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陶行知“爱”与“德”改变的教育生活

我被陶行知“爱”与“德”改变的教育生活

高万祥

先后去安徽歙县和南京晓庄，参观两地的陶行知纪念馆，拜谒陶先生的墓地，平时也不时披阅陶行知文集和陶行知传记，我对先生的崇敬感激之情，终于凝聚成“大爱陶子，大德陶子”这一肺腑之言。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最敬仰的教育圣人陶行知。特别是2004年下半年，我先后去安徽歙县和南京晓庄，参观两地的陶行知纪念馆，拜谒陶先生的墓地，平时也不时披阅陶行知文集和陶行知传记，温故知新，对先生的崇敬感激之情，终于凝聚成“大爱陶子，大德陶子”这一肺腑之言。

大爱陶子

在我心中，陶行知最令人尊敬的地方是他的大爱之心。所谓大爱，即对国家、民族、社会强烈的热爱之心并由此衍生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

徘徊于南京陶行知纪念馆，我再一次被陶行知的这种大爱之心所感动。先生少年，就读于家乡的万安私塾和崇一学堂。在崇一学堂时，他在自己的床头墙上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贡献”。以后留学美国，尽管靠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和学业，但先生时时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时刻系念着祖国的发展和命运，美国同学都称他是“最中国的学生”。1930年3月，在晓庄师范建立三周年纪念会上，他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

里出来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晓庄的办学历史，先生毕生的教育实践，全都可以用“爱”或者“大爱”一词来概括，也全都可以用“大爱”一词去诠释、评述。而且，在认真回顾并分析了先生从小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情况以后，我对先生的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又融进精神血液的“大爱”之心，对我自己的上述判断，更为坚信。

陶行知在1907年秋考入了南京汇文书院，从此，陶行知和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名字一辈子和江苏连在了一起。南京汇文书院于1910年2月改名为“金陵大学”，先生在一年预科学习期满后直升大学，成了“金陵大学”首届学生。有意思和有必要提及的是，当年的金陵大学得到美国纽约州教育局正式承认，给学生签发美国的毕业文凭。金陵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金陵大学的如此教育追求，为在此求学五载的陶行知奠定了终身的思想和人格基础。他是否真的加入基督教组织，史无定论，但基督的“牺牲与服务精神”使他受到了极大感染并终身不二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主张平民教育和小先生制等等，都是基督精神的具体实践。当然，儒家思想对先生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和浓重的。儒学讲“入世”，要求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个体人格的完美境界。受益于传统教育，先生一生表现出为信仰、理想、操守和尊重不惜牺牲生命，不惜杀身成仁的“大丈夫”人格。儒家血统，国学根基，基督文化，成就了陶行知这位一代圣人的崇高和伟大。走进南京“行知园”的“陶行知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牌楼中间横梁上的四个红色大字：爱满天下。两旁石柱上是郭沫若手书“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幅千古名联。“爱满天下”，先生的伟大人格和盖世功业都在这四个大字之中。

大爱陶子。给我印象极为深刻鲜明的是他对儿童的了解和爱心。“我们要懂得儿童。”“我们必须会变小孩子，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你不可轻视小孩子的情感！他给您一块糖吃，是有汽车大王捐助一万元的慷慨。做了一个纸鸢飞不上去，是有齐

柏林飞船造不成功一样的踌躇。他失手打破了一个泥娃娃是有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子那么悲哀。他没有打着讨厌的人，便好像是罗斯福讨不着机会带兵去打德国一般的呕气。他受了你盛怒之下的鞭挞，连在梦里也觉得有法国革命模样的恐怖。他写字想得双圈没得着，仿佛是候选总统落了选一样的失意。他想你抱他，一忽儿而您偏去抱了别的孩子，好比是一个爱人被夺去一般的伤心。”“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天使般的爱心，给了先生如此细腻而又神圣的教育情怀。向先生学习，我在学校倡导“爱心教育”，努力建设民主平等的现代师生关系，呼吁教育者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学习每一个学生，爱护每一个学生，教好每一个学生，依靠每一个学生。围绕“爱心”二字，几年来，我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几十场专题演讲。特别令我难忘的是2001年10月21日，作为教育部特邀18位代表之一，我带着这一话题，登上了第二届“全国基础教育论坛”开幕式的讲坛。听我演讲的有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王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所长阎立钦、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袁振国，以及许多全国著名专家。后来，我的演讲稿《和学生一起成长》收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编辑的《更新教育观念报告集》一书，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广泛发行。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头脑里总要浮现出陶行知那亲切的形象，总要感谢先生给我的至真至情至深的教育滋养和人格影响。

宋庆龄称颂陶行知为“万世师表”。在我看来，先生对中华乃至人类教育的最大贡献，正是以“大爱”之心为核心的师表人格。先生为后人称颂乃至流芳万世的，也正是这种永远感人的人格精神。

大德陶子

我把学校办公楼取名为“行知楼”，希望先生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神圣和崇高，成为永留全校师生心中的美好歌谣，成为永远滋润大家的精神的血液。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陶行知的这样一句话：“老百姓把孩子送进学校，便在不知不觉中把整个家庭托付给了学校。”我时时记着先生的教诲，便时时记着教育的责任和自己的使命。

我以为，陶行知大爱之心的突出特征，便是强烈的教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他是最优秀的一员。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他是最有贡献和影响的一员。他的难能可贵和感动千秋的地方，正在于他的大爱之心和这种真正知识分子的伟岸人格。

陶先生的师论师说，始终贯穿着一个思想红线，这就是“责任”两字——对孩子尽责任，对国家民族尽责任。先生用他的思想和行动，演绎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生动感人的现代版的神圣佳话。

还有他的教育批判精神。他的许多论述至今读来仍十分亲切。“中国就坏在虚伪的教育培养了虚伪的学生。”“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第一，有真知灼见。第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正是先生及苏霍姆林斯基等大师的影响，在许许多多既普通又优秀的教师朋友的熏陶之下，我逐渐形成了自己追求真理的科学情怀，形成了批判应试假教育，狠抓素质真教育的坚定信念。先生说，“办学如治国，眼光要远，胸襟要大，否则事情会愈办愈局促。”我以为，当前基础教育的局面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在“眼光”和“胸襟”上出了问题。因为，急功近利正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一大毒瘤。

令我尊敬的和信奉的还有“生活教育”和“人格教育”的伟大理论和神圣实践。

“用生活的力量改造生活”，我把先生的这句话印在学校科研刊物《新教育财富》的每一个页面上。更为重要的是，我之所以竭力主张让全校师生都写小故事，讲小故事，看小故事，正是受先生的启发影响，希望把师生们自己的生活，变成自我教育和人格学习不竭的资源，相信这是形成美德的很好的教材和渠道。再比如，我校近年来坚持在以往单一春游的基础上开展“文化考察”活动，也是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具体实践。“(这个学校)它用不着建造武汉大学那宫殿一般的校舍。工厂、农村、店铺、家庭、戏台、茶馆、军营、学校、庙宇、监牢都成了这个大学校的数不清的分校，连坟墓都做了我们的课堂，谁能说

庙行的无名英雄墓和古北口的支那勇士墓不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啊！”先生当年把国家危难、人民命运和教育紧密相联，这是“生活教育”的真谛。那么，新时代的新教育，又岂能把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关在学校里读死书和死读书呢？

还有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对我的影响也极大至深。“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为非作恶愈大。所以我在不久前，就提出?人格防?来，要我们大家?建筑人格长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就是道德。”“修身伦理一类的学问，最应注意的，在乎实行；但是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即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听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的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与行为一分而为二。……学生自治若办得妥当，可算是实验的修身，实验的伦理，全校就是修身伦理的实验室。照这样办，才算是真正的修身伦理。”“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他到最高尚、最完备、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那方才是好学生。”“学校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处所……人格要互相感化，习惯要互相锻炼。”先生的教诲如此亲切、实在、深刻，他使我坚信，教育是“做的哲学”，人格是一笔一画写成的，人格和道德的学习必须从衣食住行中的一件件小事做起。于是，便有了张家港高级中学的《人格学习三字经》，有了以“不剩一粒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餐厅文明建设”活动，有了《张家港高级中学教师服饰仪表和文明行为要求》等等。我不仅把先生的头像天天挂在身上，学校不仅把先生的大幅画像贴在“行知楼”的墙上，我和我的同事们更把先生的教育理论转化为办学的具体行动。可以说，在张家港高级中学的校园，时时处处都有先生的思想和身影在闪耀。(注：作者系张家港高级中学校长，国内最著名的中学校长之一)

《中国教育报》2005年4月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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