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日记材料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当前，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的攻坚期，也是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要把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变为应对挑战的信心、勇气和智慧，抢抓机遇，在应对重大挑战、完成重大任务中不断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牢固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情操。

只有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正确，才能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以自身的正气促进队伍的正气，促进干部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的形成。

事业观是工作观和政绩观的先导，引领着工作的方向和政绩的导向。事业观的核心，在于明了“何为事业，为谁干事”。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工作观是事业观和政绩观的基础，离开了正确的工作观，事业、政绩就流于空谈。工作观的核心，在于明了“何为工作，如何工作”。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工作观，就是要坚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政绩观是事业观和工作观的保障，决定着事业和工作的兴衰成败。政绩观的核心，在于明了“何为政绩，政绩何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中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是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必须在促进科学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提高。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引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世界，不断增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思考，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实效性。将追求个人价值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将党的主张、人民需求变为个人自觉的行动，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谋私利，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要抓住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利契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为判断事业、工作、政绩得失成败的根本尺度，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破解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和政绩考评机制。

要积极应对、善于处置复杂环境和各种困难的挑战。当前，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改革发展的攻坚期，也是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特殊时期，特殊考验，必须发扬特殊精神、作出特殊努力。面对困难挑战，要“操心”，要“着急”，要勤“想招”，要快“出手”。要把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变为应对挑战的信心、勇气和智慧，抢抓机遇，在千方百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迎世博中逆势飞扬，在应对重大挑战、完成重大任务中不断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群众工作能力是“第一能力”

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好群众工作、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群众工作能力是一项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能力”。

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群众工作。

首先，从党的自身建设看，脱离人民群众是最大危险。正所谓“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如果哪个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就会被群众抛弃；必须加强群众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以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重视提升自己的群众工作能力。

其次，从当前工作重点看，创新社会管理是最大挑战，而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群众工作。利益矛盾多样化使群众工作的量更大、面更宽、情况更复杂，社会生活信息化又扩大了群众工作成效的影响面。因此，仅有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特点新变化，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三，从干部队伍素质看，群众工作能力是最大考验。当前有两种现象需要重视：一是思想认识上的“无用论”，认为新形势下不必要像以前那样重视群众工作，只要做到物质利益尤其是分配方面的公平就可以了；认为随着社会生活法治化、民主化，许多问题要靠法律和规则来解决，群众工作没太大必要；甚至认为过多走群众路线会影响效率和效益。二是实际工作中的“无力化”。有的干部沿用老经验、老办法，思路不新、方法不多、能力不强；还有的一些干部理论知识强，文化素质高，但缺少艰苦岗位和基层工作的锻炼，不会与群众打交道。

对群众的感情和态度是关键

加强领导干部的“第一能力”建设，要有切实而可行的举措。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和推进

1.深化感情。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是以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的。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态度问题。只要干部为群众多尽一份责任，群众就会对干部多生一份信任。

2.畅通民意。群众工作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如果不知道群众的真实想法，掌握的情况就会失真，作出的决策就会走样，群众的利益就会落空，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就无从谈起。要让群众话有地方说、怨有渠道发、苦有场合诉，领导干部要能从骂声中听出群众心声，也要学会在“开门决策”中让群众成为决策主体。

3.环境磨炼。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到基层挂职、条块间轮岗等制度，完善选派干部到信访岗位锻炼机制，让领导干部到困难多的地方去排忧解难，到意见多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在矛盾旋涡中接受实践锻炼、环境磨炼。

4.创新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实现领导方法由行政命令向教育引导转变、管理方式由简单管理向综合服务转变、工作方法由“堵”向“疏”转变。要不断探寻群众工作规律，不断调整群众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机制，使我们的群众工作能力始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5.角色换位。领导干部要以角色换位为切入点，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加强群众工作艺术和技巧的“补短”，变指派命令为示范感召，做到说话有人听、办事得响应，实现群众工作的事半功倍。

改善民生和促进增长的重要结合

我们倾向于将教育和医疗服务看成社会或民生问题，忽略了它们也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领域。

教育医疗需求既是消费也是投资

从需求的角度看，广大居民对教育和健康服务的需求增长较快，这是世界各国的发展所遵循的共同规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的估算，在1875年-1995年的120年间，美国衣食住占消费的比重由75%下降为12%，而教育和医疗从2%上升到14%，休闲则从18%增加到67%（福格尔所定义的消费不但包括货币支出，还包括时间支出）；近年来上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虽然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对某些服务的需求，如对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需求，远未得到满足。所以，应该认真研究如何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更好地将未能实现的潜在需求释放出来。

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依靠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知识的人来推动增长。所以，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重要源泉。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拥有较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例如从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口比例这一指标看，纽约为34%（2005年）；东京和伦敦分别为27.1%和31%（2000年）；上海仅为5.1%（2005年），与上述国际大都市的差距十分悬殊。所以，在新的形势下，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努力夯实人力资本的基础。

发展教育医疗是上海的比较优势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发展明显滞后。从就业结构来看，2004年纽约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份额为13.4%；2001年伦敦教育、社工以及卫生部门的就业份额为14.4%；2005年东京仅医院福利业的就业份额即达8.62%。相比之下，2007年上海909万总就业人口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就业人数为46.31万人，就业份额仅为5%多一些。显然，上海通过发展教育和医疗服务，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有很大空间。

上海是人才和教育、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城市，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上海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可以更好地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和服务全国。

要正确界定政府和市场在教育和健康服务领域的作用。

对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应该强调公益性，由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在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以及非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应该更多地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应该更多地鼓励竞争，政府监管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消费者，而不是限制竞争或限制发展。

例如，在非义务教育领域，政府不宜包得太多、统得太死。要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包括吸引外资参与办学。不必过于担心办学质量下降。只要允许和鼓励高校之间的质量竞争，则高等教育不但能发展，而且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高校来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要，包括出现一批亚洲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上海的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宁波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都是近年来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在医疗服务领域，市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医疗中心的目标。在体制机制上，要深化对医院的改革，减少对医疗服务的价格扭曲和不当激励。加快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发展，在短期内可以改善民生，促进增长；就长期来说，可以为上海经济发展转型作出重要贡献。

直面生命科学在中国的困境

国际上，生命科学突飞猛进，改善着人类健康，带动了多学科发展。生物技术产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成相当规模，推动了经济发展。在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遇到了几个较明显的问题，部分问题存在于科学研究，而更大的问题是应用的落后。

1.科学研究缺乏开创性。目前中国科学界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发表论文的追求超过了对于研究内容本身的关注，论文的数量及其所发表刊物的SCI影响因子几乎成了衡量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其后果就是科研人员倾向于追随国际研究热点，而不太敢于尝试具有一定风险但可能影响巨大的开创性研究。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鼓励以内行评价代替外行考核，这样才能重内容而轻形式；需要延长研究人员的有效研究生涯，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公关应酬；需要多方努力改善科研环境，鼓励创新性、前瞻性研究，力争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出现一大批在世界范围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2.科学实验用品严重依赖进口，国内产业因此受到抑制。生命科学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能带动一个产业专门发明、研制、生产为科学研究服务的方法、仪器及试剂。在这方面，中国不仅进步小，而且可能在退步。过去，在中国搞生命科学研究因为经费少不得不使用国产用品，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研制、改进仪器和试剂。近年经费显著增多以后，大量购买进口仪器、试剂，不仅使国内的生产能力下降，维修能力也下降。后果不但抑制了本国相关领域的发展，而且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也抑制了本国的技术开发。

为此，我们今后要特别支持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发明和发展工作，让相应的人才不为一时发表论文而丧失做出重要发明的机会，让重要的发明得到比一般论文更大而长久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应该鼓励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材料、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等领域的交叉合作，促进生物产业发展。

3.生命科学成果应用严重不足。生命科学在医药、农业、林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而生物技术以及生物制药更是现代产业重要的支柱之一。与国际上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生命科学拥有自主专利产权的应用很少，生物产业发展缓慢。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不能对国家经济有所推动。如今打着高科技牌号的企业、产品很多，但它们基本没有真正有科技含量的研发部门。

没有很好的应用，就谈不上对人民健康有所贡献。国外的研究已发现相当多遗传病的基因，也确定了外国人群发病的DNA变异。但是，在国外建立诊断标准多年后，我国仍然没有确定常见遗传病的分子诊断标准。

没有很好的应用，还造成了人才供过于求。因为国内工作需求不多，特别是生物产业领域需求少，导致我国培养的生命科学人才就业困难，学非所用，而名校毕业生则以出国为主。

长此以往，我国的生命科学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对社会、对人民的价值就不能充分体现。

电子健康档案与公共服务信息化

医改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统一建立市民健康档案，并规范管理。以电子健康档案（EHR）为切入点，连通现在的“信息孤岛”，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目前，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实施途径。不过，真正实现电子健康档案的预期目标需突破重重困难。

电子健康档案在医院有效使用率远不能称为理想 电子健康档案的使用者主要包括卫生主管部门、医患保健对象、医生以及医院。由于它提供的海量数据十分有助于提高城市医疗体系的运作、监控和管理能力，卫生主管部门应该有参与的积极性；借助HER，医患保健对象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也愿意参与其中。

值得关注的难点之一，可能在医生那里。医生是档案的主要使用者，然而，电子健康档案全新的数据录入方式、数据共享可能带来的医疗风险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等，都会降低医生的参与热情。尽管医疗信息互认和社区首诊等新体制的推进，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但仍不免让人担忧。

医院是另一个重要的使用者，可以借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推进医疗信息化，提高管理水平，甚至构建虚拟的医疗平台以实现专家等稀缺医疗资源的价值最大化；但从短期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巨额的初始投资和高昂的维护费用，却很可能因为更严格的医疗监控和不断减少的重复诊断，降低医院的直接收益。从各国的实施状况看，电子健康档案在医院的有效使用率远不能称为理想。

克服医生和医院使用EHR的障碍，一方面要求逐步解决有关的机制和体制问题，一方面要积极配合实施目标，以逐步完善的激励标准为基础，制定阶段细分且动态调整的激励措施，提高参与意愿。这样，电子健康档案才能成为有效服务百姓的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整合现有平台明确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目标和理念

探讨电子健康档案问题，可以启发我们举一反三探讨公共服务信息化如何提高水平的问题。目前，信息化的理念和手段已经被包括医疗机构在内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泛接受，公共服务的信息化已取得长足发展，但怎样提升水平，让已经运营的信息平台更好地为公共服务部门增添服务能力、效率和质量，让百姓满意，值得深入思考。

要整合现有的各种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减少不同部门彼此独立但其实需要连通的“信息孤岛”。这可以减少百姓的麻烦，也可以拓展公共服务的领域。整合，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关键着力点。

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要明确服务目标和理念，锁定的目标要始终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挂钩，而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为民服务，是公共服务项目必须确立的理念。

信息平台建设既要注重当前的实用性，也要有前瞻性，比如为今后打造更大的、互连互通的平台预留接口，更要力求标准化和规范化，避免日后重复建设，浪费公共资源。

从更高的层面看，信息平台的完善涉及电子风险认证制度、电子信息隐私和电子证据法律等信息化机制体制的建设。这是公共服务信息化提升的系统课题。信息平台建设还涉及相关公共服务部门流程再造、绩效评估、组织文化等，涉及公共服务部门深化改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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