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纪实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纪实

苏州大学教授 池子华

110年前的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这一天，是每一个红十字人应该铭记的日子。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回望110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的时光。

日俄战争的“催生”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国际红十字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漫画中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的发生绝非偶然。日本、俄国都是掠夺中国、将近代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的恶魔。俄国曾通过逼迫中国签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白银两亿两的战争赔款，获得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而且两国欲壑难填，沙俄制订了“黄俄罗斯计划”，日本炮制了“大陆政策”，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一战。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驻守旅顺俄军，对俄国不宣而战。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狼烟四起。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而且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两军蹂躏践踏，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

1

（日俄战争中的难民）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报道，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战火燎原，“生灵涂炭，其何以堪？”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囿于一邑一地，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情急之下，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登上历史舞台，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创建红十字会提上日程。

“红人”沈敦和最初的尝试

在中国红十字会建会史上，沈敦和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礼，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之家，“世业茶商”，祖上靠经营茶叶致富，家境殷实。据历史载，其父沈雄曾入晚清重臣崇厚幕府办理文案，“随崇（厚）办理五口通商事宜数年”。这一经历，使沈雄深深认识到“办洋务非通西文不可”；而要精通西文，“非引置庄、岳之间不可”。于是携敦和移居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并延请英国人为家庭教师教习英文。沈敦和由此学业大进，“学成游美，复由美至英，肄业甘（剑）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

归国后，沈敦和为清朝大员刘坤一、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所倚重，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虽然官阶不高，但被时人视为“红人”、“红道台”。《沈敦和》一书的作者苕水外史感叹：“敦和自以学生留南洋，所遇大吏，若刘（刘坤一）、若张（张之洞）、若曾（曾国荃）、左（左宗棠），皆吾国近三十年来有名人物也。而左与张，尤

2

尚意气，号难事，然皆器重敦和，以故在南洋十余年，奉檄驰驱，日不暇给，盖江南一红道台也。咸同以后，各直省候补人员，少亦数千，多或盈万，其中必有三数人为督抚所倚重。此三数人者，车马盈门，案牍山积，同官侧目，号曰‘红人’。红人之名词，不见于史册，特时时为官场所称道。督抚或一易，或数易，与红人必有绝大之关系。先笑而后号咷者，声相和，踵相接也。敦和之见重于上官，虽原因不同，而其为红人则一。”毫无疑问，沈敦和的“走红”，使他成为在大上海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沈敦和肖像）

1904年3月3日，也就是日俄战争爆发20多天后，沈敦和、施则敬等人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当日《申报》发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同一天下午三点钟，施则敬邀集同仁在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开会，“商议开办之法”，宣告“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裙屐衣冠于于而至，或任办事，或愿募捐，观察使仲礼沈公复洋洋千余言，申明泰西红十字会缘起，在座咸欢喜赞叹，乐观厥成”。沈敦和介绍“泰西红十字会缘始及会中一切章程”之后，“在座诸君以次各抒己见”。根据“题名册”，与会者除沈敦和、施则敬（字子英）外，有杨士琦(字杏城)、曾铸（字少卿）、李厚祐（字云书）、沈懋昭（字缦云）、汪汉溪（字龙标）、周晋镳（字金箴）、汪立元（字建斋）、陈润夫（字作霖）、席裕福（字子佩）、黄协埙（字式权）、任锡汾（字逢辛）、焦发昱（字乐山）、苏宝森、王少灏、王松堂、吴少卿、王益甫、冯珩生、朱子文、姚燕庚，共22人。这些“发起人”，不是实业家，就是商人，或是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影响、有能量的一个群体。

3

沈敦和等发起组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其《章程》所说，“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希望能够借此为东北难胞送去人道关怀。

然而，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章程》所称，仅“系商办善举”，不是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尽管其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同时，“善会”二字，也使其蒙上浓重的传统善会善堂的阴影，“红十字”与“善会”搅合在一起，不伦不类。这种“山寨版”的红十字会，根本无法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

东北难胞，嗷嗷待援，刻不容缓，而新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爱莫能助。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慈善家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救护善策。

传教士李提摩太伸出援手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乍看起来是红十字组织，但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红十字会，因有“普济善会”的“后缀”；看似善会，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会善堂，因有“红十字”的“前缀”。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四不像”，事起仓促，急于救难，固然是一大原因，而上海绅商曾经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谓“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1900年为救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被难同胞，上海绅商陆树藩等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施则敬、焦乐山、席子佩、任锡汾诸君参与其事。救济善会的成功，无疑给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创设，带来了“灵感”。问题是，虽然前事不远，但两次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八国联军的炮口指向中国，无辜百姓遭殃，中国救济善会救助被难同胞，天经地义，况且参照红十字会人道救援规则，不分敌我，救死扶伤，当然为参战各国所求之不得。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帝国大战，虽然战场在中国，但中国是置身事外的“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战争救护属于国际救援范畴，以红十字之名行“善会”之实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具有国际救援的起码资质。对此，上海绅商也意识到“庚子联军虽伙，令出于一，故与甲国商之而允，而乙国亦必无阻，今则必周旋二国之间，较为棘手”，其困难超乎想象。

战争在持续，救援急如星火。上海绅商不得不抛开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亟思改弦更张。为此，沈敦和拜会李提摩太，请求臂助。李提摩太表示支持。

4

（李提摩太肖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次年改称广学会）总干事，任内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学。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梁启超等上层人士都有交往。张之洞曾拨银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还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往返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地位显赫。1902年5月至1906年7月，沈敦和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是李提摩太的顶头上司，由此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况且，李提摩太热心慈善事业，1876—1879年华北大旱灾，他义无反顾，前往受灾最重的山西赈灾。如今有顶头上司之请，李提摩太自然鼎力相助。

李提摩太后来回忆称：“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

5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ga7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