根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陈述的政府目标例如“充分就业”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经济已经到了那里！当然真实经济周期的观点是政府可能做出许多有害的事情，如果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形成许多扭曲的话。同时应该指出，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政府购买的暂时增长将提高产量和就业，因为更高的（真实）总需求将导致更高的真实利率从而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

如果技术变化是同时决定增长和波动的主要因素，我们自然就需要更好的理解决定技术进步率的因素，包括制度结构和安排。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而言，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对于稳定问题的重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在动态世界里，不稳定是人们所期望的，正如它是不可避免的一样。

13．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评

24

（1）对跨时劳动替代理论的批评

可得到的证据显示了劳动供给对短暂的工资变化有一个微弱的反应。在经济周期中所观察到的就业的变差似乎太大了，以至于难以用跨时劳动替代理论加以解释。此外曼丘（1989年）认为真实利率不是劳动供给决策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2）技术冲击不足以解释现实的经济波动

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批评与这些模型对大体上难以观察的技术冲击的依赖有关。许多经济学家怀疑，形成经济周期现象所需要的技术冲击是否足够大或者足够频繁。在这些模型里，大的产量变动要求对技术有重大的扰动。与此相关，萨默斯（1986年）抛弃了普雷斯科特将索洛剩余的变差作为对技术的重大冲击的证据。索洛剩余的大的变差可以解释为劳动贮藏的形式出现的“偏离生产函数的行为的结果”。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将顺周期的劳动生产率看成生产函数位移的证据，而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是将这种特征事实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半固定性。衰退期间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短期调整的成本，厂商留用的劳动力多于其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在周期中稳定劳动投入将获得好处，这暗示着周期性衰退中将出现劳动贮藏。这解释了在衰退期间为什么产量下降的幅度通常超过劳动投入下降的幅度。随着经济的恢复，厂商会更有效地利用其劳动力，因此产量比劳动投入增长的幅度更大。

（3）第三个批评是有关衰退就是技术退步结果的思想。

曼丘（1989年，第85页）指出：“衰退是重要的事件；它们受到了来自政策制定者和媒介的广泛注意。然而却没有人讨论过可得到的技术下降的问题。如果社会遭受了一些重要的不利的技术冲击损害的话，我们应当意识到它。”最近作为对这种批评的反应，汉森和普雷斯科特（1993年）拓宽了对技术冲击的解释，从而使得任何“生产函数的变化，或者更一般的，以利润为核心的生产可能性集合的变化”均可被看作是潜在的干扰源。在他们对美国1990—1991年期间的衰退的分析中，他们指出法律和制度框架的变化能够改变采用某种技术的激励。例如，政府管理的限制可能成为负的技术冲击。

（4）第四个重要的批评是有关失业问题。

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失业是自愿的。批评者发现这个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并针对大危机期间的经历指出，“很难相信用跨时替代和生产率冲击就能解释这种规模的运动”（萨默斯，1986年）。卡林和索斯凯斯（1990年）认为80年代的大部分失业是非自愿的，这代表着一个在新古典的框架之内不能够解释的重要特征事实。根据布林德的观点，最近这些年，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都未能应付得了高失业的挑战。在一个明显针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评论中，布林德（1988年a，第3页）指出：“我们一点也无助于减轻失业，因为我们乱搞了一通帕累托最优衰理论”。尽管利连（1982年）的跨部门转移模型中引入了失业，在这个模型里技术冲击刺激起在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需要，但批评者仍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对失业的忽视看作它的一个主要缺陷（参见胡佛，1988年）。

（5）第五个反对意见是有关货币中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真实性结果的无效性等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明货币中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真实性结果的无效性的模型出现于80年代初期，正当美国的沃尔克和英国的撒切尔实施的货币性反通货膨胀政策在两国造成严重衰退的时候。1990—1992年期间，英国经济的下降似乎是另一次货币性反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针对这种批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指出80年代早期经历的衰退是在1979年第二次重要的石油冲击之后发生的。然而多数经济学家仍不相信在短期货币是中性的。

25

（6）第六种批评意见与纳尔逊和普洛瑟的重要发现有关。他们发现，很难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真实GNP波动与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一样持久。这个发现似乎给波动是由供给方冲击造成的这一思想提供了支持。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年）证明，总产量并未表现出趋势复归性。如果波动是趋势复归的，那么产量暂时偏离其自然率就不会改变一个预测者对10年后的产量的估计。坎贝尔和曼丘（1987年，1989年）、斯托克和沃森（1988年）以及德劳夫（1989年）证实了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结果冲击的持续性现在被当作“特征事实”（参见德劳夫，1989年，第71页）。然而坎贝尔、曼丘和德劳夫并不认为，GNP序列中近似单位根的发现是真实冲击的明显证据，或者应当抛弃基于需求扰动的对波动的解释。总需求可能具有持久的效应，如果技术改进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如果滞后效应是重要的话。德劳夫证明，在出现协调失灵的情况下，总需求冲击将怎样引起真实活动的巨大的持久性变化。这隐含着需求方政策对产量可能有持久的影响。斯塔德勒（1990年）也证明了内生的技术变化的引入将怎样从根本上改变关于经济周期的真实理论和货币理论的特点。技术进步对经济因素诸如需求条件、研究和发展支出以及“边干边学”效应（阿罗，1962年）等的依赖隐含着经济的供给变化并非独立需求方变化之外。因此，未预见到的名义总需求的增长可能诱导供给方技术的变化，这将持久地增加产量。在该模型里，自然失业率将依赖于总需求以及供给方因素的历史。一个技术为内生变量的关于经济周期的纯粹货币模型同样能够解释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即产量似乎是随机游走的。

（7）第七种批评是有关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对代表性当事人结构的普遍使用。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回避了宏观经济分析中固有的加总问题，方法是利用一个代表性当事人，这个当事人的选择被假定与亿万个不同的个人的总体选择正好巧合。这种模型因而回避了与不对称信息、交换和协调有关的问题。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宏观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与协调有关的问题。如果协调问题和与此相关的交易失灵的可能性处于经济波动的核心位置，那么通过假设经济中只有鲁宾逊?克鲁索一人来回避问题的作法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并不是一个可取的研究策略。

（8）最后一个重要批评是它缺乏有力的经验检验（参见费尔，1992年；莱德勒，1992年a）。就特征事实而言，新凯恩斯主义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都能够解释许多时间序列的共同运动形式（参见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88年）。最近当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验上的合理性进行评论时，艾肯鲍姆（1991年）发现这一理论的辩护者所提出的证据“太没有力量了，令人难以相信”。

14．评价

在1978年，詹姆斯?托兵指出“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假设，即经济活动的波动只反映技术和偏好的波动”（托宾，1980年a，第37页）。

在80年代，随着均衡理论的货币失察版本的全面失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迅速发展起来，这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纳尔逊和普洛瑟首先从事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对总产量的冲击有持久的效应。产量似乎并没有复归到必然趋势上去。这个发现对于经济周期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暗示我们所目击到的多数对总产量的扰动是由供给方的影响造成的。通过证明均衡模型与总量不稳定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对传统思想提出了挑战，并迫使各方理论家认识到我们有关经济周期现象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真实经济周期方法在提出有关经济波动理论的含义、显著性和特征等问题方面发挥了作用。

增长理论和波动理论的整合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新的见解与建模技术革新一起

26

被发掘出来了，新近的工作也开始将这种研究扩展到开放经济的框架之中（参见门多萨，1991年；巴克斯等，1992年）。我们同样应当指出，真实经济周期方法使得那些坚持宏观经济模型需要建立在更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学家的理由更为充分，并进一步推动人们对改善供给方的理解。如果说以前有人对此提出过疑义的话，现在则没有人怀疑宏观经济学是研究需求、供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正如布林德（1987年）指出的那样，“70年代和80年代的事件向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马歇尔的备受赞美的剪刀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同样适用”。

虽然批评者承认了真实经济研究纲领的成就，但他们仍认为这种方法具有严重的缺陷。多数经济学家相信，由于作为现实经济特征的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刚性的存在，由货币政策引起的短期总需求扰动可能具有重要的真实效应。这一类重要的批评是对新古典关于市场即使在衰退期间也持续也清的假设的一个挑战。如果市场不是迅速出清的，同时世界是以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扰动为特征的，那么我们观察的实际波动将含有一个随机的趋势，需求冲击引起产量围绕着这个趋势而发生偏离。布兰查德和夸（1989年） “将GNP和失业的波动看作是由两种类型的扰动引起的，即对产量具有持久效应的扰动以及对产量没有持久效应的扰动。我们把第一类扰动解释成供给扰动而将第二类扰动解释成需求扰动”。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稳定政策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即使我们认为需求扰动是重要的。例如，政府如何区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这种区分对于实施稳定政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当这些冲击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时候（见佛里德曼，1992年）。

对于那些否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说的稳定政策没有作用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前后一致地解释市场为什么不出清这一问题仍有理论上的困难。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试图解释在许多市场里价格和工资的调整为什么是缓慢的这一具有挑战性有问题。“刚性的合理性”这一主题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下一章我们将研究这一问题。

第四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以及总供给假说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政策结论，例如（ⅰ）政策无效主张；（ⅱ）降低通货膨胀的产量—就业成本；（ⅲ）动态时间不一致性，信用和货币规则；（ⅳ）微观经济政策对提高总供给的作用；（ⅴ）对计量经济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评等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主张。

一、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主张首先是在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年，1976年）的两篇有影响的论文中提出的。该主张可以用图7－9给出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进行很好的阐述。

如图7－9所示，假设经济起初在点A处运行，该点是AD0、SRAS0及LRAS三个的交点。在点A，价格水平（P0）被完全预见（也就是实际和预期的价格水平一致），产出和就业在其长期均衡（自然）水平上。现在当局宣布增加货币供给。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会考虑这个信息并完全预见到货币供给增加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结果产量和就业会停留在自然水平上不发生变动。当货币工资在一个向上的价格预期之后的迅速提高，总需求曲线从AD0到AD1朝右的移动就被斜率为正的总供给曲线从SRAS0到SRAS1朝上的移动所抵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将从点A径直移到点C，停留在垂直的长

27

期总供给曲线上。显然，即使在短期，产量和就业也没有变化，即货币是超中性的。

P

LRAS SRAS1（Pe＝P2） P2 P1 P0 A 1（M1） ADAD0（M0） C B SRAS0（Pe＝P0）

Yn Y1 Y

图7－9 预期的和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对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与此相反，货币当局在未加宣布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这时，拥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和工人把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名义工资的上升错误地当作相对价格的上升和实际工资的上升，他们作出的理性反应是增加产量和劳动的供给。总需求曲线将从AD0移动到AD1，在B点与总供给曲线SRAS0相交。按方程意外总供给函数，作为价格水平（P1）偏离其预期水平（P0）的结果，产量（Y1）将偏离它的自然水平（YN）；这是当事人预期误差的结果。产量或就业的任何增长都被看作只是暂时的。一旦当事人意识到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产量和就业就会回到它们长期均衡（自然）水平。在图中，一旦当事人充分调整了他们的价格预期，短期总供给曲线就会从SRAS0向左上方移动到SRAS1，与AD1在点C相交。有意思的是，上述最先讨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调整过程（从A到C）与正统货币主义的长期情形一致，后面的调整过程（从A到B到C）与正统货币主义的短期情形相一致，不论货币供给的增加是否被预期到。总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ⅰ）预期货币供给的增加将提高价格水平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ⅱ）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意外才影响短期真实变量值。

这种政策无效主张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作用及实施的争论有重要意义。如果货币供给是由当局依照一些“已知”的规则决定的，那么即使在短期，当局也不可能通过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影响产量和就业，因为这可能被当事人预见到。例如，当局采用一项货币规则，每年确定6个百分点的货币增长率。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理性经济当事人会把他们对这6%的货币扩张造成的影响的预见包括进去。结果这一货币规则的系统性分量（即6%）对真实变量没有影响。如果实际上，货币供给每年以8%的比率增长，货币扩张的非系统性（未预见到的）分量（也就是每年2%）会使产量和就业暂时提高到它们的长期均衡（自然）水平之上，这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误差。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当局可能通过反馈规则（例如，对失业和产出变化的反应）来决定货币供给。同亲，众所周知的反馈政策规则引起的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也会被当事人预见到，这使反馈政策规则失效。只有对众所周知的货币规则的未被预见的偏离（例如货币当局的政策误差或未被预见的政策变化）才影响产量。

这种政策无效主张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货币供给是由当局依照一些“已知”的规则决定的，那么即使在短期，当局也不可能通过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影响产量和就业，因为这可能被当事人预见到。例如，当局采用一项货币规则，每年确定6个百分点的货币增长率。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

28

会把6%的货币扩张率对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虑进去。结果这一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即6%）对真实变量没有影响。同样，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也会被当事人预见到，使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失效。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意外才对真实产量有短期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增大产量和就业围绕他们自然水平的偏离。

总之，由于理性的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将把任何已知的货币规则考虑进去，当局的系统性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不可能影响产量和就业。另外，任何通过随机或非系统性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和就业的企图，只会增大产量和就业围绕他们自然水平的偏离。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对产量与就业来说是无效的。显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宏观政策的反对意见与正统货币主义的主张有微妙的区别。

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意外才对真实产量有影响的政策无效主张，已成为许多经验研究的课题。早期的成果，支持了这种观点，即未预期到的货币增长能显著影响产量和失业，而预期到的货币增长没有真实影响。然而随后的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和预期到的货币政策都能影响产量和就业。总体上讲，虽然经验证据含糊不清，但似乎不支持系统性货币政策没有真实效应这一论点。

二、反通货膨胀的真实成本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第二个主要的政策含义涉及降低通货膨胀的产量—就业成本。新古典经济学家赞同货币主义的这一观点，即通货膨胀本质上是由过多的货币增长造成的一个货币现象。然而在反通货膨胀的真实成本问题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货币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存有巨大的分歧。

在凯恩斯主义模型里，降低通货膨胀所损失的产量较多，即使当事人有理性预期也一样。原因是需求降低后，价格和工资对供求的反应迟缓（货币工资向下刚性）。有些凯恩斯主义者宣称，把在暂时使用的收入政策作为补充性政策与货币紧缩政策同时实施，可以提高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率。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收入政策当作反通货膨胀的一件关键的、持久的武器。

正统货币主义认为，随着货币收缩，失业将增加。失业增加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货币收缩的程度、制度适应的程度、以及人们下调其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的速度。这里的关键因素是预期对货币变化的反应程度或调整速度。如果预期通货膨胀率对货币变化的调整速度快，损失就小。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如果被人们预期到，即使在短期对产量和就业水平也没有影响。被人们预期到的货币收缩，将使理性的当事人立即向下校正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因此，从理论上说，货币当局可以在不花费任何产量和就业成本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率，即中央银行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成本为零。所以没有必要遵循正统货币主义所倡导的渐进性货币紧缩政策。当局可能只需要宣布降低货币扩张率，就能将通货膨胀率降至其所希望的目标。

美国经济（里根）（1981—1982年）和英国经济（撒切尔）（1980—1981年）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后，都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在1979到1983年之间，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从11.3%降到3.2%，英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从13.5%降到4.6%，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失业从5.8%上升到9.5%，英国的失业从5.0%上升到12.4%。

然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仍然相信，只要公众相信，货币当局能够贯彻它所宣布的货币紧缩政策，

29

就可以无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如果公众不相信紧缩性货币政策，或货币政策缺乏可信性，预期通货膨胀率就不会充分下降，经济必然要付出产量—就业损失的成本。显然，反通货膨胀的真实成本同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誉紧密相关。

三、动态时间不一致性，信誉以及货币规则

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增长率的规则的论点已经被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正统的货币主义的框架内清楚地表述了。这一论点有许多理论基础，包括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信息约束；与时间滞后和预测有关的问题；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乘数大小的不确定性；将失业降低到自然率以下的通货膨胀后果。以及与市场力量相比的对政治过程的基本不信任。卢卡斯一萨金特一华莱士的政策无效主张对预期的货币政策影响真实变量的能力提出了疑问，从而增强了弗里德曼对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攻击。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创立了一个分析严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重新表述了这个反对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的论点。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其论文里所攻击的经济政策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发展起来的。由丁伯根（1952年）创立的传统的政策实施方法包含三个关键的步骤。

首先，政策制定者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或目的（例如，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率）； 其次，选择用于达到这些目标的一套工具（货币和财政）。

最后，政策制定者必须利用一个经济模型以使各种变量处于最优水平上。

这个规范的经济政策实施方法，关注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在给定决策者偏好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如何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找出最优政策以达到最佳的结果。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最优控制理论是无法用于经济计划的，如果预期是理性的话”。尽管最优控制理论被证明在自然科学里是非常有用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是否认能以同样的方法对待社会系统的控制。在社会系统里，有那些试图预期政策行为的有智慧的当事人。结果，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系列行动介入的动态经济系统里，“相机抉择政策，即最佳的政策的选择，在当时情况给定的条件下，不会导致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第463页）。之所以产生这个明显的困惑是由于“经济计划并不是一个针对自然的博弈，相反，是针对理性经济当事人的博弈”。

基德兰和普雷科斯认为，如果经济当事人具有前瞻性的理性预期能力，政策问题就以理智对手——政府（或货币当局）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一个动态博弈的形式而出现（参见布莱克本，1987年）。假设政府制定了它所认为的最优政策，然后将它宣布给私人部门。如果该项政策被私人部门相信了，那么在随后的时期，它也许不再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政策被私人部门相信的新的情况下，政府发现以前根据当时的情况所制定和实施的最优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优政策了，从而存在背弃诺言改变政策或在以前所宣布的政策上做手脚的激励。事先最优政策和事后最优政策之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如布莱克（1992年）所指出的，如果在t时得出一最优政策，而在t+n时期重新最优化得到另一个不同的最优政策，那么在时间t时估计的最优政策就是时间不一致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证明了时间不一致政策将怎样极大地损害所宣布的政策的信誉。

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里，相机选择政策不能获得最优均衡。假设，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通货膨胀率，市场持续出清，经济当事人有理性预期。下面的方程表明某一时期的失业率能被正的通货膨胀率意外所降低：

?e?P?) Ut?Un??(Ptt

30

其中，?是正的常数。该方程代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约束。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假设存在一个使政策选择最优化的社会目标或社会福利函数：

?)?0,W?(U)?0 ?，U)，其中W?(PW?W(Ptttt上述社会福利函数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厌恶品（bads）”，因为降低两个中的任一个或者使两个

?e?P?)给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约束下寻求都降低能提高社会福利。一致性的政策将在方程Ut?Un??(Ptt?，U)的最大化。 W?W(Ptt政府和私人当事人之间博弈的情况是非合作的斯塔克尔伯格博弈的一个例子。斯塔克尔伯格博弈弈具有等级结构，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作为领导，其余的参与者对领导的策略出反应。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的货币政策博弈里，政府是占支配地位的参与者，当政府决定它的最优政策时，它将考虑跟随者的反应(私人当事人)。在斯塔克尔伯格博弈里，除非领导者事先对宣布的政策承诺了义务，否则最优政策将是动态不一致的，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欺骗的手段改进自己的情况。由于私人部门的参与者明白这一点，时间一致均衡将是一个纳什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都正确地认识到他们采取的是他们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策略，不管其他参与者如何行动，而领导者则放弃其支配地位。

图7－10 时间一致的次优均衡和最优但时间不一致的均衡

?和P?表示两种不同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菲利普斯曲线。S1、S2、S3和S4表示根如图7－10所示，Ptctoee据社会福利函数画出的4条无差异曲线。由于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厌恶品”，故S1>S2>S3>S4。纵轴上的所有点都是潜在的均衡位置，例如，在点O和点C，失业处于自然水平上（即Ut＝Un），同时，当事人正确

?e?P?）??0，U?U，此时社会福利为S2。P地预测通货膨胀（即P tt。但最优状态在点O，因为这里的ttn假设经济起初处于次优但时间一致的均衡状态C点（C点在S3上，）。为了使经济移到最优点O点，货币当局宣布了一个零通货膨胀目标，通过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来实现。如果私人部门相信这个政策，

?向下修正到P?，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右移，均衡点将从C点向下移到O点。他们将把通货膨胀预期从Ptctoee但是，一旦当事人对宣布的政策做出反应，修正了他们的预期后，货币当局发现，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

31

的政策不是最优的，即货币当局一开始采取的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最优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因为此时，最优政策是提高货币增长率，创造一个“通货膨胀意外”，可以使经济到达S1上的A点，大大增加

??P?e。理性的当事人社会福利。当然A点是不能够维持的，因为在点A，失业率在自然率之下，并且Ptt将很快认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很快就能向上修正预期通货膨胀率，经济将回到时间一致的均衡点C。这个例子所说明的是，如果货币当局拥有相机选择权，他们就有激励欺诈。货币当局宣布的时间不一致的政策将是不可信的。由于私人部门知道货币当局的目标函数，面对缺乏信誉的声明他们将不会做出反应并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可能达到最优但时间不一致的点O。点C所示的非合作纳什均衡表明，相机选择政策产生了一个时间一致的次优结果。一个由于时间不一致而缺乏信誉的最优政策将既不是最优的也不是可行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提供一个与私人部门的预期相等的通货膨胀率以防止产量缩减。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指出的信誉问题明显出现于一个完全信息的一次性非合作斯塔克尔伯格博弈的情形中，这里政府在货币政策上有相机选择权。然而，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博弈会重复。在重复博弈情况下（超级博弈），政策制定者被迫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因为当前政策的未来后果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欺骗的激励就减弱了，因为他们必须在食言的现期收益与移动菲利普斯曲线必然带来的未来成本之间进行跨期选择。

如果说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增长决定的，为什么政府允许过量的货币增长呢？在巴罗一戈登模型里，通货膨胀偏差起因于货币当局没有遵守规则。然而，即使一个进行相机选择的政府也会受到自己的名声考虑的影响。如果他面临着私人当事人的惩罚的话。因而它必须权衡一下在已宣布的政策上做手脚的收益，和作为相机选择性均衡持征的、未来的高通货膨胀成本。假定存在目前所得（低失业高产量）与未来成本之间的这种跨时期交易，那么这个博弈的均衡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贴现率。贴现率越高，均衡解就越接近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的时间一致均衡（点C）。如果贴现率较低，均衡位置就更接近于最优的零通货膨胀的最先许诺的结果。

由于私人当事人拥有不完全信息，以上的分析就有了一个问题，私人当事人并不知道政府的行为方式。假设存在对政府意图的不确定性，私人当事人将仔细地分析以政策行动和声明的形式出现的各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当事人就难以区分“严格守信的”（零通货膨胀）管理和“投机取巧的”（高通货膨胀）管理，因为“投机取巧的”有激励伪装成“严格守信的”。但是，就像布莱克本（1992年）观察到的那样，当事人“通过观察政府的所作所为来获取有关政府立场的信息，他们十分明白他们所看到的可能不过是骗子的伪装行为而已。”巴克斯和德里菲尔 （1985年）通过考虑私人部门一方对政策制定者的真实意图的不确定性扩展了巴罗和戈登的框架。假定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一个严格认真的政府如果施行反通货膨胀政策，与工资谈判者参与一个“无经验人”的博奔，那它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高的牺牲率。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的分析表明，不能赋予政府制定和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权力。由于私人部门理解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化解这种时间不一致性的政策给自己可能带来的损害，因此，政府实施相机抉择的政策以稳定经济的企图常常导致经济的更大的不稳定，政策是无效的。

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提出并由巴罗和戈登以及巴克斯和德里菲尔予以发展的通货膨胀的

32

动态不一致性理论，为建立像预设承诺的机构那样运行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提供了坚实的依据。由于信誉问题来源于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机选择权，那么通过把反通货膨胀的责任转交给一个非政治性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罗戈夫（1985年）认为，任命一个保守的反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家将防止过多地使用积极的相机选择性稳定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通货膨胀偏差。

研究人员认识到，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影响的主要困难在于构造一个独立性指数。阿莱西纳和萨默斯（1993年）在构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衡量指数时，把下述几方面的因素作为主要指标：中央银行在不受政府影响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政策目标的能力，中央银行行长的遴选程序，在不面临弥补财政赤字的要求和限制的情况下使用金融工具的能力。阿莱西纳和萨默斯利用帕金和巴德（1982年）以及格里利等（1991年）构造的一个复合指数，考察了独立性指数与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的相关性。表7.1表明：“中央银行独立性促进了价格稳定，然而对真实经济变量却没有明显影响”（阿莱西纳和萨默斯，1993年，第151页）。

表7.1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经济运行

然而，像阿莱西纳和萨默斯认识到的那样，德国突出的反通货膨胀业绩可能更多地与经历过1923年灾难性的超级通货膨胀的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厌恶有关，而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的存在倒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是德国公众反对通货膨胀的结果而非低通货膨胀的原因。事实上，德国联邦银行拥有的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的名声是促使英国政府于1990年10月加入ERM（汇率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加入到这样一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货币政策是由拥有名望和信誉的反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制定的——目的在于制约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并促使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虽然避免动态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货币规则将导致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由于存在大的不可预见的

33

冲击出现的可能性，从总体上讲，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规则优于相机选择这一点表示怀疑。独立于政治控制之外，面对大的冲击能够使用相机选择的中央银行，比起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政策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伯南克和米什金最近的研究也证实“中央银行从来就没有坚持那些严格的僵硬的货币增长规则”（伯南克和米什金，1992年，第186页）。同时，财政管理和货币管理的分离可能导致损害信誉的协调问题。就像布莱克本总结的那样，“货币政策的信誉并不仅仅取决于货币政策，而同样也依赖于宏观经济的总体方案。”

最后，我们请读者把注意力转移到有关政治在影响经济运行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重要研究上。诺德豪斯（1975年）和希布斯（1977年）的创造性成果引致了有关政治性经济周期或货币政治学的许多论文。在诺德豪斯模型里，政治家的目的是极大化他们重新当选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模型里，繁荣出现于在选举前的时期。希布斯认为意识形态方面（党派）的考虑也会引导政策，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论断，左冀政府比右冀政府更可能支持扩张性（通货膨胀的）政策。尽管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无关（诺德豪斯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过去几年中这个成长中的理论也受到理性预期革命以及与时间不一致、信誉和名声有关的论点的强烈影响。阿莱西纳的成果表明，理性预期的引入并没有消除政治因素在经济周期分析中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对那些希望货币政策不落入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之手的经济学家提供了更强的支持。

四、增加总供给的微观经济政策

新古典宏观经学认为，假设厂商和工人察觉到相对价格的变化，那么产量和就业的变化就被认为是厂商和工人的均衡供给决策的变动，即失业被看作是一个均衡的结果，它反映工人的最优决策——工人依据目前的真实工资和预期的未来真实工资的变化，以工作替代闲暇，或以闲暇替代工作。劳动市场持续出清使得任何想在目前真实工资水平就业的工人都能达到目的。那些自愿失业者在目前真实工资水平下选择不就业比选择就业（由货币数量的随机增加导致的经济主体的预期偏差引起）更能增加自己的效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没有任何好的效果，而且常常加剧经济波动和损害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产量或降低失业的好的政策措施是那些能够增加对微观主体的激励，促使他们供给更多产品和劳动的政策（供给学派政策）。

五、卢卡斯批评

卢卡斯抨击了使用大规模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来评价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的一贯作法，因为此种政策模拟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即当政策变化时，模型的参数保持不变（1976）。

卢卡斯批评认为，面对政策的变化，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的参数可能不会保持不变。因为经济主体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行为。卢卡斯批评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意义深远。由于政策制定者预期不到新的和不同的经济政策对模型中的参数的影响，因此既定的凯恩斯主义宏观非均衡模型就不能正确地预测新的政策实施的后果。这样，在凯恩斯主义类型的非均衡模型里，政策变化时模型参数的不变性难以得到保证。相反，均衡理论分析的长处在于，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人的目标及约束方面，结果模型很可能完全由在政策变化时不会改变的结构关系构成。卢卡斯把标准的大规模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对预期的处理视作它的一个主要缺陷。因为，通过理性预期，当事人将迅速地对公布的政策变

34

化做出反应。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似乎证实了卢卡斯的看法。

然而，对卢卡斯批评的一些直接检验并没有对政策变化将导致行为方程的系数改变这一主张提供有力的支持。布兰查德（1984年）指出在沃尔克反通货膨胀期间“没有菲利普斯曲线有大的移动的证据”。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政策实施时的1979年10月以前，沃尔克反通货膨胀的牺性率要比预期的低（参见曼丘， 1994年）。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偏好以及技术随着经济政策规则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新古典“均衡”模型的结构参数面对政策的变化也可能不会不变。实际上，卢卡斯批评的意义取决于，在所考虑的特定的政策变化发生时，模型参数的稳定性。

“计量经济政策评价：一种批判”（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 in ，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North-Holland，1976年）。在这篇论文中，他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作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现代博弈论角度看，卢卡斯的观点以及他在其他文章里的思想，可以分做两个部分来解释：

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双方力图猜中对方的最优策略。因此如果政府把私人部门当成被动的“机器”来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设已经错误了。当把政策制定过程视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时，政府的每一个策略（例如货币政策的改变，利率调整，实行最低工资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等），如果已经被私人部门准确地预见到，私人部门就会做出理性的反应，则政策的“货币效应”将消失，顶多，政策所包含的实质性变化，即“物质性”的行动，将会产生如同一个私人部门的“物质性”行动一样的经济效应。因此，政府的货币政策将是“中性”的，不会产生任何物质力量。而政府的财政开支将与私人部门竞争资源，产生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即每一元政府开支都从市场里挤出去一元钱的私人开支。结果政府开支仅仅是替私人花钱而已。纳税人知道，让别人替自己花自己的钱，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钱来的节约。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论是货币的还是实物的，都不会产生有益于社会的效果。这个论证，如果经验数据证实，当然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重大打击，所以称为“卢卡斯批判”。

其次，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战后确实出现了持续繁荣，是否与凯恩斯政策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理论上如何解释。于是卢卡斯批判需要引进很强的“不确定性”以便产生所谓政府政策的“惊讶”（quos）效应。卢卡斯觉得，凯恩斯政策如果短期内有效，那就是因为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噪音使私人听不清信号。当大多数私人因为听不清信号而放弃行动或者错误行动时，政府相当于在与一个完全被动的机器博弈，所以很容易实行“最优控制”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当人们反复听取信号，终于搞清楚了政府意图时，博弈就又回到主动的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了，也就是上述第一部分解释的情况。战后繁荣的代价就是，政府为了不断造成“惊讶”效应，必须不断使自己的政策强度升级。于是我们观察到各国财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终于难以为继。这是凯恩斯式经济政策的代价。

阿尔佛莱德·马歇尔在为现代经济分析奠基时考虑到解释现实世界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思路。其一是进化论的，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我们不需要假设“理性人”也可以解释现存的社会现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设，我们可以逻辑地说明现存社会现象的理由。马歇尔

35

选择了后者。从此，经济分析开始了它的理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大致可分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问世起，至20世纪40年代末（因为萨缪尔森写了《经济分析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第三阶段从九十年代开始，至今还方兴未艾。“理性”必定是选择下的理性。人们赞同理性假设，因为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六、政策建议

在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全面否定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应该严格限定。这是因为，第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宏观政策难以消除产量、就业等总量的正常波动，也不可能制服经济周期运动所造成的恶果。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大部分结果难以确定，所以政策措施应谨慎小心。第三，即使某项政策的结果可以确知，但仍然无法判断它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应当加以约束。例如卢卡斯和萨金特认为，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只能对他们可以控制的变量，如政府开支和货币存量加以控制，以免导致预期失误和失业率变动。这就是有名的“卢卡斯—萨金特建议。”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仅仅在于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经济环境。因此，在面临着公众的量性预期时，政府最好的策略是制订公开宣布并且长期执行的经济政策。例如，宣布执行长期不变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平均起来能使预算平衡的税率。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理性预期抵消宏观政策有效作用的情况，从而才能够确保政府预定的政策目标不至于落空。这些主张虽然早就为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出，但却是在理性预期学派的深入研究、论证和广为宣传之后，才变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首先，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公开宣布。按照理性预期理论，即使政府的政策并未公开宣布，但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公众仍然能够预先清楚地估计到政府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因而能够采取各种防范手段。这样就会抵消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想效果。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开执行的政策，就有助于解除他们与政府的斗智行为和防范心理，并且使人们确知可利用的机会、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最终获得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效果。例如公开的税收政策可以使公众知道他们的税收负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而帮助人们做出优化的决策。

其次，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长期执行。政策的公开宣传虽然能够淡化人们的防范心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除人们对政策多变影响自身利益的顾虑。为此，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指出，要使政策能够稳定地发挥作用，必须确定某种有利于人们进行预测估计的可以遵循的规范模式，而不能指望依靠频繁的政策变动来迷惑人们。因此，政府采取稳定而长期贯彻执行的政策措施，不但能够克服政策多变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弊端，从而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保证经济的平衡运转；而且还能够取得公众的良好信赖和热情合作，从而使政府的预定政策目标在人们的积极配合下得以顺利地实现。

由此可见，理性预期学派眼里的政府经济职能，主要就是政策的公开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只要政府做到了这两点，即制定并执行公开的、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就算完成了政府的经济使命，从而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这些经济政策的预期效果。例如，当货币当局向公众宣布一项坚决降低货币增长率以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保证长期执行而绝不轻易更改时，政府就会比较容易取得人们的信赖，从

36

而有效地解除他们的各种预防措施，并引导他们自动地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来，不但能够顺利地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而且还能够避免失业的增加和生产的下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当然也需要能够改变某些政策，尤其是那些不太成功的政策，但却不能也不可能依靠频繁的政策更迭来愚弄人们。因为理性预期使公众不可能被政府的政策所哄骗。理性预期学派进一步认为，政府制订政策以及政策发生变化，应当根据它们所具有的提高总的福利的能力来决定，而不应根据诸如失业率等任意决定的指数来进行。这种制定政策的方法，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无疑将使政府卷入经济的程度比现在的情况大大降低。

总而言之，新古典学派认为，稳定经济的最好办法是不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作用仅仅在于按照是否增加福利的原则来制定和执行公开而稳定的经济政策，通过取信于民以避免公众的预防性对抗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并保证政府的宏观经济意图得以顺利实现。

★★★ 结论

主要的新古典学者诸如卢卡斯、萨金持和华莱士等人所作的贡献主宰着整个7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在美国。然而在70年代末，新古典均衡方法的一些弱点就明显表现出来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缺陷主要来源于使用持续市场出清和不完全信息这两个假设的结果。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者们注意到，当事人既然可以用相当低的成本很容易地获得总价格和货币供给等数据，那么怎么还能发生被认为是由信息缺口造成的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真实经济周期呢？另外，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意外才会对真实产量有一定的影响的主张也成为热烈争论的对象和经受经验检验的主题。总体上讲，经验数据并没有对系统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对真实变量没有影响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持。在里根和撒切尔实施通货紧缩政策之后，1980—1982年间美国和英国衰退的深度为批评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这些批评导致一些同情新古典理论的经济学家（如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提出了新古典模型II，这就是所谓的均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抛弃了解释经济周期的货币意外方法，但他们保留了新古典模型I使用的均衡方法和传导机制部分（例如调整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在过去的l 5年内（1979－1984）仍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约影响。首先，它引起了对建立预期模型的方式的强烈关注，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里的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其次，政策变化几乎肯定影响预期（这反过来可能格影响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这一理性预期的深刻含义，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这又使得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作用和实施。围绕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争论不在于理性预期假说本身，而在于由新古典模型的结构导出的政策含义上。在此应当注意的是，允许当事人拥有理性预期，同时结合了自然率假设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非均衡模型（这里市场并不持续出清）仍然看到了稳定经济的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如果面对针对总需求的随机冲击，政府调整政策能比私人部门重新谈判货币工资的速度快，那么总需求管理对稳定经济并抵消产量和就业围绕其自然率水平的波动仍有作用。更进一步，由于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里价格和工资是缓慢调整的，任何货币性反通货膨胀政策，即使是可信的并且被理性当事人所预期到，也将导致产量和就业的大幅度衰退，并因滞后效应导致自然失业率提高。

37

最后，从总体上评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有关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作用及实施的争论带来的冲击时，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被普通接受的是，使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完全无力影响产量和就业的必要条件在短期是成立的。另外，经济主体将预期经济政策变化的效果，这种状况确实隐含着当局稳定经济的能力下降了。

第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使利用总供给政策刺激产量和就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第三，新凯恩斯主义被迫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挑战做出反应。新凯恩斯主义在反击时，特别是在解释为什么工资和价格趋向于缓慢调整时，他们对稳定经济的干预主义政策（既包括需求也包括供给管理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附录：蛛网模型

上面采用静态分析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法分析了均衡价格的决定和变动，撇开了从非均衡价格走向均衡价格或从一种均衡价格走向另一种均衡价格所需的时间因素。蛛网模型则将时间因素考虑进去，主要描述市场价格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的动态调整过程。蛛网模型常用来说明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的价格决定，例如生猪和玉米等产品价格的决定。

蛛网模型假定本期或t期的供给（用St表示）是上期或t?1期的价格（用Pt?1表示）的函数，即供给函数为：

St?S(Pt?1) （2.3）

因此，蛛网模型中的生产者是非理性的，他总是完全根据过去的价格来预期未来的价格（静态预期），并相应决定未来的产量，而丝毫不考虑其他生产者的生产决策。本期的需求（用Dt表示）由本期价格（Pt）决定，即需求函数为：

Dt?D(Pt) （2.4）

且任一时期的产量，无论多少，都必须按当期的需求价格卖掉。于是有如下的价格决定模型：

?St?Dt??St?S(Pt?1) ?D?D(P)t?t该模型之所以叫蛛网模型，是因为价格的变动轨迹具有蛛网般的形状。当本期的交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下一期的供给量就会超过均衡交易量，同时交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反之，当本期的交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下一期的供给量就会小于均衡交易量，同时交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这样，价格的变动轨迹就显示出蛛网般的形状。

根据供给曲线的斜率与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相对大小，可以将蛛网模型分成3种情况：

第一，收敛式蛛网模型。供给曲线的斜率大于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时，均衡价格在动态上是稳定的，任何冲击导致的实际价格对均衡价格的偏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一定会随着时间的延伸逐

38

渐消失，使得实际价格最终趋于均衡价格。如图2-10所示。

图2-10 收敛式蛛网模型

在图2-10中，市场需求曲线D和市场供给曲线S的交点所决定的玉米的均衡价格为Pe，均衡数量为Qe。假定受某种因素如恶劣的气候的冲击，第一期的实际产量为Q1，低于均衡产量。根据需求曲线D，在Q1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1。于是，第一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1，高于均衡价格。

厂商根据第一期的较高的价格水平P1所决定的第二期的产量为Q2，高于均衡产量。消费者为购买Q2产量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P2。于是，第二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2，低于均衡价格。厂商根据第二

期的较低的价格水平P2所决定的第三期的产量为Q3，低于均衡产量。在Q3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3，高于均衡价格。而实际价格也就是P3。根据第三期较高的价格水平P3，厂商又将第四期的产量增加为Q4。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按上述决定原则不断推演下去，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围绕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小，最后会趋于均衡水平。

第二，发散式蛛网模型。市场供给曲线的斜率小于市场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时，任何冲击导致的实际价格对均衡价格的偏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随着时间的延伸，会越来越大，使得实际价格远离均衡价格而去，永不复归，均衡价格在动态上是不稳定的。如图2-11所示。

图2-11发散式蛛网模型

39

在图2-11中，市场需求曲线D和市场供给曲线S的交点所决定的玉米的均衡价格为Pe，均衡数量为Qe。假定第一期的实际产量为Q1，低于均衡产量。根据需求曲线D，在Q1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1。于是，第一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1，高于均衡价格。

厂商根据第一期的较高的价格水平P1所决定的第二期的产量为Q2，高于均衡产量。消费者为购买Q2产量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P2。于是，第二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2，低于均衡价格。厂商根据第二

期的较低的价格水平P2所决定的第三期的产量为Q3，低于均衡产量。在Q3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3，不仅高于均衡价格，而且高于P1。实际价格等于需求价格，为P3。根据第三期较高的价格水平P3，厂商又将第四期的产量增加为Q4。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按上述决定原则不断推演下去，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围绕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波动幅度会越来越大，最后远离均衡水平而去。

第三，封闭式蛛网模型。供给曲线的斜率等于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时，任何冲击导致的实际价格对均衡价格的偏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既不会缩小也不会扩大，使得实际价格围绕均衡价格始终以相同的幅度上下波动，均衡价格在动态上也是不稳定的。如图2-12所示。

图2-12 封闭式蛛网模型

在图2-12中，市场需求曲线D和市场供给曲线S的交点所决定的玉米的均衡价格为Pe，均衡数量为Qe。假定第一期的实际产量为Q1，低于均衡产量。根据需求曲线D，在Q1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1。于是，第一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1，高于均衡价格。

厂商根据第一期的较高的价格水平P1所决定的第二期的产量为Q2，高于均衡产量。消费者为购买Q2产量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P2。于是，第二期的实际价格就是P2，低于均衡价格。厂商根据第二

期的较低的价格水平P2所决定的第三期的产量为Q3?Q1，低于均衡产量。在Q3需求量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3?P1，又高于均衡价格。根据第三期较高的价格水平P1，厂商又将第四期的产量增加

40

为Q4?Q2。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按上述决定原则不断推演下去，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围绕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波动幅度保持不变，既不趋于均衡水平，也不远离均衡水平而去。

蛛网模型也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说明。设蛛网模型为：

?St?Dt??St??c?dpt?1 ?D?a?bPt?t其中，a、b、c、d均为参数，都大于零。d为反供给曲线斜率的倒数，d越大，反供给曲线就越平坦。b为反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的倒数，b越大，反需求曲线就越平坦。求解该模型可得第t期的价格：

a?c?d?a?bPt??c?dPt?1?Pt????Pt?1?b?b?a?c?a?c?d?a?c?d??d???d?????????Pt?2????P?1????????t?2?bbbbbbb??????????a?c??d??d??d??d?????P0?1???????????????bbbb???????b??tt2t?12???? （2.5）

?d?????1ttta?c?b?a?c?d??d??d???1?????????P0??????P0?dbbbb?d???????b???????1?b?

在市场均衡时，有：

Pe?Pt?Pt?1 （2.6）

根据a?bPt??c?dPt?1，可得：

Pe?a?cb?d （2.7）

将（2.7）式代入（2.5）式，可得：

ttt??ddd??????Pt????P0?Pe?1???????P0?Pe?????Pe （2.8）

?b??b???b?????d?b?1，则Pt?Pe??d当t??时， 必有以下关系成立： ??1，则Pt???b?d??1，则Pt与Pe的差额为一常数。?b

41

为Q4?Q2。价格和产量的决定按上述决定原则不断推演下去，实际产量和实际价格围绕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波动幅度保持不变，既不趋于均衡水平，也不远离均衡水平而去。

蛛网模型也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说明。设蛛网模型为：

?St?Dt??St??c?dpt?1 ?D?a?bPt?t其中，a、b、c、d均为参数，都大于零。d为反供给曲线斜率的倒数，d越大，反供给曲线就越平坦。b为反需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的倒数，b越大，反需求曲线就越平坦。求解该模型可得第t期的价格：

a?c?d?a?bPt??c?dPt?1?Pt????Pt?1?b?b?a?c?a?c?d?a?c?d??d???d?????????Pt?2????P?1????????t?2?bbbbbbb??????????a?c??d??d??d??d?????P0?1???????????????bbbb???????b??tt2t?12???? （2.5）

?d?????1ttta?c?b?a?c?d??d??d???1?????????P0??????P0?dbbbb?d???????b???????1?b?

在市场均衡时，有：

Pe?Pt?Pt?1 （2.6）

根据a?bPt??c?dPt?1，可得：

Pe?a?cb?d （2.7）

将（2.7）式代入（2.5）式，可得：

ttt??ddd??????Pt????P0?Pe?1???????P0?Pe?????Pe （2.8）

?b??b???b?????d?b?1，则Pt?Pe??d当t??时， 必有以下关系成立： ??1，则Pt???b?d??1，则Pt与Pe的差额为一常数。?b

41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giv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