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末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从万历中叶一直到崇祯自杀、满清入关为止明末的思想界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光怪陆离,生机勃勃,在此期间除去政治上的朝代鼎革,学术和思想文化上也经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西学东渐的热潮。扮演中外交流使者的角色由阿拉伯人变成了传教士——披着儒服的神父,他们在明季这个大舞台上启动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闸门,而彼时的中国士大夫也呈现出截然不同于晚清的精神状态,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拜传教士为师,加入基督教。

试论明末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从明末基督教教士谈起

【提要】从万历中叶一直到崇祯自杀、满清入关为止明末的思想界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光怪陆离，生机勃勃，在此期间除去政治上的朝代鼎革，学术和思想文化上也经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西学东渐的热潮。扮演中外交流使者的角色由阿拉伯人变成了传教士——披着儒服的神父，他们在明季这个大舞台上启动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闸门，而彼时的中国士大夫也呈现出截然不同于晚清的精神状态，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拜传教士为师，加入基督教。那么在当时，基督教教士是如何传教，对中国有何影响，现在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表现，本文将一一为大家解答。

【关键字】明末 传教士 思想文化

历史溯源

基督教中国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曾经四次传入中国，分别是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东来，第二次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次来华的以沙勿略为代表的耶稣会，以及鸦片战争后的来华传教士，除去最后一次来华传教被视作中国遭受西方“文化侵略”而饱受诟病之外，其他三次都曾经在历史上赢得过相当光彩的名声。唐代的景教会士阿罗本在太宗时曾经享受过房玄龄亲自率领仪仗迎接并且享受“翻经书殿，问道禁苑”的礼遇，元朝时也里可温获得统治者肯定有“钦赐薪俸”和免役免税的特权，明朝时耶稣会，道明会，方济各会，清朝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都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鲜明的载体。其中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传入尤其为大家所关注，其原因就是彼时的基督教会士真正实现了在贵族、社会上层公开传教，并且实现了一种全社会性的西学东渐的思潮。而这其中，明末利玛窦等人的贡献不可小觑，而本文着重谈到的也是明末的西学东渐思潮。

新时期的开始

新航路开辟以后，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分裂，新教出现，强烈冲击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和新教竞争，天主教开始向“新大陆”派遣教士，传播福音。

沙勿略在1551年12月抵达广东上川岛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沙勿略时期，沙氏曾经在日本传教，并且通过在日本获得的经验“走上层路线”“文化研习和适应”等形成沙勿略方针，尽管当年12月沙氏本人被台湾土著杀死，但其路线方针被后来人发扬光大。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1583年抵达广东肇庆，拉开明清天主教和中国士大夫对话的序幕。 几乎同时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在中国进行传教，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他们的办法仍旧是沿用在美洲和非洲的路子，强迫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放弃朝拜孔子，反而要接受天主——这一个前所未闻的神的洗礼。这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恐慌，同时也引起了官府的不满。

相比于方济各会和道明会简单粗暴的方法，耶稣会采取了更加“中国化”的方法，这其中罗明坚、利玛窦充分发挥了个人的魅力。

他们的第一站是广东肇庆，利玛窦对填鸭式的传教方式深恶痛绝，而采用投其所好的方式向中国人卖乖，利玛窦本人头脑十分灵敏，记忆力超群，有着极为惊人的算术能力和语言学习能力，这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克拉维乌斯，创制了格雷历也就是公历，并且沿用至今，从师承也可见利玛窦的不凡。

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时，“埋头书案，一心学习中文”，到达广东后，曾经“着僧众服装”，将教堂命名为“仙花寺”，以“西僧”自称，表达了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定义。但很快他就发现僧侣的地位并不高，相对应的是儒生的地位令利玛窦十分羡慕，于是利氏又蓄须留发，改着儒服，自西僧而改西儒，1594年，儒化趋势在传教士中得到普及，1601年利玛窦来北京并成功立足，直至去世。

西学东渐

从万历中叶一直到崇祯自杀、满清入关为止明末的思想界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光怪陆离,生机勃勃,在此期间除去政治上的朝代鼎革,学术和思想文化上也经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西学东渐的热潮。扮演中外交流使者的角色由阿拉伯人变成了传教士——披着儒服的神父,他们在明季这个大舞台上启动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闸门,而彼时的中国士大夫也呈现出截然不同于晚清的精神状态,他们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拜传教士为师,加入基督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基本上恪守了“以学问定位传教之原则”，并且引发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东学西传”。

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仍是被认为格物致知之学，也就是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等“实学”，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问仍然是十分前沿和系统的，当时的天文学虽然托勒密理论在西方一统天下，但在传教士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哥白尼的学说，这可以从相当程度上驳斥此时的传教士是“虚伪”“将西方的破烂兜售到中国”的看法。

据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显示，作品可以分为七类，含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达211种，罗明坚在《天主圣教实录》中率先使用“天主”一词，利玛窦不仅用汉文写《天主实义》，而且用拉丁文译读《四书》，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在天文历算中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在地理学领域，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天圆地方引入了“地球”“五洲”的概念，数学领域，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物理、水利、冶金、铸造，李约瑟认为“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社会人文领域则有对托马斯·阿奎的《神学大全》的部分翻译，语言文字上利玛窦和罗明坚合著了《平常问答词意》是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西字奇迹》创制了中国汉字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则尝试用西洋拼音方案来解释中国音韵，艾儒略所著《西学凡》涉及西方教育的所以基本学科，被认为“西方的孔子”。

中国的回应

虽然明朝在政治上是高度专制，但在文化上却能包容，在宗教上也能多教并存，形成了“文化多元，宗教复兴，理学兴盛”的局面，西学的加入更加促进了明朝末年思想界的活跃。

儒释道三教合流，禅宗独有“名僧辈出，出入儒道”，民间宗教也进入发达时期，教派众多，教义庞杂，但主张三教会通。伊斯兰教中国化也得到很大发展，同时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王阳明的心学尤其活跃。

徐光启位于中国三大柱石之首，可以作为中国士大夫接受西学的典型。徐光启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用西学来富国、强政，是中国睁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光启将西学归纳为三种：神学、哲学、象数之学，并且认为西方神学——天学，是最根本的学问，并将其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由此对西方神学做进一步的探讨。徐氏的实践成功与否且不论，仅就徐光启主动接触新学问，并为实现中国国富民强而孜孜努力，徐氏的伟大之处就断然不可否定。

同样在思想界中西文化的对话不仅仅体现在西学东渐上，也有大量中国的思想传入西方并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东学西传），礼仪之争对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隔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等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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