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从一个国际评论编辑亲历的视角

王 文

（一）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

这是一个怎样的圈子？当我渐渐开始“嵌入”(embedded)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时，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最强烈地产生这个疑问，是在12月16日北京国际饭店顶层旋转餐厅的午餐。我就“混”在吴心伯、芮效俭、李侃如的四人桌上，周围还有20多位中美两国的研究“大牛”们，那天会议的嘉宾都在此就餐，而其他“小牛”们的就餐则“另有安排”。于是，我有点诚惶诚恐，逢人就说，“真不好意思，我来混吃的。”一位我所敬重的学者宽慰道：“没事，你就值这个价。”不过，套用一句不太合适、但也有点意思贴近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我的确也不应该在那里。于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或许应该为这个圈子做点什么。

一位学者好友说，“你是国关界的白小生，你可排排学界兵器谱”。排兵器谱，绝对是一个受争议的活，而且大概五年前，有一位国关界佚名高人曾写过一篇“金庸版”的“IR列传”。在我看来，除非再过上10-20年左右的一个代际，否则，那篇“IR列传”不会失效。这可以算是国关界70后、80后的“不幸”。四年前，清华一位不算完全圈内、但在圈内也算有大名气的教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大致意思：现在统领中国国关界大致都是50后、60后，这些人还能再扛10-20年，年轻人要“起来”实在是难。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话说得有点悲观。不过，看看美国国关界，中国年轻人就会畅坦一些了。要知道20年前到现在，以致于至少10年后，那些老面孔们都不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毕竟，在中国，“变化”还是在进行着，而2008年我亲历的一些国关圈子内的变化，正好可以折射出中国本身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微调之处。从这个角度看，“Yes, we can”的口号在中国更适用。所以，在2008年岁末的一个半夜，又一次梦中醒来，回顾着自己在这个“圈子”内的一些经历，可以列出10件事情，件件背后都有个中趣味，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一个打滚从床上起身，打开电脑，开始了一次“日记”般的“知识生产”。

（二）我所经历的十大事件

1、“政治观念”大讨论：撕裂学术界的和谐度

刊登北大潘维教授的“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8年1月28日，4300字左右）是一个偶然，之后引起学界的一阵“骚动”也有点出乎意料。该文的原稿8000余字，题为《核时代的意识形态》。刊登前，原文只在广东《开放论坛》2007年最后一期刊登过，的搜寻只有1条。经过报纸刊登、再加之争论后，原版文章的网络转载一下子增长了3000多倍，报纸版本的文章转载就更多了。这是一个“炒作”的积极力量的典型案例。

当时，正值中国50年难遇的大雪，又值新春佳节，不过，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热情，丝毫都没有减。文章刊出后，2月5日国际论坛刊出了第一篇争论文章“别发动意识形态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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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潘维教授商榷”（约1600字，庞中英），春节后的2月14日刊出第二篇“不要把自由民主妖魔化：与《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约3000字，刘建平），2月22日刊出第三篇“别老想像中华文明会被征服”（约2700字，谭中）。

这只是“争论”的冰山一角，报社的投稿信箱半个月内至少收到了20篇以上的成形文章、近200多封不成文的讨论意见，有一位学者还在自己博客上载了“四评潘维”的批判文章，大有半世纪前“九评”的架式。有意思的是，所寄来的讨论意见呈现明显的两极化，支持、反对的声音都同样激烈。反对者的极端声音如“痴人说梦”、“假大空俘获民心”，支持者最典型的如“真想骂他们SB。 （我要）正面全面地回击他们，潘维是投枪，我努力成为重炮”。这些话粗糙的言语并不是出自普通老百姓，而都出自高校或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之口，可见该文的影响力。对此，我在报社内部的反馈上写了三条意见：第一、媒体嵌入学界的讨论是非常有深远意义的；第二，此次讨论撕裂了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的“和谐度”；第三，在中国，西方民主的神话正在崩塌。

如此激烈的讨论在《环球时报》历史上只有两次与之相近，一次是2003年的“民族主义”大讨论，另一次是2006年阎学通教授引起的“软实力”大讨论。前者的讨论文章大约10篇，但争论点较散，也没有焦点人物；后者引起了6篇见报的反驳文章，最后以阎教授的一篇4500字的整版文章，终结了讨论。但这次讨论却有点“无疾而终”。潘维在来信中的回复是，“对于批评文章，我向来不回应。原因是，第一不喜欢成为新闻人物，第二不愿同人打笔仗。”更重要的是，这次讨论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在2月25日推出支持潘维的 “好民主才是好东西”（3000字左右，张维为）后，该讨论再也继续下去了。不过，个中资料和背景我已收集了，或许若干年后可以写一篇“为了一场不能忘却的民主争论”。

从报纸发行量、传阅率、转载量来看，此事件的信息传播人数应该在1000万以上，又发生在年初，应为“2008年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之首”。

2、王义桅的欧盟行：中国式“前旋转门时代”的到来

2008年2月下旬，就传来王义桅要调到欧盟使团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可以用“一惊一虑一憾”来形容。“惊”，是因为这是一件类似于中国式“旋转门”的案例；“虑”，是因为王义桅一直被一些人称为国关界的“big mouth”，到外交使团去，行不行啊？“憾”，当然是我少了一个好作者。

3月初，王义桅到京，国关界众青年学者小摆宴席，为其践行。那是一次为中国“前旋转门”时代而欢呼的聚会。其中谈及到的一些话题，对我个人产生了不少影响。聚会的前一天，义桅送我那本《被神话的美国》。当时，那本书刚刚出炉，还没在全国铺开发行。可能是因为常常阅读他的文字，并没有看出“被神话的美国”到底有多什么可贵之处。直到过了几个月，美国几位大佬包括理查德 哈斯、扎卡里亚甚至赖斯在今年夏季《外交》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新现实主义》一文，都屡屡提到了“美国要适应全球化”类似话题，我也不禁惊叹，那个时候，真想有打电话去告诉那些“大师”们的冲动：拜托，中国的青年学者王义桅早在三五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那部《被神话的美国》是王义桅这五年来对美国问题的媒体评论汇总，但绝不是简单的收集，而是打乱所有先前写就的“短小精悍”的评论，重新再进行“排列组装再润色”，加入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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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最新的思考和感悟。王义桅最难得的一点是，知道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如何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叙中。这在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片“主义”、“相互间认知”、“异质”、“主体间性”、“建构”、“格义”等所谓的专业、学术声中，是非常难得的。米尔斯海默曾说，他写书就是讲求两个“S”，即足够的“Simple and Stupid”直到让所有人都能看懂。一位可以称得上中国最有名的文化学者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其实很有可能你自己就没有搞懂。这些话我是赞同的。国际关系学其实可以是一门不太深奥的学科，何必将自己作茧自缚，故弄玄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呢？

王义桅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创造一些新词，也可以用最敏锐的感觉，最新颖的形容词把国际问题说的头头是道。这多少也算是一些“创新”（至于他有前后矛盾、有时词不达义的一些小毛病，那是另外的话题了，谁又能十全十美呢），使他能够在70后一代中力排众议，脱颖而出。这些都与他的媒体评论有直接关系。这绝非是中国式的运气，而是他的声音真的“惊动了某些人”。我常“大言不惭”地与国关界朋友说，看《环球时报》的大领导、外交人员绝对要比看中国任何一本学术期刊、政府内参的人要多。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也给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

3、孙哲的北上：中国“自下而上”型智库的崛起

孙哲从复旦到清华是07年底的事情，但是，真正安定下来，应该到2008年春季了。孙哲北上与王义桅外调，加之孙哲弟子赵可金也调入清华，一度被一些人传为“复旦不行了”的标志，事实上，复旦“美国研究”的底子还在，纽约的智库人来中国，首站一般都喜欢到上海拜访一下复旦人。当然，这和过去纽约直飞上海的航班也有关系。

孙哲北上被外人传得神乎其神的，还有清华到底花了多少钱，挖了这个“大牛”？有人说是2000万，有人说是3000万，还有人传更多。事实上，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以孙哲为主任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于2008年3月11日接受中国数码集团董事长于品海先生的1500万的捐资。于品海是一位有志于国际事务的企业家，此举实属是国关界的一大喜讯。

最重要的不是多少钱，而是在这些钱背后的意义。今年11月，我编辑了美国CSIS总裁、克林顿时期副国防部长John Hamre的专访，他把智库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型的，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了，但你不能批评政府或政党。另一类是像CSIS这样自下而上型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不得不去筹钱，并且要为立项绞尽脑汁。”他批评中国说，中国基本没有自下而上型的。我见过Hamre四五次，每一次见面都很特可亲，非常友好地寒暄，与他那魁梧的身板一点不像。那可亲的微笑与孙哲的笑非常像，不过，他真应该了解一下孙哲这个研究中心。

从我参加过的几次清华中美中心研讨会来看，无论从操作模式，还是从研究方法，或者是影响路径，都与美国那些“自下而上”型智库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过去，中国也有一些类似这种性质的民间智库，但不是“挂羊头买狗肉”骗钱的“水货”，就是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皮包智库”。像这样民间性质、自筹研究资金、并有相当运作规模的、且有专业素养的，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能算是第一家。这也为中国国关界的“社会化”（不是建构主义那种概念上的“社会化”）开了好头，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独立”声音，可能很快就会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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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院的社会化：中国“自上而下”智库的变化

媒体人天天在头脑中悬着的，可能更多的是“三贴近”三个字，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008年的中国智库似乎也在走这条道路，至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给我这样的印象。对“现代院”印象最深的是，莫过于院内那家充满着后现代浪漫气息的咖啡馆。我相信，现代院大多数研究所里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曾有过向来访朋友“吹嘘”过那个咖啡馆的经历。

虽然去过现代院多次，但是能有幸在那个咖啡厅驻足小叙却仅有两次。一次在春季，与美国所各位同仁，另一次夏季参加亚非所的一次沙龙会。那两次，除了为自己大放厥词而惴惴不安外，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现代院人有一种强烈的“趋社会化”的情结。

两次咖啡厅聊天，都是短短两三个小时的交流。袁鹏至少三次鼓励他所里的青年学人们多多为媒体写一些评论。这让我“心花怒放”。不过，严肃点说，能够写媒体评论，至少能更好地提升与人文字交流的能力。靠爬格子为生的知识生产者，如果少有读者，那可能就是一种悲剧了。

在亚非所，以及后来几次研讨会，我听到翟崑的发言，也可以感受到他近年来与民间屡屡合作，并发掘了一些研究工作产生社会有效影响的心得体会。我简单地回忆，翟崑的心得至少有三点：一是智库研究要有一些理论指导，许多研究分析或许拿一些理论框架一套，就非常容易可以实现了；二是智库研究如果能找到一些地方和民间的突破口，可能更能应用于实践；三是世界的区域化趋势给了智库很大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可以揣测，当中国各类改革正在深化时，中国官方智库也悄然步上了改革之路。“深化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寻找市场”，现在国内搞得如火如荼的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本质也在于此。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官方智库也需要有一个“三贴近”的过程。可以想像，这种“三贴近”继续下去，至少会有两个积极的效果：一是中国智库业将越来越发达，因为地方已经饱受一些咨询公司的“诈骗”之苦，而一些跨国咨询问题只有智库才能解决；二是中国智库的争鸣声将渐渐开始。如果这种争鸣声可以“媒体化”，那么，或许国际问题的争论将是中国式“言论自由”的突破口。

5、北师大和北外的大平台：中国国关研究格局的悄然变迁

不少学者曾经总结过多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区域化”特征，即西北高校偏于研究中亚，西南高校偏重于南亚，东南高校则重于东南亚，东北高校则偏重于东北 亚。反正中国高校是各有特色，国关课题那么多，只要选一个新课题，无论研究水平怎样，你必定是国内第一。这给一些非京沪高校国际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机会，也为一些青年学生发表文章提供了捷径。这里的积极与消极面是另外一话题，但是，在公共话语权面前，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就统统要在一个尺度下来衡量了。

从公共话语的角度（这包括对国际公共话题的社会讨论、对热点问题的政策咨询、对敏感问题的信息传播、对焦点问题的解释权的舆论导向）看，大体可以将北大、社科院、人大、复旦、清华、现代院、中国国研院、上海国研院、外交学院可视为第一世界。这些单位的优势有三：一是起步早，这些单位年老的已过半百，年少的也有十年（清华除外）；二是人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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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除外），最多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已达三位数，少的也有近百人；三是有自己的刊物，而这些刊物大多是核心，或者是圈内认可的；四是有自己的外国对口隧道，这样容易搞到钱。有钱，鬼都能推磨了，媒体还能怎样？

相比之下，尽管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先前也有较强实力，比如，张胜军的全球治理研究、最早研究“大国兴衰”成名的刘靖华加盟北师大、李英桃的女性主义，等等，但是，整体来看，两校在公共话语权上的优势并不太明显。但是，参加了夏季的北师大“民间外交”会议和这两年北外举办的两届“青年学者论坛”，让我深信北师大、北外至少处于“中国国关第二世界的领头羊”的位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北师大和北外要冲击“第一世界”并不难，不在于人多，不在于钱多，最关键是找到“仙”和“龙”。清华的“冲一”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北师大和北外2008年的运作可以隐约感觉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张胜军在国际论坛2008年12月30日的一篇文章正好说明这个问题，“像1848年、1968年的2008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是，许多事情都在变化，说不定就造就了未来的大格局的变迁。

当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格局，未来是“大国兴衰”导致的“冲突论”，比如，一些研究机构之间的过节或舆论冲突，还是“和平崛起”引起的“和谐论”，比如，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可能要看形势发展。格局变化，对中国国际研究一定是好事。想象50年前，谁能想象远离美国决策圈的柏克利、夏威夷、西雅图会有一流智库，但现在，谁又能否定东西方中心、柏克利东亚研究中心、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作用呢？

6、阎学通的道歉：国际关系学的去边缘化

2008年6月11日学通教授就“8年前预测08年台海开战”一事道歉，又是一件媒体炒作的经典案例。[1]现在在上输这两个词，估计应该有10万条。从社会公众效应来看，阎学通的道歉，可以算是有史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最大的事件。仔细想想，中国IR这个学术界还有的确没有什么事件，社会效应能够超越这件事了。这其实算是国际关系学的尴尬。所以，无论学界是否赞同阎学通的观点，是否欣赏老阎这个人，或许还有一些小心眼的学者可能躲在被窝里笑老阎的“惨状”，其实整个学界都应该感谢阎学通。至少在我看来，“道歉门”一事，是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去边缘化”的标志。

当然，这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比如，中国国关队伍的壮大、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系列专报道国际问题事务的媒体的兴起，再大一点就是中国的崛起与世界摩擦的加剧。但是，无论什么大社会背景，也无论国际关系最近几年被炒得很热，整体来看，国际关系学还算是一门偏冷的学科。与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学当然无法比，就算是平时IR圈内人常以为“应该比他们热门”的历史学、中文系，现在社会上也出现了易中天、于丹这样的热闹人物了。在6月前，国际关系学（注意，我指的是学术界）还没有出现一位能聚合社会焦点、真正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或人物，阎学通成了第一个“吃螃蟹”并“被螃蟹咬”的人。

在此之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一系列的“道歉门”事件，比如，北大的徐滇庆教授就房市问题道歉，等等。所以，如果未来有人要研究“中国学术的社会化进程”或者研究“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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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国公共舆论史”的话，那么，阎氏“道歉门”是需要作为一节来介绍的。因为这波及到中国一个新兴学科如何介入社会话语讨论的进程。学术不能只为一个学界圈子所有，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即“思想”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和普及。国际关系学要传播和普及，应该视阎氏“道歉门”为起点。

当然，任何事件的起点都会是两面性的，有人批判阎氏“道歉门”的炒作情结，我也承认。但这是媒体之“过”，既非阎学通本人的策划，也是大大超出阎本人的想象。“炒作”的积极与消极面，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阎氏“道歉门”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揣测中国国际关系学尴尬，这可能是一门面子光荣、里子寒酸的学科。一位与我属于“哥俩好”级别的教授曾告诉我一个毕业生的就业故事：某单位问学生研究什么，学生答曰“中国战略”，这个单位吓坏了，太大了，咱还是别要了。

这种尴尬背后可能是中国国关界教育之弊病。当学生们和教授一起指点江山时，丝毫没有感觉，但是学生毕业后一到社会就发觉，原来国关离现实生活是那么遥远。几年前，我在南大－霍大中美中心学习过一年，当年这个中心是经里根和邓小平批准而建，希望未来某一天中美两国外交首脑见面时，都毕业于“中美中心”。我们入学时，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学生都为这个目标而自豪，但毕业后，我突然感觉，在我那一级的100个学生中，国际学生还有大约20个左右从事中美事务，而中国学生中最多只有5人还在从事着外事事务，我还算是勉强擦边的其中之一。这可见国关学的成才率和“改行率”。[2]

7、研究王缉思：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主体意识的回归

11月底，张志洲发来11月1-2日北外组织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中国青年学者论坛”上的会议纪要。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环球时报》王文编辑的发言题目为《30年来美国研究学者旨趣的变迁：以王缉思为例》。他阐述说，王缉思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研究的一个符号，选取他为研究对象至少包括三层意义：一是实现研究课题与研究目标的转化，因为以前都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学者，很少有研究中国自己的学者的。二是可以同时梳理中美关系的基本脉络，因为王缉思现象的产生，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有关系。三是在现实意义上，王缉思的研究思路、学术风格和治学成就可以启示年青一代的学者。

“王文认识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造就王缉思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的原因：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二是研究内容的层面；三是个人的偏好层面。但他的分析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层面。他阐述说，30年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的映像，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1980年，是中美关系最好时期；第二阶段从1990到2001年，是防备性考察时期，中国对美国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到底有什么新变化？二是这种新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该如何回应；第三阶段从2001年到2008年，是‘主体性思考阶段’；第四阶段从2008年开始，进行未来式探索。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而通过阅读王缉思的著述将发现，他的研究刚好都是各个时间点上中国对美国研究最需要的，把握得非常准。防备性思考和主体性思考是王缉思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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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并总结了王缉思现象对于后学的启示：学术研究抓住整个时代的脉搏；要有很深的国家意识；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方法；要具有社会意识和大众意识。王文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其中杨学军的意见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要深入揭示王缉思的学术成就、影响和特色，需要将之与国际关系学界的其他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刘靖华认为，研究王缉思的学术思想，不能仅仅读他的著述，还要与其本人进行深入交流。张志洲则认为，王文开始了这样一项对中国自己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恰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体性回归’。”

张志洲来信说，这段会议纪要会经过删减后只在北外主办的期刊《国际论坛》上刊发两页，我想，这段应该会删去不少，就“抄袭”下来了。其实，这个“主体性回归”的背后还有许多花絮，当时10分钟的宣读论文没有说，现在补上。

3月初，王义桅的告别晚宴上，一位北大本科毕业生拿了一篇回顾王缉思先生思想的文章，让在场的学者们评一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是，这位学生并没有写好，文章只是介绍了一下缉思先生的履历，然后就引了缉思先生的几篇文章，分别讲了缉思先生的几个主要观点。于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一、有没有看完王老师的所有著述？二、你不放在中美关系30年的大背景下来评王老师，只说他写了什么，是不是太简单了？三、你不横向比较其他美国研究或者国际关系学者的思想，怎么能看清王老师在整个中国国关研究和对外交往中的地位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有好友曾说过类似“主体性回归”的话，我也是听了这个话之后，才萌生念头，开始“偷学”缉思先生的著述。

那天，在场的《经济观察报》原主笔许知远也非常有兴趣，这位被一些人认为最有希望成为“未来中国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想写一本关于国关界圈子内故事的书。不过，没有国关功底，又不放在大环境下，是很难认清这个圈子的，写出来最多也是一些轶闻趣事而已，估计知远同学是不会动笔的。

后来，不少好友都鼓励我做这样的一个研究。于是，抱着一些书籍和文章，趁着去美国转一个月、不工作的间歇期，草就了一篇发言提纲。结果会上批评和赞同我的人都非常多。

说这些故事，主要是想说，“研究王缉思”其实只是偶然，这种研究依然工作中、且思想还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学者的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很少发生。一是不太严谨，毕竟，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应该到70岁左右才算真正高潮。亨廷顿不就是在66岁写的《文明的冲突》、77岁写的《我们是谁》吗？二是不合中国常理。毕竟，中国文化一向讲求学无止境、盖棺定论。亨廷顿前几天逝世了，我们该评评亨廷顿了。

但是，之所以把这件事放在“我所亲历”的“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在我做这个发言的前后，不少学者好友都在鼓励我进行或继续进行下去，并提出不少研究的建议，让我隐约感觉到一种中国学者的“压抑”和“冲动”。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美国人压抑的时间太久了。中国IR的学术论文，只要是像样的论文，基本上找不到一篇没有美国人著述引注的，更有意思的，学术界有几位“大牛”的论文，只索引自己的文章和英文引注，一副自悲兼自负的姿态。所以，“王缉思研究”一事，事实折射的是中国学者的“向世界呐喊”和“欲与美国竞争”的欲望。我一直很欣赏“成功与欲望成正比”的谚语，有了欲望，中国国关界就有了与美国国关界竞争的起点，关键在于这个圈子的人到底有多少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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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惜的是，现在中国国关界的这种劲头似乎有点走向“歧途”。歧途一是，从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中找答案，所以，现在研究春秋战国、研究朝贡制度似乎很热门；歧途二是希望通过无数遍叙说“中国学派”的要义，想以“可实现预言”的路径，近似于“意淫”的方式，勾勒出一种“中国强势”。这些都不太可取。

产生这种歧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关界想要超越的参照系找错了。我们要超越的不是温特，也不是基欧汉，甚至不是沃尔兹。因为沃尔兹自己都很遗憾地说，自他1979年《国际政治理论》后，IR没有丝毫的进步。用余万里的话说是，“美国国关界的路也错了，所以，90年代以来最出名的亨廷顿和福山都不是严格的国关界人。”

所以，我的主张是，我们要超越的应该是威尔逊、摩根索、李普曼、亨廷顿、基辛格、福山甚至是弗里德曼。因为真正影响社会的思想，才是超越时代、永恒的思想，只在学术圈内存活的思想，注定将只保存在“学术思想史”中。如果找准了参照系，那么，中国国关界要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争夺当代国际事务的解释权、传播权和预测权。那样有朝一日，中国学者提出某个思想或理论，才会让K街和麻省大道的那些“大佬”们争论一番，就像10多年前我们热议“文明冲突论”一样。这才是“赶超美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能想象，DC的那些“大佬”们会对春秋战国史和朝贡制度产生共鸣吗？会热衷于什么“中国学派”吗？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所谓的“英国学派”就知道了。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和平崛起论”在学术思想上倒是一种突破的尝试，只是现在没有人进行下去而已。如果谁能从学理上论证清楚这个，那么，可能将是对整个IR的颠覆。

事实上，正如20年前冷战的结束考验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在考验过去的一切IR理论。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继续发展，至少能够颠覆美国的五大IR理论，即民主和平论、大国兴衰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进攻现实主义论。解释中美关系，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一个新“机遇”。从这层意思上，再回到“王缉思研究”之所以列入“十大事件”，就是为了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努力把欲望转为成功的成果。

8、上海国研所升“院”：中国“纽约派”的萌芽

12月初有幸能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开会，见到了老朋友包道格、史文，还有许多过去通过多次电话却没有见过面的上海“大牛”们。就餐时，上海国研院的同仁们还是常把“我们所如何如何”挂在嘴边。夏天才从“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当然很难改口。毕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是一块铁招牌，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评为中国“十大智库”之首。但给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上海学者明显区别于北京学者的特色。这种特色差异或许可以与美国智库中的“纽约派”与“华盛顿帮”相比较。

这种比较不一定确切，却有助于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相比之下，上海学者至少有四大特点：一是更年轻。大多数是60后领衔、70后为主力。在北京，则大致是50后领衔，60后为主力，70后紧密跟上。从年龄层上看，两地大致有7-10年的差别。这和纽约也很相似，在纽约，除了少数几位像理查德·哈斯这样的40后、50后以外，像Stephen Yates这样当过副总统助理又作智库CEO的，大多也是70前后的人。

二是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虽然有郭树勇、刘永涛研究建构主义，苏长和研究制度主义，但从本质上看，哲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上海基本上缺乏“壮大和深化”的土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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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外交学院这样的北京院校才会有类似于“外交学院都姓秦吗”这样偏重于某个哲学化理论特色的高校。这点从郭、刘、苏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取向上，更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就算是研究理论，上海学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与现实结合的途径。相比之下，北京有更多人对“为理论而理论”乐此不疲。这并不奇怪，上海人少，如果再那么“理想化”，岂不真被“边缘化”了。

三是更重视特殊的沟通管道。这里不一定只指杨洁勉先生，而还在于其他拥有一定决策影响力的“大牛”学者们。相比于北京，上海学者更不注重于媒体传播，而更重于自己已有的特殊沟通管道。所以，上海有些报纸的评论版编辑都到北京来“抢”作者。这也不奇怪，哈斯也很少在媒体上发文章，而他对国务院的影响力也丝毫没减弱。

关于上海，其实有许多话想说，但基于了解不足，权且不确切地总结那么几点。把上海国研所升“院”归为十大事件，主要是因为根据个人的观察，一种类似于上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特色正在形成，或许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会慢慢形成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的“京沪之争”。这也是IR在中国的“百家争鸣”吧。

9、“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打破IR述说的垄断

这是十大事件里第三件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相关的事件了。我自认为是一种客观陈述，毕竟，我没有任何偏袒和私心的动机和理由。12月13日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会议，可以算是又一典型的“阎氏效应”。

“阎氏效应”有三大特征：一是历史短但名声大。阎学通教授大概是在1999年前后组建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其社会名声、学术地位都已跻身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一世界”；二是人少但办事多。编制内大概只有9人，但是，基本上人人都有能量，能够独挡一面；三是有理想但很务实。科学方法论和重构国关学，应该是他们的两个理想，目标很远，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做着。

看着“共同体”会议来了全国各地的200多位国关学者，非常踊跃地各自撑一个panel，各自主讲一个话题，然后就像逛超市一样地逛研讨会，这在中国一定是第一次。主要还有老阎他们还基本没花多少钱，所以，我实在佩服陈琪、孙学峰两人的“来事儿”能力。从效果上看，我又总结了一条规律：学美国，只要是学对了，一定能成功。在娱乐界，效仿American Idol的湖南卫视 “超女快男”算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学术界，效仿美国政治学年会的“共同体”会议也算是一个成功典范。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者都愿意免费赶这个“场儿”？还是前文曾总结过的，即“找准市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太缺少述说和交流的平台了。国内的各类研讨会发言人、各种期刊的文章作者，基本都被100人左右的一个核心圈子和200-300人左右的次核心圈子所垄断了，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至少应该有5000-10000左右的研究队伍。由于缺乏交流、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和机会，这些研究队伍的研究能力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做着“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活儿。国关博士毕业后，如果不混进“圈子”，那就意味着没有信息，更意味着没有新观点。这也是直接导致中国的理论研究比政策研究更热门的原因。因为理论研究的成本低，不仅仅在于金钱成本，还在于沟通和交流成本。慢慢地，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甚至有变成某种“国际关系文献学”的危险。相比之下，据我10月份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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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的现象，得克萨斯、密歇根这些离DC较远的州市的国关研究能力，并不比DC的那些智库差多少。这与美国信息透明度有很大关系。

而“共同体”会议恰恰抓住了这种缺陷，算是打破国内“述说权”垄断的一次尝试。结果，可能连清华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是那么容易。他们只是提供了几个教室，就把200多位人“忽悠”来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大连、上海、广州、天津或美国等地的非北京学者。参加的那些学者里面至少有60%左右，都是平时“圈子”里的陌生面孔和青年学者：他们很少发文章，或者很少有发文章的可能性，很少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这些人的研究能力先不论，至少他们是中国国关界的后继力量和资源库。

从这个角度看，我强烈建议，中国国关界的教授们在完成各研究机构要求的基本指标外，尽量少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尽量多地花心思到国外期刊上发表英文论述；尽量少地参加主流的学术会议，尽量多地推荐自己的门生弟子参加；尽量少地进行一言谈，尽量多地搭建校际交流的平台，让青年学者去说。当然，我自己也要努力，尽量多地刊发青年学者的评论文章。

10、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中美交锋“后对等时代”的来临

正如一开头就写到的，12月16日那天，我是“混”进去的。我没被社科院美国所邀请，幸好有好友学者的“线报”，又有好友学者的“通容”，让我“混”进去听了第二天一整天的会。

因为报道中美关系一向是《环球时报》的重中之重，我几乎每天都在和同事们谈美国，耳濡目染的，周围同事仿佛都是“美国通”似的，就象武侠小说里少林寺的“扫地僧”也是高人一样。所以，单纯从观点看，评论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很难使包括我在内的这些环球时报“老油条们”有“新鲜感”。这次中美关系30周年的会议也是如此。

但是，有两点学术之外的现象却非常有意思。一是中美关系研究能力的代际差。那天去会场，第一场panel的座次就“雷”了我一下。发言席中间坐着吴心伯、孙哲，两位60后，黑发、年轻、有朝气，两边坐着芮效俭和兰普顿，两位40后，白花、老态、没有活力。这让我想起10月中旬在共和党资深政治官僚Dan家里，他和我透露，“麦凯恩基本没戏。”我很吃惊，忙问为什么。他说，你看看总统辩论时CNN各给一半电视画面的那两张脸，老麦多老啊，奥巴马多年轻，是我也会选奥巴马。年轻啊。

的确，那天到场的那些美国人都是40后的老人，像傅立民这样的都是三十年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儿子、女儿都是教授级了。而和他们对话的中国学者的发言人则大多是60后。我当时就想，这不会中美相互凝视的现状吧？美国看中国的心态，就像是六七十岁的人那样，老道、曾经历过旧事、有资历，却保守、沉重、没有活力；而中国看美国的心态，就像是四五十岁的人那样，虽然还有缺少一些资历，但是，思绪、经验和精力正值高峰期，且有强烈的当家作主意识。

形成这种差异，一部分与主办方邀请人有关，另一部分与研究代际的转换有关。1983年，奥克森伯格随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与社科院美国所的学者们讨论他们即将上报里根的对华政策报告《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的最后定稿。当时与之对话的浦山、李慎之等所有前辈，都早已退休或逝去，但是，与奥克森伯格同辈的兰普顿、李侃如、傅立民、芮效俭现在都还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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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交往的舞台上。现在在美国，除了裴敏欣、李成等几位华人学者外，基本上找不到研究中美战略关系的50岁以下的著名学者，而在中国，60后基本上都已成中美战略问题的领军人物了。

当然，中美相互研究的能力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一是在于研究力量的差距，这包括研究经费、研究对方的人数的差距。如果不包括各大咨询公司的人员，粗略估计，美国对华研究的智库、学界的专业人员大约在500-600人左右；而中国对美研究的专业人员大约只有200人左右。这还要包括各省社科院、各地方高校的国关院人员。经费的差距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对美研究至少有40%的经费还来自于美国的基金会。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还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项目申报”、“科学发展观学习”、“组织生活”等精力内耗上。二则在于研究方法的差距。这里包括研究人员的鼓励机制、学术制度、分析方法、研究选题能力等等。研究方法的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就在于，中国对美研究的创新能力重，重复劳动多。

这次30周年研讨会第二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后对等化”的讨论氛围。在北外主办的11月的研讨会上，我发言中说，2001-2008年视为中国对美研究的“主体性的思考”期。因为“911”给了中国巨大的战略期和休憩调整期。所以，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感叹：过去七年，我们在反恐、在战争、在耗能量；而中国人在搞建设、办奥运。在学术上，我们也是这样的。这个七年，中国人不再单纯想美国对华政策到底会怎么影响中国，而是开始思考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江忆恩的担忧：“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2003年)；二是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对等的实体，与美国相比较了，以对等的方式，思考美国，比较中美，也思考自己。缉思先生《外交》上刊发的“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是一个经典。

那么，2008年后呢？我称之为“未来式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后对等时代”。从官方交往的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年底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王岐山对保尔森说：“请美国保护好中国在美的资产不会缩水”。这样的话，在10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次30周年的研讨会在2008年底开，当然可以纳入“后对等时代”，也有着一些“后对等时代”的特点。比如，美国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对中国说话，美国人开始求教中国人，中国人有更多的要求和批判。这些也是30周年研讨会被列为十大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要提醒的是“后对等时代”的陷阱，这里不多说，可以参考《环球时报》国际论坛12月初吴心伯的“影响世界，中国还欠火候”和12月30日隗静的“避免刺激美国的敏感神经”两篇文章。

(三)几点结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8年是一个大转折点。我在“访美日记”中的一段话这里可以再用，“无论今年奥运及其准备阶段和成功效应是如何地富有争议性或者被某些人称为有‘虚幻性’，但是，这种快感让国民带来的心态转变是明显的。”现在再加一句，如果说2008年是“灾年”，那么，“灾年”培养了13亿中国人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套用古人的话，可能真是“天将降大任”了。而对于中国国关界，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或许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是美国神话的破灭。从潘维文章到王义桅的新著再到年底的30周年讨论，背后处处都有一些“美国神话破灭”的痕迹。对于中国和美国，这都是好事。但是，对于学界来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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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美国化”继续前行，是一个大问题。

二是学界自信的复苏。这与第一点是一个道理。年中，丹麦的李形教授到北京来和一些学者朋友聚会，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那么少？当时，饭桌上有些尴尬。我作为半个学界人回答了，这是整个学术机制不鼓励。其实，从学术水平来看，中国学人是不亚于西方的。2008年是学界自信复苏的一年，相信未来在西方一流刊物上发表英文文章的学者会越来越多。

三是媒体和学界互动频繁化。我不是个案，事实上，许多媒体人都在和学界发生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我个人来说，除了感谢，还要说的话依然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这一年，有太多的学界好友、前辈、学长在提携我、帮助我、引领我、教导我了。我只有继续努力学习才能回报学界“大恩”。

四是一种更新换代期的胎动。正如张胜军先生的那篇“像1848年、1968年那样的2008年”一样，余万里在夏季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说过，现在似乎还看不清楚，“再过一两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事实上，不仅仅国际形势，中国学界似乎也在开始重新洗牌，再过几年，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是期待学界的“区域平等化”。我的“圈子观”是狭隘的，仅仅是一个北京媒体人的视角。我曾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为什么普通美国人不关心国际事务？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美国太大了，老百姓转整个美国都转不过来呢，怎么会想到国际呢？听起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那么，中国也“太大了”，我的视角也会因为以偏概全而陷入“一叶障目”的误区，事实上，我相信，洛阳、昆明、兰州、广州、武汉、成都、沈阳、长春同样有许多精彩的IR故事，只是他们没有发言，或者在所谓的“主流圈”里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IR学界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千万不可论资排辈，千万不要形成什么hierarchy。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六是要多记录一些自己的历史。中国IR学界似乎都在研究美国的“理论史”，事实上，中国的世界更精彩。尤其是当前伴着中国崛起、与世界摩擦加剧，中国的对外联系有太多精彩的故事了。过去，我们常讨论“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现在，随着美国神话的破灭，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的问题或许要比“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更紧迫。而这正是中国IR界的责任。记录自己的历史，当然也算是责任之一。前几天看到有位历史学家说：“江青真应该写点什么回忆录，哪怕是写得都是谎言。太可惜了。”咱们不是江青，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应该都可以吧。毕竟，记史的兴盛，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

最近，网络上流行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08年，元旦没进乌鲁木齐，二月没去柳州，三月没逛拉萨，四月没到山东，五月没在汶川，六月没在贵州瓮安，七月没在上海当警察，八月没在新疆当兵，九月没有到山西襄汾看溃坝，当然最幸福就是今年没进股市，否则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服进去，光屁屁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牵着狗进去，被狗牵出来；总之，就是地球进去也是乒乓球出来；其实那些都没啥，更值得庆贺的，也就是天大的幸福，就是你们已经长大了，不用天天喝三鹿了。”如果乐观点说，我还想加一句“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都经历了，但我还活着。”

还有20个小时，就到2009年了。2008年马上就要过去，我很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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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凌晨3点26分

对2009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十点感悟

——一个媒体评论人的视角

王 文

（一）再写十大的缘起

“要不要再写”、“写什么？”是我在《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十大事件》一文后，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就像平时写社论，80%时间都会用在找选题、确定主题、构思框架上，我的一个小经验是，要确定一个题目，如果料到大多数人都能想到的话，那么，那个角度可能就不一定新，也不一定值得去写。对于 “09十大”，如果还像“08十大”那样窥秘式的、八卦式的、自我中心式的罗列十件事，那就有点乏善可陈了。

况且“09十大”本来就有点牵强。我和圈内几位好友说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09年，有十大吗？”，或者是“09年，太闷了”。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没什么好写的，或者说，不值得写。

直到2009年12月19日清华美研中心和对外友协主办的“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研讨会，我像一个中学生，乖乖地坐在台下做了一天笔记之后，突然想到了一件比列十件圈内事更需要说的话。

这年头，任何一个单位如果不搞个会，感觉好像你没做什么事儿似的。学术界也不能免俗，比如，3月在香港开的“21世纪中国外交机遇与挑战”会、6月在复旦搞的“国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会、在云大搞的第四届博士生论坛会、7月份在内蒙古搞的“全国高校国政研究年会”，等等。不过，这些会大多是圈内聚会，有些甚至可以用香港Beyond乐队20年前唱的那首《俾面派对》来形容，或者像一位高级官员对我说的，“09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把钱花掉”。当然，不乏也有实质内容、确实将研究问题往前推一步的会，比如，6月份北大搞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研讨会。

会要办得好玩，就要换一种“玩法”。7月份环球时报（GT）国际论坛版面十周年的会，玩法是每人5分钟，无论你多大腕，就只有5分钟，而且每位大腕们都只回答同样的两个问题。清华这次会的玩法，就是尽量把中美关系相关的、各大单位的“大脑袋”都叫上，就有了能催生研讨会“规模效应”该具备的一切元素：五星级酒店，一流的会议服务可以提升会议质量；有国家级高官，包括现任外交部、台办、友协、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的高官；有高档次的学者，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中美关系研究2009中国年会”的强大阵容；有媒体，基本汇集了在京主流媒体中关于国际报道的大多资深媒体人；有内容，上台发言的所有官员、学者和知名媒体人的发言都很坦诚；有闭门探讨和吹风，会后有高官和少数一些学者交流热点问题。

在“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中，是最能嗅到某些风向的。我们这些从事国际报道的媒体人，常常拿“站在中国崛起的信息最前沿”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来相互激励，权且把这句话来壮胆，让我有勇气透过这个研讨会所折射的一些迹象，来挑挑2009年显现出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十大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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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迹象

1、后清华崛起时代的到来

所有去12月19日会场的学者都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羡慕、惊讶、或者可能还有一些醋意。据我个人的观察，这应该算是清华国研所办的综合档次和规模最高的一次会。换成1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清华国关能够办成这个事。所以，这几天，在报社里策划关于00年代的一些评论，我和同事开玩笑说，去采老阎和孙哲他们。00年老阎才去清华不久，孙哲才刚回国，可以让他们讲讲个人，一个国际研究学者在中国社会的“崛起”故事，就可以看出过去10年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变化。越弱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社会里就越没地位；反之，则相反。中国崛起给国关学界带来的无限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了。

清华无疑是中国国关学界抓住崛起机会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如果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要评中国国关学界十大事件的话，清华的崛起应该算一件。办刊物，还出英文版；搞数百人的学术共同体大会；把方法论、传统思想研究做扎实；做国际预测，尤其是最近三四年，何茂春、孙哲等中国60后“大牛”的接连加盟，无疑使老阎如虎添翼。

用“结构”这个国关学界的热门词来讲，过去10年清华国研所的持续崛起，改变了从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结构。以前提国关研究，一直是北大、人大、复旦“老三校”的说法，以后要变变了。

到底会有什么变化？说具体点。如果王军、但兴悟再写下一个版本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或者五十年，再用寥寥两三百介绍清华，却用数倍的篇幅介绍其他高校，就有失客观了。不过，相比于这本书的第101页，讲到国关研究的“其他系统”中的“新闻出版系统”，《环球时报》一个字都没提，清华的待遇还是好多了。

还有那些如全国高校国政研究会、核心期刊系统等1978年后形成的新传统体制，都有可能会随着清华持续崛起而产生变化。最近，迟福林发表了一篇《第二次改革》的文章，其实核心的、却没点透的意思，就是要改革78年以来的新形成却已显“旧”的症结。学术界的机制改革一向滞后，而国关界后清华时代的到来可能会更晚一些。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清华国关研究的崛起，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崛起，能否实现国际结构的质变，就看未来10年。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清华崛起能够刺激其他高校的共同崛起，那就是真正的“后清华崛起时代”。

届时，北师大、北外、上交、云大、南开等崛起，就像现在的“基础四国”或G20一样。但是，“他者”的崛起是有条件的。一是要有人，至少要有两三个 “大牛”，他们是本领域的佼佼者；二是要有特色。再搞什么战略研究、美国研究、理论研究，那就像中国要拿金融与美国竞争一样，很难竞争得过“老三校”。其他高校要崛起，必须要有自己的“杀手锏”，比如，北外可以依托外语人才优势，做一些国际文化、软实力、人才、教育为主的研究；传媒大学可以依托媒体人才优势，做公众舆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等等。三是要有一些背景，无论是与官方哪个部门熟悉，至少有一些信息和人员沟通渠道，说俗点，就是要有人“罩”着。四是要有钱，怎么着也得有七位数的研究经费总量吧。五是要有媒体联系，这样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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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众影响力。六是要有事。尤其是一些常规的事儿，比如，简报、研讨会、社会活动，等等。七是要有一些世界名校联系和交往。

这个七大特点，如能都具备，那就一定能崛起；如果只具备4项以下，那就只能算是有一些崛起迹象。目前来看，清华的崛起已成定局，但其他正在崛起高校不少还只是处于有崛起迹象的阶段，方向和道理还在摸索中。说句时髦话，“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格局正处于转型期。”

2、中国节奏的萌芽？

“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里面隐含着很重要的“中国节奏”议题。可惜在会上，只有徐匡迪、王缉思等少数几位有大视野的大家才提及，但遗憾的是没有继续深入下去。

以前，我们大多数时候会说，克林顿时代的中美关系、小布什时代的中美关系，等等，在中美关系之前给予了美国总统的冠名权，潜台词是美国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导者。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的一年，主动权正在悄然东移。

媒体里常说，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我对这个判断持保留态度，而至今为此也没有任何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就是到底谁更需要谁？

现在大致的情况是，美国需要中国的是气候、朝核、伊朗、国债、阿富汗等，大多属于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而中国需要美国的是两岸、达赖、新疆、外贸，大多属于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拿剑指着美国胸膛，美国拿斧架在中国脖子上，到底谁更有胜算，一招毙命，最后只能用“半恐怖平衡”来形容。

不过，一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即中国的主动权在增加。过去，美国人在设立议程，从2008年底开始，中国不断开始提要求。不足的是，中国人要求更多的是，你们美国不要怎样怎样，比如，不要售台武器；不要只用军事手段解决在阿富汗；不要见达赖。但是，美国人的回应却是，好吧，那请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不售武，我得对台湾做点什么吧；不采用军事手段，那怎么做；不见达赖，那我总得做点什么。这是我过去一年看到的事实。

“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会议研讨会的语径是，以中国的节奏来看待中美关系。比如，未来十年恰好是十二、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接近完毕之际，中国国内的发展节奏要怎样来掌控中美关系？2020年，中国汽车总量将超过美国，意味着还要增加三倍左右，那我们的能源安全怎么办？是否要加派护航航队？是否要建海外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允许？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大约会占世界的40%－50%左右，世界还能忍受中国的发展吗？2020年，如果美元贬值30%，那中国GDP就将世界第一，中国该怎么办？（关于2020年的问题，可以参见《环球时报》2010年1月1日14、15版）

这些问题在会上几乎都没有被提到。有一位年轻的官员还以自为幽默地说，这个演讲很容易，因为谁知道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当时真为他汗颜。你看看每年美国智库推出多少未来五年、十年甚至100年后的战略规划，然后一步步地在做。难道忘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汗颜的是，这位官员的“幽默”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掌声。如果把这种掌声视为某种学者“只看现在、不视未来”的迹象，那么，这真是应该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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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际形势发展速度完全超出中国人思想的更新频率。“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国要做的一个实质问题，就是从“不要美国做什么”到“明确说美国要做什么”的转变。毕竟，中国未来十年的持续崛起，最需要美国的配合。我在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与美国做重大战略交换，比如，中国进阿富汗，美国退出台湾”，这是一个只能当作智力健身的问题。

崔立如院长的回答是“利害权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值不值得做，另一个是能不能做。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至少现在不会。”我再想，可能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目前还处于“能不能做”研究萌芽期，“值不值得”是想做的时候才会想到。用中国节奏来思考，是对中国国关界智力的大挑战。

3、知识生产滞后的红灯

研讨会发给嘉宾的袋子里有三本书，分别是孙哲教授的《美国学》、阎学通教授的《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和《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这提示我去想国关学者的著作问题。《美国学》是08年的著作，“预测”一书其实多半是过去文章的整合，不能算09年的；“王霸”写的主要是针对历史，尽管有现实启示。

那么，09年，国关学者对现实的著述呢？仅有《大战略分析》(周丕启)、《中国海权》（张文木）、《中美关系60年》（熊志勇）少数几本。是因为国际变局太快，以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整体的知识生产滞后吗？美国学者的产量可是不少，看一看大参考每一两个月一期的著作介绍就知道了。

与中美外贸相反，美国人的高产，使中国国关界处于“知识逆差”的地位。09年依然是翻译盛行的一个。09年上海人民的那套东方编译译丛还在继续，北大出版社的那几本也在继续，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丛书也出了新译著，今年又出了中央编译系列的一共八本书，把巴里·布赞那些人许多年前的书又拿出来翻译一遍，幸好那十本浙江人民的翻译系列没有继续，错误实在太多了。

粗略估计，0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类书籍，翻译与原创估计是10:1的比例，翻译美国人关注现实的书与中国学者关注现实的书籍的比例可能更高。如果把这种现实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殖民化”，可能太偏激，但事实的确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生产严重落后于市场需求。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像《中国国家利益分析》、《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这样的好书了。

于是，《中国不高兴》大卖。我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听说这本书的国内销量突破30万，超过了中国2009年所有国际关系学院派学者的原创著作销量的总和。另外今年大卖的，如《中国力》、《中国没有榜样》、《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崛起策》都不是圈内人写的。

有学者批判此类书是“宣泄民族主义的廉价叫喊”、“发散自以为是的‘中国来也’的情绪性燥热”，我不知道，这种批判是否恰当。仅从我对几位作者的个人接触来看，他们绝非泛泛之辈。你可以批他们武功不对路，但决不能否定他们是武林高手。我更担忧的是，如果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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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界的高手们再不出手，来点睿智和尖锐的著作，填补一下中国人民的需求空白，江湖上恐怕就没有武林正派的国关武功了。

如果说1999年是章家敦版“中国崩溃论”棒杀声最猖獗的时候，那么十年后的2009年，就是《中国统治世界之时：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这样的捧杀声高潮的一年。10年来，对于那些或棒或捧之声，学者的回击力度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变得是媒体力量，或者正如下文所说的，媒体和学者的联姻，才放大了中国舆论的力量。

如果有人读过《华尔街日报》7月9日对乌鲁木齐事件的社论，有良知的中国非得跳起来，恨不得那个颠倒黑白、毫无人性、没有基本常识的WSJ社论起草人揪出来，狠狠地揍一顿。幸好丁刚先生在GT发了一篇《为什么我不再看华尔街日报》，像2008年的Anti-CNN一样，掀起一阵Anti-WSJ之声，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问我，为什么不是我们。我的回应是，如果你们再过分，下一个就是你们了。

GT没炒《中国不高兴》，连报道都很少搀合，对那些西方媒体的恶毒攻击声，却是睚眦必报。不知道喜欢攻击GT是民族主义报纸的部分学者怎么想？GT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一定会找机会把我的看法写出来。

09年不是中国国关学者著作匮乏的唯一一年，却是有史以来中国最急迫需要学者发声的一年。并不是说只有偏激的著作才能大卖，10多年前刘靖华成名作《霸权的更替》听说就卖得不错；也不要怪媒体炒作《中国不高兴》，因为实在没得好炒了。

在09年末，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也上市了，听说起印6万册。戴同样不是国际关系学圈中人。19日研讨会那天午餐，缉思老师说，201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写书。我立刻回应说，您早该写了。我相信，他写得不会是畅销书，但一定是关于现实的好书。

其实，学者也是有许多原创著作的。不少“大牛”的内部报告，要比公开文章好很多。这是另一个学术透明化的问题，涉及到教育、研究、高校、外交等诸多机制问题。

呼唤国关界的好书，09年应该亮起红灯。这也算是09年的一个迹象吧？

4、国际关系学者的边缘化？

接着书的话题继续说吧。09年不是没有国际关系类好书，但依我拙见，最好的两本书都不是国关学者写的。一本是《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冷战史学家沈志华的大手笔；另一本是《帝国的话语政治》，比较文学教授刘禾写的，是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深度的回应，水平要高于当年那本《文明与国际政治》。刘禾不愧为功力最深的华人女学者。

这两本书透露出的迹象是，国关学者可能在失去社会的话语权的同时，连自己本该研究的阵地，也正在面临着被其他学界的人所“侵占”的危险。这几年，国关界最大的突破是“天下研究”，也是哲学界人搞出来的。09年，借用某位青年学者精辟的担忧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被集体边缘化。因为最热门的两个主题，气候和金融，国际关系学者都不懂，都成打酱油的了。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当然，国关学者也在担忧学界命运。一位顶尖大牛的学者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显学时代已经过去。他指的是，安全研究、冲突研究受关注度已经大大下降。用老胡的话讲，中外关系现在进入了“斗气”时代，过去是“斗力”，现在只是在吵嘴。年底环球网搞了中印网友大辩论，听说中国网友大败而归。人家印度人说得头头是道，中印就是对手，中国为什么是印度的挑战。中国网友无言以对，只能是不停的“不是，我说不是就不是”。

另一位可以称得上“禁衣卫”级别的美国研究大牛也说，他不知道中美关系研究的方向在哪？因为60多个中美对话机制，所有机构对中美关系的了解都比学者多。多数学者都被官方边缘化了，再套用万里另一句精辟的话，国际关系学是屠龙术，但是，大部分学者一辈子都没见过真龙。

我想，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学术产品，还没有找到最恰当的市场消费人员。正如我在6月底的北大战略中心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所的发言，“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为了政策’、‘为了学术’及‘为了社会’三次功能革命。第三次功能革命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近年来蔓延至中国后，正在悄然改变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社会话语结构的生态状况。可惜，现在在中国的功能革命，是一场伪革命，基本呈现三大特点：去政治化、泛娱乐化和非学院化。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再一次提升，中国学者必须要在学界内部进行一场“主体革命”，还要进行一场研究观念上的‘功能革命’。”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次学科革命以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为重要标志。在此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为了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经典著作及优秀研究者，比如，纪思道的《中国的觉醒》、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孟捷慕的《中国变幻曲》、扎卡里亚的《后美国时代》、理查德·哈斯《良机》、布热津斯基的《第二次机遇》，等等。

从目的上看，他们首先不是为了推动政策，也不是为了发展学术，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希望个人的思想被大众所接受；在研究方式上，他们基本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很少诉诸于不公开的内部政策分析报告，而是追求公开的刊物、媒体发表途径，用新颖的、吸引眼球的文字和话语表达方式，喜欢创造一些受媒体、大众追捧的字词、概念或阐述方式，传播他们的思想及其创造的概念；从身份上看，他们大多不是纯粹的学院派学者，也不是官僚机制内的纯粹官员，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动态关注意识的研究者。他们大多有过官场经历或者对官僚政治有相当的了解，熟悉媒体传播规律和方式或者本身就是资深媒体人。

他们是国际关系产品的优质生产者，有着明确的消费层，既符合社会大众、政治官员的口味，也被学院派所关注甚至广为引用，但有时候会被学院派学者所非议，晚年的亨廷顿就是这样。去世后一周，我采访他的学生裴敏欣时，老裴有一句评价很有说服力：“（文明冲突）那个书不是为了学界而写的，更不是为了决策，而是为了大众。现在，人们用学术、决策的角度来评价，当然是错的。”

5、不靠谱的声音

在19日会上，有位老学者很有意思。我已经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他的手写演讲词了，不知道这份稿子“骗”了多少车马费。而且其中说到要与美国贸易脱钩之类的话，也让人感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觉是有违常识，或者说有点不靠谱。同台的商务部官员主动申请二次发言，当面批判了他的观点。

还有一位知名学者说两岸关系问题，大致意思是，“只要中国政治改革民主化了，就可以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要求用武力打台湾，然后就可以两岸统一了”。坐我边上的一位媒体人朋友对我说，这个人是不是读西方的书读傻了。如果真要打，还需要民主投票吗？

09年，国关界还真出了一些不靠谱的、有违常识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年底社科院报告，评说“中国军力世界第二”风波。这是国关界事件有史以来唯一一次上GT头版。GT给了报告起草人之一李少军先生充分的解释空间，只是一向令人尊敬的少军先生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他劝疑问者要仔细看看研究内容，这“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排名有一定的战略参考价值，但不能太拿它跟现实对号”。

这样的回答有点雷人。现在的问题不是与现实对号不对号，而是与现实完全相悖。这实际上暴露了某些学者的现实关怀问题。如果研究出的结果明显有违于常识，那是否应该重新检查一下自己的研讨过程，然后再推倒重来呢？

这起“军力第二”风波极大地损害了国关学者在中国社会的声誉。不过，从2003年的“张召忠解说门”之后，学者的社会权威度就开始下降了。此后，不停有一些学者冒出“砖家”之话，使民众越来越以去崇拜化的心态来看学者。

这样的结果是学者的分化。一部分学者成了媒体学者，成了“特约评论员”，与一些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媒体人进行市场竞争，满足中国市场对国关知识的需求；另一部分学者则在“书斋里革命”。

从消极意义上看，这种分化使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积极意义则在于知识的民主化。在互联网时代，在各类信息传播的冲击下，“知识权力”的垄断已经基本被打破。有时候，甚至国家最高层领导看到的机密文件，老百姓早就知道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知识民主化”冲击了传统社会中的情报价值，使每一位善于从各类媒体中获取资料的普通人，都获得了“知识摄取的平等权”。

这是信息时代下互联网对学术界的最大冲击。在传统上，学者们垄断了图书馆，民众只能听学者的。现在，互联网的信息储量可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图书馆的知识储量，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功利性、实用性，快速更新的互联网信息，既大大提高了人们摄取知识的速度，又使图书馆里的知识显得过时、陈旧。

渐渐地，不少学者们都能退守到了“方法主义”、“专业词主义”、“资料主义”的阵地。在国际关系领域，有时候，某些老百姓说什么话，比一般学者说得都精辟。学者要影响老百姓，就要尽可能地去精英化、去专业化，但这并不容易。

结果，现在大致的状态变成了，学者们喜欢跟学者自己人玩，老百姓喜欢和老百姓在网络上玩，官员则和官员自己在红墙里玩。如果反复穿梭在这三个圈子内，会发生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三方相互看不起。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我不至一次听到，在一些官员与学者同台的研讨会，下来以后官员就开始对学者的言论颇有微词；而那些游走于决策圈之外的学者，在许多时候也会讥笑官员的短视或错误；而民众则在消费着两个圈子的故事。如果学者和官员说了什么雷人的话，网络上就一片叫骂声。09年，被消费的官员的话很多，比如“吃屎也要告诉你吗？”、“你代表谁说话”，等等，而学者的话常常也会被消费，无论你是说“中美要脱钩”，还是说“军力第二”，老百姓就当是消费娱乐明星一样，随便骂几句、笑几句，当作谈资，随后就抛之脑后，但是，无论老百姓怎么说，这些话还是会继续在学术圈内玩上一阵，赚点车马费、课题费什么的。

相对于经济界，有违常识和不靠谱的判断，国关界还算少的。如果要摆脱被民众和历史涮的命运，只能有两种方法，关注现实及重审方法论的严谨。这是09年诸多事件给国关界传递的信号。

6、传统媒体与国关界联姻

在民众、官员和学者之间，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都还算是站在学者这一边的，新媒体（如网络、推特）则基本被民众或草根的立场所左右。没有媒体愿意站在官员一边，于是，在许多时候，官员成了舆论场上的弱势群体。

这是导致官员不敢说话的重要原因，一说话很容易就被民众左右的新媒体唾弃，或者被与学者联姻的传统媒体所讥笑。只有那种官场高手，才能在舆论场上左右逢源，比如，上任外长李肇星、现在云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

19日会议也折射了这样的中国舆论格局。其中一节专门请了几位资深传统媒体人来讲中美关系，正好证明了国关界与传统媒体人相互认同的事实。在过去，学者与传统媒体之间，好象有一堵墙，国关圈的人都开闭门会，也不敢对媒体说话，好像一说就泄密似的。现在，就像丁刚先生在会议上大方地代GT向在场学者约稿一样，传统媒体对国关界大门敞开，而国关界也不得不承认媒体人的学识水平。

如果用倪峰多年前说的，“这是一个见识高于知识的时代”，那么，同领域比较，许多媒体人的见识超过了学者。以丁刚先生为例，10多年瑞典、欧盟、美国的驻站经历是绝大多数学者难以企及的，而他说阐述的“脱美国化”理论也一度左右着学界和舆论界。我还必须暴料的是，过去四年，如果没有丁刚的幕后主导，GT的国际评论绝对没有现在的高度，中国当前国际研究水平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无论学术界对GT如何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过去一年，GT将中国学者的声音放大了无数倍。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几次权威学者大调查。一次是今年春季朝鲜第二次核爆后，中国20位知名中美关系学者，接受了GT的民调，第一时间回答了“中国是否应支持国际社会更严厉地制裁朝鲜”、“六方会谈是否失败”、“朝鲜手中是否还有牌可打”等三个问题，结果10票支持制裁，10票反对；14票认为六方会谈未失败，6票认为失败；7票认为朝鲜的票已打完，13票认为没打完。

第二天，几乎全球所有大媒体都转载了这个结果，重头突出了中国学者的多元化声音。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媒体与国关界联姻收获的奇效。此后，又接连搞了23名学者就“中国要不要减持美元国债”的调查、47名学者评价“过去十年中国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60

2008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十大事件

名学者评价“中国60年”。

这些调查最大的作用是集聚了学者的力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舆论气场。这个舆论气场有别于官方，却给予了官方充足的决策空间。官方再不敢像过去那样轻视学者的意见，尤其是学者群的集体意见。这个舆论气场也完全有别于被一些精英称之“乌合之众”的网络，事实上是抬高了中国学者的权威性。

两者联姻同样有益于媒体。现在，官方也坐不住，觉得过去动辄这不行那不能报的方式，明显不行了，于是，也想要拉拢媒体，甚至想到媒体圈里亲自试试水，自己写稿发文章。这怎么行呢？媒体基本会挡回去，或把官方视为一个平常的采编对象来看待。你有好稿子才行，给点我独家材料才行，最后官方、媒体和学者慢慢磨合。

09年，对于中国传统媒体来说，存在一个十面突围的历史机遇。面对突围，媒体存在着三条道路，一是反抗，结果胡舒立失败了，导致中国财经报道的大倒退，《财经》的一个时代宣告终结；二是谄媚，结果向熹败了，导致《南方周末》的易帅；三是联姻，是与民意、学术圈和官方的合作。这条路是走钢丝，但是，不少媒体都在成功突围。

其实，媒体、学者和官方的联姻，并不是新鲜事。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一年前，我曾经当面请教1973年“扒糞”出“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老牌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你报道敏感事件时，会不会接到白宫什么电话之类的？”“没有！”老鲍勃很斩钉截铁地回答，接着很狡黠地笑道：“不过，他们会给我老板电话。”然后他又说了一个故事，80年代的某天，《华盛顿邮报》要发一篇文章，都定版了，老板已回家休息，开始洗澡了，突然接到时任总统里根的电话，可怜的一代大报老板，还没擦干身上的肥皂泡呢，就是这么站着，聆听白宫的指示。

7、学者偏视的警醒

19日会上学者的发言，还有一点让我有话要说。那就是不少学者都不讲具体问题，只讲战略。事实上，大概三年前，王缉思、倪峰都曾做过类似于“中美战略结构的研究已终结”的判断，但是，现在还是基本上在战略结构的范畴里打转。

事实上，中美关系早已不仅是两者互动的关系，而是要警惕有可能被第三方绑架的问题，比如，中美关系会不会被基地组织绑架？会不会被岛内绿营绑架？会不会被热比娅、气候变化、伊朗、朝鲜、金融有毒债券绑架呢？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吴心伯教授所说“中美关系重视国际化”所涉及的意思吧。

09年夏天，乌鲁木齐事件发生，热比娅串访澳大利亚等国。8月10日，万里在《环球时报》上刊登一篇《中国学者要放眼看世界》的文章，也提出这个尖锐问题。文中说，“在一长串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清单面前，中国学者几乎都很少有人研究”，比如，遇到涉及澳大利亚、土耳其等中小国家的研究时，“学者们立即就遇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

我在江肃京的文章中，是这样回应的：“中国崛起，中国学者却没有同步崛起。当前中国学术界追求短期效应早已为人所诟病。余文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跟不上中国崛起步伐，也是事实。但笔者要推究的是，是谁造成中国学者追逐热门、回避冷门的偏视？该怎样扭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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