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

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

马金生

【作者简介】马金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史景迁是一位人文色彩浓厚的史学家，其著史面向大众，注重史学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化。大体而言，辩证的历史思维、以小见大的史学构思、移情式的心理追寻、文学化的历史叙事与自觉的社会史视野等构成了史氏著史的特征。史氏的著史风格是与其自身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展多元化的现状紧密联系的。围绕史氏的治史风格，学界有不同的品评。在这些品评的背后，体现的则是不同史学认知的冲突与交融。

【关 键 词】史景迁/著史风格/治史理念/史学评价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氏著述选题独特、构思巧妙、文笔洗练，形成了独标一格的著史风格。关于史景迁的治史特色，目前国内学界总体上仍处于评介阶段，①系统性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史氏的治史风格为中心，通过对其著史特征的梳理与归纳，进而对其内在的治史理念与外在的著史环境进行探析。最后，将围绕学界对史氏著史风格的争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考察与评判，以期对我国的史学著述有所助益。 一

在迄今史氏所出版的十余部著作中，《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之宫》、《胡若望的疑问》诸书是史氏著史特色的集中代表。史景迁的盛名多自这几部所赐，时下中外学者对其风格褒贬不一的评判也多围绕此而展开。我们也便主要从这几部史著入手，对史氏的著史风格进行大体概

括与总结。

史景迁著史具有一定的内在理路，在其几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有着一种辨证考察历史的思维。史氏早期的治史重点为康熙帝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其一系列著述大多由此衍生而来。如史氏早年曾撰有《康熙帝人生的七大阶段》一文，②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人生“七段论”来考察康熙帝的一生，美国学界对此曾好评如潮，史氏亦颇为自喜。但史景迁并没有就此而裹足不前，在众人对其赞赏有加之时，史氏却陷入了另一种沉思，并逐渐萌生了一种念头，即抛却莎士比亚的“七段论”模式，从康熙帝本人的视角以其自身的话语分阶段来总结他的一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以下简称《中国皇帝》)的成书。对康熙帝的研究使史氏颇得令名，史氏也将其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一段时期”，③应当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史氏独特的治使特色。但接下来又有一种思绪开始萦绕于史景迁的脑际，那便是与康熙帝无上的权力相比，那些生活于绝对无权状态下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为此，史氏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下层的农民，并为此而长期思考。直至《福惠全书》上关于一位王氏女子死亡的寥寥记载偶然间映入史氏的眼帘，从而使他确信这位农妇的死恰可代表“中国社会的这一面”。在他看来，王氏之所以死亡恰恰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在中国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女人。以上可见，从《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到《中国皇帝》再到《王氏之死》，其中是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的，尤其是《中国皇帝》与《王氏之死》二书，史氏认为两者在构思理路上完全是一种自我“反动”。④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与《胡若望的疑问》两书亦是如此。用史氏自己的话说，两者都是对一种“异质文化的追寻”，但在构思理路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⑤史氏这种辨证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作者力图多角度多层面考察历史的努力所决定的。⑥ 史景迁对历史细节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是选题还是历史书写，史氏都在努力通过对细小史料的挖掘与描写来建构或揭示其主旨。从某种小的选题环节切入，进而敷衍铺陈成与之关联的宏观历史构架，是史氏著史的一大特色。史氏曾提及

自己之所以经常撰写一些独特的历史题材，并不是心中预先有了一些理论与宏大设计，而是完全相反，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着“暗示、图像、场景与声音”等细节。而一旦某种细节吸引了他要被确定为历史题材时，那么之后史氏便沉醉于书写“这些个别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以及这些事物存在的整体历史环境”。⑦在他看来，研究某种特定的事物，其实这一事物所存在的背景往往是最为重要的。如《王氏之死》一书，史氏坦言最初使他受到触动的仅是寥寥数语，而当史氏决心要为这位可怜的女人写一部史著时，他要做的便是尽其所能对王氏的死给以最丰富的背景，⑧只有如此才是对中国妇女史的最好研究。⑨显然，史氏认为王氏的死在当时的中国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此外，在历史书写中，史氏对细节的描写尤为重视，甚至认为这比理论还重要，因为它们能让“一个史学家重新捕获到一个时代”。⑩对此，最为突出也最为史氏自喜的便是《王氏之死》中大地震是如何摧毁了王氏的生活、《中国皇帝》中的一声惊雷又是怎样吓走了康熙皇帝、《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利玛窦如何被飞扬的尘土填塞了鼻子和耳朵以及《上帝之子：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中一场突然的降雪又是如何使太平军陷入绝境等细节描写，所有这些都令史氏的著述熠熠生辉。而史氏将其引入著述之中，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有着更深层面的考虑的，那就是借以“加深主题的意义”。(11)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与勾勒是史景迁著史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而史氏对人物内心的探寻则是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通过移情的方式来进行的。在史景迁看来，史学家或传记家在撰述过程中，其实是在追寻一种“自身缺乏的或者不能找到的东西”，是要竭力进入“某个人的思想”中去。而欲达此目的，便需要史家对往昔寻求一种“自我理解”，而此种理解则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之上。(12)这也便如马克·布洛赫所说，史家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13)。史景迁就是通过这种移情的方式去理解古人的。比如，在《中国皇帝》一书中，史氏单独设“阿哥”

一章，在他看来，康熙帝一生纵横驰骋，未曾被任何政敌挫败，但皇太子的不仁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却成了他晚年的一大“心病”，并最终击垮了他。史景迁在书写晚年康熙时是充满同情的，因为史氏“当时已有了孩子”，他被“父母对孩子所具有的那种恐惧与希望的结合物感动了”，所以他认定这必是要作为康熙帝人生的一个阶段的。(14)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一书，史氏言其是从利玛窦的记忆“图像”中慢慢编排出来的。这种编排惹来了非议，指责史氏究竟从何而知这些记忆图像对利氏如此重要？史氏回驳道，“惟一的答案只在我心中，我并不认为他(利玛窦)会选择一些对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来记述”，只是“我不能证明它们而已，我只是利用它们来作为我的组织原则”而已。(15)要之，史氏认为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传记作品的灵魂所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王氏之死》中王氏临死前的心理刻画，还是《上帝的中国之子》中对洪秀全宗教心路的追寻，史氏都在努力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种“自我”探寻。

史景迁在书写人物时对编年的纪传体形式并不热衷，他认为人们生活背后的“组织原则”与“自身记忆”并不是“编年形式”(16)的，因此在谋篇布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考虑。史景迁总是喜欢将作品以“蒙太奇”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在跳跃，我将这些跳跃以符合逻辑的形式编排起来”，使其“如戏剧发展般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17)而在情节的发展中，史氏又非常善于将众多的因素编排在前，而将最能反映历史主题的因素编排于后，使其情节发展呈现为一种由多而弱到少而强的特征。(18)比如《中国皇帝》的布局，史氏曾言道，“本书前五章都是对第六章的扩充的阐释，而第六章则完全是对康熙本人1717年草就的临终遗诏的翻译。这份遗诏刻画了康熙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19)再如《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的最后一节，史氏几乎原文不动地移用了利玛窦的原文，因为在他看来这正可“作为他自己一生的总结”。(20)史氏的此种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在他看来，上述的章节实际上全是传主们人生记忆中最重要的时刻，而他就是要抓住并解释它们。(21)总体来看，对布局的编排与情节的设定令史氏的

著作颇具“故事性”，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史氏往往放飞自己的思绪，从而使虚拟与实际、事实与想像之间变得异常模糊。史氏的此种写史手法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与小说技巧相类，因之其著述文学色彩也便特别突出；兼之史氏在著作中往往并不给出所谓的解释与结论，从而难免要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可以说，这是史氏著史特色中最为突出的一点。 二

社会史视野也是史氏著史的另一显著之处。史氏曾经言及治社会史是其一种自觉，即便在阅读史料时，他也非常注重社会日常生活的史料。对此，《上帝的中国之子》与《追寻现代中国》诸书有着集中体现，且已为有关学者指出。(22)囿于篇幅，此不赘述。总之，通过对史氏著史风格的初步梳理与勾勒，我们已完全能够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下面，我们将从史氏的治史理念、东西方文史传统的影响以及美国当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三个层面对史氏著史风格的形成因素加以探讨。

首先，一种史学风格的形成与史家的治史理念密切相关，在史氏著史风格的背后，应潜伏着史氏独特的治史理念。对史景迁的治史理念进行探析，首先要知道史氏是如何看待史学的性质。在史氏看来，史学是要用文学化的语言来传递某种品质，作某种道德品评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文学并不等同于小说。文学在他看来更是一种哲学上的传统，而小说却有着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由此，小说写作除了广义上的通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而史学著述则要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和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从而“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次的效果”。(23)可见，史景迁心目中的史学是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且较偏重于艺术性的。史氏的此种史学认知具有明显的人文特色，这也便决定了其在历史书写时，不会单纯以史实的真实性为满足，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对史实的重新建构来获得某种意义。而文学化的语言便是其表达方式。

竟是否与史氏的治史风格具有一定联系呢？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其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历史编纂学领域，根据程度的不同，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大写历史”的否定，即反对西方中心论；二是注重对原来历史学中的“他者”，诸如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三则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进行写作，企图取消历史与文学、过去与现在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42)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般特征，如对社会生活细节的热衷、对边缘人群研究的注重以及对史学与文学相沟通的提倡诸层面，确实与史景迁的著史风格颇为相近，这也似是一般读者用来将史氏“套”入“后”学之中的重要坐标。其实，在两者貌似相同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不太一样的史学认知。

以后现代主义者最为强调的史学与文学的沟通这一相似之处为例，后现代史学家，如海登·怀特，多认为史学的书写与文学无异，所谓的史实真实性根本无从谈起。(43)然而，通过上文可知，史氏对文学的提倡，主旨在于增强著述的可读性，而将史学应建基于史实的真实性之上视为基本前提，从而更具古典史学“文史不分”的传统色彩。这可说是两者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分歧。不过，同后现代史学相一致的是，史氏也承认史学写作应同文学一样，提倡必要地想像与情节设置。可见，两者之间虽然“貌似”，但并不是完全的“神合”。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为何当史氏在被问及是否有意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时作“也许是，也许不是”的回答。依笔者来看，“也许是”，表明史氏对后现代史学中的诸多合理因子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并对之持肯定态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采用；“也许不是”，则表明史氏的一些做法与后现代史学完全暗合，并不是有意为之，即“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44)

其实，从史氏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来看，史氏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后现代史家的。史氏对理论并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持怀疑理论。他反对为了理论对史料进行人为的割舍，并且认为“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的”。当然，史氏对理

论学习与借鉴仍有着一定的自觉，只不过他是把这些理论以很隐秘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叙事方式而已。(45)总之，如若上述推论不谬的话，后现代主义与史景迁之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很有必要做如是观。

至于从“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个角度向史氏发难，将其写作手法看作小说家的作为，此种论述的确颇具颠覆性与挑战性。因为其毕竟是从史学形成以来的一条重要评判标准立论的，但若结合史氏的治史理念与玛兹利士提出此一问题的思路预设，也并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

如前文所述，史氏此部著作的主旨便在于对异质文化进行追寻。即若望进入欧洲后所做出的一系列“怪异”行为的背后，实质上蕴涵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史氏对此是了然于胸的，但他在书中除了仅仅叙述事件外，却不愿对此作出任何阐释性的努力。(46)这并非是史氏不能为之，而是无意为之。在史景迁的作品中，此亦并非个别现象。总之，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史氏并不情愿给出所谓的结论或解释，他总是倾向于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分析。应当说，这与其独特的治史理念是分不开的。史氏曾经明言其写作目的只在于培养读者的个人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47)。因此，为求得叙事的客观平实，给读者留有最大的思考空间，史景迁在叙事中尽量避免自身见解的过多流露，他要做的仅是“在给所述事物以最丰富的背景后便全身而退”。当然，他也清楚这样的写史手法很有可能被人称之为小说技巧，但他仍一如既往。(48)可见，史氏的这一治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相背离的，从而被部分学界中人据以认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色。(49)当然，此种认知是否妥当，我们在此姑置不论，但这至少又多了一个不得不考虑的评判视角。

此外，尽管玛兹利士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对史氏提出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思路预设其实仍是从文与史相对立这个角度出发的，仍属于西方议题传统的延续。(50)史氏多次申明，他并非是在写历史小说，而是要将

“历史写的像小说”，即务求以最活泼生动的方式来表现历史。(51)而玛兹利士认为史学与文学截然可分，并以此为前提进而展开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玛兹利士所得出的结论也并非不能商榷。同时，叙事式的治史路径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予所提问题以“为什么”的解答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众所周知，叙事史的长处在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描述”，而不是进行“分析”，同时描述的中心在人而不在于外在环境。(52)所以，从这个角度对史氏提出疑难似也稍稍有欠公允。 的确，如果按照传统的史学评判标准来衡量，史氏的《胡若望的疑问》确有小说抑或历史小说之嫌，但史学发展到今日，尤其是在史学多元化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史学概念已需重新定位，这也便决定了我们对史氏及其著述进行评价时不能墨守成规或单向度衡量。实际上，无论是将史景迁视为“后”学中人还是“小说家”，两者都只看到了史氏身上有别于现代史学的显著之处，并进而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其实，在史氏身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从史氏的治史理念可约略推知，其对文笔、情节的注重以及对史学书写意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古典文学与史学的影响。同时，从史氏在历史书写时力求所引史实无一处无出处来看，此点又当与近代史学建立以来对史学科学化的强调有关。因此，对史景迁进行评价，便要从多个层面来加以衡量。至于史氏著作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特征，似应将其主要看作是在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发展下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史氏不断自我尝试与自我突破的结果。

总之，如若非要下一句定语的话，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史氏定性为一位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以叙事见长、历史认知与理论方法含而不露的新社会史学家。当然，这个“新”还是主要体现在写史手法上。

作为一名风靡中外史坛的史学家，史景迁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值得思考的东西，有些问题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完满的解释与回答，因为其中毕竟要牵涉到不同的史学认知。在史氏身上，一方面体现着东西方文史传统的灵光折射，另一方

面也有着新时代社会文化思潮涌动的痕迹。因此，在史学呼吁重新定位的当下，史景迁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典型来看待。因史氏而引起的论争，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反映的是围绕史学性质而激起的各种史学观点的冲突与交融。这在一个史学一元化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这论争的本身也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类似文章有马敏：《耶鲁怪杰史景迁》，《读书》1997年第6期；海龙：《说史景迁》，《神州学人》2000年第3期；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访史景迁教授》，《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陈克艰：《史景迁写史：史与文的互相释证》，《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9日；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等。

②Jonathan D Sp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Feb. ,1967).

③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Fayetteville London 1991, p. 158.

④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p. 154-155.

⑤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5.

⑥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⑦Jonathan D. Spence, \Atwood and the Edges of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No. 5(Dec., 1998).

⑧可能只有理解到这一层面，我们才会明白为何在《王氏之死》一书中，近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是用来勾勒郯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

⑨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p. 154-155.

⑩卢汉超：《史景迁谈史》，《史林》2005年第2期。

(11)Jonathan D. Spe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No. 5 (Dec，1998)

(12)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0.

(13)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14)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8.

(15)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2.

(16)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1.

(17)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60.

(18)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3.

(19)史景迁：《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导言”，吴根友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9页。

(20)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p. 153.

(21)Gail Porter Mandell, Life into Art: Conversations with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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