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卫战历史资料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有 23万人，主要是第 l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指挥的部队，装备精良，盛气

青化砭战役的前沿阵地

凌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则不到 3万人，而且装备极差，补给困难。3月 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 l军、第29军所属 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l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身份部署延安保卫战，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转移。西北野战军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l纵队等部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茶坊等地构筑纵深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进行抵抗。国民党军以近百架飞机、大量火炮掩护进攻，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西北野战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英勇作战，节节抗击。 3月 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担负起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任务。3月 18日，国民党军已兵临延安城下，直到傍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末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才离开延安。延安保卫战进行了七天七夜，

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毛泽东临走时对彭德怀说：“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编辑本段 战争起因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把他的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具体部署进攻延安，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心愿。蒋介石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以其“西北行

当时《大公报》的报道

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和“晋陕绥边区总部”的邓宝珊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主力从南线突破，夺取延安。其意图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解放军，或逼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编辑本段 战争经过

解放战争进行了8个月后，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47年3月起，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在战略上实施两翼突破，尔后钳击华北。在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集中34个旅25万余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20个旅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部12个旅由银川、同心、镇原一线向东；以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第22军2个旅由榆林向南，企图围攻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消灭陕甘宁解放区部队于黄河以西，或逼过黄河，尔后会同华北国民党军将其歼灭于黄河以东地区。此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仅有4个野战旅及3个地方旅2万余人，且装备很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充分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必要时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据此，以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的兵力，于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及牛武、茶坊地区，在延安军分区独立团和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实施运动防御，阻击敌军的

毛泽东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

进攻；以新编第4旅及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1纵队（辖2个旅）为预备队，配置在鄜县（今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整编第1、第29军共15个旅14万余人分两路北进。其第一梯队12个旅8万余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以密集队形实施多路攻击，企图三天占领延安。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等依托既设阵地组织防御，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给敌以杀伤。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各部队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16日，胡宗南部进至甘泉县麻子街至金盆湾一线，随即改变战术，谨慎推进。彭德怀、习仲勋即令第1纵队、新编第4旅加入战斗。西北野战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实行积极防御，适时组织反击，并利用夜暗灵活出击，袭扰、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18日，胡宗南集团进至延安以南10公里的二十里铺、杨家畔一线；马步芳、马鸿逵集团进占盐池、庆阳等地；第22军向横山发起攻击。此时延安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已疏散完毕。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撤离延安。西北野战部队经六昼夜激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完成了预定任务，也于19日上午主动撤出延安。此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等率精悍的指挥机构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编辑本段 主要战役

羊马河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陕西省子长县羊马河地

蟠龙战役战图

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伏击战。

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西北野战部队主力转移到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休整，以部分兵力与敌周旋。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急于寻找陕甘宁解放区部队决战，集中整编第1、第29军共11个旅的兵力，由安塞、延安、临真等地分三路进至延川、清涧地区。4月3日又折向子长（旧称安定），连连扑空，兵疲粮罄。遂改以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清涧，整编第15师第135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5日南返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6日，整编第29军第12旅途经永坪时遭西北野战部队的攻击，损失600余人。后发现西北野战部队主力位于蟠龙西北地区，即以8个旅的兵力，于12日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西北方向进攻，并以整编第76师第72团接第135旅防务，第135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大路南下策应，企图围歼西北野战部队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西北野战部队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挥下，以第1纵队（2个旅）伪装主力，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诱其向蟠龙西北地区进攻；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求歼孤军南下的第135旅。13日，整编第1、第29军主力被阻于蟠龙西北李家岔、云山寺一线。14日晨，第135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地南下，10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西北野战部队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首先于东山歼灭其1个团，继而围歼位于西山的旅部及另1个团。激战至16时，将第135旅4700余人全部歼灭。 蟠龙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对陕西省北部国民党军补给基地延安县蟠龙镇进行的攻坚战。 1947年4月羊马河战役后，西北野战部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主力在绥德

地区并正在东渡黄河，遂令第一战区部队急速北上，并令驻守榆林的第22军等部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其消灭于葭县（今佳县）、吴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转战役陕北的途中

堡地区，或逼过黄河。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以整编第1、第29军共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急进，仅留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1个团）及陕西保安第3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决心乘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进攻孤立据点蟠龙。遂以第2纵队第359旅一部、第3纵队独立第5旅及绥德军分区部队伪装主力，引诱胡宗南集团主力继续北上；以第1纵队独立第1旅、警备第3旅各一部组成南进支队，威胁其侧后；集中第1纵队第358旅、独立第1旅和第2纵队独立第4旅及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并令教导旅位于蟠龙以南，第359旅主力位于永坪以东准备阻敌主力回援。30日，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近。5月2日，胡宗南集团主力进占绥德。当日黄昏，西北野战部队对蟠龙守军突然发起攻击。守军凭借外围高地和坚固工事抗击。至4日16时，西北野战部队夺取了蟠龙东山守军主阵地，黄昏攻占全部外围阵地。接着发起总攻，战至24时，攻克蟠龙镇，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面粉1.2万余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蟠龙战役，连同在此之前的青化砭、羊马河战役，西北野战部队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蟠龙战役在战术上体现了“敌进我进”的运动战思想。国民党军主力向北进犯边区的绥德县城，而西北解放军主力南下，与敌人对进，攻取敌人的后方基地蟠龙，是一个大胆的用兵策略，其难度在攻坚如果不利将会遭遇优势敌军回援反包围，所以焦点和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一样，就是速战速决，但和前两个战役不一样之处是蟠龙战役是运动战中的攻坚战，而不是野战、伏击战，所以难度更大。当时西北野战兵团因为黄河补给线被国军空军切断，后勤保障异常困难，所以彭德怀冒险南下打

1955年，罗元发同志被授予中将军衔

蟠龙，就是为了解决给养问题。而在国军方面，明知陕北地形大兵团运动不利，容易遭遇伏击，回援速度慢，还把蟠龙要地仅仅交给半个整编旅防守，在兵力布置上是不合理的。 青化砭战役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英明地预见到敌人占领延安后，必定要找我主力决战，在离开延安前夕，就布置了青化砭战役。西北解放军在彭德怀等指挥下，为了迷惑敌人，以小部兵力诱敌胡宗南部主力五个旅进至延安西北之安塞，而将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待机伏击敌人。敌为保其侧翼安全，派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一个团沿成榆公路北犯。３月２５日，进入我伏击圈内，我以六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攻击，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近３０００人，活捉其旅长。青化砭战役是我军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它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编辑本段 战争结果

在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兵团经六天激战，以伤亡691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敌5200余人的重大战果，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

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前作动员

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延安保卫战

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向延安的进攻早有预料，自46年底起即多方布置。有关情况，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但对于进攻具体时间和部署的了解，则有赖于当时已经颇见成效的地下情报网络。被周恩来誉为情报工作“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47年3月2日晨，熊被胡宗南召到其在南京的临时办公室，告以要准备打延安了，并交给熊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当晚，熊将两份文件之抄件细阅记熟后，将抄件焚毁。第二天，熊随胡宗南等返西安之后，就将该情报报告给在西安的联络人王石坚。3月7日，熊再次去王石坚处，告知进攻日期推迟。王石坚告知熊已将作战计划呈报延安，并获得赞许。当熊提出因必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时，王石坚称战略情况已经搞清，细节可由其他人查[1]。资料表明，除熊向晖以外，中共还从其它各种渠道获得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消息和情报。比较重要的，如安插在西北补给区司令部的蔡茂林通过中社部西安情报处王超北所提供的敌军番号、部队驻地、指挥官姓名、人员编制及现有人数的服装补给计划表册等情况；在西北宪兵司令部任特高参的毛培春（化名孟西山）提供的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包括参战部队、多少兵力、洛川特务机关住址、保警队等情况（参见拙文“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的情报和通信工作随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也由西安情报站的吴伯畅以紧急情报上报中共陕西省工委，再由省委电台报前方司令部。

根据各方情报，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3月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3月7日，作战部呈报了《敌攻延安判断图》及《延安南里程图》，判断胡宗南将以5个整编师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进攻。

按照西北野战军战史所记载，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原有两个方案：

一是以胡宗南集团从南线，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集团从西线，傅作义及邓宝珊集团从北线，三路进军合击延安；以阎锡山集团位于黄河东岸堵截，一举歼灭我军。另一案则是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集团在西线及北线牵制配合，集中胡宗南集团从南线突破，攻占延安，歼灭我军于边区或驱逐我军东渡黄河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

依照我军的分析，其第一案兵力集中，将缩小我军回旋余地，增加我军作战困难。但是，傅作义远道抽兵困难，阎锡山自顾不暇，而青宁二马及邓宝珊既怕胡宗南乘机消灭“杂牌”，又怕遭我军各个歼灭，各图保存实力；而胡宗南一方面自信兵力优势足以攻取延安，另一方面又害怕二马夺取延安，抢走其功劳并趁机向陕西发展。因而胡、马、邓实际上各怀异志。因此，我军估计敌军以东面堵击，其它三面同时突击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胡、马、邓集团之间存有矛盾，三面兵力数量悬殊，故此种可能甚微。我军依据当时敌情、地形判断，敌必以南线为主要突击方向[2]。

胡宗南在2月28日和参谋长盛文一起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当蒋介石询问其对陕北作战的把握时，胡宗南列举兵力对比，称“极有把握”。当晚在饭桌上，蒋介石再次询问胡宗南究竟有无把握，胡宗南仍然坚持原先的说法。3月1日，国防部、蒋介石都同意了其进攻延安的方略[3]。

不仅国民党之主要战役方向为中共所料中，其具体之进攻线路，即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鄜县、临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亦在我军意料之中。这是因为：

1、该方向是进攻延安之捷径，按行程计算，一昼夜可到达延安；

2、右翼有黄河屏障，可以避免晋西南我军击其侧背，同时该地区有咸榆公路运输干线及洛川至宜川、西安经澄县至宜川、西安经大荔、韩城至宜川等公路为支线，后方交通运输便利。咸榆公路以东延安以南地区，虽为稍林山地，但鄜县、牛武、南泥湾间及宜川、临真、南泥湾、延安间均有大路相连，稍一加修即可通汽车，便利兵力机动与物资供应。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山大林密，交通不便，多横断沟，且路途较远，补给不便； 3、国民党过去数次计划攻击延安，均以此为突击方向[2]。

一、双方兵力对比

按照我军的计算，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一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7万人以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胡宗南集团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张治中、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邓宝珊集团2个旅1.2万人[2]。军委作战部当时大概已经正确判断出两马集团不会迅速加入进攻延安的战斗[4]，因此未将西北行辕的部队计入。细算起来，胡宗南集团兵力共计171700人，包括整编第一军（75000人）、整编二十九军（73000人）、整编十五师之一三五旅（4700人）、整编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7000人）、整编十师（含十旅、八十五旅共计12000人），其中整编第一军含整编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共计28000人）、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共计27000人）、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计20000人），整编二十九军含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十二旅、八十四旅，共计17000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十八旅，共计33000人）[5]、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新一旅，共计23000人）[6]。邓宝珊集团二十二军（八十六师、新十一旅）共计12000人[2]。胡、邓集团约184000人，加上国民党地方团队1万余人，总计是19.5万人。

据整编第一军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至3月10日，集结在洛川附近的，计有整二十九军之整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三五旅）、整十七师

（十二旅、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共7个整编旅；集结在宜川附近的，计有整一军之整一师（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九十师（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7个整编旅。此外，尚有整一四四旅在同官附近集结待命。合计6个师15个旅，总数大约15万人[7]。师旅数目和时任整七十八旅旅长的沈策的回忆基本相同[8]，不过总兵力沈策认为“约共10.5万人”，因为“当时部队经过历次战斗和长途行军，以及各级部队长期贪污吃空等关系，实有兵员无法确实统计，所举数字系按实际情况估计的概数”[9]。沈策的估算未计入的“还有第一战区直接指挥的驻西安第七补给区管辖的后勤运输部队的兵员和工兵、装甲兵、战车兵、炮兵、通信兵等特种部队”[10]。

除吃空额之外，由于国民党军需要分兵占领要地、保护交通线，因而愈到一线兵力差距愈小。据胡宗南估算其第一线可以用于攻击的部队一共12个旅8万4千人[3]，实际中真正投入战斗的人数可能更少。

中共方面对进攻延安的蒋军实力，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3月17日一度以为蒋军进攻延安主力为9个旅，至19日已经查明其总兵力“总计7个师，14个旅，34个团，15万人”[11]。

再来看国民党军方面对中共实力的估计。

按照胡宗南的“研究”，“匪在陕北较正规部队有第八、第十、第三十九旅，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一各旅，独立第一旅、骑兵第六师等约六万人，晋西调回匪王震所部三五八、三五九两旅七千人，陈赓所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四各旅约一万五千人，贺龙所部三个旅约一万人，已经训练民兵约七万人，合计为十六万人”[3]。这个说法中所列举的番号之混乱不堪，稍有国共战史知识者不难发觉。据国民党空军方面的人员回忆，时空军作战科从情报科所获得的情报是，陕北共军有13个旅3个师共约10万人[12]。根据此师旅

数目细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军所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番号为：一二零师、二十七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一旅、新四旅、新八旅、新九旅、新十一旅、警备第一、二、三、四旅，骑六师，共计七万余人。另有军区及民兵部队九万余人[13]。

实际上，当时陕北我军算上地方部队一共不过4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26136人（一说25800余人），包括第一纵队（8637人，辖三五八旅4222人，独立第一旅3517人）、第二纵队（8650人，辖三五九旅3450人，独立第四旅420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直属山炮营（442人）；军区部队16178人，包括警备第一旅（4251人）、警备第三旅（8216人）、新编第十一旅（2222人）、骑兵第六师（1489人）[2]。

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双方实际兵力以及对于对方兵力的估计，是从中颇可以看出双方战前的某种心态。中共方面通过各种方法准确地了解敌情，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虽然西北野战军兵力薄弱、武器装备也很差，但上下对战胜敌人都很有信心。毛泽东3月6日给刘邓等的电报中很自信地认为“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线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14]，3月11日给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的电报中把救援陈先瑞等看得比延安更为重要，称“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所率五师部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14]，在退出延安的当天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更是明确表明其自信的态度：“万一延安不守，我军行动将更自由，分别消灭敌人的机会也会增加”[14]。

国民党军则相反，情报不灵，上下欺瞒。胡宗南一方面为日后立功做铺垫，极力夸大西北共军的实力，认为共军人数占优，国军装备较好，“故战力相当”；另一方面却在蒋介石面前称攻取延安“极有把握”，以致蒋介石几次询问，坚不改口[3]，可见胡宗南心里也知道陕北共军并非能和国军“战力相当”者。不过，胡宗南对于陕北共军究竟有怎样的实力，也是一团浆糊懵懵懂懂，所以也并非真的认为“极有把握”，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矛盾来。在3月11日的洛川军事会议上，胡宗南一方面兴高采烈地宣称“保证万无一失”，另一方面又对下属强调不怕孤立，不怕包围，空军和特种兵会给以有力的支援[15]云云。

二、双方战前部署

战前中共曾一度打算以坚守延安消耗胡宗南部队，而以陈赓等外线作战来解围（可参见拙文“西北战场的初战：西华池战斗”）。3月6日军委致电刘邓并告陈谢等，提出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十天，以陈谢五个旅从外线切断潼洛线，从外线解围[14]。3月7日，对野战军提出二十天防御作战的要求，鉴于教导旅防守正面过宽，为此重新划分了防区[14]。3月8日军委给张宗逊、习仲勋去电要求其以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其余主力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杨泉镇间[14]。8日并致电王震，要其率独四旅、三五九旅由延水关西渡，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14]。王震9日致电军委建议陈赓纵队到晋南或陕甘宁作战，认为较之到陇海路作战更为有利[16]。3月10日，延安获悉胡宗南部有伞兵千人在西安集结，准备袭击延安，因此去电张宗逊、习仲勋，调新四旅开延安附近[14]。不过这个消息实际上是胡宗南玩的一个小把戏，希望以此欺骗中共的情报人员，伺机侦察中共在延安部署的某些动向[17]。

在接获王震9日电报后，军委开始重新考虑陈赓纵队的使用方向。3月11日致电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提出三个方案，征询刘邓等人的意见[14]。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必要时放弃延安的决策，将基本作战方针确定为：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地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18]。彭德怀及前线指挥员认为最多只能防御五天至一星期[19]，但毛泽东一度根据前三天的作战情况，试图防御更长的时间（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4]，但很快证实这个想法并不适合实际，还是下决心按照原计划撤出延安。通过延安保卫战的过程，中共进一步了解了胡宗南军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放弃原来对陈赓纵队的使用方案，而令其在晋南展开攻势，以配合陕北的作战[16]。

彭德怀于3月10日到延安南线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检查了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的防务，和罗元发等商量了作战部署。次日，彭德怀在茶坊召开一纵及新四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并具体研究部署。

西北野战军总的部署是：以教导旅担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以警三旅七团并指挥独一旅之三十五团第三营，任鄜县（现富县）至甘泉以南之麻子街，阻敌北进；以主力集结机动位置，相机歼敌[20]。

教导旅布置了3条防线，第一条防线在茶坊以东、以北，清泉沟以南以及马房（马坊）、南泥湾以南，以三团、一团、二团的次序由西向东展开，前面放2个营的兵力，掌握1个营的预备队。对该防线二团东南面，秋林镇北山和马子良有1个连兵力。马子良以西的麻洞川以南，小林坪以东，二团筑有1个连的工事，以交通壕为主，含两三个火力点。金盆湾以南、双庙梁以东，筑了1个班的集团工事。双庙梁西南面，小林坪一线，是旅部警卫营，有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小林坪以南，旅部侦察连有1个班，负责将敌人引入雷区。从双庙梁到马房南山都是梢林地带，大量埋设了地雷。

第二道防线是马房南山，小林坪西面，南泥湾南山，清泉沟东面和南山阵地，以及富县甘泉的东山。这一带教导旅也是展开2个营，并以1个营作为预备队。该线主阵地在马房东北山，金盆湾西北山，是旅的防线。第三道防线在松树岭、崂山，三十里铺以东，防御兵力主要是延属分区独立三团和四团，工事则由干部教导大队负责构筑[21]。

警7团在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之后（每支步枪子弹30发，82迫击炮弹220发，掷弹筒弹800发，手榴弹400枚，矛头子300个，工作器具110把），确定了以茶坊为中心（包括交道、牛武、榆林桥等地），20公里宽、20-22.5公里纵深的四道抵抗阵地。二十里铺、交道至西渠为第一线，以二营2个连，一营1个排又1个班防守，以三营八连1个班配合团侦

察分队保障退路安全。第二道防线为鄜县之太和山、茶坊至牛武，以三营八连附82迫击炮2门，坚守茶坊北山，营部率九连为预备队。七连占马家山。一营以一连2个班附重机枪1挺守备牛武正面阵地，以三连1个班坚守卧牛寨，营部及该两连（欠3个班）主力控制在牛武北山作为机动力量。以三十五团三营守备太和山。第三道防线为马坊（注：该马坊位于鄜县以北、牛武镇以西，和金盆湾以西、朝邑砭以东的马坊是两个地方，见[22]附图）至贺家垣，以三营2个连沿洛河以东山头，节节抗击进入榆林桥北山阵地继续阻击，以四、六、七连、特务连、炮兵1个排占领石家碾北山阵地作为机动，另以三连、二连、一连分别在郝家垣、新窑子沟垣及牛武北山集结或游击。第四线为围子山、榆林桥至华家岭，为最后抵抗线，掩护友邻进入阵地[20][23]。

西北野战军战术侦察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尤其是教导旅侦察连连长张亨玉带2个班在宜君到中部的公路上截住了国民党军往西安送家属的汽车，缴获了国民党军一份兵要地志调查图[24]，该图对教导旅所设防的工事和兵力较薄弱的中间地带，即穿过梢林，经标家台、小李坪直接到金盆湾的路线记载十分详细。这引起教导旅的警惕，加强了该方向上的工事和兵力[21]。另外，教导旅情报站通过一个敌军营长，了解到不少敌军兵力和布置的情报，有时还派人去抓舌头[24]。罗元发在彭德怀视察阵地时分析认为，国民党军进攻重点在金盆湾南面一带，但是走大路还是穿梢林，要做两手准备。

国民党军攻取延安的部署是：

以整一军军长董钊为右兵团指挥官，率整一师罗列3个旅、整二十七师王应尊2个旅、整九十师陈武（原整九十师师长严明于河津翻车断右腿，由陈武代师长）2个旅、重迫击炮第十四团第三营（欠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一营、工兵第九团第三营，除以一部于洛川至宜川之间掩护主力集中外，展开于平陆堡至龙泉镇间地区，计划12日拂晓开始，以主力由清泉沟——金盆湾——孙家砭——张家桥之线，向延安攻击，攻占临真镇及金盆湾之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依奇袭突破匪军阵地并依左兵团之协

助，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左兵团指挥官是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三十六师钟松2个旅（欠二十八旅）、整十七师何文鼎之十二旅、整七十六师之一三五旅、炮兵第一团第四营1个连、工兵第三团第二营（欠第五连）展开于洛川西北地区，计划于12日拂晓开始沿洛河东攻占茶坊、甘泉，向黑家庄、刘家河之线进出，于攻占鄜县、榆林桥及甘泉后，以一旅兵力，于各该地掩护主力之侧后方。该部目标是：“协力右兵团包围匪军主力于延安附近歼灭之”[3][25]。

另以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率新一旅、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团、陕西保安第三、第六团、甘肃保安第一团为陇东兵团，以新一旅编组若干以营为单位的游击支队，于攻击前两日，向保安、安塞、延安、甘泉附近行扰乱攻击[3][25]。

绥署预备队，以整十师主力控置于宜君中部，以整第七十六师（欠新一旅）控置于洛川，以整第四十八旅控置于耀县及马栏附近，以骑兵第一旅主力控置于平凉，一部控置于泾川附近[25]。

除此之外，尚有空军2个P-47战斗机中队，1个P-40战斗机中队，1个B-25轰炸机中队[12]；装甲兵战车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配赋日式97战车13辆；第六连，配赋意大利菲亚特战车13辆）[26]。

以上总计步兵14个旅，保安部队6个团，炮兵一个营（欠1连）又1个连，工兵三个营（欠1个连），骑兵两个团，装甲兵一个营（只含2个连），空军4个中队。

从道路条件来看，当地道路稀少，仅洛川至延安有一条路面粗劣的公路，勉强可以通行汽车，其余道路均为羊肠小道，大军行动困难。尤其陕北地形多断绝地，深沟纵横，远视一若平地，中间则往往有数十丈的深沟，对面虽可喊话相应，但需要数小时才能到达，而骡马上下困难，车辆更无法通行，交通补给均不方便[13]。胡宗南将攻击重点置于右翼，自以为可收“出敌不意”之效，但实际上只是增加了部队进攻的难度而已，因此事后颇遭怨言[27]。

另外，国民党军当时根本没有陕甘宁地区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作战指挥所依靠的是若干年前绘制的极不准确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对山脉高地及小的村庄往往找不到，靠抓当地农民作向导，在当时解放军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之下，甚至这一点也难做到[13][28]。

三、战斗经过

这场战斗的经过双方描述其实存在着不少差异，部分原因国民党军更关心的是达成最后目的（夺取延安），而由于对陕北情况非常不熟悉，又没有精确的作战地图，许多地方连地名也说不上来，也就难以对过程进行准确细致的描述了。从整个过程来说，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经过很激烈的战斗。但当时国共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对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都有所夸张。

国民党军方面原定是12日发起进攻，但因为等待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所以推迟至14日发起进攻。不过，从3月11日起，国民党空军就开始对延安进行空中侦察，当日下午在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后即进行了初次轰炸[18]。12日，北线、西线的国民党军开始发起攻势[18]。3月13日左右，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赶到西安，又调集了B-24轰炸机8架，P-51战斗机两个中队23架分别到达鄠县和西安机场，连同原来的飞机，各型飞机一共达到100架之多[12]。13日出动94架次飞机轰炸了延安，当日下午甚至有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爆炸[18][29]。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小题大做。延安当时既无空军，也

无防空能力，部队也不多，国民党军的做法，除了具有政治上及心理上的作用外，并无军事上的意义。尤其是国民党军军种之间尚未具备合同作战的能力，陆空协调差。空军要求陆军所发出的情报或请求能于两小时内到达空军指挥所，可实际中情报传递往往要十几甚至几十小时，在空军来看，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无法出动配合[12]。因此，空军在整个西北战场的作战中，除空中侦察外（因国民党军很难得到解放军的准确情报，不得不依赖空中侦察），很少作用。

国共双方对进攻开始的时间描述各异，国民党方面按照进攻计划称是14日开始，而我军战史则一般将13日作为国民党军进攻的开始日期。有些回忆录中称13日早晨8时许，整编二十七师与临镇木瓜山腰岘的教导旅二团展开激战[19]，但实际上双方只是火力接触，“从早晨打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光是打枪打炮，没有向前推进。一天的战斗，只听到枪炮声，敌人连边界线也没有越过”[21]。国民党军的做法颇有点莫名其妙，将起码的战术上的突然性也丧失掉了。

14日晨真正的进攻开始，国民党军右兵团以整二十七师、整二十九师、整一师为第一线，向临真、刘村、旧治城一线攻击前进[25]，解放军以地雷及运动防御阻滞敌军的进攻[21]。至当天18时，国民党军攻占了西瓜腰岘、岳家寺、标家台以北高地之线[25]。这一成果较之当天应该达成的目标相去甚远，原计划规定第一天整一师和九十师要占领金盆湾，整二十七师要占领临真镇，因为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的平推战术，进展不快[30]。左翼国民党军情况稍好，以整十七师、整三十六师为第一线，向牛武镇、茶坊之线攻击，突破了警七团右翼防线，至下午13时攻占茶坊，15时攻占鄜县[25][23]。

当日毛泽东给张宗逊、习仲勋的电报称，敌进攻延安的部署大体判明分四路，要求王震所部15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一纵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14]。

15日，国民党右兵团继续向金盆湾、临真镇前进，在空军支援下，当日17时，进至金盆湾、临真镇以南十里的高地，以及董家台、三泰庄一线，仍未达成第一日的任务。当天的战斗，仍然是在和解放军的前沿小分队作战，教导旅第一线主阵地的前哨营都还没动[21]。国民党军左兵团当日向榆林桥、北山寺之线进攻，8时占领北山寺，17时占领榆林桥[25]。

16日战斗转趋激烈。因为前几天进展缓慢，胡宗南大发雷霆，要董钊三天之内打下延安，否则军法从事。并宣布哪支部队首先进入延安，将犒赏1000万元。中共方面因数日战斗较轻易地阻击了胡军的进犯，毛泽东16日下达保卫延安之命令，判断“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要求各部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令张宗逊、廖汉生统一指挥右翼兵团独一旅、三五八旅、警七团，在道佐铺、甘泉、大小老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教导旅、二纵为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要求至少坚守七天；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14]。

当日上午，彭德怀令教导旅放弃第一线阵地，转入第二线阵地。教导旅二团由麻子良转移到临真西北山和麻洞川以西，和旅部警卫营防线衔接，旅部警卫营从金盆湾以南双庙梁撤至金盆湾北山，一团则从茶坊撤至牛武后山[21]。国民党军由此推进至金盆湾、单腰梁之线[25]。当日整七十八旅遭遇顽强抵抗，金盆湾一带“苦战六小时始悉克之”[3]。整一六五旅攻占了板桥屯、麻子街一线[3]。教导旅在抵抗了一天之后，退至松树岭一线，由一团坚守松树岭主阵地。教导旅一团以一营防守松树岭正面的两个山头，二营防守松树岭右侧高地，三营为团预备队。一团的左邻是二团，右侧则为新四旅的一个营[21]。

十七日是战斗更为激烈。整九十师在胡系中比不上整一师是嫡出，深恐军纪制裁拿它开刀，所以当日积极攻击，师参谋长曾文思亲临整六十一旅督促作战[31]。战斗首先发生在教导旅二团阵地，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发动了猛攻，大概使用的兵力过于集中，以致二团团长王季龙

在和旅部联系的电话中开玩笑说：“胡宗南不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吗？怎么连个连进攻也不会搞。一开头就涌上来一个团，简直是人海战术。”[21]

玩笑归玩笑，这样的进攻并不是闹着玩的。中午时分，一团一营二连阵地已经展开了白刃战。二连长向营教导员章零请求增援一个排，通信员路上遇见正从三连阵地向二连阵地去的副教导员高平，通信员报告了二连阵地的情况之后，高平考虑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时左右，按原定计划，二连应当可以向后撤退了。于是，高平未经请示，即回复说，营里也没有机动力量了，如果实在顶不住，可以向后撤[21]。

由于二连所占据的阵地是全线制高点，且二团正向后转移运动中，该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整个二团的行动及指挥所的位置都暴露在敌人之前。教导旅领导非常着急，严令夺回。一团团长罗少伟亲自赶到一营，组织一连进行反击，终于夺回了阵地[21]。

中午时分，彭德怀派参谋给教导旅送去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信，内容除鼓励教导旅再接再励不断总结经验之外，命令该旅以少数部队在松树岭继续抗击敌人，大部队转移到青化砭东面集结[21]。这表明，经过十六、十七日的激烈战斗，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十六日命令中要求部队再坚守十天至两星期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还是准备按照原定计划放弃延安。

当日，国民党军不仅出动了空军，还以战车部队支援左右两翼兵团的突击。战车二团二营五连配属整一师一六七旅作战，随一六七旅向金河村前进，行至黑谷附近，遭遇解放军节节阻击，至黄昏，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才到达合沙河，距延安约50里[26]。

由于整九十师进展较快，整一师有点沉不住气了。当日晚20时，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召集会议，决定两个团各以一个营组成突击部队，战车五连殿后，午夜出发，进行突袭。但由于

是在解放区内抓老百姓作向导，结果四九九团一营、二营都被向导所误，先头一营被带到延安西关方向，二营则被向导带了兜圈子而耽误了时间，三营及战五连途中又和自己人发生误会，所以忙了一夜，并无收获[26]。

左翼方向，17日清晨5时，整十七师配属战车二营六连由鄜县继续向北攻击，激战至上午9时，攻占了张甫家及麻子街。稍作整补之后，下午13时继续攻击前进，在甘泉附近激战两个小时，于下午15时攻占甘泉[26]。相比国民党军右翼兵团，左翼已稍微落后。

17日晚，曾文思和邓若愚召集六十一旅副旅长杨德修、旅参谋长安鹏秋、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和一八三团团长刘洞伕一起开会，商讨18日的进攻计划。根据前两天作战的情况，发觉共军只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后撤，估计是兵力不雄厚，无纵深配备，系一线作战，以节节抵抗，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因此，会议商定将六十一旅两个团以营为单位编成六个纵队，采取“叠次插进敌后”的打法。所谓“叠次插进敌后”打法，即以第一纵队纠缠当面共军，以第二纵队向敌后方插进，第三纵队又叠次插进，逼使当面之共军迫于后路截断的压力而后撤[31]。

18日一早，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以“叠次插进敌后”的钻隙战法，打算由松树岭至杨家畔之线的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教导旅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国民党军压下去，以保障顺利转移。战斗至关键时刻，旅部的参谋、干事、勤杂人员都上了战场。下午三时，教导旅集中一团两个连、二团两个连、警卫营一个连、教导大队四个连及两个炮连共十一个连队发动反冲击，将国民党军压了下去。这次反击之后，教导旅给彭总去电话，告知敌人被打垮，部队开始撤退了[21]。

国民党军右翼兵团下午17时半，先后攻占杨家畔、娘娘庙高地以及杨家畔以北张家沟之线。国民党军左翼兵团则于早上8时攻占劳山部分山头及1276高地，一二三旅于攻占甘泉后，

也开始向小劳山攻击[25]。解放军自16日起，以独一旅七一四团及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展开防御，经三天战斗，逐渐后撤至大、小劳山之线，19日上午也撤出了战斗[32]。

晚上19时半，教导旅令一团在松树岭西山留一个排，松树岭正面留一个连，二团在松树岭东山留一个连，掩护主力沿北山和东山之间的小沟转移到松树岭北山后面的小村庄稍事休息之后，于12时半开始向预定的撤退地点青化砭前进[21]。

当日晚20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18]。

19日，国民党军只遇到轻微抵抗，两路均进展顺利。左路三十六师早8时攻占大、小劳山，至当日下午，进占三十里铺[25]。右路整九十师六十一旅拼力打开通路之后，满心以为必定首先进入延安了。谁知18日深夜接到董钊的电话，命令其19日早9时出发，俟整一师通过之后，在其后跟进。其攻击方向被调整为向延安东北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该旅官兵闻知，无不痛骂[7][31]。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更是恼火，公开表示不满[7]。

胡宗南偏袒嫡系，尚不止于此。即使在整一师内部，还有亲疏之分。整七十八旅为抢头功，派二三三团连夜向前推进，谁知当夜接到师部命令，谓胡宗南已经指定第一旅先进入延安，各旅明晨开始行动时间都有一定规定，不得抢先占领[28]。

至此，延安保卫战已经结束。一般战史均称，我军损失约7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5200余人，敌我伤亡对比达七比一[33]。但据战后数日中央致各地领导的电报可知，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左右”[34]。

四、保卫战之后

西北野战军将部队集结在青化砭、甘谷驿以东以北地区，是早先预定的计划，准备将此地作为初期作战的战场。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21]。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对解放军去向一头雾水，大约有三四天时间并未积极行动。西北野战军至21日也还没有判明胡宗南占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因此令部队隐蔽集结，打算让部队在该地区休整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14]。

当22日获知“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彭德怀立刻体察到胡宗南“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遂决心“伏击该敌（三十一旅）”，同时为加深敌之错误判断，令“留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14]。因此，青化砭之战并非延安保卫战前或战中已经计划好的，而是战后根据敌错误判断，因势利导而造成的。

《王震传》中称王震17日从延川动身时带了几位旅、团参谋长，就是奉王震之命到青化砭一带观察地形。由此，认为是“表现了王震的远见”，“几天以后在青化砭进行的那场伏击第三十一旅的歼灭战，恰好证明了他的这种预见”[16]。由以上西野电文资料可知，当时根本无从判断胡宗南部的动向，何来“远见”？另外，王恩茂日记记载，看地形是21日的事情，因为“敌人进占延安之后，有向甘谷驿、延长、青化砭等地继续前进模样”[11]。可见，《王震传》中的说法不无拔高传主之嫌。

再来看看国民党这面。胡宗南对于宣传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军事。胡宗南的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它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到对外国人”[35]。胡氏对士兵训练注重表面，不重实际。士兵整顿内务、校阅动作、修马路等花的时间要超过军事训练的时间。据说1940年，何应钦到第一师检阅战斗演习，对演习内容大为不满，认为视同儿戏。视察部队时，又发觉士兵动作多不熟练，且连武器都没有擦拭干净。因为之前几天，士兵都忙着

整内务、刷墙壁、用各种颜色的石子砌成各种标语，以致没有时间擦拭武器[36]。

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当然更要大肆进行宣传。胡宗南声称俘虏共军达二万人，结果引起国民党新闻局组织新闻记者参观，搞得狼狈不堪。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将军”说：胡宗南敢不敢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加以公布呢？专门为胡宗南收听和纪录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的夏新华听到这则广播之后，一气之下居然说出：“这真是逼人太甚！”的话来。[15]杨健在其回忆中，肯定地说：“俘虏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完全可以确凿地说，即令完全相信部队的战报，全部俘虏也不会有200人。在整个进犯延安的六天战斗中，除金盆湾战斗，部队报俘九十余人，在19日侵占延安时，部队报俘三十余人外，其余四天战斗，部队所报俘虏，每天都是二三人或三四人，合共计算，总数决不会超过200人。在记者参观团到延安以前，解到延安的俘虏，一共只有30余人，我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200人对2万人，胡宗南扯了一个一百倍的弥天大谎。”[15]

当时的大肆宣传，许多至今看来已经成为滑稽戏了，说起来可以让人解颐。通过时任整三十八师五十五旅一六三团三营营长的袁同庆的回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国民党之自欺欺人当时到了何种地步（其中错误太多，笔者无意一一纠正）。袁同庆称此役：“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系程潜老贼的儿女亲家）携带爱妾，逃之夭夭，下落不明；其边区政府主席，由高岗代理”、“实际上延安早已传出，毛泽东在一周以前偕江青（与唐纳离婚之蓝频原名栾淑蒙），逃亡东北佳木斯，他们失去信心保卫延安死守绥德。这时共党主席，由民国三十四年冬，从苏俄归来之李立三代理”、“彭德怀已知战争注定失败，即率陈绍禹（原名王明）及与苏卡诺谈过恋爱之王光美，以及孟庆树、薄一波、雷伍民、丁玲殿前，由其一二零师师长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及黄新廷压后，载着重要军用物品，逃往山西兴县贺家坪，匿身不吠；贺龙得知彭已溃逃，自亦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也迅速集结其残兵败将，趁早脱离战场，随逃者有蔡畅、吴满有、续范亭、韩继恩等人，往陕北米脂（李闯王家乡）方向溃窜，路经榆林，转往燕北，投靠饶漱石、聂荣臻、罗荣桓而去”（注：以下关于高岗、康生、陈云、邓颖超、李富春、黄华、叶剑英等下落，愈出愈奇，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将延安附近共军肃清，战果丰硕。共党老巢被攻取，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下落始终不明，代理共

党主席李立三亦不知亡命何处，所谓东方赤都正式瓦解。”[37]

话说回来，胡宗南为了宣传目的，也做了些好事。他通令部队，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房舍，妥为保护，不得驻军。还积极着手改建延安新市场，设立中央银行，开辟延（安）西（安）航线等[15]。可惜，这种种的打算，只是一场春梦而已。

参考文献：

[1]“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

[2]《中国人民解放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

[3]《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

[4]马步芳部于3月26日才出动，4月5日方才到达兰州。马鸿逵则只派1个骑兵团在盐池县惠安堡一带，对解放区边缘进行骚扰。至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之后，宁夏兵团的主力才出动。参见“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在陇东、关中进行的反共战争”、“马鸿逵部配合胡宗南部进犯三边经过”，《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5]据《国民党军简史》（下册），整编三十六师除3个整编旅以外，尚编有3个独立步兵团，因此人数较多。

[6]参考文献[2]中列出的整编七十六师番号中包含新编第一旅，但总兵力和参见文献[5]不合。进攻延安之前该旅在同官、耀县一带归绥署直接指挥，不清楚是否被统计入参战兵力内。可参见刘学超“关于胡宗南的见与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7]任子勋，“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初期的失败”，《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

将领的回忆》。这个估计和熊向晖的回忆基本相符，可参见《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

[8]沈策，“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沈策的回忆中认为“胡宗南部分别集中在宜川、洛川附近地区之野战部队为6个整编师，14个整编旅”，但其也承认对于“有关整第十二旅、第四十八旅的隶属指挥关系和整第二十九军刘勘部详细情况现在回忆不清，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此外参战的还有整第十七师师部及直辖部队”，因此就师旅数目来说，任子勋、沈策的回忆基本可以认为是一致的。

[9]沈策，“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关于胡宗南部吃空额的数字，据刘学超“关于胡宗南的见与闻”（《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一文，大致“师部和直属部队空额500名，每团300名”，这是公开的，“实际除公开规定的空额以外，各级部队长还要私自吃空额”。这样每个整编旅大致较编制人数至少要少1000余名。

[10]沈策，“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11]《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

[12]唐中和，“国民党空军进犯延安前后”，《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13]张梓铭将军口述（时任第一军副参谋长），“戡乱时期——延安攻略之追忆”。

[1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

[15]杨健，“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16]《王震传（上）》。

[17]范汉杰，“蒋介石改变战略，胡宗南部重点进攻延安”，《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18]《第一野战军征战日志》。

[19]《罗元发回忆录》。

[20]《战术参考资料（第一辑）》。

[21]《在彭总指挥下》。

[22]《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野战军战例汇集（初稿）》。

[23]《教学参考战例（初稿）》第五册防御部分（之二）。

[24]《红星之旅——教导旅抗日与解放战争及剿匪斗争纪实》。

[25]《戡乱简史》。

[26]《国军装甲兵发展史》。

[27]沈策，“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28]乐典，“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29]《烽火关山——战争年代纪事》。

[30]王应尊，“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31]邓若愚，“国民党军整编六十一旅在陕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3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第三分册）》。

[3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34]“中共中央关于保障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1947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

[35]乐典，“胡宗南侧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36]黄剑夫，“我对胡宗南了解的片断”，《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册）。

[37]袁同庆先生口述（袁时任整三十八师五十五旅一六三团三营营长），“戡乱时期——进攻延安共党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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