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老三届

1997年2月19日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罗京庄重肃穆的向全国播送共和国伟人邓小平与世长辞的消息时，或许不会想到12年后自己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只不过这次屏幕里他那慈和安详的面容代替了伟人那坚毅深邃的眼神。人们似乎没有时间来思考罗京逝世的政治意义和时代情怀，却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一种精神真空，时代的紧迫感和沧桑感开始在人们拥挤的脑容器里慢慢的割据出信仰的体积来。当克罗齐说出那句所有历史学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时，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距离的反思，而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思考历史，消解历史。

是怀念还是反思？当哈姆雷特式的选择摆放在人们的面前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罗京的逝世似乎暗示了2009年将是一个告别时代的年份，而接下来共和国泰斗级人物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的相继离世也似乎以宿命的方式印证着这个暗示。很多人开始以“一个时代的结束”来描述这些人逝世的重大意义，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没有人能准确的定义已经结束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言语上的矫情，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逝世除了自然生命的终结外，更多的是似乎给了人们一个怀念的借口。

没有反思的怀念永远无法触及信仰的灵魂，而麻木的虚伪只会为时代披上落寞的旗袍。我们究竟需要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这个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被提交给我们这个时代时，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似乎从不屑于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能够准确的定义，我们似乎可以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模拟这样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而2010年3月30号夏斌入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五道口出身的夏斌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于那个低调而又带些神秘色彩的五道口，聚焦于共和国金融改革史上最富激情的“五道口时代”。

2008年当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以冷静而又激情的笔调讲述企业改革史时，人们在喧哗与躁动的资本转型时代似乎又重复了当年的光荣与梦想，“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再次成为人们英雄情结的信仰，而庆幸的是历史有意无意的为金融界提供了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时代“五道口时代”。

很多年以后，当古稀之年的刘鸿儒微笑着送别一届届的道口人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开创的五道口注定将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史上最辉煌的一笔，而他那些或命途多舛或扶摇青云的弟子也将注定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改革者和实践者。

乱世出英豪，板荡识雄杰。1981年，中国改革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各种体制改革在激烈的冲撞中迸发着披荆斩棘的勇略，人们的激情肆无忌惮的冲向守旧的藩篱。这是一个不需要用过多言辞来形容的年代，确切的说，人们无法真正的触摸到这个年代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睥睨一切的凌厉。除却那些时代所赋予重任的敢为天下先者，一切似乎都显得苍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准确的定义这些开拓者们，他们身上似乎更多的聚焦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有些甚而已经远远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作为共和国这艘巨舰重新起航的第一代舵手们，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草莽气息似乎更多的糅合了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庙堂之忧和江湖侠客身上的磊落之气。

大时代所铸就的激情灌注了我们即将开始的故事的峥嵘，而大时代所隐含的落寞似乎也注定了故事不可避免的悲壮。三十年后我们重新来追寻他们的足迹，总是无法回避一个疑问：究竟是他们成全了那个年代，还是那个年代成就了他们？对于我们这些执着于回首时代的人似乎总是很在意命运的无常，而对于他们这些忙碌于经历时代的人似乎总是回避时代的波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墓志铭，历史曾经慷慨的赋予了他们激情与勇略，在这个时代开拓着前所未有的光荣与梦想。无论是慷慨激越的改革者，还是黯然落寞的告别者，我们都无法确切的定义这些中国金融改革史上最原始的金融企业家，而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金融领域又处于大变革的前夕，来追寻他们的踪迹，更多的是来追寻他们身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气质。三十年前正是这种气质在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一股股震撼时代的波澜壮阔来，三十年后我们同样相信这种气质将引领新一代金融企业家们航行新的光荣与梦想。

故事是从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开始的。五道口，这个在外行人看来多少有些神秘色彩的地方，在金融业界几乎是无人无不知，香港《南华早报》曾经如此描述它在金融界的地位：在美国，获得哈佛工商管理硕士被认为是走向商界成功的通行证，那么在中国，这张通行证便是五道口的学位证书，然而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它的另一个称号：金融界之黄埔军校。

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五道口历史上也有一位无法绕开的校长，他就是五道口的创始人：刘鸿儒。对于中国金融界来说，刘鸿儒永远都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风云人物，他以开拓者和改革者的身份见证了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他被人称为“金融教父”，一言九鼎风云激荡；他是中国股市的拓荒者，殚精竭虑力挽狂澜；他是证监会首任掌门人，筚路蓝缕谋断规制，而对于五道口来说，刘鸿儒除了奠基者的身份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气魄，一种标志。1980年，刘鸿儒50岁，历经沧桑而至天命之年，似乎让这个曾经的莫斯科大学高材生当时最年轻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更多了一份“时不我待”的感喟。多年以后，那个野心勃勃誓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的传奇金融巨鳄仰融东山再起前那句动情的“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似乎更让我们理解了刘鸿儒当时的心境。

英雄漫嗟迟暮年，功勒燕然风云时。这一年刘鸿儒以常务副行长身份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回到人民银行分管银行改革。那时中央银行的大一统模式正在逐渐消解，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相继从央行的业务中分拆出来，横向的金融市场逐渐明朗起来。“当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面对很被动的局面，思想还局限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道要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我们的大学，用的也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材，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过来，没有大的改变。这种环境下，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刘鸿儒后来如此回忆当年初创五道口时的情景。新市场，新体制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想，新人才，而大学金融改革涉及众广非朝夕之事，于是重建一个金融研究生院的大胆设想日益涌上刘鸿儒心头。

回顾一下那个时代的风云传奇，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个设想背后的那种气魄。故事的主人公是袁庚，陈春先，牟其中，史玉柱，唐万新，张国庆，李经纬，孙宏斌，胡志标，黄宏生，阚治东。。。。。他们对应的关键词是：蛇口特区，中关村，南德集团，巨人集团，德隆帝国，君安证券，娃哈哈，顺驰地产，爱多VCD，创维电视，申银与南方证券。今天，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远离人们的视野，有的遗恨商海黯然落幕，有的重披战袍复

入商海，有的枷锁束身待罪狱中。这些名字曾经标杆了一个时代，书写了中国企业史上最富传奇的演义，而他们身上所凝聚的那种“敢为天下先”“舍我其谁”的那种气魄更是对时代的最好诠释。这种气魄在刘鸿儒身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由此也奠定了五道口的灵魂信仰。

1981年9月，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正式成立，随之宣告的是一个金融新时代的开启：一个承载光荣与梦想的时代，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的时代。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又像暗语一样的称呼赢得了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喜爱，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五道口”这个名字的最初来源，而五道口这个名字的来历似乎也缺少了与之应有的光环：从北京北站出发的京包铁路的第五个道口。

对于这个如今拥有着“金融界的黄埔军校”“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沃顿商学院”等诸多光环的地方，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到它初创时的情景：一幢工字形的二层楼房，一间纤维板搭成的简易教室，几个书架搭建而成的图书馆，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大食堂，没有电脑，没有体育娱乐设施，周围是荒凉的“草窝”， 从北京北站开出的火车天天呼啸而过，每年政府下发的搬迁通知（当时的校舍属于违章建筑）。但是，正是在铁道和菜地之间的这座二层小楼和板房里，走出了一代金融事业的中坚力量，于是我们有了下面的名单：

吴晓灵，中国金融界的铁娘子，不久前卸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胡晓炼，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夏斌，深交所首任总经理，央行新一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万建华，原招商银行副行长，原中国银联董事长，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副董事长

武捷思，原工行深圳分行行长，原广东省长助理，奥园董事会副主席

戴志康，创办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证大投资集团并任董事长

王巍，万盟投资公司董事长，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

刘自强，深发展首任行长，原建行副行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

魏本华，原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副执行董事，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央行顾问 。。。。。

1982年的3月和9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偏居京城一隅的五道口，先后迎来18个和22个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按年份，被称为81级和82级，但事实上同在一年入校，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一批22个学生入校。这62个学生，便是五道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老三届” 。今天它被人们演义为“史上最牛的毕业班”“金融高管班”，上面名单里的人物全部是老三届出身。或许这份名单

更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五年矢志不渝的报考五道口：能与这样的风云人物同为校友，即使平庸一生，又有何憾！

1982年，五道口历史上的81级82级学生开始了他们三年的五道口学习生涯，这时的他们不会想到这三年将会对他们以后的金融生涯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这一年吴晓灵34岁，夏斌31岁，武捷思31岁，最小的胡晓炼也已经24岁，平均年龄超过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多数已为人父母。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活动中耽误了最宝贵的年华，因此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极其珍惜。“好多都来自农村，像吴晓灵、魏本华，胡晓炼，我们都是。那时我们每天学习10个小时以上。”夏斌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形，而胡晓炼至今依然记得，在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教室和宿舍暖气片冰凉，同学们身穿大衣，怀揣热水袋伏案学习的情形。

那本是一个激荡的年代，那又是一段苦闷的岁月，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有的人怀有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蹉跎抱怨，有的人怀有的是一个坚韧的魂，振奋不息。而作为后者的五道口老三届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有了他们日后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传奇。时代从来不是用来屈服的，真的猛士敢于睥睨凌厉的时代。

当时的五道口没有让这些几经沉浮得失的猛士们失望，五道口几乎汇聚了当时中国金融界所能拿出手的全部精华：当时最著名的市场经济专家厉以宁主讲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术界泰斗黄达主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央行各业务领域的专家亲自讲授金融实务，从1984年起五道口开始聘请外籍专家，欧洲投资银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及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均曾到此进行短期讲座或专门讲授一门课程，而为了提高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五道口曾向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把当时的商务参赞请到学校授课，课程的设置更是精彩绝伦，由世界银行的专家亲自改造，力求紧随国际金融潮流。

汇百家之长，集与时之说。五道口一时风云际会，成为当时中国金融界最新理论的前沿阵地。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竟主导起泱泱大国的金融改革潮流，这更为五道口增添了难以描述的传奇色彩，以至于后来有人说“没有五道口，便不会有今日的中国金融格局”，这话虽有溢美之偏颇，却也不无道理。

伟大的改革需要伟大的人物，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五道口人没有让当时的金融界失望。1984年，以蔡重直为首的25名研究生在没有获得邀请的情况下浩浩荡荡的动身前往合肥，那里正准备召开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他们的行李便是300册油印的“蓝皮书”，多年以后历史记录了它的正式名字《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

“本提纲宗旨提出我国金融改革必须重新确定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摆脱目前金融改革单纯局限于银行机构改组的被动局面，使金融改革成为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改革的催化剂。现在，逐步地稳妥地开放中国式的金融市场是我国经济改革大趋势的客观要求，是推动商品生产规模扩大的重大步骤，是金融体制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扬弃已过时的金融理论，全面开创金融改革的新局面。”“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改革的

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当蔡重直、齐永贵和波涛铿将有力的宣读着这份提纲时，不会意识到他们已经不由自主在中国金融改革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年后《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五道口金融先锋》这篇文章里如此评价了这次会议：1984年，他们终于掺和出一次著名的“合肥会议”，那次深深打上五道口烙印的历史性会议，成为五道口历史上最初的、但也是永远的荣耀。后来，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

这是五道口人第一次亮相金融界，传奇由此揭幕，而他们此时的身份仅仅是一介书生。除了指点江山的峥嵘，除了高瞻远瞩的深邃，他们身上所展现的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似乎更让世人为之瞩目，惊叹新一代金融家的胆识与谋略，后来有人将这25人称为五道口历史上的“二十五君子”。

辉煌似乎没有丝毫停滞的迹象，激情似乎也有着永不穷竭的燃烧，于是便有了老三届的传奇名单：

1987：刘渝，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

1987：廖熙文，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

1987：刘自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

1992：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

1993：夏斌，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1998：武捷思，参与业界瞩目的粤海重组大案；

2000：吴晓灵，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01：万建华，组建中国银联，提出“一卡通”；

2002：张化桥，第一个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的分析师，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

2005：胡晓炼，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

今天我们不再惊奇于这份名单本身，而需要探索成就这份名单的背后因素，在这里我们把它归结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时代所赋予的机遇。老三届毕业时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新一轮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黄金时期，银行需要突破，证券不断膨胀，对于他们这样一批精通最新金融理论而又富有理想色彩的学生，很难拒绝时代所赋予的实践战场，于是才有了一连串的金融第一。“一个时代给这群人的机会，这是命运。”戴志康说，“改

革—那个年代火红的字眼，下面覆盖着无穷的机会。那些大多有过上山下乡插队经历的学生就像是一批激情积蓄多年的演员，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好的剧本，一位好的导演，演出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第二央行嫡系直属院校，这似乎更能很好的解释如今的多数央行高管都有着“五道口”背景。1985年9月，是五道口第一批毕业生离校的季节。五道口是初创初创伊始，并没有多大的名气，所以第一批毕业生大部分进了人总行的各个机构，这使得他们有了得天独厚的央行资源优势，中国古语“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他们日后的发展中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第三五道口人的勤奋和气魄。作为中国改革史上第一代金融家，他们努力接受新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金融修养，使得他们即使与华尔街顶级的金融家交锋也毫不逊色，而特殊年代所铸就的他们身上的那种气魄更是让他们敢于独立思考社会经济金融的热点问题，敢于突破任何理论陈规，敢于提出不受传统思想束缚的新思维，敢于从事前人未曾从事的事业。“大丈夫生逢如此风云激荡之时代，如不成就一番事业，岂不愧对苍天” 试想有如此之豪情，天下又有何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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