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是由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三个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 下面我们先介绍布拉格学派。

一 布拉格学派的形成

1926年，特鲁别茨柯依(H．C．Tpy euko ，1890—1938)、马德修斯(V．Mathesius，1832—1945)、雅可布逊(R．Jakobson，1896—1982，20至30年代侨居布拉格，后移居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布拉格成立布拉格语言学会(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1928年,第一次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他们在会议上十分活跃，提出了好几篇音位学论文，被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1929年的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布拉格学派的论纲，1929—1939年，他们出版了《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de Prague)。1935—1953年，出版季刊《词与文》(SaS)，刊物的副标题是：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1953年布拉格语言学会在组织上解体后，《词与文》变成了捷克科学院的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理论，既受到索绪尔很大的影响，也受到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Baudoin de Courtenay，1845—1929)的影响。博杜恩早在1870年就明确地提出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1876年己提出应区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的思想，这些，都与索绪尔的理论有共同之处。博杜恩的最大贡献在音位学方面。在1881年，他就指出，必须明确地区分音素和音位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单位。音素是一种纯语音现象，而音位则是词的某一部分语音性质的总和。他提出必须区分两门不同的语音学学科：人类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人类语音学从生理—声学观点研究人类语言所有的语音，即音素。心理语音学研究同意义相关联的语音观念，即音位。但是，博杜恩不同于索绪尔，他很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强调语言的外部历史与内部历史的相互作用，不像索绪尔那样，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博杜恩重视语言单位的实体，不像索绪尔那样，只重视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博社恩同索绪尔一样，强调语言的共时研究，但是，他只是把共时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并不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机械地对立起来。博杜恩的这些观点，对于布拉格学派有着很深的影响，使得布拉格学派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与丹麦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布拉格学派在1929年提出的论纲中，强调要把语言看作一种功能体系，主张评价任何语言现象时、都要从它所在的功能、它所达到的目的着眼。

布拉格学派特别注重音位的研究。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一书，在西方语言学界遐迩闻名，是布拉格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布拉格学派十分重视历时音位学的研究，他们不像素绪尔那样，认为系统的概念同历时的变化水火不相容，而主张历时也构成系统。

布拉格学派最早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他们指出，邻近地域的语言也可能获得一些共同特征，因而语言的共同特征不一定完全来源于亲属关系。雅可布逊1931年在《论音位的语言联盟》一文中指出：“在语言学里，由于对来源问题特别感兴趣，而把对存在于相邻语言的结构中并且没有共同来源的那些现象的研究却推到后面去了。其实，语音学应当考虑的不仅是各个语系，而且也要考虑到语言联盟(Sprachbunde)。在讨论语言联盟的问题时，音位学的方法似乎成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音位体系的许多组成成分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远远超出了个别语言或语系的界限。”

布拉格学派很重视语言的文体的研究。他们认为，“诗的语言”(即文学作品的语言)有特殊的不同于标准语言的规范，因此，它应该成为语言学的一个特殊研究项目。

二 特鲁别茨柯依和他的《音位学原理》

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苦心孤诣，成就极大，它的基本观点，集中地体现在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着重介绍布拉格学派的这一代表性著作。

特鲁别茨柯依(H．C．Tpy e ko )于1890年4月16日生于莫斯科，他的父亲是前莫斯科大学校长。特鲁别茨柯依从小就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13岁时就经常参加莫斯科人种学协会的集会，15岁时就已经发表民俗学方面的论文了。1908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最初学哲学和心理学，从第三学期起，才转入语言文学专业学语言学。在这里，他学完了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课程。1913—1914年到德国莱比锡，聆听了当时著名语言学家勃鲁格曼和雷斯琴等人的讲课，学习梵语和阿维斯塔语。1915年回国任莫斯科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课程。1917年夏天，特鲁别茨柯依到高加索，不久，十月革命爆发，贵族出身的他逃亡国外。1919年末，特鲁别茨柯依到了索非亚。1922年到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这个时期，他的兴趣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及斯拉夫学方面。

1929年之后，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活动转到了音位学方面。他参加了布拉格语言学会，并成了该学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音位学方面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有： 1、《元音音位的一般理论》(德文版，1929) 2、《论语素音位学》(法文版、1929) 3、《关于语素音位学的一些想法》(德文版，1931) 4、《摩尔达维亚语与俄语音位系统的比较》 (德文版，1932) 5、《论当前音位学》(法文版、1933) 6、《俄语的语素音位系统》(德文版，1934) 7、《音位描写指南》(德文版，1935) 8、《音位对立的理论》(法文版，1936) 9、《音位对立的中和》(德文版，1936) 他晚年的生活极不安定。希特勒占据奥地利之后，他曾因著文揭露种族主义的虚伪性而被逐出大学，经常受到盖世太保的纠缠。疾病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愤世嫉俗，继续进行音位学的研究，决心把12年的研究成果写成《音位学原理》一书。这部书大部分是他在病榻上口授的。1938年6月25日，在这本书接近完成(仅差20页)的时候，他竟不幸与世长辞了，一生只活了48岁，因而《音位学原理》也就成了一部未完成的著作。 在他去世后，《音位学原理》相继用德文出版(《Grundzuge der phonologie》，1938年7月在《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上出第一版，1958年在哥廷根出第二版)，1949年，康基诺(G．Contimeau)把它译成法文(《Principes de phonologie》，Paris，1949)，1960年，霍洛道维奇(A．A．Xo o o )把它译成俄文 (《Oc o 》，MockBa， 1960)。

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理论，是经过了辛勤的劳动建立起来的。他收集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研究元音音位系统的时候，特鲁别获柯依在1928年9月1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把自己记得的所有的元音系统(共34个)都整理出来，试想把它们加以比较。我来维也纳后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现在，我已经有了46‘号’语言，我还将逐步积累，直到收集到100种语言。”后来，这个数字被大大地突破了，在《音位学原理》—书中，他收集的材料竞达220种语言，有了这么丰富的材料，使他有可能在经过诚实艰巨的劳动之后，得出比较稳妥的结论，因而他的著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科学性。

《音位学原理》包括序论、音位学、辨义论、标界论四部分。辨义论又分七章：1．基本概念，2．划分音位的原则，3．辨义对立的逻辑分类，4．辨义语音对立的音位系统，5．辨义对立的中和，6．音位的组合，7．关于音位统计学。这部著作还差20页没有完成。据

估计，这20页可能包含句子的标界符号一章和一个结论。此外，他还打算扩充参考文献的注解，更细致地修订充实和压缩某些章，设立并使用—套统一的标音符号，最后在全书的开头加一个前言。但这些计划中的工作由于他的早逝而成了末竞之业。 特鲁别茨柯依的主要兴趣在历时音位学方面。他写这本书，只不过是为历时音位学的研究做一个准备罢了。他打算再写《音位学原理》第二卷，讨论历时音位学、音位地理学、语素音位学及文字与语言音位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但这一计划也由于他的早逝而未能实现。

《音位学原理》一书是特鲁别茨柯依关于音位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我们对此书加以介绍，由此也可窥见其音位理论的概貌。

应该指出，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理论，有许多观点是在当时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另一领导人雅可布逊的启示下形成的，特鲁别茨柯依的观点，实际上也就代表了当时的雅可布逊和当时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从对于特鲁别茨柯依音位理论的介绍中，了解到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一重要结构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 1、音位学的研究范围

特鲁别茨柯依根据索绪尔的学说，主张区分言语(Paro1e)和语言(Langue)。他认为，言语是具体的，它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语言则是一般的、稳定的。语言存在于某一语言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意识中，它是无数具体的言语的基础；另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具体的言语中被体现，没有言语，语言也就不存在。语言和言语是同一个现象——言语活动(Langage)的两个相关的方面，它们互为前提，密不可分地联系着，但本质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应该彼此独立地加以考察。

言语和语言不同，言语的能指和语言的能指也不同，言语的能指是具体的音流，是为人们的听觉所感知的物理现象。而语言的能指则是安排言语的声音方面的规则。言语的能指是无限多样的，而语言的能指则是数目有限的规范。言语的能指是表面看来没有秩序的、发音动作前后交叉的—串不间断的音流，而语言的能指的单位则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言语的音流只是因为其中的片段有助于这个系统（中的项目挂上钩），才具有一定的秩序。

由于言语的能指与语言的能指是如此不同，因而就必须分属不同的学科来研究：研究言语的能指的学问叫做语音学，而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问叫做音位学。

语音学可以把语音当作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来研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来研究，语音学的惟一的任务就是指出某个音是怎样发的，它要把任何关于所研究的语音综合体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完全排除在外。“—个凭听觉器官来工作的优秀的语音学家，应该通过专门的语音训练来磨练自己的听力和感受能力，这种训练的意义仅仅在于熟练地听出句子和词，并在发音时感受到它们，而不必注意它们的意义，只要感受到语音和发音动作就行了，这正如一个不懂得这种语言的外国人所做的那样。因此，语音学可以定义为关于人类言语的物质方面(即语音)的科学。”而“音位学应该研究在某种语言中哪些语音区别是同意义的区别有关系的，研究相互区别的各个成分(或者‘特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它们按什么规则组织成词(以及相应地组成句子)”，“音位学家应该只注意在语言中完成一定功能的那些语音事实”。

因此，特鲁别茨柯依认为，可以把语音学看成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把音位学看成是这种语音的语言功能的研究。语音学属于经验现象的范畴，音位学则属于关系的范畴、功能的范畴和价值的范畴。语音学研究的发音动作方面和声学音响方面都是自然现象，因而只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音的发音动作方面及声学音响方面的研究材料，都只能到具体的言语活动中去汲取。而音位学所研究的语音的价值则是抽象的，这种价值首先应该是关系和对立，它们都是非物质的东西，不能为我们的听觉或触觉所感知，因而应该

采用纯粹语言学的方法(广泛地说，应该采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

当然，语音学与音位学的这种区别并不妨碍它们相互吸收研究成果。在描写语言的语音结构的时候，语音学在一定的程度上要考虑该语言的音位系统，对于在音位学上重要的对立也要比对于在语音学上完全不重要的对立更加仔细地加以考察。音位学也得利用语音学的一些概念，某种语言的音位描写，首先要揭示该语言中具有辨义功能的语音对立。但是，特鲁别茨柯依认为：“这种相互联系只能涉及音位和语音描写的初级阶段(初级音位学及初级语音学)，而且，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也绝不应该混淆它们的界限。”“音位学之与语音学，正如政治经济学之与商品学，财政学之与古币学的关系一样。” 这样，特鲁别茨柯依便把音位学从传统的语音学中分出来，划清了音位学与语音学的界限。他认为：“语音学与音位学区分得不清楚，正是语音学经典教材的一个方法论上的缺点。这个缺点既阻碍了语音学又阻碍了音位学的发展，我们今后没有任何理由再重蹈覆辙了。”

在划清了音位学和语音学的界限之后，特鲁别茨柯依又进一步把音位学与风格音位学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的言语要以说者、听者和所谈到的对象三方面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每一个语言表达都应该包括三个平面：1．谁在说；2．用什么样的口吻说；3．说什么。表示“谁在说”的平面叫做表达平面，表示“用什么样的口吻说”的平面叫做感情平面，表示“说什么”的平面叫做报导平面。

报导平面显然应该属于音位学的范围，因为要知道“说什么”，就得了解句子，而构成句子中词和语法成分的能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音位组合。在表达和感情平面中，有的手段属于言语(因而也属于语音学)的范围，有的手段属于音位学的范围。例如，在表达平面中，我们可以根据说话者个人的声音特征识别他的性别和年龄，甚至不看说话者，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胖的还是瘦的。在感情平面中，例如说话者由于恐惧或激动而结结巴巴，或者由于痛苦而泣不成声等等，都表示出说话者的口吻，它们都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由说话者个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它们在语言中没有地位，应该属于语音学的范围。然而在表达平面中，有的手段却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例如，在蒙古语达尔哈特土语中，女子的全部央元音和后元音都比男子要发得后一些，男子发为u，o，a的音，女子却发为u，o，a，男子发为u，o，a的音，女子却发为u，o，a。发音的不同，把男子和女子明显地分为两个社会集团。在感情平面中，有的手段也是约定俗成的。例如，德语中的schon在表示欢乐热情的口吻时，元音和辅音都要延长，发成schschoon，这些约定俗成的手段显然应该属于音位学的范围。

报导平面的一切手段都是属于音位学的，表达平面和感情平面也有一部分约定俗成的手段是属于音位学的，因而音位学就相应地分为三个部门——报导音位学，表达音位学和感情音位学。但是，报导音位学的范围比表达音位学和感情音位学大得多，不能把它们视为有同样地位、同样价值的东西，于是，特鲁别茨柯依把表达平面和感情平面的音位手段放到一门特殊的学科——风格音位学——中去探讨，而音位学这个术语只用来指报导平面上的音位的研究。 这样，特鲁别茨柯依把音位学的研究范围作了进一步的限制，把风格音位学和狭义的音位学区分开来，确定了《音位学原理》一书的探讨范围。

在报导平面上的语音特征又有三个功能：标峰功能、标界功能、辨义功能。标峰功能的作用在于指出在某一句子中含有多少个语言单位(即词或词组)。例如，德语中每个词都有一个主重音，根据句子中主重音的数目，就可以决定该句子所包含词的数目。标界功能的作用在于指出两个语言单位(固定词组、词、语素)之间的界限。例如，在德语中，“辅音＋h”这样的组合可以标志出两个语素的界限(ein Haus“房子”anhalten“停止”，Wesen-heit

“事务”，der Hals“脖子”，ver-hindeln“阻碍”，Wahrheit“真理”)：辅音属于前一语素，h属于后一语素，辅音与h之间，就是两个语素的界限。辨义功能的作用在于区别有意义的语言单位。例如，德语List(诡计)和Mist(类肥)的L和M就区别了这两个词的意义。 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特征都必须具有辨义功能，各种语言单位正是依靠这种具有辨义功能的语音特征的帮助才能存在。但标峰和标界的手段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具备的，而且它们也不是报导平面上的必要手段。因此，这三种功能中，辨义功能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三种功能，特鲁别茨柯依在《音位学原理》中分“辨义论”和“标界论”来分别论述，标峰功能没有单论，只在个别地方提到。本节中我们只介绍辨义论。 2．音位的定义

特鲁别茨柯依从两方面来给音位下定义，一方面从语音对立出发来下，另一方面从辨义特征出发来下。

从语音对立出发，他认为语音可以分为相互替换和相互排斥的两种。可处于同样语音环境中的音叫做相互替换的音。如德语So(如此)——sie(您)，Rose(玫瑰)——Riese(巨人)中的o—i。在不同语音环境中出现的音叫做相互排斥的音，如德语的ich-laut与ach-laut，其中，ach-laut型发音只出现在a，o，u之后，ch读为[x]，ich-1aut型发音出现在别的元音之后，ch读为 [? ]，它们出现的位置是相互排斥的。

相互替换的音可能形成辨义对立，也可能不形成辨义对立。如德语的r和l可形成辨义对立：Rand(边缘)——Land(国家)，fuhren(引导)——juhlen(感觉)；而在日语中，r这个音如果误读为l，并不会改变词义，r与l不能形成辨义对立，因此，在日语的辅音中，规定只有r这个音，而没有l这个音。如ぬれゐ(nureru，淋湿)，规范的读音是nureru，但如果读为nuleru，或读为ulelu，并不会改变词义。

相互排斥的音如果不具有把它们和同一系统中的所有其他的音区别开来的共同特征，就能形成辨义对立；如果它们具有区别于该语音系统中所有其他的音的共同特征，就不能形成辨义对立。例如，德语中的h和η 相互排斥， η出现在辅音和非重读的e、i之前，h出现在其他的音之前，它们惟一的共同点是辅音性，而凭这一点并不能把它们和德语中的其他辅音区别开来，因而它们就形成辨义对立。相反，德语中的ich-1aut型音[?]和ach-1aut型音[x]具有区别于德语语音系统中其他音的共同特征——舌背清擦音，因而它们就不能形成辨义对立。

相互替换的音形成的辨义对立叫做直接音位对立，相互排斥的音形成的辨义对立叫做间接音位对立。

构成直接或间接音位对立的成员，叫做音位单位。音位单位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范围很不一样。例如，德语中Bahn(道路)和Bann(放逐)仅以音长相区别，而tausend(一千)和Tischler

(细木工)，除了第一个音t之外，其区别分布于整个词上，至于Mann(男人)和weib(女人)的音，则从头到尾都不相同。

我们可以把有的音位单位分解为时间上前后相续的一系列更小的音位单位。例如，德语的Mahne(鬃)—-Buhne(舞台)中的[mε：]和[by：]，从Mahne(鬃)——gahne(打呵欠)和Mahne(鬃)——mahne(提醒)的对立，可知[mε：]还可分为[m]和[ε：]。从Buhne(舞台)——Suhne(和解)和Buhne(舞台)——Bohne(豆)的对立，可知[by：]还可分为[b]和[y：]。而[m][b][ε：][y：]不能再分解为更小的音位单位。这种在某种语言中不能分解为更短的前后相续的音位单位的音位单位，叫做音位，换言之，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短的辨义对立的成员。

从辨义特征出发，特鲁别茨柯依指出，任何音都包含许多声学音响特征，但它不是以全部的特征而只是以其中的一部分特征区别于其他的音。例如，前面说过德话中ich—laut

和ach—laut的对立是没有辨义作用的，但它们却各自可以与k形成对立；stechen(穿刺)——stecken(插牢)，roch(发出气味)——Rock(上衣)。k之区别于ch(包括ich—laut和ach—laut)，在于发k时形成一个完全的闭塞，而发ch时则在舌面与上颚之间形成摩擦，其中，ich—laut的摩擦发生于硬颚，ach—laut的摩擦发生于软颚，如今ch-k形成辨义对立而ich—laut和ach—laut不形成辨义对立，这就证明了舌面和上额形成摩擦这一特征在音位学上是重要的，而这种摩擦发生在上颚的哪一部分(硬颚还是软颚)在音位学上则是不重要的。任何音只是以它的音位学上重要的特征参与辨义对立，作为辨义对立成员的音位并不与具体的语音实体相重合，而只与音位学上重要的特征相重合，因此，音位又可定义为某一语音实体中所有在音位学上重要的特征的总和。 那么，音位与语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特鲁别茨柯依认为，语音任何时候也不是音位本身，它只是音位的物质表征。

任何语音一方面包含音位学上重要的特征，借助于这些特征而成为一定音位的体现者，另一方面又包含一系列音位学上不重要的特征，它们的出现和选择受许多条件的制约。例如，德语的g，音位学上重要的特征是：小舌上升，舌间和上颚形成完全的闭塞，舌头肌肉放松，闭塞破裂时没有气流冲出。音位学上不重要的特征是：舌与上颚形成闭塞的部位、闭塞时双唇和声带的动作等等。因此，在德语中，音位g可体现为一系列的音：浊、半浊、全清的g(在对话中通常是一个弱化的浊音)，唇化的软颚音g(gut“好”，Glut“炽热”)，狭唇化的颚化音g(Gute“善良”，Gluck“快乐”)，不唇化的软颚化音g(ganz“完全”，Wagen“车辆”)，不唇化的强颚化音g(Gift“毒药”，Gier“贪欲”)，适度的颚化音g(Gelb“黄色”)等等。

音位可体现于不同的音中，体现同一音位的不同的音，叫做音位变体，如上述的各个g，都是音位g的变体。

特鲁别茨柯依认为，如果从音位的心理性质或从它与语音变体的关系来给音位下定义，不可能得出完满的结果。音位是功能单位，只有从音位在语言中的功能出发，才能完满地界说它。他说：“我们不论把音位界说为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Bloom—field的定义)，或是词的实体外壳的语音特征(K．Buhler的定义)，都归结到这样的一点，这就是：任何语言都以辨义(音位)对立的存在为前提，而音位就是这种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一目了然的、没有歧义的定义是不能改变一点点的，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这个定义的样式，就会把问题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3．划分音位的原则

给音位下了定义之后，特鲁别茨柯依接着就提出了划分音位的原则。 划分音位包含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确定两个音是同一个音位的体现还是不同音位的体现； 第二个问题：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限。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举出了如下的原则：

1)如果两个音不能相互替换或者相互替换之后就会改变词的意义或者把词歪曲到不能辨认的程度，那么，它们就是不同音位的体现。例如，在德语中，用a替换Lipppen(唇)中的i形成Lappen(抹布)。引起了词义的改变，用a替换Fisch(鱼)中的i形成Fasch，把词歪曲到不能辨认的程度，因此，i和a是德语中两个不同音位的体现。

2)如果两个音出现在同样的位置，并且能相互替换而不改变词义，则它们是同一个音位的随选变体。

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随选变体又可分为社会的随选变体和个人的随选变体两种，如果随选变体能在同等程度上被使用，而不算是错误的或不合规范的，那么，它们就是社会的随选变体。例如，德语中重读元音前的辅音可以延长，也可以不延长；ja—jja，schon

—schschon，它们都是合乎规范的，是社会的随选变体。个人的随选变体则分布于某个语言社会的各个个人之中，它们有一部分被认为是“规范的”“好的”“标准的”发音，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地方性的、社团的、病态的发音和对规范的某种歪曲。例如，法语中的r，有人发成小舌颤音，这是规范的，有人发成舌尖颤音，这是不规范的，它们都是个人的随选变体。

从功能的角度看，随选变体又可分为有风格意义的随选变体和无风格意义的随选变体两种。有风格意义的随选变体表示言语风格的区别，它们在报导平面上没有作用，只在表达和感情平面上有作用。例如，德语重读元音前辅音的延长：ja→jja，schon→schschon，可以表示强烈的感情，有风格作用而没有辨义作用，是有风格意义的随选变体。无风格意义的随选变体不表示言语风格的差别，它们在报导、表达、感情三个平面上都没有作用。 3)如果两个音的音响相近，出现的位置互补，那么，它们是同一音位的组合变体。但何谓“音响相近”，特鲁别茨柯依并未正面说明，言下之意，大概是指有共同的辨义特征。 关于划分音位的第二个问题，特鲁别茨柯依认为，语音分析的最短单位和音位分析的最短单位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重合的。有时，语音分析中的一组音在音位分析中应该看成一个音位；也有的时候，语音分析中的一个音在音位分析中应该看成是几个音位的组合。对此，他提出了如何判定一组音是单音位的体现以及如何判定一个音是复音位的体现的一系列原则。

划分出音位来之后，特鲁别茨柯依还研究了音位之间的各种关系。这里，我们把他的研究结果，从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两方面加以归纳，分述如下。

4.音位的类聚关系

特鲁别茨柯依从辨义对立的角度把音位的类聚情况作了分类，他把音位对立分为单度对立、多度对立、孤独对立、平行对立、有无对立、递级对立、等价对立、稳固对立、可中和对立等多种。他认为，在各种对立中，兼具单度、平行、有无、可中和等特性的对立最能显示音位的内容，于是，他把这样的对立构成关联对，并找出各种关联对的关联特征。加法语中的d-t，b-p，g-k，z-s等关联对，其有记成员特征是浊音性，其无记成员特征是非浊音性，因而浊音性就成为了这一组关联对的关联特征。

可以按关联的亲近程度的不同，把亲近的关联归并成关联束。例如，古希腊语中，有浊音关联t—d，p—b，k—g，又有送气关联t-th，P-Ph，k-kh，其中，t，p，k既参与浊音关联，又参与送气关联，这样便构成了一个关联束：

一种语言中形形色色的类聚，最后可构成一个更大的类聚——音位系统。 为了研究音位系统中的类聚关系，特鲁别茨柯依把在各种语言中构成辨义对立的语音特征分为三类：元音特征、辅音特征、超音质特征。元音音位只能由元音特征组成，辅音音位只能由辅音特征组成，超音质特征总是附着在元辅音音位之上的，因而没有一个音位是只由超音质特征组成的。

特鲁别茨柯依给元音系统提出了三类特征：

1)部位特征(音色特征)：按部位的不同，元音可分为八个音色类：唇化元音、非唇化元音、前元音、后元音、唇化前元音、唇化后元音、非唇化前元音、非唇化后元音。

2)开口度特征(响度特征)：任何语言的元音系统中都具有不同开口度的音位对立，与音色类相应，元音可按开口度的不同分为不同的“响度级”，如开元音、闭元音等等。 3)共鸣特征：它可以说明元音的纯与不纯，把纯元音跟鼻化元音或带喉头作用的元音区别开来。

根据这三个特征，元音系统可分为：

1)直线系统：这种系统的元音只有开口度特征，没有部位特征，因而只能排列成直线状的。如蒙古语短元音系统：

2)四角形系统：这种系统的元音既有开口度特征，又有部位特征，因而可排成四角形的。如东卡巴语元音系统：

3)三角形系统：这种系统的元音既有开口度特征，也有部位特征，但由于开口度最大的元音不参与部位特征的对立，因而只能排成三角形的。如拉丁语元音系统：

对于辅音系统，特鲁别茨柯依提出了三类特征：

1)部位特征：包括舌根-舌背音、舌尖-齿音、咝擦音和唇音，有时还可加上边音、颚音、舌根音、喉头音。有些语言如霍吞托语和布希曼语，还有搭嘴音和吸气音。

2)方式特征：包括塞音、擦者和响音。塞音是暂音、擦音和响音是久音。

3)共鸣特征：辅音系统中惟一的共鸣特征就是鼻化关联，并由此形成了口音和鼻音的对立。

对于超音质特征系统，特鲁别茨柯依提出了“音节负荷者”的概念。他认为，不仅元音可具有超音质特征，而且辅音也可具有超音质特征，音节中负荷辨义的超音质特征的部分，叫做音节负荷者。最后，他提出了区别句子的超音质特。其中包括：句调、区别句子的音域对立、句重音和停顿。他指出，句子的音位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以往的研突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为演说家和演员服务)，因此，在研究时一般不区别表达、感情和报导这三种功能。

5.音位的组合关系

上面讲的类聚关系，是音位和音位在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而组合关系，则是音位和音位在组合时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特鲁别茨柯依论述了两个问题。

1〕在音位组合时，对立在哪些位置失去辨义作用? ——辨义对立的中和问题。 2)具有辨义作用的音位如何组织起来？——音位的组合问题。

如果音位对立在某一位置失去了辨义作用，那么，就说它们在这个位置中和了。在对立中和的地方，这个对立的特征失去了辨义作用，能够起作用的只剩下这对立的两个成员所共有的特征。这种中和了的两个音位所共有的特征的总和，叫做原型音位。在对立中和的地分，对立的一个成员就成为这原型音位的代表。这个原型音位与该系统中所有的其他单位相对立，而这种对立正是音位存在的基本条件。例如，德语中的d-t对立如处于中和位置，则它的原型音位既不代表浊辅音，也不代表清辅音，而是“非鼻化舌尖塞音”，这样，它一方面与鼻化舌尖音n相对立，另一方面与非鼻化双唇塞音p相对立。 由于中和只在一定的位置发生作用，这个位置能区分的音位数目就比其他位置少。可见，除了一般的音位及超音质音位的系统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中和系统。它只在—定的位置发生作用，而且，它的范围比一般的音位及超音质音位系统小得多。

音位对立的中和可归纳为两种类型——受环境制约的中和及受结构制约的中和。 如果中和的发生取决于周围的一定类型的音位，我们把这些周围的音位看成环境，那么，这种中和就是受环境制约的中和。 受环境制约的中和，可以根据一定音位在作用于该环境的某一特征与其类似或不类似而分为异化中和与同化中和。异化中和只有在它周围的音位具有与它相同的特征时才有可能发生，而同化中和只有在它周围的音位不具有这种特征时才有可能发生。例如，在保加利亚语和立陶宛语中，颚化音与非颚化音的对立在一切辅音前中和，如果它们后面的辅音是颚化音，那么，就是异化中和；如果它们后面的辅音是非颚化音，那么，就是同化中和。

如果中和的发生取决于词中的一定位置，那么，这种中和就是受结构制约的中和。 受结构制约的中和又可分为离心中和与弱化中和两种。所谓离心中和，就是辨义对立在词成语素的边界处(或者在词头，或者在词尾，或者既在词头又在词尾)发生中和。所谓弱化中和，就是辨义对立只在具有标峰功能的音节(这个音节在大多数语言中是重音)以外的位置发生中和。例如，在捷克语中，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对立在词头中和，这就是离心中和；在南部大俄罗斯语中，o-a，e-i的对立在非重读音节中和，这就是弱化中和。 上述种种中和类型结合起来发生的作用表现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它们的相互限制，使得可中和对立实际上只在很少的位置发生作用，而在大多数位置仍然保存着自己的音位价值。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能交叠在一起相互补充，使得中和对立在这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也能实现自己的辨义功能。”

在音位的组合关系方面，更普遍的是音位的组合问题。

对于任何语言都适用的普遍的音位组合规律虽然可以用归纳法得出，但这种规律只在

—小部分音位组合中起作用，对于音位组合的研究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各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音位组合规则，所以，特鲁别茨柯依在书里只介绍了研究音位组合的方法。他认为，研究音位组合至少要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1)在某一位置允许出现什么音位，不允许出现什么音位； 2)这些音位在该位置的排列顺序；

3)在该位置允许出现的音位组合中所包含的音位的数目。

运用特鲁别茨柯依提出的下述方法，可圆满地问答这三个问题。

1)确定一个最适合于研究音位的组合的音位单位(词、语素)，这个单位叫做“框子”。例如，德语中辅音组合的花样几乎是无穷的，可以有kstst(Axtstiel“斧柄”)，kssv(Fuchsschwanz“狐狸尾巴”)，pstb(Obstbaum“果树”)等等，要从中确定音位的组合规则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以语素为“框子”划定一个范围，那么，要确定音位的组合规则就容易得多了。

2)把“框子”加以适当的分类，这种分类要与该语言的语音结构相适应。例如，德语的“框子”(语素)可分为重读语素和非重读语素，重读语素在构成复合词时具有主重音或次重音(如Auswahl“选择”，Eigentum“所有制”，tierisch“动物的”等词中的Aus-，-tum，tier-)，非重读语素不具有主重音或次重音(如Gebaude“建筑物”，wirfst“投掷”，现在时单数第二人称，ruhig“安静的”中的ge-，-st，-ig)。非重读语素又分为重读词前的语素(如behalten“保留”中的be-)和重读前后的语素(如Wahlerisch“爱挑剔的”中-er-和-isch)。事实证明，这种分类是完全与德语中各种语音结构类型相适应的。 3)研究“框子”里的各音位之间的关系

①研究音位在“框子”里出现的位置。例如，在德语重读词后的语素中，s，x，g只在i之后出现(-ig，-lich，-rich，-isch)，d只在n之后出现(-end)，η只在u或i之后出现(Jungling，“少年人”)。

②研究音位在“框子”里的结合方式。他提出了三种基本的结合类型：

a.元音型：如德语的Ei；

b．辅音型：如德语的-st，-nd， -ns； c．元辅合型：如德语的-lich，-ig，ab-。 这样，以语素为“框子”，就可以确定某位置出现的音位的性质、顺序及数目，对音位组合作出正确的分析。

《音位学原理》辨义论的最后一章是关于音位统计学的，兹不详述。 总起来说，特鲁别茨柯依对音位学理论的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语音的辨义功能，给音位下了比较确切的定义。

第二，把语音学与音位学区别开来，又把风格音位学与音位学区别开来，明确地划定了音位学的界限。

第三，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地研究了音位之间的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揭示了音位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规律。

第四，提出了音位学研究的一系列方法，如划分音位的方法及研究音位组合的方法。 当然，《音位学原理》一书，也有一些前后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这部著作可以称得起现代音位学理论的经典性著作。

（三）特鲁别茨柯依论印欧语问题

1936年12月l4日，特鲁别茨柯依在布拉格语言学会作了《有关印欧语问题的一些看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特鲁别茨柯依对传统的历史比较法，包括原始印欧语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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