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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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内容摘要

《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中的开山作品。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所叙故事起于黄巾起义，终于晋武帝灭吴，描写汉未近百年的历史中各种社会集团政治、军事、外交之争主要是封建集团利益之争。表现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特别对曹操、刘备两大集团代表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是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中心，反映出封建正统观念，对统治权威的影响表现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复杂的历史思想下人们向往仁政，人格上注重道德的观念。拥刘贬曹思想贯穿整个小说始未。作品十分明显流露出对军阀罪恶的痛恨，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关键词拥刘贬曹三国演义思想倾向价值取向

一、拥刘贬曹思想倾向形成的历史渊源

《三国演义》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胡适在《三国演义序》中有云：“《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

其素材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正史材料，晋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承续中国人志史著述的传统。尽管没有全面准确反映三国史实，毕竟是三国资料的最早存证，是作者创作《三国演义》重要的史料来源。南北朝裴松之的注，裴注特点是：量大，博引，生动有趣。《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极为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此书对《三国演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是广泛吸收了民间传说和野史笔记中的记载，以及戏曲演唱等民间艺术的内容。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辑录了一些民间传说中的三国故事；从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宋代“说话”艺术的“讲史”中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在北宋苏轼《东坡志林》中记载，“王彭曾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①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三国故事此时已非常生动，而且“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也十分鲜明了，宋代民间传说中的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宋元时代三国不但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其故事更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至少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在这些剧本中，继续表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拥刘贬

曹”思想倾向已深入人心，不但存在于广大劳苦大众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上层社会部分富家子弟中。

二、拥刘贬曹思想倾向的价值取向

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在诸多原因的影响下，在小说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而这种思想也正反映了这部经久不衰的的历史演义小说所要表达的价值取向。

（一）它是历史正统思想的体现

封建的正统思想是建立在天命论基础上即君权神授思想，是皇权与神权相结合的产物，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思想武器。对正统的尊崇和敬仰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一种理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是与忠君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观。皇帝是真龙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对于《三国演义》“拥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中含有正统观念因素，应做具体分析。它产生的条件是外困重于内扰、内外交困这种特定现实土壤中产生的正统观念含有民族主义、爱国激情的内核，是在外来势力重压下，爱国主义的替代语，代名词②。这种“正统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内，例如，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八国联军入侵，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思，民族感情。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性。

《三国演义》宣传正统思想和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思想，其目的是不同的，和起义农民利用正统思想也有所差别。作者提出刘备是“汉景帝中山靖王之后，应继汉统”，这反映了作者还不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是，如果细加推敲，就可发现作者不过是利用其“合法性”来推崇刘备而已。何以见得?论正统莫过于桓、灵二帝和汉献帝，而这些“龙子龙孙”在作者笔下都被否定：桓、灵二帝 “禁锢善类”、“崇信宦官”，造成朝政日非，天下大乱；而汉献帝只不过是软弱无能之辈。至于汉室宗亲刘表、刘璋，作者通过曹操之口，说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是“守户之犬”而刘备和汉室是远亲，是织草履出身的，为何作者唯独推崇他?作者通过周仓之口，说出了他的真正意图：“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这种“唯有德者居之”的主张，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因此，不能笼统地把与正统思想有联系的都说成反动的。对于打着“正统”旗号的，要看其从事的活动是什么，如果是反映人民的愿望、有利于人民，就是进步可取；如果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欺骗并为其罪恶目的服务，就是反动应加以批判取缔。

上述说明，提出以蜀汉为正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是用它象征汉族政权作为斗争的武器。当然，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是和习凿齿、朱熹所标榜的正统思想有本质的差别的，后者是为维护东晋和南宋政权的统治，前者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二）体现了追求“仁政”，反对“暴政”的历史价值取向

“仁政”是两千年以来中国儒家学士和百姓的政治理想，是封建集团统治思想。孟子就提出了“民为国本”和“政行其民”的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呼丘民为天子，得呼天为诸侯，得诸侯为大夫”③从正面赞扬了君主对人的尊重、真诚相待。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拥刘贬曹”的具体内容，《三国演义》写得很清楚：“拥刘”，主要是因刘备“仁慈爱民”；“贬曹”，是因曹操”奸诈害民”。其思想内涵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④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笔下刘备描是 “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而把曹操描写成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

小说描写董卓、曹操等杀人放火罪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让我们看看作者怎样控诉董卓、曹操等的滔天罪行。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远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⑤对此，这个屠夫却一点也不感到内疚，还杀气腾腾地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曹操攻徐州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可是，这个奸贼还厚着脸皮想骗人，对庞统说什么“吾替天行道，安忍杀戮人民!”从以上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深刻的揭露。

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从不同角度剥开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除了董卓、曹操外，还有袁术、吕布等)，特别是对曹操这个阴险诡诈典型的揭露是透骨的(如关于“杀吕伯奢全家”、“梦中杀人”的描写)。这都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这批残民以逞的群丑的极端的憎恨。而群魔飞舞，人民遭殃，在作者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军阀混战，到处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而幸免于屠刀之下的人民也处在死亡边缘：“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难道作者描写这一切不是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吗?这不仅是揭露，而且是血泪的控诉！

三、拥刘贬曹思想倾向在历史上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一） “拥刘贬曹”思想倾向的忠君、正统观念都是消极的。

正统思想，即在该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思想。封建正统思想提倡君权神授、江山一统、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固皇权，也可以教导百姓谦让不争、忠孝两全、宽恕忍耐、知足求稳之类的性格，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正统思想也直接造成了

中国百姓逆来顺受、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不强出头、不喜冒险的民族性格。这种统治思想一经形成,统治阶级就千方百计地宣传它、利用它,并不断地改造它,使之更加适合他们的需要。随着时间的延续,统治阶级的思想便成了正统思想。例如，清代统治者就曾利用“忠君”思想，多次为关羽褒奖，到处建立关帝庙。其目的便是借以宣传“忠君”“忠义”，模糊人民的斗争视线来转移矛盾斗争的方向，巩固封建统治地位。正统观念是消极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新时期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

（二）“拥刘贬曹”思想积极作用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在统治阶级腐败、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民不聊生的时代，它鼓舞着贫苦大众奋起反抗暴政、昏君、鼓舞着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武装斗争。⑥《三国演义》中的“拥刘反曹”思想，对明、清两代的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鼓舞作用是不容置疑。在异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特殊时期，“拥刘反曹”思想中含有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情结曾鼓舞着人民群众爱国爱家，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也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站在伦理主义的立场上，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对三国纷争的历史以检视和叙述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的审视理化、政治的评判道德化了。所谓的拥刘贬曹的倾向，就是由这一“道德伦理法庭”的审判而形成的结果。拥刘贬曹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为一个共同目标：救国救民，他是历史正统思想的体现，是追求“仁政”反对“暴政”。在历史上既有积极又有消极作用，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批判与研究。

注释：

①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19页。 ②曾仕强：《曾仕强剖析三国演义》鹭江出版社2007年第1版126页。 ③朱熹注：《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④陈寿：《三国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10页。

⑤司马光撰，柏杨译：《资治通鉴》（第三辑魏晋纷争）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1850页。

⑥《三国演义》长春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456页。

参考文献：

1、《全相三国志平语》中国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张大可，《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三国演义名家江评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

4、王玲：《论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学位论文]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报，2006年。

5、史保东：《论三国演义思想倾向》[期刊论文]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

6、唐剑：《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作者“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徐州教育学院报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